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宏，余丽萍

（大理大学图书馆，云南大理671003）

大理市水利碑刻概说

赵志宏，余丽萍

（大理大学图书馆，云南大理671003）

据现有文献记载，大理市水利碑刻共有17通，其中明代5通、清代11通、民国1通。这些碑刻是研究大理地区水利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的第一手宝贵史料。通过对其进行搜整、校勘、释读、研究，阐述了大理市水利碑刻的类型、特点和价值。

大理市；水利碑刻；文化遗产

刻石纪事是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之一。碑刻是中华民族石刻珍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等的重要原始文献。大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远在四千多年前，白、彝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大理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历史上世世代代的白族、彝族等先民留下了许多记载治水、用水的水利碑刻，这些水利碑刻是大理各类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研究水利建设、历史发展、时代变迁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

大理市下辖10镇1乡：下关镇、大理镇、凤仪镇、海东镇、挖色镇、双廊镇、上关镇、喜洲镇、湾桥镇、银桥镇和太邑彝族自治乡，共有20个居委会、109个行政村。据文献查阅和田野调查，大理市境内目前遗存水利碑刻17通，现将这些碑刻的基本情况作如下介绍并对其类型、特点、价值作简单探讨。

一、大理水利碑刻叙录

《洪武宣德年间大理府卫关里十八溪共三十五处军民分定水例碑文》〔1〕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立。原碑高91 cm，宽39 cm。碑文直行楷书，文20行，行10~66字。该碑详细记载了官府对苍山十八溪水流灌溉的具体分配与规划，是宣德年间整个大理坝子农业生产所必须遵守的水利灌溉法规，对研究本地区文明发展、历史沿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碑已不存）。

《水利碑记（碑阳1551年）》〔2〕2529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立。碑为大理石石质，通高146 cm，宽54 cm，碑已残断，碑阳额中部刻四圆圈，圈内阴刻“水利碑记”4字。碑身直行楷书，文21行，行8~ 41字。碑文叙述大理府宾川州对官邑、拴廊等地极恶乡虎霸占水利的判决，并明确规定大场曲、小场曲、拴廊等村的放水日期，对研究明代挖色地区的水利及地名情况有一定的价值。碑现存大理市挖色镇大成村文昌宫内。

《水利碑记（碑阴1553年）》〔2〕2530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立。碑为大理石石质，通高146 cm，宽54 cm，碑已残断，碑额刻“水利碑记”4字。碑身直行楷书，文15行，行2~28字。碑文记述了刻立碑阴的缘由，刊载了每年正月起至四月终止的大场曲、小场曲、拴廊等村放水起止日期，对研究明代挖色地区的水利情况有一定的价值。碑现存大理市挖色镇大成村文昌宫内。

《大理卫后千户所为申明旧制水利永为遵守事碑》〔3〕728-730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佚名撰文，大理卫后所掌印千户宋胤立，旗吏承大有书丹。碑为石灰岩石质，碑通高146 cm，宽62.5 cm，碑额呈半圆形，碑额高43 cm，碑额宽81 cm。碑文直行楷书，文23行，行20~47字。碑文详细记述了大理卫后千户所惩治势豪、退耕还湖（东晋湖塘）、重修闸口、兴水利民、申明旧制的事宜。该碑对研究明代大理地区社会状况、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碑存今大理市凤仪镇红山村本主庙内，至今保存完好。

《建立赵州东晋湖塘闸口记》〔3〕715-717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立，翰宸撰文。碑为石灰岩石质，碑通高146 cm，宽62.5 cm，碑额呈半圆形，碑额高43 cm，额宽81 cm。额上有方牓，内刻“湖塘碑记”4字。碑文直行楷书，文20行，行11~43字。碑文记述了东晋湖塘闸口的修建缘由、经过，及建成后老百姓所得到的水利惠泽。该碑是研究明代水利建设的重要史料。碑存今大理市凤仪镇红山村本主庙内，至今保存完好。

《海东金湫龙潭禁约碑》〔4〕255-256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立。碑文记述海东金湫龙潭为当地重要的水利灌溉资源，为防止民众破坏特明文立约勒石记事。碑存大理市海东镇。

《边奉严禁截挖黑箐水源碑记》〔5〕135-138清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立。碑为大理石石质，碑文记载了乾隆年间赵州正堂章氏，批处汤天、丰乐二村争控黑箐水源纠纷的案由。碑存今大理市凤仪镇大丰乐云会庵。

