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湛方生

东晋一朝门阀势力极强，文坛上的知名人物大抵都出身于世族高门。陶渊明算是比较潦倒的了，但他的曾祖陶侃当过级别最高的官，封为公爵；祖父和父亲也还当到太守一类的中级官员；他本人也多次出仕——这才能成为著名的隐士。如果他门第太低，本人当过的官太小，则虽然后来归隐并大写其诗，史家恐怕未必会给他写传，名气就没有那样大了。

与陶渊明同时而略早的，还有一位水平很高的诗人湛方生，就没有渊明这样的幸运。他有过一部十卷本的集子（《隋书·经籍志》著录“晋卫军咨议《湛方生集》十卷（录一卷）”），后来失传。唐人编的类书《艺文类聚》曾同时录入湛方生和陶渊明的作品（卷二十七、三十六），湛居于前；《类聚》收录湛方生各类作品二十三篇，可知到唐代初年他还比较受到重视，后来就渐渐湮灭无闻了。估计他出于寒门，又只当过很小的官，没有资格进入正史——否则情况就不会如此之黯淡。

现在只能看到湛方生的一点零星的作品，而其中颇有值得注意之诗，例如《庐山神仙诗》：

吸风玄圃，饮露丹霄。室宅五岳，宾友松乔。

庐山是当时佛教的重地，大和尚慧远住锡于此，但湛方生所关注者是神仙的奇迹——可知他本人对佛法并无心得，却是相信道教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前的小序：

浔阳有庐山者，盘基彭蠡之西。其崇标峻极，辰光隔辉，幽涧澄深，积清百仞。若乃绝阻重险，非人迹之所游，窈窕冲深，常含霞而贮气，真可谓神明之区域，列真之苑囿矣。太元十一年，有樵采之阳者。于时鲜霞褰林，倾晖映岫，见一沙门披法服独在巖中，俄顷振裳挥锡，凌崖直上，排丹霄而轻举。起九折而一指，既白云之可乘，何帝乡之足远哉！穷目苍苍，翳然灭迹。

可知庐山当时还没有怎么开发，而樵夫竟在此山中亲眼见过一个和尚（沙门）白日飞升。此诗应作于太元十一年（386）以后不久。小序将写景和叙事结合起来，“杳远之趣，叙事与写景不殊”，是很好的小品文，也颇像志怪小说中的一个片段。

写景是湛方生的强项，如下列二诗：

彭蠡纪三江，庐岳主众阜。白沙净川路，青松蔚巖首。

此水何时流，此山何时有？人运互推迁，兹器独长久。

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后。

——《帆入南湖》

高岳万丈峻，长湖千里清。白沙穷年洁，林松冬夏青。

水无暂停流，木有千载贞。寤言赋新诗，忽忘羁客情。

——《还都帆》

这里将要言不烦的写景与深沉的哲理思考结合起来写，颇近于陶渊明的笔墨。王夫之极欣赏《帆入南湖诗》，评为“纯洁无枝叶”，又说：“杜审言‘独有宦游人一律脱胎于此。近体不从古体来真成孟浪。”

湛方生后来离开官场退隐了，从他的《诸人共讲老子诗》和《怀归谣》看去，一生的道路大约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他终于胜利地回到了故园，辞官归隐后他有一首《后斋诗》：“解缨复褐，辞朝归薮。门不容轩，宅不盈亩。茂草笼庭，滋兰拂牖。抚我子侄，携我亲友。茹彼园蔬，饮此春酒。开櫺攸瞻，对坐川阜。心焉孰託，託心非有。素构易抱，玄根难朽。即之非远，可以长久。”这里的生活内容、思想感情，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以及此后的作品非常接近，湛方生之所谓“玄根”无非就是陶渊明所说的“质性自然”，在经历了一段官场的约束以后越发感到自由之可贵，为了获得这样的自由，宁可放弃比较优厚的待遇，回家过普通人的生活。他还有一篇《庭前植稻苗赞》，则似乎也实行某种程度的躬耕。

湛方生同陶渊明两人之间毫无具体的联系，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据此即可知，陶渊明的归隐并非唯一的特例，这样的人在他的前后都是有的，只是不那么出名，大家不大知道；如果其人根本一声不吭，绝不写什么诗，就那么埋头过他的隐逸生活，大家就更不知道了。

