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薇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抗战前期国内学者对云南民俗的调查研究

刘 薇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云南地区的民俗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国内一批著名学者深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民俗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抗战时期，以杨成志、陶云逵、江应樑、方国瑜为代表的国内学者致力于云南民俗的研究，探讨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多学科互渗下的民俗学研究范式。

抗战前期；国内学者；云南少数民族；民俗调查

国内学者致力于云南少数民族民俗的研究是为了配合时政的需要，研究内容主要有语言民俗、民间信仰、口承文学等。本文试图对抗战前期国内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的田野调查，结合相关材料，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杨成志的川滇民俗调查

1927年，杨成志于岭南大学毕业后到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工作。他与何思敬、钟敬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开设民俗物品展览室，举行公开展览，与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等人联合开办民俗讲习班，主讲《民俗学问题格》。1928年7月，杨成志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派遣，与史禄国夫妇、容肇祖一起到川滇进行少数民族调查,开启了国内学者有组织的首次云南民俗调查。杨成志一行人8月初到达昆明后，容肇祖由于到9月份开学时有课，带着一些购得的书籍及收购到的民俗物品，9月4日回到广州。史禄国原来计划与杨成志一同进入四川凉山地区做民族调查，但由于探知到进入凉山地区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不敢冒险前行，迫使杨成志不得已单枪匹马进入凉山。1928年9月1日，他带着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介绍信离开昆明，向东走了7天崎岖而险阻的山路，到达了东川；沿金沙江行走了5天，到达云南省巧家县城。从巧家经过巧家营、头道沟，第三天到达八甲寨，经大田坝到凉山山脚六城坝县城。10月上旬，杨成志经过多个村落进入彝族大本营罗格。他除了调查彝族社会组织、生活、惯俗、思想、语言和文字外，还拍摄照片40余张，收买民俗用品约一大担。杨成志从凉山彝区返回后，在巧家县城住了近五个月时间，请当地毕摩教授他学习语言和文字。实地调查巧家县五甲地彝族土司禄廷英统辖下的三十余家花苗的民俗及语言。对巧家金沙江沿岸一带的青苗进行了实地调查，考察了他们的信仰、婚丧礼俗、传说、歌谣，并译成一本代人超度或祭送的经书。1929年5月，杨成志原路返回昆明。在昆明近10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应邀在省立第一师范等十余所学校演讲，讲演内容有民族调查的方法和重要性、走向民间、妇女与民间文艺等。

杨成志根据川滇之行搜集到的彝族民间信仰资料，1934年在《地学杂志》第1期发表《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一文，对云南彝族的神职人员毕摩、仪式传承、经书等进行了介绍，图文并茂地再现了毕摩的祭祀场景。通过对不同地域彝族的调查，比较川滇交界的彝族和昆明地区的彝族在信仰方式上的区别。杨成志是较早对彝文经典进行分类的学者，他将收集到的一百三十部经书进行分类，分为献祭类、祈祷类、酬愿类、做斋类、禳祓类、关于动植物各自然物经咒、咒术技法类、婚姻和生产类、丧葬及祭祖类、农业类、火神类、雷神类、龙王类、李老君类、占卜类、历史与传说类共16项。他从凉山彝区回来后，到昆明附近的村庄调查,拜彝族毕摩张正为师,学习翻译彝文经典《太上清净消灾经》,后来发表《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对译》,此文对彝族民间信仰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少数民族居住地是歌谣的故乡，歌谣反映出他们的思想、艺术、文化、制度、语言和生活习俗。杨成志于滇川之行采录的歌谣有百余首之多，有新年歌、挽歌、山歌、新婚歌、火把节歌、儿歌。在凉山彝族地区收集撰写的《川滇“蛮子”新年歌》一文中，他把彝族村民为迎接新年忙碌而欢快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1929年在《民俗》上发表了他收集到的巧家儿歌30首，并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了规划，“巧家有丰富的民间文艺，除儿歌外，尚有所谓山歌、孝歌、谜语、谚语及龙门阵(故事)，在这里收集的希望将来有暇时加以整理成为单行本”[1]。从凉山彝区回到昆明后,他预计用半年的时间对昆明的土著民族进行调查。在环游四乡考察时，他也收集到百首以上的情歌。杨成志曾受此感染，遂以当地的生活习俗为题材,苦中作乐，自创了10首竹枝词。杨成志认为云南丰富的民间文艺资源，不加以收集非常可惜，但由于个人能力的限制，只有求助于文化界的帮助。他在昆明各学术单位演讲时，就设计好《云南民间文艺征求表》，进行材料收集，并请各县教育局帮助安排相关人员进行云南民间文艺的收集，征集内容包括故事或传说、山歌或情歌、童谣或儿歌、谚语或土话、谜语、小调或小曲、挽歌或孝歌或神歌、印版的县志或手录的曲本或轶闻等各种书名。由于他得到教育部门的合作，调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收集到70多个县的调查反馈表。据杨成志预测，至少各类别可各印一册，汇集后在10本以上，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云南民间文艺。这次调查活动不仅收集到云南各地域、各民族的民间文艺材料，同时也带动了当地学术界对民间文化的重视。可以看出，杨成志对民间文化不仅停留在兴趣上，同时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优秀的作品能代代相传，让更多的人认识云南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