《湖塘碑记》〔6〕1210-1211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王锡侯撰文，合村军民士庶众姓等同立。碑高116 cm，宽47 cm，碑额上镌刻“永传世代”4字。碑文直行楷书，文15行，行4~35字。碑文记载了山西村民众重修被毁坏的一座湖塘的经过，并合议规定了管理维护、轮流分放两座湖塘水的细则。该碑对于研究大理地区的农田水利、乡规民约等具有参考价值。碑存今大理市下关镇山西村。

《立合同碑记》〔4〕250-251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名庄、蕨涧二村士民共同勒石。碑文记载了为解决名庄、蕨涧二村水利纠纷所立合同的基本情况。碑存大理市海东镇。

《名庄蕨涧两村水例碑记》〔4〕251-252清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名庄、蕨涧二村民李瑄毕洵等立石。碑文记述了名庄、蕨涧二村的水利纠纷，经查系蕨涧毕洵等涂改合同而致，判令再立合同照古例放水。碑存大理市海东镇。

《太和龙尾甸新开水利记》〔6〕1256-1258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王孝治撰文，苏云望等民众同立。碑高165 cm，宽95 cm。碑文直行楷书，文22行，行5~40字。碑文记述了太和县知县王孝治捐俸为倡，率众沿山开沟引水，以增加龙尾甸农田灌溉用水的事宜。该碑对于研究清代白族农业、水利具有参考价值。碑存今大理市下关镇龙尾街，至今保存完好。

《大沟水硐告示碑》〔7〕579-581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立，佚名撰文。碑通高164 cm，碑身高l30 cm，宽53 cm，其上有半圆额，额宽94 cm。碑文直行楷书，文20行，行64字，部分字迹剥蚀。碑文详细记载了大理府拣发直隶州正堂处理太和县柴村、车邑村、鸡邑村因沟水水硐互控一案所作的判决，并对涧水使用分配，水硐尺寸，水碓、水磨用水等作了明确规定。该碑对研究清代大理白族地区农业状况和水利管理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碑存大理市大理镇才村文昌宫。

《庆洞庄观音寺南沟洋溪涧水记》〔7〕593-595，〔8〕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佚名撰文，合村同立。碑高108 cm，宽47 cm。碑文直行楷书，文16行，行43字。碑文记述了南沟洋溪涧水利工程的兴建历史、水利管理及使用规例等，后因洪涝灾害将原分水经制圣旨碑湮没无存，为“惧权势之或生侵占也”，特立碑重申数百年的水例古规。该碑提供了白族村民兴修水利以改善农业生产，维护水利使用管理例制以稳定农村村邻关系的有关史料，可供研究白族农村水利建设史等参考。碑存大理市喜洲镇庆洞村，至今保存完好。

《小城村杨家塘碑》〔9〕清光绪丙午年（公元1906年），合族同立。碑文详细记述了明万历年间始引凤尾箐水灌溉田亩，修建地龙以利后世，后历经清嘉庆年间、光绪三十一年，不断扩修扩建杨家塘惠泽民众的事迹。碑原存杨家塘边，今存挖色镇小城村村头。

《永卓水松牧养利序》〔6〕1642-1643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周凤岐撰文，合村民众同立。碑为青石石质，高47.5 cm，宽33.5 cm，厚2 cm。碑文直行楷书，文16行，行12~39字。碑文记述了光绪年间兴隆村民众公议制定水利、放牧等方面管理的乡规。该碑对清末白族地区乡规民约、农村水利、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碑现存大理市下关镇吊草村土主庙内，至今保存完好。

《东晋湖记》〔10〕立碑时间不详，清代举人韩棨撰文。碑文记叙了东晋湖塘的面积、灌溉规定、修筑堤埂等基本情况，饱含了作者对东晋湖惠泽黎民的颂扬之情。碑存今大理市凤仪镇。

《修筑莲花塘碑记》〔5〕277-278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合村同立。碑为大理石石质，碑高102 cm，宽58 cm，碑额题刻有“永垂不朽云”5字。碑文记录了敬天厂民众响应政府号召，不辞辛劳修筑莲花塘造福乡里的功绩。碑存大理市凤仪镇敬天村本主庙。

