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个大思想家，也不是个文学家，在学术上亦没有太大的贡献，但就是他朴素至极的言论，却影响甚广。”他就是茅盾所说的“永远年轻的”邹韬奋——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出版家和报刊政论家。

邹韬奋（1895～1944）所创办的“六刊一报”曾风行海内外，成为鼓舞和激励一代人的精神食粮。他的一生，始终在为宣传民族解放、团结御侮和争取言论自由、民主政治鼓与呼，在中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此，毛泽东曾赞誉：“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

年少立志——“用文字来唤醒民众，才不愧自己的良知”

邹韬奋自幼聪颖好学，智力超群。幼年的启蒙教育与熏陶，让他从小滋生了对文字的热爱之情，培养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然而，他的父亲邹国珍出于现实生计的考虑，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名前途无量的工程师，并将他送入工程师的摇篮——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附属小学读书。

即使是有父亲的严厉督促，邹韬奋却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了自己对文字的热爱。他所在的南洋公学以理科为强项，但他的一位老师沈永癯先生却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国文素养，这对他来说，如同久旱之后的甘霖，珍贵无比，经常去沈老师那里借书看。

每次看到他来，沈老师都会高兴地问他：“今天来看什么啊？”

“必定是《时报》，这一期，不知道远生又会有什么精彩文章呢！”

沈老师像是要考他似的，问道：“为什么你独爱远生的文章呢？”

“第一是他探访新闻的能力实在是好，他每遇一件要事或政治上的重要人物，都要从中探得详细正确的内部的情形；第二是他写得实在好！所以好，因为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邹韬奋自信满满地回答，“远生这样有事业的兴趣而没有个人的野心的人，才是真正值得敬重的前辈！而且目前時局动荡，民族垂危，用文字来唤醒民众，才不愧自己的良知！”

沈老师的一番投石问路，让邹韬奋说出了心里最真实的想法。日后的他，也终未能遂父心愿——实现做工程师的目标，而是出于对新闻事业的执着追求，转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读文科。毕业后，与他曾经钦佩的人一样，成为了一名“用文字来唤醒民众，才不愧自己的良知”的新闻出版工作者。

时代精神食粮的生产者——永远立于民众立场的报刊人

1926年10月，邹韬奋接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是邹韬奋梦寐以求的。他曾这样说道：“《生活》周刊是能使我干得兴奋至致，能使我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

接手《生活》周刊后，邹韬奋放开手脚，对其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革新。在刊物定位方面，他把这本刊物的宗旨定位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提倡“力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积极地关注社会和政治。正如他自己所言，本刊“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

在文风方面，他倡导《生活》周刊力避“佶屈聱牙”的精英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化文字。他还特别强调刊物“价值与趣味的统一”，有时选取新鲜的事实为案例，如《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有时翻译一些国外的新鲜事推荐给读者，如《革新潮流中之日本妇女》《丹麦改良农村之基本方法》；也有一些热门人物的传奇与秘闻，如《宋美龄女士婚史片段》《蒋前总司令的离婚问题》等。邹韬奋自己曾形容，“本刊的态度是好像每一星期趁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读者好像在十几分至二十分钟的短时间内参加一种有趣味的谈话会，大家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

民国时期著名记者赵浩生曾回忆道：“至今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期《生活》周刊在学校饭厅门前的地摊上出现时，同学们都一改拥进饭厅去占座位抢馒头的活动，而如饥似渴地抢购《生活》周刊。一册到手，大家就精神物质食粮一起狼吞虎咽；而最迫不及待要看的，就是韬奋的时事评论和连载的游记。”《生活》周刊俨然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食粮。

“不要忘记你的读者”，是邹韬奋经常强调的办刊理念。为此，他特意开设了“读者信箱”，加强与读者的沟通交流。一开始，邹韬奋都是亲自回复读者信件，忙得不亦乐乎，随着信件的大量增加，他才不得不让别人帮着回复。对于读者来信中提到的问题，他都会细致、耐心地解答。如果遇到不懂的问题，他还会咨询相关专家，再给读者进行回复。这样的交流方式，进一步拉近了和读者的距离，也使得《生活》周刊的受众面进一步扩大。

为人民大众服务，是邹韬奋始终如一的办刊思想。1927年，他在《生活》周刊发表《本刊与民众——本刊动机的重要说明》一文，写道：“农人的苦生活、工人的苦生活、学徒的苦生活，乃至工役的苦生活，女仆的苦生活……都是本刊已载过的材料，也就是本刊替民众里面最苦的部分，对于社会的呼吁。”1928年，邹韬奋又在《〈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一文中进一步指明：“我们办这个周刊不是替任何人培植势力，不是替任何机关培植势力，是要藉此机会尽我们的心力为社会服务。”1936年，在《关于〈生活日报〉问题的总答复》一文中，他提出：“理想的《生活日报》必须是反映全国大众的实际生活的报纸；必须是大众文化最灵敏的触角；必须是五万万中国人（连国内国外的中国人合计）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从其不同时期的文章，不难看出，邹韬奋的办刊立场始终是为民众的。正如他在《经历》一书中说的那样：“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还是要做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这一个形容词。”

为何生前没能入党，身故却被称“吾党的光荣”？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舆论战线抗日救国的一面鲜明旗帜。

1932年7月，他成立生活书店，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短短几年，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展到了56家，先后出版了数十种进步刊物，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邹韬奋的名字也被列入了“黑名单”。无奈之下，邹韬奋开始了海外流亡生活。这一段坎坷的流亡经历，历时两年多。后来，他把在国外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汇编成书出版，这就是两部著名的通讯集——《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

1935年8月底，邹韬奋回国后，更坚定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委。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因积极宣传抗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等人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这就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同年12月4日，邹韬奋等人被押至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法院罗织了“十大罪状”，对邹韬奋等人提起公诉，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关注。经过法庭上面对面的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七君子”于1937年7月底出狱。

出狱后的邹韬奋立即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他转至武汉，继续主编该刊。武汉沦陷后，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战》，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报道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斗争，引导大批青年走上了抗日救亡的正确道路。同时，他还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对国民党投降分子作公开、合法的斗争。皖南事变后，他愤然拟了辞去国民参政员的电文稿，对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民主、残害进步文化事业作出了严正的抗议。国民党政府发出了将邹韬奋就地惩办的通缉密令。为避免受迫害，邹韬奋历经艰险到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同敌人进行的艰苦斗争，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然而，正当邹韬奋满怀信心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时，却因积劳成疾，不幸患了脑癌。在党组织的护送下，秘密回到上海就医。上海党组织对邹韬奋的病情十分关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为他治病。

重病期间，邹韬奋仍“心怀祖国，着念同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仅有一点微薄的能力，提着那支秃笔和黑暗势力作艰苦的抗斗，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我要掮着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与世长辞，时年49岁。在弥留之际的遗嘱里，他写道，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小，20余年追随诸先生，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的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邹韬奋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的入党要求并不是弥留之际才提出的。早在1937年～1938年间，他就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和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的请求。然而，考虑到当时革命局势的需要，周恩来热情而恳切地对他说：“你暂时不要急于入党，你现在以党外人士身份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政治斗争，和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的作用不一样。”

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邹韬奋生前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在致家属的唁电中，中共中央称他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毛泽东为他亲题挽词：“热爱人民，真誠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责编 / 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