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苏婷

刘书年（1811—1861），字仙石（竹史、有云），自号秋冶子，以字传，河北沧州献县人，斋号涤滥轩，以之为文词集作之名《涤滥轩诗钞》。刘书年“内行纯笃，才艺丰多”：清代著名诗人，工长短句，类南宋；经学家，笃守诸大儒之道；书法家，工楷书。咸丰三年入黔，知安顺府，后调贵阳知府，世称“刘贵阳”。“交游简贵”，官贵阳时，与黄彭年、莫友芝、郑珍等黔南大儒相友善，探讨学术。刘书年以文士治兵，善办团练，官黔七年，正是黔中苗民构难之时，黔地各州县苗乱此起彼伏，刘书年先后官安顺、贵阳知府，遏苗寇嚣张气焰于方张，解孤城于危卵，如桐梓贼杨凤勾结为乱，遂成燎原之势，破城、逐官、劫狱、烧寨，而历时二十多年的咸同之乱从此起。

咸丰十年召还直隶，诏为大吏之佐，十一年十月七日，未除官卒于家，享年五十一岁。著有《刘贵阳说经残稿》（入《滂喜斋丛书》）《刘贵阳遗稿》（入朱启钤《黔南丛书》别集）、《山外山房诗录》（入《思旧集》）、《秋吟百首》（朱惠民辑）等。

《刘贵阳遗稿》收录有《黔乱纪实》《涤滥轩诗钞》《黔行日记》《归程日记》各一卷。贵州邢端和朱启钤二位先贤收集整理刊印并题为《刘贵阳遗稿》。从邢端先生序言中可知，《涤滥轩诗钞》《黔行日记》《归程日记》皆由宁河李响泉处所得。刘书年自黔归家后，不久因病去世，其手写日记及黔游诗稿存梓里，历经八十馀年，辗转到了李响泉的手上。本想稿本影印流传，可惜于工程浩大，费资过巨，终难付梓。贵州开阳朱启钤极喜藏书，特留意地方文献，以网罗文献、导扬学术为志，《黔乱纪实》则为朱启钤自北平图书馆写本移录而得。当他得知此事，即用活字版印行流通，收入于《黔南叢书》，以备乡里文献之征。另朱启钤先生著《存素堂入藏黔籍之部目录》一册，录黔人文献有四百馀种，著有《贵州碑传集》，可惜大多存目的书现已难觅踪影。

所著《黔乱纪实》史料价值极高。黔人凌惕安所著《咸同军事史》时就采用此书史料和观点。刘书年对黔乱的起因作了论析：一、经过改土归流，苗民上报户口，入籍定居，同时缴纳租赋。可每邑所辖地没明确规定，疆界不正。以至遇到命案、盗窃案就相互推诿，案件搁置不管，使得奸邪之徒无所顾忌，贻害无穷。二、随着汉人进入苗寨，千方百计欺骗剥削苗民，“岁酿糯米酒十缸或磨菽为乳，恣其饮啖，贳不取直，日久书券为质”甚至“田宅、妻孥悉为汉有”，等苗民醒悟过来，才知其被欺骗，故而相为敌仇，日寻报复不已。三、贵州地狭，州县额缺少，因此官员无论正署，皆为一年任期，期满更替。因此，官员皆只关心征粮之事，即使有留心吏治的，当其熟悉当地风土人情时，任期将至，又调走了，无法实施治理。四、贵州以前既有种植罂粟之习，为本邦土物，由于近年对罂粟的禁令极严，其利润相当于农桑的三倍。夏秋之交，两湖商贩云集，苗民知道贩卖鸦片是非法的，就伺机抢劫。而被劫掠者不敢报官，于是结帮拉伙的贩卖，苗民也结伙抢劫，越演越烈，渐至强割稻谷、烧毁村寨，甚至来往过客居民被其杀害，成不可遏制之势头，黔乱亦成。五、认为招苗练是导致苗变的重要原由。在兵无可调，饷无可筹的情况下，练丁朝东暮西，聚散不定，每月应领银米不及三分之一，成群劫掠，“贼招之则去而从贼，官招之又归而从官”“练粮不可得，去而为贼”。刘书年据其在黔任官七年间的见闻，据事直书，记录了贵州几乎所有州县的黔乱情况，自言“失土者，必穷其故；殉难者，兼论其人。既无所用其忌讳，敢藉以快其恩仇”。