二、大理水利碑刻的类型和特点

从内容上来看，大理市遗存的水利碑刻大致可分为纪事碑、争讼碑、水规碑、水源碑四大类，其中纪事碑8通，争讼碑4通，水规碑3通，水源碑2通。

纪事碑。纪事类水利碑刻是指专门记述兴修湖、塘、沟、涧的缘由、经过、工程情况等兴水利民事宜的碑刻。如《大理卫后千户所为申明旧制水利永为遵守事碑》即是记述退耕还湖（东晋湖塘）、重修闸口、兴水利民的事宜。《建立赵州东晋湖塘闸口记》事关东晋湖塘闸口的修建缘由、经过。《湖塘碑记》则是对山西村民众重修被毁湖塘经过的记载。《太和龙尾甸新开水利记》记述知县捐俸率众沿山开沟引水的事迹。《庆洞庄观音寺南沟洋溪涧水记》记述兴建南沟洋溪涧水利工程的历史。《小城村杨家塘碑》记述了明万历年间始建，后历经清嘉庆、光绪年间扩修扩建杨家塘惠泽民众的史实。《东晋湖记》记叙了东晋湖塘的面积、灌溉规定、修筑堤埂等基本情况。《修筑莲花塘碑记》记录了敬天厂民众修筑莲花塘的功绩。

争讼碑。争讼类水利碑刻是指记载因用水、分水、水权归属等引发争论并产生纠纷、诉讼及相关处理经过和结果的碑刻。如《边奉严禁截挖黑箐水源碑记》记载了汤天、丰乐二村争控黑箐水源纠纷的案由。《立合同碑记》记载了为解决名庄、蕨涧二村水利纠纷所立合同的基本情况。《名庄蕨涧两村水例碑记》记述了名庄、蕨涧二村的水利纠纷。《大沟水硐告示碑》记载了太和县柴村、车邑村、鸡邑村因沟水水硐互控一案所作的判决。

水规碑。水乃生命之源，农业之根基，关于水份、灌溉、轮放等的具体规定、法令、条例等即属水规类碑刻。如《洪武宣德年间大理府卫关里十八溪共三十五处军民分定水例碑文》是官府对苍山十八溪的水流灌溉的具体分配与规划，是宣德年间整个大理坝子农业生产所必须遵守的水利灌溉法规。《水利碑记（碑阳1551年）》《水利碑记（碑阴1553年）》是大理府宾川州对大场曲、小场曲、拴廊等村轮流放水的明确规定。

水源碑。水源关系老百姓的生计，因此，为保护水源及生态环境而立的乡规民约，可归为水源类碑刻。如《海东金湫龙潭禁约碑》是为防止民众破坏水源地——金湫龙潭而立约勒石。《永卓水松牧养利序》乃兴隆村民众公议制定水利、放牧等方面管理的乡规。这2通碑刻，对当地的水源保护提出了具体要求，对破坏水源的行为制定了处罚措施，反映了古人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这些水源碑，对清康熙、光绪年间白族地区乡规民约、农村水利、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立碑情况来看，大理市遗存的水利碑刻有官府刻立、民间刻立、军民同立三种类型。其中官立碑刻4通，分别是：《洪武宣德年间大理府卫关里十八溪共三十五处军民分定水例碑文》《大理卫后千户所为申明旧制水利永为遵守事碑》《海东金湫龙潭禁约碑》《大沟水硐告示碑》；民立碑刻7通，分别是：《立合同碑记》《名庄蕨涧两村水例碑记》《太和龙尾甸新开水利记》《庆洞庄观音寺南沟洋溪涧水记》《永卓水松牧养利序》《东晋湖记》《修筑莲花塘碑记》；军民同立碑刻6通，分别是：《水利碑记（碑阳1551年）》《水利碑记（碑阴1553年）》《建立赵州东晋湖塘闸口记》《边奉严禁截挖黑箐水源碑记》《湖塘碑记》《小城村杨家塘碑》。从上述情况可知，民间刻立的水利碑刻最多，表明大理民众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水源及生态环境保护，民间水利自治程度较高。官立、军民同立的水利碑刻数量基本相当。

从地理分布上看，大理市遗存的水利碑刻，主要为下关镇3通，大理镇2通，凤仪镇5通，海东镇3通，挖色镇3通，喜洲镇1通。其中，凤仪镇分布较多，而下关镇、海东、挖色次之，大理、喜洲2镇则较少。其余4镇1乡（湾桥镇、银桥镇、双廊镇、上关镇、太邑彝族自治乡），目前文献中并未见相关记载。

