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芝

(仰恩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14)

1931年后我国形象思维研究综述

林晓芝

(仰恩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14)

我国“形象思维”概念来自俄国，其研究成果先后集中于文艺学、思维科学、教育学三个领域。文艺理论家于20世纪发起两次大讨论，引进并初步建设了“形象思维”概念，以文艺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思辨的方法初步探讨了“形象思维”的特征及其与“抽象思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思维科学家取代文艺理论家，成为形象思维的主要研究者，他们在钱学森的倡议及指导下，以充分利用前科学知识为目标，以开展科学的语言学和模式识别研究为基础，初步建立起“形象思维学”。与此同时，教育学家将形象思维理论运用到教学方式方法改革、智力及创新能力开发研究上，创造了我国素质教育研究的重要成就。

形象思维；研究；综述

国务院于2015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创新创业教育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激发创新创业灵感”。在人类的创新机制中，形象思维占据至为重要的地位。“形象思维学”被钱学森视为有可能“掀起又一项新的技术革命”[1]的综合学科。可以说，对形象思维进行研究，是从根源上探索创新创业教育方法的途径。在事实上，我国形象思维研究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而且历代不衰，成果颇丰。然而，“形象思维”这个概念却属外来，在1931年之后才由俄国传入我国。“形象思维”这个话题在现当代几度成为学术热点，本文拟对1931年之后我国形象思维研究情况进行梳理。

一、文艺学视域下的形象思维研究

由于形象思维被集中地运用于艺术活动当中，最早提出“形象思维”概念的也是文艺学家，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形象思维”以文艺学专有概念而存在，其研究工作也多在文艺学视域下展开。

(一)1966年以前：概念的引进与建设

1.俄国“形象思维”概念的引进

1838年，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在《伊凡·瓦年科讲述的〈俄罗斯童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寓于形象的思维”，随后他在《艺术的观念》中对艺术思维明确下了如下定义：“艺术是对真理的直感的观察，或者说是寓于形象的思维。”[2]“寓于形象的思维”这一提法直接奠定了俄国“形象思维”概念的基础。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等俄国文艺学家继承并发展了别林斯基的理论。

1931年，《北斗》杂志发表了何丹仁翻译的法捷耶夫《创作方法论》，“形象思维”这个概念正式传入我国，获得了左翼文艺学家的积极响应，代表性文章有：赵景深《文学概论讲话》、胡风《论现实主义之路?后记》、蔡仪《新艺术论》。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形象思维”理论对我国文艺理论建设的影响进一步扩大。1956年，霍松林发表文章《试论形象思维》，是我国第一篇全面系统论述“形象思维”的学术论文。文章基本沿袭了高尔基的观点，认为“形象思维”是艺术家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的必要保障。以上文章实现了苏俄“形象思维”概念的引入与传播，奠定了我国“形象思维”概念的基础。

2.西欧北美相关理论观点的融入

同期的西欧及北美文艺学界无“形象思维”概念，但产生了“感性”、“直觉”、“本质直观”等概念，强调艺术思维的独特性。以朱光潜、李泽厚为代表的美学家将西欧北美的以上理论引入我国，并与苏俄“形象思维”概念相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形象思维”文艺理论的建设与发展。1936年，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一书中，综合了克罗齐等欧美美学家的观点，提出以“直觉学”置换“美学”这个术语的观点，并尝试以“形象的直觉”为核心概念建构富于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1959年，李泽厚发表文章《试论形象思维》，指出：“个性化与本质化”是“完全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一个过程的两方面”，“永远伴随着美感感情态度”[3]，将西欧北美的“直觉”、“感性”理念与苏俄“形象思维”理论进行了有机整合。