湛方生的《游园咏》尤近于《归去来兮辞》：

谅兹境之可怀，究川阜之奇势。

水穷清以彻鉴，山邻天而无际。

乘初霁之新景，登北馆以悠瞩。

对荆门之孤阜，傍渔阳之秀岳。

乘夕阳而含咏，杖轻策以行游。

袭秋兰之流芬，幕长猗之森修。

任缓步以升降，历丘墟而四周。

智无涯而难恬，性有方而易适。

差一毫而遽乖，徒理存而事隔。

故羁马思其华林，笼雉想其皋泽。

矧流客之归思，岂可忘于畴昔。

从“荆门”一词看去，湛方生的归隐之地在此（今湖北宜都县西北），他的故乡大约也在这里，可惜现在能够看到的文本大约已经不甚完整。

辞赋赞铭一类文字，湛方生也写过不少，现存无多，且颇残缺，但仍然可以看出他长于写景，多有玄思，其中《怀春赋》、《七欢》、《北叟赞》、《吊鹤文》等篇尤为秀出。

湛方生的思想受到老、庄很大影响，他分明地说过，自己“拂尘衿于玄风，散近滞于老庄”，又说过“大哉五千鸣，特为道丧设。鉴之诚水镜，尘秽皆朗彻”。“五千”就是指老子的《道德经》。湛方生还专门写过《老子赞》，而同时又有《孔公赞》——尊老而同时崇儒。中古时代不管玄学繁荣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没有人完全轻视儒家。

陶渊明固然也有很浓厚的老、庄气息，但他更强调保持儒家的修养，不大谈玄，隐士而要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显得更高明，也更容易得到广泛的接受。

诗人宋孝武帝刘骏

刘骏（430～464）其人乃是刘宋王朝文帝刘义隆的第三子，本来是既不能当太子更不会当皇帝的——那时的太子是他的长兄刘劭，但是刘劭太心急太荒谬了，竟然弑父自立（元嘉三十年，453），大逆不道，莫此为甚，于是原任江州刺史的刘骏联合荆、雍、徐、兗诸州兵力杀进首都，灭掉元凶刘劭，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孝建（454～456）、大明（457～464）时代，后来被称为孝武帝。

诗人、文学家刘骏在位期间，“天下悉以文采相尚”。大明六年（462）八月乙亥，刘宋朝廷“置清台令”，这一前所未有的官职是专管文学评论的，《建康实录》（卷十三）说：“初，自武帝（刘裕）永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之学，自大明之代，好作词赋，故置此官，考其清浊。”从此风气为之一变。

刘骏原有集三十一卷，现在只能看到一点零星碎片，而涉及的题材却颇丰富，写时令的如《初秋》诗：

夏尽炎气微，火息凉风生。

绿草未倾色，白露已盈庭。

远视秋云发，近听寒蝉鸣。

运移矜物化，川上感余情。

写怀古的如《咏史》诗：

聂政凭骁气，荆轲擅美风。

孤刃骇韩庭，独步震秦宫。

怀音岂若始，捐躯在命终。

雄姿列往志，流声固无穷。

这些诗大约也只能说是平稳，算不上优秀。他比较可读的是学习民歌风格的《丁督护歌》，今存六首，其后三首云：

闻欢去北征，相送直渎浦。

只有泪可出，无复情可吐。

督护初征时，侬亦恶闻许。

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

黄河流无极，洛阳数千里。

坎坷戎旅间，何由见欢子。

这里只是用《丁督护歌》的调子写自己的新诗，同原先丁督护的故事无关。“欢”、“欢子”是那时妇女对丈夫或情人的爱称，这里用她们的口吻来强烈地抒发感情。

刘骏称帝以前在长江沿线几处任职，看来深受其地民歌的影响。晋、宋以来南方民歌影响很大，许多文人着意学习模仿，写了不少抒情小诗；到刘宋时代，鲍照、汤惠休（休上人）更努力向“委巷中歌谣”学习，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此即所谓“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诗坛的风气一变而为眼光向下。这种风气在此后的齐梁时代继续向前发展，在中国诗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汤惠休与释宝月

唐宋以下，中国多有以写诗著称的和尚，称为“诗僧”。因为诗写得好，他们的经唸得怎么样，也就没有人去追究了。唐以前也有“诗僧”，数量较少，其中南朝宋的汤惠休（原名茂远）算是一个。他当和尚的时候，人称“休上人”，但后来奉命还俗，进了官场，为扬州从事史、宛朐令。那时扬州的行政管理中心在今南京，而今之扬州一带也在其属下。

