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雷

尹韵公先生著《新闻传播史论拾遗》（以下简称《拾遗》）一书（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收录作者1990—2015年的论作54篇，是作者于学海中天长日久所寻珠玑的汇聚。其中既有曾经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有首次与读者见面的研究报告，共同特征都在于视野开阔、言辞生动。这些论作虽然在不同时间呈现在不同媒体，但经过《拾遗》各篇集结后，更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理论问题与应用问题并重的思考力量，更鲜明地突出了作者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共进的科学思路，更全面地展现了作者历史论断与现实论断结合的独创贡献。

这部近45万字的论著以中国气派新闻传播史论基础研究为起点，言必有证、论从史出；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为主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为架构，研究真问题、扎实做学问。观点高屋建瓴、喷薄而出，论述酣畅淋漓、大气磅礴，作文行云流水、洞烛机微。书中所述选题涵盖历史学、新闻学、舆论学、传播学、网络学等多个学科，涉及出版、宗教、传媒产业等多个领域，篇幅近万字及以上的作品16篇。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研究者和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实践者应读与必看的一部大作。

一、理论奠基：探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国本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最核心的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拾遗》之《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拾遗》一书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新闻思想研究作为最大篇幅，尤为注重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新闻工作文献和文化思想事业贡献的研究，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的连结为全书最大的篇章。这些篇章深入而详尽地阐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新闻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理贡献，分量极重、启示无限。

具体而言，作者全面深化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细化如毛泽东人民军队新闻宣传思想、创立并应用内参机制、典型报道实质价值论断的研究等。作者倡导邓小平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风范，论述江泽民“导向论”的丰富性、系统性，指出胡锦涛考察人民日报社讲话的“三大亮点”，提出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的“精义要道”等。这些论作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在为学治史中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作者立足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国化的历程，探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当代中国定位。如果将作者这些基于中国本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观点和精辟论述纵览起来，就会发现这是一部个人独撰而非编著的崭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程。

二、史海钩沉：聚焦中国重要历史时期重大事件

“像粉碎‘四人帮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果不把每一个细节厘清，不能客观、完整、真实地记录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恐怕我们将愧对历史、愧对后人。”（《拾遗》之《论成功粉碎“四人帮”的关键群体》）《拾遗》一书之所以能够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思想展开研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现状，离不开作者长期以来对党史、军史、国史研究的真诚热爱。在炉火纯青、淋漓尽致的评析背后，体现了作者对于国家建设和治理进程中重大事件认识的高度、体察的深度、写作的温度。书中唯物史观与学科交叉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理论探讨与史海钩沉述评得当、相得益彰；让所述场景历历在目、如临其境，所述人物须眉毕现、影无遁形。

具体而言，书中既论述了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写作《体育之研究》的背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事新闻理论与实践的萌芽、抗日战争时期“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的形成，也考证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闯过“亲情关”的方式、反思“大跃进”的“十次检讨”，以及对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比较发达”两个阶段的思考。作者基于史实的考证明确提出“政治家办报”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党性原则的新发展”，可谓概括精准、一语中的。

作者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事件，并一一展现给读者。如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和细节，当代中国新闻媒体、出版事业的发展状况，开展宗教工作的建议，中国媒体加入WTO的利弊得失，反思“非典”时期国内的新闻报道等，在书中纷至沓来、目不暇接，伴随着这些重大事件分析共同走进读者视域的是作者的敏捷思考、睿智前瞻，政治意识、大局观念。

此外，作者立于坚定学术立场、基于大量事实，有力地反击和抵制了历史虚无主义等混乱文化界、思想界的种种说辞和泛滥沉渣。如针对近年来污蔑、歪曲、诋毁革命领袖的情况，作者列举1959—1962年毛澤东十次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的具体日期，考证详尽、具有说服力；针对敌对势力所说的中国媒体“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作者依托研究范围中的大量“报忧”内参予以反驳，雄辩有力、富于战斗性。