3.“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之关系的讨论与变质

在“形象思维”概念基本确立起来之后，其与“抽象思维”之间的关系成为人们讨论的重心。1957年，蒋孔阳发表文章《论文学艺术的特征》，响应了霍雪松的观点，并尝试进一步论述“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在认识“本质规律”上的不同。同年，尼苏在《学术月刊》发表文章《形象思维过程究竟是怎样的》，认为形象思维没有抽象过程。1958年，老凡同样在《学术月刊》发表文章《略论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关系》，提出与尼苏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在艺术创造活动中，形象思维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一般情况下，艺术家的形象思维总是在抽象思维的指导或辅助下进行，有时则是交错进行的。不能设想，一个现实主义的艺术家能够离开科学的抽象思维和一定的世界观而能制作出伟大的艺术品。”[4]这两篇文章分别提出了当时的两大主流观点，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多人参与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之关系的讨论当中，《学术月刊》在1958年连续刊登了两篇讨论综述：《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关系问题来稿综述》《形象思维中有无抽象的问题来稿综述》，介绍学术讨论成果。从两篇综述来看，讨论基本沿袭尼苏与老凡的思路与观点。

以上讨论都在学术范围之内，对“形象思维”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大有裨益，然而，受特定历史背景影响，讨论很快与政治斗争紧密挂钩，走向歧途。1957至1958年，毛星连续发表文章《论文学艺术的特征》《论所谓形象思维》，批评“形象思维”理论。1959年，毛星发表文章《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将强调文艺独特性的理论家称为“修正主义者和具有各种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人”，认为他们“叫嚷文艺特殊，甚至公然宣传文艺神秘，认为党不能领导文艺，叫嚣取消党对文艺的领导。”[5]1966年，郑季翘发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对“形象思维”理论进行了更为直接而严厉的政治批判，认为：“形象思维”理论“断言文艺作家是按照与一般认识规律不同的特殊规律来认识事物、进行创作的，正因为如此，每当某些文艺工作者拒绝党的领导、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搬出形象思维论来”，“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6]郑季翘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对“文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把“形象思维”理论及其持有者推到了当时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形象思维”理论建设由此中断。

(二)1978-1980年：复兴与发展

1.研究成果空前庞大

1978年，《诗刊》第1期刊登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这一行动向文艺界释放了友好信号，中断了十年的“形象思维”理论研究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1978年，“形象思维”理论研究成果蔚为大观。是年5月，复旦大学出版资料合集《形象思维问题参考资料》，8月，由钱钟书、柳鸣九等著名学者翻译并编辑的巨著《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完成。在中国知网能检索得到的以“形象思维”为主题的文艺理论论文中，公开发表于1978者达82篇(1)，数量远大于其他年份。不仅如此，包括《文学评论》《哲学研究》《文史哲》《学术研究》《社会科学战线》《思想战线》在内的当时国内各顶级专业学术期刊，以及各大综合大学学报，共五十几家，均参与了此主题文章的刊登，为历史少见。从作者情况来看，1978年，诸如朱光潜、李泽厚、蔡仪、蒋孔阳等的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文艺学家、美学家几乎都公开发表了“形象思维”的主题论文。

随后两年，公开发表的“形象思维”主题学术论文数量有所下降，现在中国知网能够检索到的分别为29篇(2)、27篇(3)，但较之同期的其他文艺理论话题，成就还是十分突出的。

前代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苏俄“形象思维”概念的介绍以及其与抽象思维的联系，相比较于此，1978—1980年期间“形象思维”理论研究呈现出全面化的特征。

2.“拨乱反正”强调“形象思维”理论的正确性

1978年，铍钢《想象、典型化与逻辑规律——学习高尔基的形象思维论札记》率先对郑季翘进行发难，逐条驳斥了郑氏对“形象思维”的否定与批判，认为：“反形象思维论者指责形象思维‘不依逻辑规律’，是完全不符合文艺创作实践的。”[7]王方名《论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过程》认为：“‘四人帮’利用这一学术问题尚未完全澄清的时机搞政治投机。我们必须首先对他们的谬论进行政治上的严肃批判……当前主要任务应是开展对否定形象思维的批判。”[8]随后，以驳斥郑季翘为核心，强调文革前“形象思维”理论的正确性论文大量出现，诸如周忠厚《形象思维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马明《略评“反形象思维论”》、林宝全《形象思维是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王向峰《形象思维是艺术反映现实的专有方式》、唐正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形象思维论》、庞安福《批判“反形象思维”论的锐利武器》等，可谓俯拾皆是。