《涤滥轩诗钞》又名“黔游草”，皆为张之洞《思旧集》没有收录的诗作，为刘书年在黔中所作有关黔事诗稿，及其长子刘肇均随侍安顺时诗作。主要是入黔时路上见闻、所思所想，风土民情，如其由献县入黔境时作《黔中山行杂诗》十一首，描写贵州山高、峰奇、险峻、崎岖，“飞鸟不敢度，白云时来栖”“楚山多秀拔，黔山独顽犷。山山跨云脊，插空竞攒挺。”“关门束天险，千仞悬危梯”“山径郁千盘，跬步迷咫尺”。以及描写苗民“黔中多苗僚，顽悍素成性。密菁走若飞，荒寨居无定。银环长贯耳，花布略遮胫。”以及在黔期间与贵州士人、官员的交流唱和，如《送莫子偲孝廉公车北上》“忧时余涕泪，报国有诗书。世事需才亟，无为恋故庐。”同时抒发自己对地方吏治、对百姓生活的怅然与忧怀，如团民为避兵祸，筑堡南岳山，刘书年前去督役，怅然感述道“不见大道边，嫈嫇挟嫛倪。并日得一餐，饥劬向人啼。已拌骸骨弃，敢羞面目黧。”赵崇庆（历官贵州粮储道，并著有《松冠堂诗钞》）评其诗“意境直造古人，俯仰身世，随境寓情，慷慨激昂。”“骨清于仙，心朗若月，致洒落而神蕴藉，气豪宕而辞清遒。”

由献县入黔而作《黔行日记》，为其咸丰三年七月十五日从献县出发，十月十六日抵达贵阳期间的日记。刘书年详细记录了从家乡献县出发，至贵州赴任整整三个月的路程。从河北出发，经山东，过河南，至湖北过武昌，经湖南巴陵、渡洞庭湖，经沅江、芷江，由贵州思南府龙溪口入黔，至镇远转陆路抵达贵阳。详细记载了清代由河北献县到贵州贵阳的驿道交通路线及水路交通状况。所经州县，详细记录当地的气候、地理环境、人文风俗，以及每地作为交通的水路口岸的监察管理制度实施和弊病。并真实反映清代官员异地任官的苦衷，以及真切记录了官员在赴任途中官员之间和友人之间的交流唱和情形，尤其到达上新任所境内，所到之地方官员皆至宿馆相会，并设供帐接待，刘书年进县署答拜，第二天地方官皆早候送行，这些日记中的真实记录对于研究清代官员赴任研究具有其个案价值。

其中对贵州境内的记载尤其详细，并作诗数十首。如《龙溪口初入黔境》“古驿龙溪口，初程入鬼方。山川谁设险，黔楚此分疆。”之后过玉屏县，记下其城东崖下滩“万卷书”，称其“幽崖回互，叠石千层，宛若插架牙签，高下森列。”再经清溪县至镇远，度文德关，称绝壁峥嵘，高出云表，石磴三百馀级，如匹练下垂。至施秉县，过飞云崖，见王阳明石刻，赞其“左象岩，右狮岩，堑削威狞，惟妙惟肖，黔中奇景以此为最。”过黄平县，渡重安江，登观音山。至清平，记此乡口号“清平豆腐杨老酒”，感慨匆匆一饭，未能买醉，觉得可惜。经马场坪，过牟珠洞，俗称“母猪洞”，《方舆纪要》有载，刘书年感叹道“不意荒徼外林壑之胜如此”。后至龙里县，经图云关抵贵阳。刘书年称由镇远至省，跬步皆山，多雨少晴，认为杨升庵“蛮树不凋叶，蛮云不放晴”实纪实也。感叹此地的苗民瘠苦特甚，“虽寸土必加垦辟，沿山稻垄鳞次如梯磴，然其必不可艺稻者，亦杂植荞菽包谷之属。”山地稻作，灌溉尤其困难，只能望泽于天。回看今日黔东南农业耕作，与一百多年前的记载无太大差异。

由黔而归献县作《归程日记》，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初三出发，于次年二月十三日抵家。此次归程与入黔时所走路线有所不同，由修文，取道遵义，经桐梓、綦江，至巴县、重庆，由嘉陵江走水路到湖北，再由襄阳入河南、山东，达河北献县。详细记载了所经黔境各地方风物，以及沿路各地方官员的往来酬酢和送行。日记中提及遵义鸡喉关、娄山关，称其“关高百馀仞，上下梯磴数百级，号称天险，即杨应龙所据以抗王师者也。”并感慨桐梓为黔省第一难治之地。甚还提及茅台村酒为黔中佳品，“九衢遣人追送茅台村酒二器，黔中佳品也。”

《黔行日记》《归程日记》所记每日详细水路行程，与途经州县属地方官的交往唱和，以及地方风俗、地理地貌，对于研究清代驿路交通和官员交往有重要史料价值。《黔乱纪实》为刘书年任地方官员时参与镇压黔乱的真实而较为详细记录，为多角度深入研究贵州咸同之乱提供了一定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