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梦婷

语言以其巨大的创造性和说服力，通过细致的措辞，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有吸引力的文学世界，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对教育，宗教，政治，个人和社会身份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它的触角如何触及这些区域，以及它是如何工作的呢？应用语言学家像往常一样充当中间媒介，致力于找出抽象学术知识与实际生活经验之间的内在根本关系。话语/文本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文学文体学和批评话语分析来进行的。文学文体学是研究语言选择与文学效果的关系。文体分析倾向于强调文学语言的三个相关方面，它首先集中在语言偏差和模式的形式上，然后指出语言选择的影响。

一、谈批评话语分析

批判话语分析是一种话语分析研究，主要研究社会权力滥用，地位不平等和种族歧视等是如何在社会和政治背景下通过文本和话语来制定、复制和抵制的。在这种持不同政见的研究中，批判性话语分析者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因此想要理解，揭示并最终抵制社会不平等。批评话语分析涉及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应用语言学家主要关注三个方面：1)读者对同一事实表述方式不同的态度。2)包含判断的描述性词汇。3)句法变化(钝化，名词化)的功能。CDA的应用决不是政治事务的专有，医学，科学研究，食品生产和信息技术也包括在内。因此，列举了两种呈现技术信息的方式：一种是使对方模糊不清，而另一种是自身模糊化。文学文体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分别表示语言的功能：语言作为游说者，语言作为控制者。

在商业领域作为说客的语言。 GPA是一家美国企业，公开招聘应用语言学家，让他们负责客户咨询，分析思维对业务成果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此外，他们还负责设计广告标语。因为语言学家很清楚如何运用语言以及如何将语言变成磁铁。说服是标语最突出的目标。据说一个好口号符合三个标准：符合逻辑的，充满感情的和具有道德的。例如，时光总是跟我(罗西尼)。语言作为控制者；每个控制器都有其功能。富人因钱而有能力，而父母，教授或记者或多或少的具有控制力，则可能是建立在知识，信息或权威之上的。 据Van Dijk说，权力很少是绝对的。团体可能或多或少地控制其他团体，或者只在特定的情况或社会领域控制他们。而且，被支配的群体可能或多或少地抵制，接受，宽恕，遵守或合法的权力，甚至认为它是“自然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普通人或多或少地是被动的接受文本或会话，例如我们的老板或老师，或政府官员，法官，福利部门，他们可能只是告诉我们不要相信什么或不该做什么。而另一方面，更强大的社会团体和机构的成员，特别是他们的领导人，或多或少拥有和控制一种或多种类型的公共话语。因此，教授控制学术话语，教师控制教育话语，记者控制媒体话语。“匹诺曹”是一部着名而吸引人的韩国电视剧，围绕着一群一心追求真理和平等的年轻记者开发的情节。主角的父亲是消防队长，他在一次执行电厂灭火任务中牺牲了，但是遗体一直没找到。再加上报纸的误导性报道，通过改变事件的焦点掩盖了电厂爆炸的真正原因，他和他的家人不但没有受到尊重，反而遭到全国的唾弃。人们把注意力放在消防队长命令的正确性上，而不是爆炸的原因。毫无疑问，媒体报纸的关注点，完全可以让公众成为替罪羊。这不是个例，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状。在韩国占主导地位的免税店Lotto免税店被匿名举报逃税。由于它的权力和公共关系，事件逐渐脱离了焦点。福勒(1991)把新闻定义为现实的反映，而不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来自南韩的两个例子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福勒的论点。

从2016年5月5日的一篇名为“我的右肾在哪里”的文章开始，声称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手术后，刘永伟的右肾神秘失踪。其他媒体纷纷转发刊载这篇文章，使所有的人都坚定地怀疑主治医生。当天下午，医院做了一个声明，批评这个新闻是虚假报导，宣布手术后右肾仍在刘永伟的遗体中。经过几天的调查，他们发现右肾仍然在他的身体中，但处于萎缩状态。另外一件事件“雷洋事件”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雷洋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后因涉嫌嫖娼而被捕。就这一事件而言，首先所有的报纸都自发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硕士；其次，进行性交易。但没有一家媒体问他为什么，怎么死了。没有人站出来挑战政府的权利，并质疑执法的过程。当局，特别是警方在这种暴力行为中的责任由于散焦而变得不重要。

二、结论

语言作为控制者，公共话语的控制者，媒体的控制者，甚至是人类的思想控制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想起了一部名为“楚门的世界”的电影。我们往往都倾向于通过我们认为是权威的，可靠的，可的来源的话语来确立信仰，知识和观点；并坚定地认为我们有义务成为话语的接受者。尤其在教育方面，我们渐渐地失去了必要的知识和信念去挑战话语，书本和权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能够理解和评估我们收到的信息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1]梁甲瑞.The Application of Stylistics 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海外英语，2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