总体上而言，此期的“形象思维”主题文章都多少带有以上“拨乱反正”动机。文革前夕，郑季翘等“反形象思维者”对“形象思维者”大举进行政治批判固然是错误的，然而，以“拨乱反正”为核心目标的文章往往为了驳斥而驳斥，在事实上与前者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大量文章基本停留于对文革前已形成的“形象思维”理论研究成果的强调，未能形成更为系统化、科学化的学术观点。

3.尝试系统探讨“形象思维”运作规律及特征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关系的探讨，是文革之前的学术热点，此期，这一话题同样成为探讨重心。“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深受重视，在于它是探究形象思维运作规律的关键，此期部分文章尝试在深化两种思维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对“形象思维”运作规律及特征进行系统化的归纳。何洛《形象思维的客观基础与特征》较早进行了尝试，它综合霍松林、李泽厚、尼苏等人的观点，认为形象思维有三大特征：“把作家的世界观熔铸到作品形象体系中去”，“与审美的过程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把情感通过形象体现出来”[9]。更难能可贵的是，该文章还深入探讨“形象思维”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开启了将西方语言学研究成果引入“形象思维”研究的先河。何文理论性较强，而紧随其后发表的童庆炳《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则结合大量详实的文学实践分析，对形象思维的运作规律及特征展开更为具体而深入的探讨，其对形象思维特点的认识与何洛类似。这两篇文章可谓“形象思维”运作规律及特征研究的集大成者，其观点获得了当时文艺界的普遍认可。

4.开始中国古代形象思维理论研究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无“形象思维”概念，但其对文艺思维的见解却在很大程度上与后世“形象思维”理论契合。《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将“形象思维”与中华传统“比兴”诗法联系起来，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大量学者沿此思路，做了大量努力。蒋孔阳《形象思维与艺术构思》直接运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话语，对形象思维的运作过程进行描述，运用古代文论中的观点，对形象思维的特征进行总结。李泽厚吸收《四溟诗话》《人间词话》的观点，谈论形象思维中的情感、想象自由、直觉、灵感等问题。随后，中国古代形象思维理论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三年之内产生了大量以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形象思维为主题的论文，如：张光福《我国古代绘画理论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吴景和《试谈刘勰形象思维论》、王毅《形象思维与赋、比、兴》、张少康《我国古代文论中的形象思维问题》、骆玉明《赋与诗歌的形象思维》、顾农《〈文心雕龙〉中的形象思维问题》等。此项研究不仅对形象思维研究大有裨益，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打开了新视野，对民族特色的美学体系的构建产生重大意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意象热”、“美学热”在很大程度上赖此而成。

(三)1981年之后：衰竭与转型

1981年之后，以“形象思维”为主题的文艺理论论文数量锐减，而且参与刊登此主题文章的高级别学术期刊变少。从成果内容上来看，对“形象思维”文艺理论具有创新性、建设性意义者较少，而几篇持质疑态度的文章却产生了较大影响。1981年，马奇发表论文《艺术认识论初探》，旗帜鲜明地赞同郑季翘那饱受争议的“表象——概念——表象”公式，表达了“否定形象思维”的主张。1985年，陈学迅《从苏联辞书中没有“形象思维”的辞条谈起》虽然强调“绝不是否定‘形象思维’这个提法”，但又指出一个事实：“苏联辞书中，除了想象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形象思维’的辞条。”[10]长期以来，苏联理论家的观点是“形象思维”论者的最重要理论依据，陈文的这一发现对“形象思维”文艺理论几乎是釜底抽薪式的打击。1986年，毛星发表论文《形象和思维》，对“形象思维”进行了直接的否定，认为：“如果与形象联系，不论是观察形象、孕育形象或者塑造形象，要是有思维活动的话，那是对形象的思维，而不是什么形象思维，也没有这样的特殊思维。”[11]毛星的论文得到《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转载，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虽然旗帜鲜明地响应以上几篇论文者较少，但1986年之后，“形象思维”主题在文艺理论界淡出。