先出家，后入仕，后来唐朝的诗人贾岛也是这么一个路线图。

汤惠休写诗的特点是大力学习当时的民歌，包括长三角的吴歌和长江中游以及汉水流域一带的西曲，最喜欢写五言四句的小诗，绮丽宛转，清新通俗，可读性很好，例如《江南思》：“幽客海阴路，留戍淮阳津。垂情向春草，知是故乡人。”抒写乡愁，一往情深。他也有较长的五言诗，如《怨诗行》——

明月照高楼，含君千里光。

巷中情思满，断绝孤妾肠。

悲风盪帷帐，瑶翠坐自伤。

妾心依天末，思与浮云长。

啸歌视秋草，幽叶岂再扬。

暮兰不待岁，离华能几芳。

愿作张女引，流悲饶君堂。

君堂严且秘，绝调徒飞扬。

结末的情调略近于先前曹植的《七哀诗》。他又大写七言的情歌，今存《白紵歌》三首。汤惠休情商过高，自以还俗为是。他对当时诗坛上以高雅绮密著称、占据着高位的颜延之等人很不以为然，钟嵘《诗品》载：汤惠休云：“谢（灵运）诗如出水芙蓉，颜（延之）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

他的意思是说，颜氏之诗看上去金碧辉煌，却是没有生命的东西。那时颜延之与谢灵运齐名，后来也得到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承认，如沈约《宋书·谢灵運传论》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也说：“颜、谢重叶以凤采”。汤惠休却有他自己的观察和结论。

其时同颜延之风格迥异的大诗人是鲍照，鲍诗也是注意向民歌学习的，据说颜延之曾当面问过鲍照“己与灵运优劣”，鲍照回答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繢满眼。”其观察、评价与汤惠休如出一辙。

鲍照、汤惠休是当时的通俗派，他们思想比较解放，作品情感强烈，也讲究文辞的华美，充满了生命力，同官派的雕繢满眼不同。

钟嵘《诗品·下》引用钟宪的话说：“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钟宪将汤惠休与鲍照并称，承认他们那些作品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后来的沈约以及宫体诗派诸公，没有不向鲍照和休上人“美文”学习的，只是他们口头上往往不肯这样说，有时甚至还要批评他们几句，说他们近于“郑、卫之声”，不够高雅。

现在看去，“鲍、休美文”通俗而不低俗，在文学史上确实应当得到比宫廷气息甚浓的颜延之更高的评价。

释宝月的年辈略晚于汤惠休，已由宋入齐。他是一位很不一般的和尚，一直没有还俗。其最著名的作品是一首描写相思的《行路难》：

君不见孤雁关外发，酸嘶度扬越。

空城客子心肠断，幽闺思妇气欲绝。

凝霜夜下拂罗衣，浮云中断开明月。

夜夜遥遥徒相思，年年望望情不歇。

寄我匣中青铜镜，倩人为君除白发。

行路难，行路难！

夜闻南城汉使度，使我流泪忆长安。

写客子和思妇的相思很见情致，其五六两句对后来李白那首著名的《静夜思》似不无启发。一个出家人能写出这样的佳作来，颇可怪异。这位诗僧显然不遵守佛门的规矩。

《南齐书·乐志》说：“《永平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由此可以推知，宝月同竟陵王西邸以至宫廷皆有联系，但不是政治上的联系，而是音乐上的。

宝月和尚还有几首《估客乐》，亦复写得一往情深，且与高层有关：

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

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

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

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两首一气呵成，前一首殷勤送别，细节生动；后一首全是临别叮咛语，罕譬而喻，大有民歌风味。抒情主人公开朗豪爽，情意无限。抛开破了绮语戒一层不谈，宝月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乐府诗集》卷四十八引《古今乐录》云：“《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祚之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合。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犹行于世。”宝月自作《估客乐》二首，即于此时上之。他身在空门，而意存宫阙。其人除了穿在表面上的一件袈裟之外，同俗间的士大夫完全没有什么差别。

钟嵘《诗品》将宝月列入下品，而凡列入《诗品》者“便称才子”。可惜的是《行路难》的著作权有点问题，《诗品》卷下云：“《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窃而有之。廓子赍手稿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赂止之。”

这一著作权之争的故事简直够写一篇短篇小说。后来《儒林外史》里就有类似的情节，见于第二十一回“冒姓字小子求名念亲戚老夫卧病”，只不过那个牛浦郎不仅窃取诗人牛布衣的诗稿，还要进而冒充诗人本人，显得更加荒谬罢了。