二、方国瑜的东巴文化研究及边界民族调查

1933年，方国瑜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学习期间，受所长刘半农鼓励回到丽江家乡研究纳西族的文字。纳西族的东巴文字主要用于经书的书写，因此要研究东巴文字必须了解纳西族民间信仰的东巴教，他不畏艰险，深入到纳西族聚居的石鼓等地考察，同当地的学者周汝诚和杨品超两位共同请东巴讲解经典中的传说故事，随同东巴一起参加各种民间仪式，翻译了经典中的《人类起源》和其他一些经书的节略。方国瑜于1935年7月完成《纳西象形文字谱》书稿,内容涉及到东巴经书意义的解释以及东巴教道场仪式等，本书稿几经周折，终于在1981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此调查基础上，方国瑜先后撰写有关纳西族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论文，后收入《方国瑜纳西学论集》。1935年，方国瑜参加中英会勘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工作组，对滇西傣族、拉祜族、佤族地区进行了8个月实地考察，1938年在《西南边疆》上先后发表了《班洪风土记》、《裸黑山旅行记》、《卡瓦山闻见记》，后收录在《滇西边区考察记》中。《滇西边区考察记》以游记的方式介绍了滇西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经济状况、民族类别等，记录下了菖蒲桶地区的婚丧嫁娶、卡瓦山地区猎杀人头祭谷、房屋建构、民族服饰、佤族的镖牛等习俗。

方国瑜在考察中敏锐地发现滇西边境民族对诸葛亮的民间信仰随处可见，“在炉房山这一地区，当地以诸葛亮为其先祖，并把寨名命名为‘诸葛亮’，当地认为这是孔明南征宿营之地。当地人所居草房如A字形，曰诸葛亮所戴帽子，之所以建造成这种形状是希望得到诸葛亮的庇佑。公明山猛茅寨人，每年农历二月七日，当地男女会登山祭孔明，卡瓦山民认为此山孔明所开辟”。[2](P56)因此，每年都要祭祀他。在卡瓦山猛蕊寨，有称为“孔明鼓”的两面铜鼓，成为了寨中神物，相传为诸葛亮遗制。诸葛亮的信仰体现在滇西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陶云逵的滇西北民俗调查

1933年陶云逵从德国学成回国，1934年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编辑员。同年10月，中央研究院派他与同事凌纯声、赵至诚、勇士衡到云南作民族调查。他们分为两路，陶云逵与赵至诚为一路，自1934年秋至1936年春，沿滇东南及麻栗坡、河口，南至普洱、澜沧，西至大理、腾冲、泸水，北至兰坪、丽江、维西。调查对象包括摆夷(傣族)、麽些(纳西族)、倮倮(彝族)、倮黑(拉祜族)、傈僳、卡多(哈尼族)、扑拉(彝族支系)、茶山(景颇族)、崩龙(德昂族)、阿佤(佤族)等。两组调查者都携带一些进口设备，陶云逵等则准备了人体、面部、头部测量尺、眼色表、皮色表、发色表、照相机、录音机等。[3](P181)陶云逵的首次田野调查长达2年之久，为了调查独龙族纹面习俗，他渡过细如绳的溜索，走过陡峭如壁、下临深渊、回迂而转、危险万分的危路，到达贡山一带独龙族聚居地。他学的是体质人类学，自然这次调查是为研究少数民族的体质，但他同时也注重调查当地的生活习俗。从他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口头传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收集到不少的民俗物品。在此调查基础上出版的学术成果也颇丰，撰写了《几个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云南怒山上的傈僳人》、《碧罗雪山之傈僳族》、《俅江纪程》、《十六世纪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王室之礼聘往还》等10余篇调查报告和论著。

陶云逵还调查了滇西南的傣族及滇西北的纳西、傈僳族。1935年7月20日，在中甸县白地拜请当地老东巴，并观察他们的占卜过程，撰写了《么些族之羊骨卜及蚆卜》[4]，该文分别记录了纳西族羊骨卜和蚆卜两种占卜习俗。文中详述了观察所见的占卜过程，结合经书进行译释，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下了纳西族的占卜习俗，并查阅了中西书籍对占卜的有关记载，对占卜的文化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俅江纪程》是他在独龙江流域调查独龙族、傈僳族的日记。[5]他记录当地神职人员讲述民间信仰习俗，并观察了祭鬼等仪式。《碧罗雪山之傈僳族》一文[6]，是1935年8、9两个月在澜沧江及怒江上游碧罗雪山傈僳族聚居区的调查，记录了有关鬼灵的种类和占卜等方面的民间信仰习俗。从以上成果可以看出，陶云逵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不仅地域广泛，而且内容涉及到民间文化的方方面面，是学术研究的一笔宝贵财富。

