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远妃+++俞可

1946年12月1日，陶行知灵枢由沪抵宁，葬于劳山之麓。毛泽东向陶行知敬献挽幛：“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今年适逢陶行知逝世70周年暨诞辰125周年。陶行知教育思想之伟大在于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融通，在于知与行的辩证。

行是知之始

陶行知穷其一生办教育，为中国教育探寻曙光。1916年，留美学子陶行知致信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他毅然决然回国实现其教育救国之梦，视乡村教育为“立国的根本”，扎根乡村，矢志“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从组建并领导中华教育改进社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着手，陶行知进而把人民具体为农民。中国以农立国，85%的人口生活在乡村。然而，中国教育走错了路。“中国的教育雨，不落在劳苦人的田园里。中国的教育雨，专落在大都会的游泳池里给少爷小姐玩。中国的教育雨，不肯落到乡下去，灌溉农人所种的五谷。中国的教育雨，不肯落到边远的地带去滋长时代落伍的人民的文化。即使偶然顺着风势落它一阵，也是小雨，不能止渴。”他振臂高呼：“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

何以改造中国乡村教育？在《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一文中，陶行知写道：“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事情。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骨的改造社会。反过来说，办学不包含社会改造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所以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在此，陶行知把教师置于领导者地位。“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要发展乡村教育，就必须要有一批心甘情愿为乡村建设服务的教师。乡村学校不单纯是教育机构，更应该是改造乡村的力量；乡村教师也不应单纯传道授业解惑，更应该是学校和乡村的灵魂，影响并推动乡村进步。陶行知的乡村教育由此得以架构：培养乡村教师，建设乡村社会，改造乡村中国。

为实现乡村教育理想，陶行知把老山与山麓的小庄改名为劳山与晓庄，取“劳力而劳心”及“日出而作”之意。1927年1月，南京神策门外劳山之麓一僻壤现招生广告一则：初中、高中、大学一年半程度学生；有农事或土木工之经验，及在职教师有相当程度，并愿与农民共甘苦，有志增进农民生产力，发展农民自治力者，皆可投考。同时，特别声明：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陶行知缔造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并于1927年3月15日开学（1928年8月更名为南京晓庄学校）。没有校舍，没有教师，便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作宗师。晓庄学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机构，而是作为“改造农村生活的中心”，承担改造乡村之重任。

由于师生积极参与爱国运动，1930年4月晓庄学校惨遭国民党当局查封，陶行知亦遭通缉。运行仅3年的晓庄学校就此终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面对白色恐怖，陶行知复校计划破灭，只能另辟蹊径。山海工学团于1932年10月1日在上海宝山孟家木桥诞生。“工是工作（Labour）、学是科学（Science）、团是团体（Union）。”这是“大众自己干、小孩自己干”的“自动工学团”。陶行知在宝山彻底颠覆师范教育理念，从孩童身上挖掘师资力量，推出独具一格的“小先生制”，奉行“即知即传，即传即行，知行合一”原则。10个月后，上海涌现1.8万名“小先生”，并遍及全国23个省份。只要每名“小先生”教会两人，则全国两年内便可完成扫盲。工学团传承晓庄学校理念，将生产、教育和生活相交相融。“小先生”，肩负推送教育的使命，哼唱着《小先生歌》，犹如“一根根活动的电线四面八方伸展到社会底层”，犹如“一条条血管，将学校与社会联接起来”。这是继晓庄学校之后，陶行知又一次将乡村教育理念付诸实践。

知是行之成

在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的陶行知师从杜威，曾坚信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可以改造中国社会。杜威的实用主义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然而，深入乡村后，陶行知发现，乡村教育问题不光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仅就教育问题来探讨教育问题，常会陷入思维泥沼，因无解而迷失。在教育、政治、经济三者之间探求内在联系，是陶行知探索社会改造的立足点。在实践中，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

生活即教育。“我们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乡村教育只能依靠乡村生活来实现。就此，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的五大目标：以国术来培养健康的体魄，以园艺来培养农人的身手，以生物学来培养科学的头脑，以戏剧来培养艺术的兴趣，以团体自治来培养改造社会的精神。在晓庄学校，建校舍，做饭菜，养家畜，挑粪便，干农活。大礼堂为“犁宫”，图书馆为“书呆子莫来馆”，厨房为“食力厅”，厕所为“黄金世界”。晓庄生活充溢着诗意。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赞誉晓庄模式为“现代教育方法中最好的一种”。