然而，“形象思维”的热度并未消失，而是走向转型。随着“形象思维”文艺理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人们开始走出文艺学、美学的界限，努力寻求自然科学研究的帮助。1980年六月下旬，沈大德、吴延嘉给科学泰斗钱学森写信，询问其对“形象思维”的看法，“形象思维”的全新阶段就此拉开帷幕。

二、思维科学视域下的形象思维研究

(一)1983年及之前突破文艺学研究方法局限的尝试

早在文革之前，人们就认识到，“形象思维”不是单纯的文艺学命题，人们尝试将其放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域下进行探究。然而，直到1979年，人们对“形象思维”规律的认识还是不清晰，该年，邹大炎发表论文《形象思维之我见——兼与童庆炳同志商榷》指出：“目前发表的许多文章，谈形象思维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多，谈形象思维的实质及其特征的少。即使谈到形象思维的实质与特征的，也未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挖掘思维的奥秘。”[12]论文将心理学研究成果引入到“形象思维”研究当中。同年，王方名、张帆《从人类思维实际看形象思维》将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和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等人类学研究成果运用到形象思维的探讨当中，尝试通过对原始思维的探查来获得对形象思维的运作规律的科学认识。这两篇论文突破了长期以来“形象思维”研究停留于文艺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域的局面，可谓“形象思维”理论自然科学化的开山之作。

1980年，感受到“形象思维”研究瓶颈的青年学者沈大德、吴延嘉给钱学森写询问信，获得了钱学森的高度重视，钱在七月一日即进行了回信，指出：“研究思维科学不能用‘自然哲学’的方法，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即不能光用思辨的方法，要用实验、分析和系统的方法。”[13]1981年，钱学森发表了《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一文，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思维科学”的范畴与学术前沿，并发出建立“形象思维学”的倡议。钱学森的见解对“形象思维”研究者产生了极大影响，随后，突破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局限的成果明显增多，主要有：朱丰顺《形象思维逻辑论》、李丕显《从原始艺术看形象思维的特质》、胡寄南《形象思维的心理学问题》、李玉《形象思维和语言规律的关系》、李名方《论形象思维的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刘大新《也谈形象思维的逻辑——兼和朱丰顺同志商榷》、曾天海《艺术语言与形象思维》等。这些论文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形象思维进行研究，不再停留于思辨。

(二)1984年及之后：“形象思维学”的探索

1.建立“形象思维学”之倡议的提出与实践

1984年8月上旬，作为当代科学泰斗，钱学森院士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思维科学讨论会。会上，钱学森作了题为《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的报告，预言：“思维科学的研究将孕育一场新科学革命”，并提出“把形象思维作为思维科学的突破口”[14]的意见。钱学森建立“形象思维学”的建议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与积极的响应，《文艺理论研究》杂志发表编辑文章《尽快建立形象思维学》，指出：“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是从认识论角度去研究形象思维”，“虽然不乏精彩的分析，却对形象思维本身的规律和方式没有什么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总结。”[15]随后，“形象思维”的主要研究阵地由文艺学、美学转向了思维科学。1989年，杨春鼎出版《文艺思维学》，为第一部完整的“形象思维学”理论专著。同年，肖君如出版专著《形象思维逻辑学》，界定了“形象思维逻辑学”的概念，并初步搭建起系统的研究框架。1997年杨春鼎出版《形象思维学》，2002年田运出版《思维论》，初步建构了“形象思维学”的概念与理论体系。此外，李欣复于1998年出版《形象思维史稿》梳理了人类形象思维的发展过程，丰富了人们对形象思维的认识，在诸多成果中独具特色。

