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

我们这次阳明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研讨会是很成功的。首先，这次研讨会既有宏观的把握，也有微观的开拓，应该说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从宏观把握而言，陈来先生昨天关于拔本塞源思想的探讨是一种宏观的论述，谈了圣人之心是什么，圣人之学是什么，圣人之教是什么。圣人之心就是万物一体之仁的仁心；圣人之学就是一种成德守业之学；圣人之教就是“五教”。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特别是關于圣人之学，他尤其批判了目前物欲横流的功利主义，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和这种物欲横流的功利主义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的。陈利权先生也提出来关于功利的问题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讨论的。董平先生澄清了关于阳明学研究的三个问题，也是一个宏观的把握，就是唯心唯物，就是说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这顶帽子该不该摘？如果摘了，以后怎么来分析她？有没有唯心和唯物的问题？到底如何来看待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这确实值得探讨，刚才陈锐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也感觉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过去讲他是唯心主义，现在讲他一点唯心主义都没有，那是不是唯物主义呀或者其他什么？可能还得实事求是来分析。关于唯心唯物，恩格斯早就说过，就是思维与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不是不能谈唯心唯物，问题是怎么谈？过去人们大谈哲学党性的时候，我是中国最早质疑批评列宁的哲学党性的意见的，是1980年在一次研讨会上提出来的。我认为过去那种认为唯心主义等于落后反动、唯物主义等于进步先进的教条主义论述应该放弃，但是并不是没有唯心唯物的界限了，界限还是有的，如何来对待这个问题需要讨论。董平先生还提出良知的公开性问题，良知的善恶问题，“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这句话怎么理解？我觉得讲得很好，王阳明的大弟子钱德洪早就说过，所谓“无善无恶”就是“至善无恶”，心之本体是至善无恶的，并非“有善有恶”，“有善有恶”是“意之动”，意念的发动才有善有恶。对“四句教”怎么理解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王晓昕先生提出关于“天人合一”的“三个向度”问题，有“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天理之天”与人的关系，我觉得对我们都很有启发性意义。李承贵教授讲了阳明心学的心态问题，因为贵州省委书记领导从心态问题谈到能不能进一步建立“心态学”，我们学者讨论觉得还为时过早，但阳明心学和心态问题的研究确实是有内在的联系的，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发掘。贵州成立“当代心态问题研究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值得我们深入地去发掘。有好几位同志的发言是从微观的角度去发掘，李承贵教授从“心态”问题去发掘，钱明先生提出一个关于阳明心学的评价问题，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重视。应该怎样评价王阳明？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把他神化，我们既不能把他神化，也不能把它丑化矮化。王阳明之学可以说是一种圣学，但不是神学。还有梁茂林先生谈到了王阳明的“亲民”学说。我一再强调，它是王阳明理论结构的构成之一，过去都是从哲学到哲学，对阳明心学像“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就讲到这里为止了，王阳明的“亲民”学说不讲了，其实王阳明的“亲民”学说就是一种民本的政治学说，不能光是从哲学到哲学，不仅要形而上，还要形而下，形而下也得去开掘，这方面过去做得是不够的。梁先生讲的这点对我们也是有启发的。这一次我们会议的重要成果，就是既有宏观的把握，也有微观的开拓。

第二点，谈谈王阳明和阳明的研究如何深入的问题。这一点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论坛今后值得深入思考的。我想从以下这几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对王阳明的生平事迹要搞准确。王阳明龙场悟道是不是都搞准确了？有些论述“龙场悟道”的，龙场悟的是什么道都没有搞清楚，就讲龙场悟道。所以还需要具体地研究，比如说王阳明是从南京还是从南昌去的贵州，这个路线怎么走？这个问题也是有分歧的，需要细致地考证，把它搞清楚。还包括时间，什么时候到的？微观地发掘一些问题也是很需要的。还有王阳明一生的几大节目——“打土匪”、“平土豪——宁王之乱”，还有广西“打土司”等这些大节目，还包括他思想的几大节目，这个过程也需要作细致地研究。往往我们是比较大而化之去讲，而细致微观的发掘不够。还有对王阳明一生的事功评价的问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像王阳明的事功，我把它概括为“打三土”——“打土匪”、“打土豪”、“打土司”；“立三县”——奏设和平县、平和县和崇义县。这个事功如何来评价，也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他建立三县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等等。这是第一点，对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应该作更微观更细致地研究把握。