社会即学校。创办山海工学团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随之一·二八淞沪抗战。教育救国又新增一项使命——抗日。全民抗战时期，国土即战场，战场即学校。陶行知向社会索取教育资源。“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即“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瞭大众的生命；以大众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这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富有“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国的意义”，最终“产生一个改造社会赋有生活力的新细胞”。工學团实施六大培养：普遍的体力培养、普遍的武力培养、普遍的智力培养、普遍的生产力培养、普遍的政治力培养、普遍的生育统制力培养。远在延安的徐特立视工学团为“整个乡村的范例”。

教学做合一。如果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作为教育理念，那么，“教学做合一”即为教育方法。只有通过“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才得以践行。在晓庄学校，“教学做合一”乃校训。在山海工学团，“教学做合一”乃办学原则，统领七项主张：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相学相师，会者教人，不会者跟人学；先生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劳力上劳心；行是知之始；与大众共甘苦，同休戚，以取得整个中华民族之出路。“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一方面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是教育现象之说明”，另一方面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其核心乃“做”，“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探寻出路”。在晚年，陶行知将三大主张统整为生活教育学说，即“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并熔铸于社会大学。

在行知路上

“两千年前孔仲尼，两千年后陶行知”（郭沫若语）。由文濬而知行而行知，陶行知两度改名，实为以生命来诠释行与知。扬起信仰之帆，荡起生活之桨，远航于问题之海，陶行知劈风斩浪。

以信仰为帆。早在金陵大学堂就读期间，陶行知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故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出身贫寒，凭借意志与禀赋接受精英教育，陶行知心系人民，视人民为信仰。胸怀人民的陶行知请辞东南大学教职，婉拒各方委任其高官的盛情，积极投身于人民教育事业之中，以“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推行平民教育，怀着“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图与“为三万万四千万农民烧心香”的夙愿开创晓庄神话。陶行知进而坚信，人民才是教育创新与改革的活水源头。在晓庄，他拜村民为师；在山海，他育孩童为师。其晚年所创办的社会大学谨遵大学之道，但并非《礼记》所言的大学之道，而是妙手巧改只字，形成独树一帜的陶氏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走在行知路上，就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旨归，对人民怀有敬畏之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学导向，自觉把教书育人同国家昌盛和民族复兴紧密相连。

以问题为海。《新华日报》1946年7月27日发表的社论《继承陶行知先生的精神》指出，生活教育“是适合中国国情，特别是适合劳苦大众需要的”。费正清认为：“杜威博士最有创造力的学生是陶行知。”身为留美俊杰、杜威高足、基督信徒，陶行知并未充当美国实用主义的“留声机”与“传声筒”，也从不言必称西方，更旗帜鲜明地抵制“仪型他国”。1929年5月19日，陶行知在晓庄的寅会上说道：“‘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就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没有‘教育即生活的理论在前，决产生不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但到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形成的时候，整个的教育便根本的变了一个方向，这新方向是‘生活即教育。”这是创新，正因为他站在中国本土问题的高度洞悉教育，尤其教育对改造国民、改造乡村、改造中国的重要意义。问题是创新的动力源，创新由问题意识激发。问题何来？来自本土，来自时代，来自人民。走在行知路上，就要聆听本土、时代、人民的声音，并予以回应，由此创新中国教育。

以生活为桨。旧式教育严重脱离生活。陶行知予以讽刺：“大笼统，小笼统，大小笼统都是蛀书虫，吃饭不务农，穿衣不做工。水已尽，山将穷，老鼠钻进牛角筒。”教育须以生活为土壤，因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其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教育既是“生活的改造”，“一切教育必须通过生活才有效”，其“根本意义”也恰恰在于“生活之变化”。于陶行知而言，生活之精髓乃爱。章开沅指出：“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不是单纯的爱的描绘者或歌颂者，而是爱的导师，爱的力行者，爱的创造者。”陶行知的“爱满天下”教育情怀可谓推进其理论生成与实践创新的原动力，生生不息。晓庄就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在育才学校——陶行知1939年怀着“为整个民族利益造就人才”之雄心為抗战烈士遗孤和保育机构难童创设的学校，师生常常以稀粥解饥、以蚕豆下饭。有人劝他放弃办学，何必背着石头过河。陶行知答道：“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即以民主、大众、科学、创造为四大方针的生活教育。走在行知路上，就要以仁爱之心温暖并成就教育事业，让教育扎根本土、扎根生活、扎根心灵，由此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注：为纪念陶行知诞辰125周年暨逝世70周年，本文作者俞可于2016年10月25-29日率朱远妃等硕士研究生，沿陶行知人生轨迹，重走行知路，本文为此行成果。）

编辑 许方舟 校对 吴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