杨宝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读杏雨书屋藏羽027《癸未年十一月史喜酥买马契》札记

杨宝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陈国灿先生据杏雨书屋藏羽027《癸未年十一月史喜酥买马契》推断回鹘米怀玉都头筹组赴长安表奏使团的活动在咸通四年（863）的十一月就已经启动，实则不然，契文中的“甘州家”等词可证羽027为曹氏归义军时期文书，“米都头般次”则是指米姓都头率领的使团或者商队，至于其行进方向及是否与赴京入奏有关，据现有资料难以遽断，但从文书年代等多种角度考虑，该件文书都应与《新唐书·回鹘传》等所记咸通七年（866）回鹘达干米怀玉朝奏事无关。

杏雨书屋；羽027《癸未年十一月史喜酥买马契》；曹氏归义军

《敦煌秘笈·影片册》陆续出版后，学界掀起了研究日藏敦煌文书的浪潮，笔者尤其关注其中与归义军入奏史有关，或被认为是有关的文书及其研究成果。羽027《癸未年十一月史喜酥买马契》正是这样一件文书。陈国灿先生在《读〈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社会文书札记（一）》①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2012年出版，第249-262页。《读〈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札记》②载《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13-122页。两文中推断该件契约中的米都头就是《新唐书·回鹘传》所记懿宗时仆固俊遣来唐廷报捷的使者回鹘达干米怀玉，进而推论“米怀玉都头筹组赴长安表奏使团的活动，在咸通四年(863)的十一月就已经启动了。至于从敦煌出发，可能在咸通五年（864），这时回鹘首领仆固俊应该已斩吐蕃尚恐热，收复西州等地，故才有米怀玉之朝奏。”若确实如此，由于《册府元龟》卷973《外臣部·助国讨伐》载“懿宗咸通七年十月，沙州张义潮奏：差回鹘首领仆固俊与吐蕃大将尚恐热交战，大败蕃寇，斩尚恐热，传首京师”①《册府元龟》卷973《外臣部·助国讨伐》，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36页。，该件文书便与归义军入奏史关系密切，且极具研究价值。若并非如此，从事相关研究时也无法回避该件文书。因而笔者认真研读了文书本身及有关论著，逐渐形成了一些看法，以下试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祈专家学者教正。

羽027《癸未年十一月史喜酥买马契》共抄为14行，内容完整，契尾第10—14行所书为相关人员的身份与名字，各名之后皆有花押。关于本件，前揭陈先生论文已作有录文，今为后文行文方便，试据彩色图版②见《敦煌秘笈·影片册》第1册第202页。依原卷行款重录如下，并于校记中说明笔者录文与陈先生录文之间的差异。

1.癸未年十一月廿日，立契百姓史喜酥家内欠少

2.鞍马，遂于押牙徐会儿面上买伍岁骒马壹

3.疋③疋：陈先生录为“匹”，亦通。，断作马价生绢三疋，内见还生绢壹疋，长叁

4.仗（丈）④仗（丈）：陈先生未校改，下同。柒尺，更残绢两疋，各长叁仗（丈）捌尺。其绢两疋

5.限至米都头般次来时，便须填还。若米

6.都头般次来不得知时，壹疋倍还两疋。若喜

7.苏（酥）⑤苏（酥）：陈先生径录为“酥”。路上东西不平善者，一仰口承弟张丑子、侄

8.长盈二人面上于尺数取本绢。恐人无信,故

9.立此契，用为后凭，押字为定。

10.卖（买）⑥卖（买）：据文意并从陈先生意见校改，陈先生论文已指出“从契文内容看，是史喜酥为远行需用马所立买马契，而第10行却写成了‘卖马人史喜酥’，这是书契人的错误”。马人史喜酥⑦原卷此后有花押，以下各行亦有相关人员花押。