2.科学的语言学和模式识别研究的开展

“形象思维学”的应用目标及具体研究思路也深受钱学森的影响。在应用目标上，钱学森强调“智能机”的开发，他认为计算机“充其量就是把上升到科学的那一部分知识利用起来”，而“前科学的、经验的那一部分没办法算，那不是个推理问题，是形象(直感)思维问题”，因此，形象思维研究的最重要应用目标，在于“把还没有形成科学的前科学知识都利用起来”，开发“智能机”[14]157-158。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钱学森认为“建立形象思维学要通过研究语言和识别图形”，要“先研究更具体的东西”，让“科学的语言学和模式识别这两门思维科学的技术科学，共同为基础科学形象思维学提供素材。”[16]563-572在以上理念的影响下，此期的“形象思维学”成果集中在“科学的语言学”和“模式识别”研究两大方面。

在“科学的语言学”研究方面，部分学者将欧美语言学、符号学的研究成果与形象思维研究相整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邹平《形象思维的语符化过程——作家的文学思维》运用瑞士学者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探讨直觉思维、符号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的转换形式。杨俊亮《形象思维新论——逻辑文艺学研究之一》采用苏珊·朗格的艺术思维研究方法，将现代西方符号逻辑理论同人类学及心理学等学科联系起来，对形象思维的构成进行重新审视。

“模式识别”的成果更为丰富，其中理论意义尤为重大者，首推“相似论”的提出。1984年9月，张光鉴发表《“相似”简论》，归纳描述了大量人类创造过程，总结出人的创造思维——“相似”。在该论文正式发表之前，张光鉴的“相似论”就已经获得了钱学森的高度评价，钱在《关于思维科学》中评价：“‘相似’的观点或‘相似论’，对说明形象思维在科学技术、工程技术中的重要性，很有价值。”[16]563-5721992年，张光鉴出版专著《相似论》，系统深入地阐释了“相似论”。从诞生之日起，“相似论”就被大量地运用到形象思维研究当中。陈学迅《论形象思维的定义及其基本思维形式》、文必思《论形象思维的基本规律》以“相似论”为理论基础，系统、科学地阐释了形象思维的运作模式。杨春鼎《论形象思维的形式与相似规律》运用“相似论”，深入地阐释了形象思维的特征。1997年，刘茂才出版专著《中介论与相似论》在“相似论”的基础上，推进了“相似单元”理论的探索。

此外，部分学者综合运用信息学、心理学、计算机学、人体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胡克《人体形象思维的显像部位的试验报告》采用人体信息传输研究的方法，用试验证实人体显像屏幕的存在及具体位置。刘奎林《论灵感思维与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以计算机信息特征为参照，对灵感、抽象、形象三种思维进行区分与研究。戴汝为《模式识别与形象思维学》采用“模式识别”理论，通过分析计算机语音及图像识别系统，强调了形象思维的存在及其研究在人工智能研究上的重要价值。潘云鹤《形象思维中的心象及其表征理论》从智能模拟开发的目标出发，综合运用计算机科学、心理学、信息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形象思维中的心象及其表征进行研究，重点分析了心象在思维中的作用和在计算机中的表征。危辉、潘云鹤《形象思维的视表象基础》采用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视觉的中枢神经皮层机制中的功能柱结构阵列的研究，探讨了视表象的表示和实现基础，以及形象思维的实现过程。