四、江应樑的滇西傣族调查

江应樑1936年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以西南民族为研究专题。1937年，云南省政府与中山大学研究院合派江应樑以专员身份对云南边疆民族进行考察。江应樑起草了《云南西部民族考察计划》，拟进行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综合研究。按该计划，他自己进入滇西经大理到腾龙沿边(今德宏一带)对傣族聚居区进行考察，“七七事变”这天他离开香港，经越南到云南。历时10个月的考察，他以影像和文字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傣族地区的社会制度、经济、生产习俗、民间信仰、语言文字等现实生活状态。还收获了许多当地人的制作物、衣服、用具、宗教用品(后来一半送给云南省民教馆，一半带回中山大学研究院保管)。1938年5月回到广州后，他撰写了近20万字的《滇西摆夷研究》书稿，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还先后在《西南边疆》、《边疆》、《边政公论》上发表了《诸葛亮与云南西部边民》、《云南西部僰夷民族之经济社会》、《僰夷民族之家庭组织及婚姻制度》、《云南西部边疆中之僰夷民族——云南西部边疆中之民族之一》、《云南西部边疆中之汉人与山头民族——云南西部边疆之民族之二》、《苗人来源及其迁徙区域》等论文，内容涉及傣族的居住、饮食、服饰、纹身与墨齿、婚姻、生育、丧葬、游艺、家族组织、民间信仰等习俗。江应樑在调查时除以文字记录外，还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真实地展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后来，这些照片由其子江晓林整理后，命名为《滇西土司区诸族图说》出版。

五、抗战前期国内学者对云南民俗调查研究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呼唤民族文化认同

学科发展的原因，时常是由于时势的需要。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实施第二次“北伐”，进入北京，控制华北诸省。随后，经过“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等，逐渐消灭竞争对手，巩固了政权。1928年6月，国民党的势力由广州扩展到长江流域，进而到全国，紧接着新疆通电归顺，东三省“改换旗帜”，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国民党一方面以“三民主义”立国，在各民族融合方面，国民政府更倾向于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同化政策。要实行同化，必须对边疆各民族的民俗有充分的了解，从而促使国民政府重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国民党加强了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计划的实施，为了扩大中央政府政治的影响力，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首先是要了解国内少数民族的情况，处理好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达到控制西南、西北地区，实现全国范围的大统一，成为国民党政治统治的需要。基于政治上的需要，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突飞猛进。1928年1月，中山大学成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内设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学四个学会，设有古物陈列室、风俗物品陈列室、档案室等。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先后派人赴云南、西康、贵州、广西、广东各地调查少数民族，研究结果大多通过专号进行发表，如《西南民族研究专号》、《风俗研究专号》、《瑶山调查专号》、《疍户专号》等。民俗学会成立民俗物品陈列室，搜集少数民族风俗物品。另外，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民俗的意义显得尤为重大，学者们都想找到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和口头传统中。云南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对少数民族民俗的调查是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手段。

(二)调查范围广泛，搜集资料丰富

抗战前期的少数民族调查范围几乎覆盖全云南，杨成志从昆明步行到滇东北地区的巧家，在那里做过长达数月的调查，跟随当地彝族神职人员“毕摩”学习语言，了解土著民族的民间信仰，收集和记录了数十首儿歌。滇西南地区由于与越南、缅甸、泰国等接壤，加之是众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因此成为了当时学者调查少数民族的首选地，调查范围最为集中的有红河、怒江、大理、丽江等地，被调查人群有彝族、纳西族、傣族、傈僳族、独龙族等。这一时期的调查，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对被调查族群的认识，学者们的学科界限非常模糊，这也导致了调查内容的丰富性。纵观国内学者抗战前期的调查内容，民族语言文字和民间信仰是调查的重要部分之一，民族语言是传承文化，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媒介，是民俗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著名的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提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7](P186)毫无疑问，语言是文化的传播工具，同时生活习俗也为语言研究提供重要信息。少数民族文字的使用者大多是本民族的神职人员，文字主要用来书写经书，因此要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必然离不开民间信仰的调查。学者们进入田野点后，调查内容涉及民族语言、民间信仰、生产生活习俗等方面。杨成志撰写的《云南巧家县儿歌》、《云南散民、夷人和子君等族的情歌百首》及陶云逵撰写的《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么些族之羊骨卜及蚆卜》等都保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少数民族民俗材料。抗战前期国内学者所进行的云南少数民族民俗的调查，留下了丰富的调查材料、调查报告和学术论著，有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为随后进行的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搜集经书典籍和民俗物品，抢救民族文化遗产