柴廓之子本来打算去告官，可知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什么著作权保护法，知识产权也还是可以得到某种保护的。然而这位小柴有点财迷，宝月花一笔钱就把事情给摆平了。

邢〓劭

北朝作家邢劭（字子才，496～？）是河间鄚（今河北雄县南鄚州镇）人，他比大名鼎鼎的温子升（495～547）只小一岁，一度齐名，称为“温邢”；温子升去世后，人们又将他同比较年轻的魏收（505～572）相提并论，称为“邢魏”——其人在北朝文坛上守先待后的地位由此已不难推见。河间邢氏当时人才辈出。

邢劭成名甚早，享年较长，不仅作品数量很多，而且学问渊博，“博览故籍，无不通晓。晚年尤以五经章句为意，穷其指要。吉凶礼仪，公私咨禀，质疑去惑，为世指南。每公卿会议，事关典故，劭援笔立成，征引该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顷。词致宏远，独步当前”；又曾参与法律文件的制定和修订。可惜邢劭的作品亡佚已甚，而且他既缺少温子升《韩陵山寺碑序》一类名篇，又没有魏收《魏书》那样的巨著，不免显得相形见绌了。

邢劭流传至今的文章，以应用性的官方文字为主，写得比较朴素，不像温子升那样讲究修饰，而在当时却以其古朴清新大受欢迎。邢劭特别推崇南朝的沈约，沈约提倡“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邢劭确能得其精华。《北齐书·魏收传》载：

始（魏）收与温子升、邢劭稍为后进，劭既被疏出，子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独步一时，议论更相訾毁，各有朋党。收每议陋邢劭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

这些纷争乃所谓文坛轶事，彼此开些玩笑，不宜死于句下，以为他们就此势不两立。事实上他们有着深厚的友情，邢劭有《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诗题一作《冬夜酬魏少傅》，诗云：

年病从横至，动息不自安。

兼豆未能饱，重裘讵解寒。

况乃冬之夜，霜气有余酸。

風音响北牖，月影度南端。

灯光明且灭，华烛新复残。

衰颜依候改，壮志与时阑。

体羸不尽带，发落强扶冠。

夜景将欲近，夕息故无宽。

忽有清风赠，辞义婉如兰。

先言叹三友，次言惭一官。

丽藻高郑卫，专学美齐韩。

审谕虽有属，笔削少能干。

高足自无限，积风良可抟。

空想青门易，宁见赤松难。

寄语东山道，高驾且盘桓。

此诗作于天保八年（557），其时魏收任太子少傅，监国史，邢劭亦在史馆。从“忽有清风赠，辞义婉如兰”两句看去，是魏收先有诗赠邢劭，邢则作此为答。他在诗中自叹衰老，祝愿年轻的魏收大展宏图（“积风良可抟”句用《庄子·逍遥游》的典故，指大鹏展翅），不要作消极退隐之想。语气十分亲切，哪里有什么朋党之意！他又有《冬日伤志篇》，诗风也近于汉魏。

邢劭写诗不为时下的风气所动，语言质朴，真挚动人，如他的《思公子》诗道：“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

明白如话，怨而不怒，绝未受当时南方宫体的熏染，没有任何指向情色的话头。邢劭的为人和为文都显得有些老派作风。他在《萧仁祖集序》中说过：“萧仁祖之文，可谓雕章间出。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元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他认为诗文创作不必死守老传统，也不必赶什么时髦，按自己的意思写就好。可惜这一篇序现在只知道这么几句。

邢劭非公务性质的文章也有写得极好的。《北齐书·袁聿修传》载，太宁年间（561）邢劭在兗州刺史任上，一位相熟的比较年轻的友人袁聿修以太常少卿的身份出差经过此地；临别时，邢劭送了他一些并不怎么值钱的白紬作为礼品，结果被退回，还附了一封信，于是他赶紧回了一封信去，略云：“一日之赠，率尔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来旨，吾无间然。弟昔为清郎，今日复作清卿矣。”

充分肯定对方的清廉，而语气非常亲切。这时邢劭年纪已经很老，资历也比对方老得多，离去世已不远了，送点礼品本来绝没有行贿的意思，但在信里他坦然承认自己是老糊涂了，做法大为不妥。看来邢劭确实是有过不惮改的儒家君子，而其时北齐官场的风气还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