三、形象思维理论的教育教学应用研究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形象思维”的运作规律还是没办法获得科学、清晰的认识。1983年，钱学森给杨春鼎及黄浩森写信，提出：形象思维“可以先从应用搞起，从文艺的描述搞起”，“将来总会为形象凝聚成一个鲜明而又准确的概念，那时就有条件建筑形象思维学了。”[17]1985年，信件公开发表，再一次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形象思维开发与应用研究的成果日益丰富，到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公开发表的形象思维主题论文中，形象思维理论的教育教学应用研究类所占数量比例远远超出其他类型。

(一)在各学科教学改革上的应用

最早提出形象思维应用的为语文教学领域。1978年，张本富《形象思维与讲读教学》、朱子南《形象思维与语文教学》两篇论文强调语文教学应该充分顺应作家的形象思维特点，调动学生的形象思维，引导学生体验文学作品所描绘的具体形象。随后，体育学、学前教育、生物、音乐、医学等不同学科的教育工作者都参与了形象思维理论的教学应用这一话题的探讨，成果颇为丰富。诸如朱培仁《论植物生理教案的构思宜符合形象思维的规律》、马学松《浅谈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刘亚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在中医教学中的运用》、杨素芳《浅析形象思维与机械类专业课教学》、姚依乐《浅议声乐教学中形象思维的运用》、马健《形象思维在色彩教学中的作用》，等等，举不胜举。这些文章大都针对形象思维的形象性、情感性、想象性、发散性特征，对具体教学内容进行重新组合，对教学方法进行调整，以求契合学生形象思维的特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及创造力。这些探索是我国各学科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在智力开发、素质教育上的应用

智力开发与培养也是研究热点。1985年，徐章英、顾力兵发表文章《智力工程初探》，提出了“智力工程”这个概念，文章认为：“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的倡导下，开创了我国思维科学研究的新篇章……现在应该是包括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在内的统一的智能应运而生的时候了。”而“智力工程”，就是“一门研究智力系统总体设计的综合科学、边缘科学，是思维科学在智力开发问题上的具体应用。”[18]文章理念被《新华文摘》《中国青年报》《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等权威媒体报道，为当时教育界所普遍认同。1986年董奇发表论文《右脑功能与创造性思维》，介绍了当时国外关于人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右半球是处理表象、进行具体形象思维、发散思维、直觉思维的中枢”，“在创造过程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即酝酿期和豁朗期)，右脑起主导作用”，“这两个阶段是新思想，新观念产生的时期，因而也是创造性思维过程中最关键的时期”。文章从人脑科学的视野对我国当时的教育现状进行了审视，指出：学校“多数活动都围绕着发展左脑功能，致使学生左脑用得多，右脑用得少”，“妨碍了他们智力的全面发展和创造思维能力的提高。”董文对为智力教育研究提供了新方向，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随后，更多的国外右脑研究成果被引进，它们与已有的形象思维理论相融和，被大量地应用到智力教育探索上。1992年，温寒江主持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和“九五”重点课题“开发右脑，发展形象思维的教学实验与研究”，成果集结为学术专著《开发右脑，发展形象思维的理论与实践》，是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形象思维理论之教育应用专著。1998年3月17日，全国人代会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主持召开了“人脑功能开发与素质教育”座谈会，要求教育各届加快右脑研究，推进形象思维教育。同年3月31日，北京市教委联合相关部门，主持召开了“开发右脑，发展形象思维，深入素质教育”研讨会，将形象思维的教育应用研究推向高潮。随后至今，在公开发表论文数量上，较之于同主题的其他研究方向，形象思维理论的素质教育应用探索之规模最为庞大。

四、结语

在我国，形象思维研究始于文艺界，但是受限于历史原因，文艺学视域下的形象思维研究未能引入思维科学的研究成果而走入瓶颈，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形象思维”文艺理论几乎再无进展。经过三十年多年的努力，作为思维科学的重要分枝，“形象思维学”已取得丰富的成果，我们是否应该在新的视野下重新探索那个已淡出的文艺理论话题？一方面，思维科学视域下的形象思维研究成果必定能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人们对文艺活动的认识；另一方面，形象思维在文艺活动中体现得尤为活跃，文艺学视域下的形象思维研究或许能够给思维科学研究带来新的进展。