学者们在所到之处都尽其所能地收集民俗物品，并作了详细的登记。杨成志的川滇之行，就收获颇丰，“巴布凉山独立卢鹿日常生活民俗品46件，夷人民俗品4件，花苗民俗品21件，青苗6件，云南昆明散民民俗品194件，安南民俗116件。民间小说唱本戏曲等89本，猺人民俗品3件，汉语民俗品95件，回教民俗品6件，云南昆明夷人卢鹿经11本，摆夷经文10本。各种照片215张”。[8](P98)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昆明调查时，在距昆明20里的昭宗夷村，无意间从一个高祖为觋爸(后代已传绝)的罗罗人李姓家，“观察其陈腐的纸张和残余的字迹，一着眼谁也便知其为三四百年的前明代的遗物”。他当时用尽心机及方法购得此残经后，喜慰不已。后经鉴定，认为此经书不但是云南的孤本，甚至可以说是全国或全世界的绝本，书中的内容是神权时代夷人遣虫祈雨之书，乃足以完全表现原始人的思想源泉和行为真型，较诸所谓矫揉造作的《圣经真传》，其价值更高。[9]陶云逵在中甸县调查时，收集到多部东巴典籍，其中包括一些占卜经书。他在怒江流域调查时，也曾收集到不少的民间用具，“在怒江地区详细地了解了独龙族的纹面方法、礼节以及花纹，并购置纹面工具一付，另外还搜集到不少的生产工具如捕鱼的渔具等，当地神职人员仪式上的用品如法鼓、法铃等”[5]。江应樑在滇西傣族地区调查时，曾搜集到当地人的衣服、用具、宗教用品。抗战前期，国内学者收集到的民俗物品是后人了解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习俗的见证，是非常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四)传播学科理论，唤醒学界重视当地民间文化

抗战前期参与云南民俗调查的学者，是对当时学界和当政者进行民间文艺和民俗学知识宣传的急先锋。云南民族调查不仅是为了解和认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以及体质特征等，而且更希望把民族调查研究的理念传播到云南学界中去，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并加以收集和保护。江应樑对杨成志把少数民族调查传播到云南有过中肯的评价:“民族学成为一门现代科学传播到云南来,是本世纪初的事。这和广州中山大学开展民族学研究工作是有密切关系的。三十年代初期,中山大学派杨成志先生来云南从事少数民族调查工作,在滇中、滇东一带重点调查彝族,从巧家过金沙江进人凉山,除从事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外,并从事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测量各族男女体质。这一新的科学项目的传人,给地方上留下了很深的影响。”[10]陶云逵、江应樑和方国瑜在抗战前期调查的学术成果非常丰硕，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揭示了大多不为人知的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的衣食住行、人生仪礼、民间信仰等习俗，他们的研究推动了云南少数民族民俗调查研究的繁荣。

[1]杨成志.云南巧家县儿歌[J].民俗,1929,(44)：18―45.

[2]方国瑜.方国瑜纳西学论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3]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4]陶云逵.么些族之羊骨卜及蚆卜[J].人类学集刊,1938,(1)：87―144.

[5]陶云逵.俅江纪程[J].西南边疆,1941,(12)：55―70，1941；(14)：32―37；1941,(15)：38―44.

[6]陶云逵.碧罗雪山之傈僳族[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8,(17)：1―85.

[7](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8]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9]杨成志.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J].地学杂志，1934,(1)：23―61.

[10]江应樑.民族学在云南[A].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一辑)[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236―250.

(责任编辑 朱和双)

Research on the Folk Custom of Yunnan by Domestic Scholar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LIU Wei

(SchoolofLiberalArts,YunnanNormalUniversity,Kunming, 650031,YunnanProvince)

Research on the folk custom of Yunnan traces back to the beginning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when a number of well-known domestic scholars came here to conduct field research on the folk custom of the minority ethnic groups living in the frontier areas. There efforts were fruitful.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1931―1945), Yang Zhicheng, Tao Yunkui, Jiang Yingliang and Fang Guoyu represented the domestic scholars researching into the folk custom of Yunnan to explore the folk custom research paradigm in the context of cross-disciplinary infiltration of sociology, anthropology, ethnology, etc.

first years of the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1931―1945)； domestic scholar； minority ethnic group of Yunnan； study on folk custom

2016 - 12 - 23

刘 薇(1980―)，女，民俗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俗学、民间文学。

K297.4

A

1671 - 7406(2017)01 - 0136 -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