三、实践创新：建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自信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中央交给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光荣而重大的任务。”（《拾遗》之《开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新局面》）作者立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以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历对新闻学——这一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进行了从历史到当下、由当下到未来的立体研究和全盘思考。无论是个案研究还是学术综述都有重大的突破，无论是新闻史论还是媒介前沿都有敏锐的观察，无论是基础原理还是对策建议都有独到的见地。充分展现了一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身研究工作实践创新的同时，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时代进程中更好地建树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自信。

具体而言，中国新闻史个案研究成果中，作者历史知识渊博深厚、历史文献信手拈来。无论是“《新青年》终于为中华民族找到了最好的思想舵手，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拾遗》之《从〈新青年〉的思想探索看中华民族道路的历史选择》）的意义阐释，还是关于范长江西北采访的评价“研究和分析历史人物的曲折道路，完全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历史人物，把握历史人物，进而正确了解历史人物，合理解释历史人物”（《拾遗》之《关于范长江与〈中国的西北角〉之余论》），都展现了作者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怀疑精神为动因而持之以恒、长年累月的追问与探寻。诚如作者所言，“这本文集里的好些论文，都是萌芽于大学之际，结果于而立之后”（作者《拾遗》自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研究方面，作者逻辑思考缜密、前瞻意识强烈。无论是中国第一篇内参机制研究论文《论中国独创特色的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的拓荒之举、呼吁新闻媒体责任意识的真知灼见，还是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哲学思辨、“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理论梳理、“走转改”精神中国的阐释、典型人物报道时代内涵的发掘，抑或是“两个舆论场”、设立网络学、内宣与外宣界限消失等的前瞻论断，都显现了作者经世济民的研究动力和学以致用的累累硕果，其中众多的论断与当代思想界、文化界、新闻界工作的方针、政策遥相辉映、不胜枚举。

以注重新闻真实性和倡导对策研究这两个问题为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既准确报道个别事实，又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作用。”而《拾遗》中既有作者“无论是作为革命党，还是执政党，我党对真实性原则的坚持，从来都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拾遗》之《试论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这样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强调新闻的生命力在于真实，要把握真实性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的表述；也有作者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既要注重基础研究也要加强对策研究的建议：“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观念上和行动上充分认识到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的重要性。绝不能松一头而紧一头，或轻一头而重一头。”（《拾遗》之《开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繁荣的新局面》）并且作者对这两个问题的观点提出的时间都非常早，众多的科学论断成为当今社会实践的行动指南。

新闻学人的学术自信建立在新闻理论贡献和新闻史学求索的基础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学术自信在于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和构建新理论，为人民做学问。《拾遗》作者的学术自信体现为对新闻传播事业研究的“道”“器”兼具、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探寻的“学”“术”贯通，可以说，作者以其特有的知识结构和逻辑框架做到了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

《拾遗》所录作品跨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时间阶段和空间场景，贯穿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史海钩沉、实践创新三个方面，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界最具代表性的权威学者的学术原创能力，洋洋大观、蔚为风景。

通览全卷，作为读者从中领略的不仅是作者的文采、史德、哲思之结合，更是一位新聞史学者“学术足迹的回放”“学术成长的记录”（作者《拾遗》自序）；从中体会的不仅是作者对党史、军史、国史之思索，更是一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学术生命的张力与建构”“学术思想的变迁和色彩”（作者《拾遗》自序）。细读篇章，作为读者从中看到的不仅是作者立足国情对新闻学界、新闻业界历史和未来的考量与研判，还看到了一位新闻学人洋溢着的充沛的学术自信。

拾遗新闻史论珠玑，更显新闻学人气象。沧桑经纬、察往昭来，史论撷华、才思机杼。值得一提的是，《拾遗》只是作者学术文集中的一种，作者其他的理论文章、研究报告、学术随笔等既有高原、也有高峰，可谓著作等身、著作等心。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当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何在为国为民立德立言的实践中实现价值，青年新闻史论研究者如何建树自身的学术自信，《拾遗》是为一种示范。

（作者为黑龙江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