从刻立的时间来看，明朝5通，清朝11通，民国1通。其中清朝所立水利碑最多，明朝次之，民国时期最少。在清代所立水利碑刻中，康熙年间1通：《海东金湫龙潭禁约碑》（康熙三十五年）；乾隆年间5通：《边奉严禁截挖黑箐水源碑记》（乾隆二年）、《湖塘碑记》（乾隆六年）、《立合同碑记》（乾隆四十六年）、《名庄蕨涧两村水例碑记》（乾隆四十六年）、《太和龙尾甸新开水利记》（乾隆四十七年）；道光年间2通：《大沟水硐告示碑》（道光十年）、《庆洞庄观音寺南沟洋溪涧水记》（道光二十七年）；光绪年间2通：《永卓水松牧养利序》（光绪三十二年）、《小城村杨家塘碑》（光绪丙午年）；时间不详1通：《东晋湖记》（该碑虽立碑时间不详，但据清代举人韩棨撰文及碑文推测，归为清代）。在明朝所立水利碑刻中，除《洪武宣德年间大理府卫关里十八溪共三十五处军民分定水例碑文》为宣德年间所立外，其余4通：《水利碑记（碑阳1551年）》《水利碑记（碑阴1553年）》《大理卫后千户所为申明旧制水利永为遵守事碑》《建立赵州东晋湖塘闸口记》均为嘉庆年间刻立。民国时期最少，仅1通：《修筑莲花塘碑记》。

三、大理水利碑刻的价值和意义

大理市水利碑刻数量较多，年代久远，记载的内容多样，涉及地方水利建设、水利纠纷、水规水法、水源保护以及旱涝灾害等，对研究大理地区少数民族水利史、农业史、民族史、文化史等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一）史料价值

大理市遗存的水利碑刻，从不同角度全面系统地记载了苍山十八溪的水利分配；东晋湖塘的修建、维护；海东、吊草等村镇的水源与环境保护规定；汤天、丰乐二村，名庄、蕨涧二村，柴村、车邑村、鸡邑村等村的水利纠纷等，这些记述水利工程兴建经过，维护办法，以及水利章程、乡规民约、水权纠纷及其处理等内容的碑刻，为我们研究历史上大理地区河流变迁、湖塘堰等水利工程的兴建与组织实施、大理地区民间水利灌溉的管理和组织，以及古代水利纠纷的解决等等，都提供了真实原始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了解和研究大理古今水利建设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当前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二）科研价值

水利碑刻是前人留给大理人民的宝贵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其记载的内容颇丰，涉及江河源流、旱涝灾害、水利建设、农田灌溉、水规水法、纠纷争讼、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发展及历史人文风貌等等，这些史实与大理古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风俗等息息相关，是大理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是研究大理民族地方水利史、农业史、民族史、文化史等的“活化石”，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对云南省大力实施“兴水强滇”“绿色生态强省”等战略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三）文学价值

大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至今遗存有许多非常著名的碑刻，如山花碑、南诏德化碑等，广泛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艺术人士的关注和好评，其中的水利碑刻也概莫能外。这些碑刻语言流畅、字体娟秀、雕刻精湛，行文不拘一格，如《建立赵州东晋湖塘闸口记》，该碑语言诙谐，旁征博引，引古论今，行文中运用了大量的对话，实为罕见。该碑既是研究明代水利建设的重要史料，也是一块颇具文学价值的水利碑。《东晋湖记》碑文则以散文体的形式记叙了东晋湖塘的面积、灌溉规定、修筑堤埂等基本情况，饱含了作者对该湖惠泽黎民的颂扬之情。这些碑刻资料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对文学、艺术、书法爱好者的相关研究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1〕杨世钰，赵寅松.大理丛书·金石篇：卷一〔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312-314.

〔2〕杨世钰，赵寅松.大理丛书·金石篇：卷五续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

〔3〕杨世钰，赵寅松.大理丛书·金石篇：卷二〔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

〔4〕张奋兴.大理海东风物志续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5〕马存兆.大理凤仪古碑文集〔M〕.广州：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3.

〔6〕杨世钰，赵寅松.大理丛书·金石篇：卷三〔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

〔7〕大理市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大理市古碑存文录〔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

〔8〕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白族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69-70.

〔9〕王富.鲁川志稿〔M〕.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会，2003：393.

〔10〕凤仪志编纂委员会.凤仪志〔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568-569.

（责任编辑 张玉皎）

A Summary of Water Conservancy Steles in Dali City

Zhao Zhihong,Yu Liping
（The Library of 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there are 17 water conservancy stone steles in Dali City,among which 5 pieces are from the Ming Dynasty,11 pieces are from the Qing Dynasty,and 1 piece i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ese.These steles are valuable first-h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water conservancy history,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Dali area.Through collection, collation,interpretation,and investigation,this essay elaborates the types,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these steles.

Dali City;water conservancy stele;cultural heritage

K852

A

2096-2266（2017）05-0011-05

10.3969/j.issn.2096-2266.2017.05.002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水利碑刻文献收集整理研究”（YB2015082）；云南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大理古代水利碑文辑释”（2015-11-01）

2017-01-19

2017-03-12

赵志宏，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