当前，教育教学应用探索已经成为形象思维研究的最大组成部分，然而在浩如烟海的成果中，深入考虑中华民族思维特征者却极少。事实上，早在六朝时期，陆机、刘勰等文艺理论家就对人类的形象思维进行了十分精彩的描述与总结，可见，我国古代人在形象思维上是有过人之处的。如果我们以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形象思维理论研究为切入口，探索中华民族的形象思维特征，进而思考契合民族思维特色的教育方法，可能会有更大的收获。

注释：

(1)以“形象思维”为主题，共检索到1978年84篇文章，除张本富《形象思维与讲读教学》、朱子南《形象思维与语文教学》两篇文章为教育学类文章外，余者全属文艺理论类。

(2)以“形象思维”为主题，共检索到1979年34篇文章，其中有王方名《从人类思维实际看形象思维》、张本富《形象思维与作文教学》、刘汉明《田径教学与形象思维》、贾传江《形象思维在朗读中的运用》、涂一程《形象思维与构思——谈谈中学散文写作与讲读教学》5篇文章不属于文艺理论类文章。

(3)以“形象思维”为主题，共检索到1980年31篇文章，其中有钱学森《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一封信》、刘欣大《科学家与形象思维》、梅仲孙《要重视儿童形象思维的培养》、朱培仁《论植物生理教案的构思宜符合形象思维的规律》4篇文章不属于文艺理论类文章。

[1]钱学森.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J].自然杂志，1981,(01):3-9.

[2]钱钟书,柳鸣九.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59.

[3]李泽厚.试论形象思维[J].文学评论,1959,(02):101-117.

[4]老凡.略论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关系[J].学术月刊,1958,(01):57-58.

[5]毛星.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J].文学评论,1959,(05):1-14.

[6]郑季翘.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J].红旗,1966,(05):34-52.

[7]铍钢.想象、典型化与逻辑规律——学习高尔基的形象思维论札记[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04):26-32.

[8]王方名.论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过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02):34-40.

[9]何洛.形象思维的客观基础与特征[J].哲学研究,1978,(05):49-55.

[10]陈学迅.从苏联辞书中没有“形象思维”的辞条谈起[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01):92-98.

[11]毛星.形象和思维[J].中国社会科学,1986,(02):173-194.

[12]邹大炎.形象思维之我见——兼与童庆炳同志商榷[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01):31-39.

[13]钱学森.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一封信[J].中国社会科学,1980,(06):66.

[14]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41.

[1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尽快建立形象思维学[J].文艺理论研究,1984,01:128.

[16]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J].自然杂志,1983,(08):563-572.

[17]钱学森.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研究的六封信[J].枣庄师专学报,1985,(01):1-4.

[18]徐章英,顾力兵.智力工程初探[J].江西教育学院学刊(自然科学版),1985,(02):5-9.

编辑：鲁彦琪

Review about the Research of Image Thinking in China After 1931

LIN Xiaozhi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Yang-En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14,China)

The concept of Image thinking was introduced from Russia. According to time sequences, the research of Image thinking in china focuses on the spheres of literature, Thinking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literature theorists basically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Image thinking. Meanwhile they debat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Image thinking by comparisons between it and Abstract thinking. In the 1980s, scientists become most important in the research of Image thinking, Xuesen Qian is the leader. Aiming for the full use of Human wisdom, they basically established the subject of Image thinking by the research about Linguistics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The educationalists used the advantage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to the educational reform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nd obtained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

Image thinking ；research；overview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5.009

2016-12-15

2016年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中国古代形象思维理论对创新教育的价值研究”(JAS160692)

林晓芝(1985-)，女，福建漳州人，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

I109.5

A

1672-0539(2017)05-004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