11.卖（买）马人弟张丑子

12.知见人押牙肃州宋喝罗钵

13.知见人杜弘进

14.口承人甘州家当寅⑧寅：陈先生录为“贡”。拙

上录契文中并未出现“入奏”“朝奏”“入贡”“朝贡”“入京”等词，有可能使人联想到入奏活动的当是契文第5—6行两次出现的“米都头般次”。米姓是敦煌地区的常见姓氏，屡见于敦煌文书中。“都头”一称在唐五代时期的敦煌也十分常见，根据冯培红先生的研究，“都头一职在归义军时期尚非实职，仅表示与节度使的亲从关系，它本身是一种加官，职权表现为它具体所兼之官的职权。”⑨参见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武职军将研究》，载《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0页。般次，唐五代宋初的敦煌文书中常见此词，中原载籍中亦有用例，本为分班、分批、当般之意，后来演变成专名，可用以指称东来西往的使团商队等等，但并非入奏使团的特指专词⑩参见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载《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5-346页；沙知《般次零拾》，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第142-148页。。因而，“米都头般次”系指米姓都头率领的使团或者商队，至于其行进方向及是否与赴京入奏有关，契文本身并没有说，据现有资料无法断言。虽然《新唐书·回鹘传》记“懿宗时，大酋仆固俊自北庭击吐蕃，斩论尚热尽取西州、轮台等城，使达干米怀玉朝，且献俘”，(11)见《新唐书·回鹘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133-6134页。前引《册府元龟》卷973又记张议潮曾奏差仆固俊击吐蕃事，但因“般次”并非专指入奏使团，归义军的都头与回鹘高官达干(12)达干是唐时突厥和回鹘等部族中的高官，源于古突厥语tarkan或匈奴语“单于”，《新唐书·突厥传上》即谓：“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其别部典兵者曰设，子弟曰特勒，大臣曰叶护，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发、曰吐屯、曰俟斤、曰阎洪达、曰颉利发、曰达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无员限。”也不可等同，故此笔者认为，羽027号文书中的米都头很难比定为回鹘达干米怀玉，该般次也应与米怀玉使团无涉。更何况，羽027号文书的年代也与米怀玉入奏时间不符。

羽027契文首书“癸未年十一月廿日”，但是，归义军时期共经历过3个癸未年，即唐咸通四年（863）、后唐同光元年（923）、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关于究竟该对应于哪一年，日本学者池田温《李盛铎旧藏敦煌归义军后期社会经济文书简介》①载《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文津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29-56页。依据契文中“张丑子”一名又见于英藏敦煌文书S.3978《丙子年（976年）七月一日司空迁化纳赠历》，推定为983年，陈国灿先生则据文书末行“甘州家”一词推定为863年，陈先生认为：“甘州家，乃是沙州归义军政权初期对居于甘州城的龙家部落专称，自唐中和四年（884）龙家部落西迁至肃州以后，就不大有此称了。由此可证此癸未是中和四年（884）前的癸未，当是唐咸通四年的癸未，即公元863年。”

按，“甘州家”确实是推算文书时间范围的重要依据，但是，“甘州家”与“龙家”恐怕不能等同，并且无论“甘州家”还是“龙家”，其在敦煌文书中出现的时间都不早于9世纪80年代，而这正应是这件文书的时间上限。

先看“甘州家”。就笔者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而言，在“家”字之前冠以地名，用以指称来自该地或与该地有特殊关系的人的表述方式在敦煌文书中还有“瓜州家”②如P.3156《庚寅年十月一日已（以）后住儿西州到来破緤数》，研究者一般均认为该庚寅年为930年或990年。、“肃州家”③相关文书主要有：P.2641《丁未年（947）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忠（清）等诸色破用状并判凭》、P.2155《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致甘州回鹘可汗状》、P.3412《太平兴国六年（981）十月安再胜等牒》、S.2474《庚辰至壬午年（980—982）归义军衙内面油破历》等。、“雍归家”④见于P.2641《丁未年（947）六月十日都头知宴设使宋国忠（清）诸色破用状并判凭》。等，而相关文书均出现于曹氏归义军时期。“甘州家”一词也是如此，在敦煌文书中出现得相当晚。除羽027《癸未年十一月史喜酥买马契》外，该词又见于英藏敦煌文书S.5937《庚子年十二月廿二日都师愿通沿常住破历》第7—8行：“麸壹硕柒斗，甘州家卖（买）父（釜）子用”。从上下文语境看，羽027和S.5937中的“甘州家”都应是指来自甘州或与甘州密切相关的百姓，而后者的年代已被多位学者推断为后晋天福五年（940）或宋咸平三年（1000）⑤详参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313-314页；金滢坤：《敦煌社会经济文书定年拾遗》，《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9-14页。，其时已是曹氏归义军统治中后期，羽027的年代也应与其相去不远。

再看“龙家”。根据学界已经达成的共识，龙家是因焉耆人外移而形成的部族。至于河西龙家出现的时间，荣新江《龙家考》⑥载《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4-160页。也已考出“龙家最早在河西的出现应在九世纪末叶。”的确，今已知见的与河西龙家有关的较早文书均撰作于9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或90年代，如S.389《肃州防戍都状》、P.2187《河西都僧统悟真处分常住榜》、S.367《光启元年（886）十二月廿五日张大庆写沙、伊等州地志》、S.5697《申河西诸州蕃、浑、嗢末等事状》、P.3720《张淮深造窟记》、P.2762等《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及其卷背《藏汉对照词表》等文书即是。