第二点，对王阳明的理论构成的问题还需要深入地研究。阳明学的理论构成，我刚才讲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还有“亲民”学说、“万物一体”等这几个方面，陈来先生昨天着重讲的是“万物一体”，这些问题我们如何去分析，把它梳理一下，背景了解清楚，刚才陈利权也讲了，浙东地区的背景，有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有它的一种民俗风气对王阳明思想的影响。对阳明学的理论构成还需要作全面的把握和深入地发掘。

第三点，阳明学的当代价值问题。我们现在关于阳明学的文章也发了不少。在当代社会，为什么要谈阳明心学？阳明心学在当代有些什么现实的意义？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修身立德，第二个是对治国理政有意义。修身立德是进行一种全民的道德教育和干部的素质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现在我们社会也是到了一个重建道德的时候，现在道德沦丧、道德滑坡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我们如何来重建道德？重建信仰，重建敬畏。对阳明学也好对儒学也好，要有一种敬畏之心，重建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我们不信仰上帝，但是我们有敬畏，敬畏自然、敬畏天命、敬畏圣人、敬畏道德、敬畏民心、敬畏历史，这是我们的敬畏，所以现在我们如何重建敬畏、重建信仰。干部的修身立德和治国理政，现在揭露干部的贪腐，从基层到上层，确实令人瞠目结舌，非常惊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何重建道德，重建敬畏，干部修身立德，包括在治国理政中的应用。习近平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讲“知行合一”呢？就是因为知行脱节的现象非常严重，知和行脱节，他不是不知，但是知而不行，甚至毫无廉耻之心，这样的话就造成了许多问题。所以对阳明学的当代价值问题是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深入地发掘的。

我们如何来推动阳明学深入研究的方法？我看无非三个方面，一个是理论研究，一个是普及推广。普及推广通过各种形式，讲学、读书会、研讨会，就是接地气，使阳明学能够深入群众，到群众中去，要接地氣，不是高头讲章，光是学者的讲座，所以普及推广是深入推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再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实地考察，重走阳明路。我和钱明同志都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和钱明还有王凤贤院长，陪同日本冈田武彦先生率领的王阳明遗迹考察团，把全国王阳明所到过的地方绝大多数（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走过了，到了实地考察以后，你就有一种具体的感性的体会，也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去认识。所以宁波等地都提出“重走阳明路”，江西最近成立了王阳明研究会，提出“良知正道行万里”的口号，贵州文史馆顾久馆长他们也提出了考察阳明遗迹。我觉得实地考察，重走阳明路也是深入推动王阳明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

最后一点，我们要注意一些偏向，摆正一些关系。首先是资料和研究的关系，我觉得要提升我们研究的水平，资料是一种基础，它提供一种工具，现在对资料的整理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但重点还是要摆在研究上面。还有阳明学与阳明后学的概念问题，往往把阳明后学看成是阳明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样，其实阳明学里面就包括了阳明后学，阳明后学里面对阳明学思想的阐发总体来讲也属于阳明学的范围，不能将二者截然分开，强调阳明后学。还有关于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学术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学术对政治，我认为是一种引导的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就讨论过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正确来对待。还有将文化和文艺混为一谈的，有些小说、电视剧就瞎编乱造。比如王阳明被发配到贵州龙场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有的文艺作品把它变成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弄了个情人出来，到桥上去送行、拜别，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是瞎编乱造的。就是要防止简单化、庸俗化来对待这个问题。还有人把王阳明无限拔高，说二十一世纪是王阳明的世纪，也有不少人附和。二十一世纪真的是王阳明的世纪吗？我根本就反对这种说法，我觉得是痴人说梦，二十一世纪你能把西方文化给灭了吗？王阳明占领整个思想界？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二十一年代了，有几个西方人知道王阳明？西方文化信奉基督教也是有几千年的传统的，你能让王阳明心学占领西方文化阵地吗？所以我讲二十一世纪是多元文化共存并进的时代，不是一方压倒一方，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也不是王阳明的世纪；王阳明与阳明学在二十一世纪一定会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的，但是不可能二十一世纪就是王阳明的世纪。所以我们要防止简单化、庸俗化，防止过分拔高，也要防止贬低。有人说，王阳明是镇压江西人民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是镇压人民，他打的是土匪，因为土匪虽然可能是官逼民反，但他反过来扰民害民，因此，平定土匪作乱也是必须的。

总的来说，我们这个会议对阳明学研究可是说是有推动之功的，我们的讨论将王阳明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了，希望我们今后继续发扬，把论坛做得更好，守本开新，务求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