至于“甘州家”与“龙家”的关系，促使学者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当是英藏敦煌文书S.389《肃州防戍都状》，但仔细分析该文书之后，会发现二者不可等同。根据该文书，在数百吐蕃人和部分退浑人撤离甘州后，尚滞留于甘州的龙家受回鹘逼迫，只能按回鹘要求遣送人质，又试图联络凉州嗢末与其共守甘州，但最终不得不“拣得龙家丁壮及细小壹百玖人……并入肃州，且令逐粮”。因而，龙家虽曾流徙甘州，但部众并不多，远非其时甘州地区的主体民族，并且就这一两百人也很快弃甘州奔肃州，因而不可能获得以临时寄居地甘州命名的别称，我们在敦煌文书中也确实没有发现可将“甘州家”比定为“龙家”的例证。所以，笔者认为，“甘州家”与“龙家”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是借地指人，后者则是部族名称。

概而言之，笔者认为，正是由于羽027号文书提到了10世纪才产生的“甘州家”一词，这件文书的年代应推断为曹氏归义军时期，再参酌以干支为癸未的同光元年（923）和太平兴国八年（983）敦煌及周边地区完全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池田先生关于文书作于983年的推断当最为合理。据前引《册府元龟》卷973及《资治通鉴》卷250“（咸通七年）春，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①〔北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50，中华书局，1956年，第8113页。此处所记月份与《册府元龟》卷973有异，但年份完全相同。，米怀玉入奏于咸通七年（863），那么，羽027号文书更不可能与其事有关。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不能利用羽027《癸未年十一月史喜酥买马契》研究咸通七年前后的归义军入奏活动，但该件文书在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价值仍不容忽视。它不仅记录了当时的马价，还展示了“般次”对当地民众经济状况的影响和契约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从契文内容可知，史喜酥买骒马是为了随米都头般次远行，而契文之所以约定史喜酥买马所欠绢两疋“限至米都头般次来时，便须填还”，显然是预期其随般次回来时将有能力填还，也就是说史喜酥此行一般来说是要获利的，行前买马属于投资行为的一部分。敦煌文书中保留有不少远行者于行前借贷，约定回来后填还的契约②如P.3448v《辛卯年（931）九月董善通张善保雇驼契》、P.3458《辛丑年（941）四月罗贤信贷生绢契》等即是。，其主旨亦与本件文书一致。或许还可附此一提的是，这件契文中假定“若喜酥路上东西不平善者”，便由口承弟张丑子、侄长盈二人负责填还。这里的张丑子与史喜酥并非同姓，或许是其姻亲妻弟或结义兄弟？除池田先生揭出的英藏敦煌文书S.3978《丙子年（976）七月一日司空迁化纳赠历》中有“张丑子”一名外，今日我们在P.3286v《己卯年二月十日社司转贴》、P.3859《丙申年报恩寺常住百姓名目》等敦煌文书中还能看到“张醜子”一名，虽有一字之差，但敦煌文书中同音异写的现象十分普遍，如羽027号文书中的买马人即有“喜酥”和“喜苏”两种写法，上举P.3859《丙申年报恩寺常住百姓名目》中的张丑子之父张保山有时也被写为“张宝山”③如罗福苌编《沙州文录补》所收《张残书状》即是。。因而，羽027《癸未年十一月史喜酥买马契》与其他敦煌文书的关系等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责任编辑：赵旭国）

Reading Yu No.27（Shixisu Buying Horse Contract in Decem ber of Kuiwei Lunar Year）Collected in Apricot Rain Book House

YANG Bao-yu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China Social Science Academy，100732，Beijing，China）

Based on Yu No.27（Shixisu Buying Horse Contract in December of Kuiwei Lunar Year）collected in Apricot Rain Book House，Chen Guocan deducted that the organizing of a group by Uygur officer M ihuaiyu to pay tribute to Changan was launched in November of Xiantong Fourth Year（863 AD）. However,I think this is not true.Phrases such as Ganzhou House could prove that this contract was w ritten down in the time of Caos’Reign of Guiyi Army.Group Led by Office M i means a m ission group or a merchants group led by an officer by surname M i.As for the progression direction of this group and whether this group had been in Changan,w ith existent m aterial in hand，they could not be made certain. However,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he date of this contract，facts described in this article is not related to the event that M ihuaiyu，the Uygur Officer，went to Changan to pay tribute，which is recorded in Records of Uygur People and Events of New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Apricot Rain Book House；Yu No.27（Shixisu Buying Horse Contract in December of Kuiwei Lunar Year）；Caos’Reign of Guiyi Army

G256.1

A

1671-0304(2017)01-0025-04

URI：http://kns.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70227.1203.002.html

2016-10-01

时间］2017-02-27 12:03

杨宝玉，女，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