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

助力副中心建设 推进司法改革探索多元矛盾调解机制 审结社会公众关切大案

王巍

看！2016年北京法院“晒出”工作成绩单：

2016年，北京法院全年收案、结案130万余件，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未结案107691件，同比下降2.8%——这也是北京法院未结案率5年来首次降低。2017年1月18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万明代表北京市高级法院，向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报告工作。2016年，北京法院的工作亮点不胜枚举，多元化矛盾解决机制的推进有效地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矛盾；“民告官”案件由2015年数量上增长发展为行政长官出庭常态化的趋势改变；同时，刑事案件审判突出了对侵财类案件的惩治力度，包括“红通”在内的一批社会关注的大要案在北京法院审结，除此以外，北京法院还为司法改革交上了一份内容详实的答卷……

“多元化”解决纠纷——北京通州5年审执5万余件涉副中心案

北京城市副中心目前正在通州区加速建设。据统计，5年来，北京市通州区法院审理和执行涉城市副中心建设案件5万余件，其中涉拆迁腾退类“骨头案”1000余件。激增的纠纷和诉讼对通州区法院的法官们可谓是一个考验。

去年夏天，60岁的通州区潞城棚改户老王，将自己的母亲、弟弟和妹妹告到了法院，要求进行房屋的所有权确认。城市副中心潞城棚改二期开始不久，这个案子在法院立案了，通州区法院法官走访调查发现，这一家人的矛盾是“历史问题”，并且由来已久。

据办案法官了解，老王年幼时丧父，辍学工作供弟妹上学，赚的工资也用来补贴家用，在老王家宅基地盖房时，老王并没有出资，但他认为自己常年对家庭有贡献，拆迁份额应该有自己的一份。但老王弟弟却对此不予认可。

“先给双方的权利划出一条线，让对方明白不能越线”，办案法官介绍，他们与村委会联动，做老王及其弟弟的思想工作。法官将老王和亲人们叫到一起，让他们通过回忆生活中大家的彼此照顾，把双方的亲情激发出来。

通过法官十多天“斡旋”，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副中心的建设工作也得以顺利进行。

谈到其中的成效，通州区法院总结为“主动作为”：延伸审判的职能和优势，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通州区法院张家湾法庭副庭长李想表示，针对在副中心建设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法院对民事案件“不诉不理”的大原则就随着客观环境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如婚姻家庭以及继承类事宜调解的案件，通州区法院第一时间主动与司法所、村委会等部门沟通，争取在事前化解。诉前化解起到很有效的作用。”

根据通州区法院今年公布的数字，在城市副中心加速建设的大背景下，该法院2016年全年收案60078件，仅次于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和海淀区法院，在全北京排名第三，而通州区法院2016年诉讼案件猛增的情况便是北京法院长期“案多人少”局面的缩影。

解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破解“案多人少”

在收案结案再创新高的情况下，北京法院2016年未结案107691件，同比下降2.8%，5年来首次降低。

仍旧以通州区法院为例：根据统计，通州区法院法官年人均结案数和效率指数在全市法院均排名第一位，这其中，简案快审全面化等多项举措的出台，让法院的结案效率得以提高。比如在各审判庭成立快审组，通过制定标准化工作流程、简案文书模板等方式实现快审快结。2016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专门到通州区法院，调研这一工作经验。

而在全市收案量排名第二的海淀区法院，与区公、检、司三机关共同制定《海淀区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细则》，建立“3+2+2”速裁办公区，全流程简化速裁模式逐渐成形。

北京法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安凤德表示，这与北京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密不可分：2016年，法院系统内对交通事故、物业供暖等5类纠纷试行调解前置，对医疗、证券、保险等专业性较强的案件，立案后委托专业机构先行调解；推动成立全国首家省级调解组织行业协会――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吸纳22家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参与矛盾化解；在各基层法院设立诉调对接中心，分流案件68763件，调解成功19046件；完善繁简分流机制，扩大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全年适用该程序审结民事案件34535件；继续开展刑事速裁改革，速裁刑事案件5211件，占一审刑事案件的34.3%。

司法改革“谁审判谁负责”——院长庭长全年审案超20%

2016年9月29日，曾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吉林市委书记的徐建一质疑中受审。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2000年至2013年，被告人徐建一利用担任一汽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吉林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间接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18.974万元。徐建一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这起案件的审判长，便是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陆伟敏，他与该法院刑二庭庭长陶炜和法官林辛建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庭审当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最高法院特约监督员张定龙，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最高法院特约监督员孙文彬等旁听庭审，对案件的庭审过程尤其是审判长庭审驾驭能力给予了肯定。

解读：北京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安凤德表示，北京法院采取了系列措施，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院长不再签发裁判文书，不能直接干预案件、对案件指手划脚。放权、还权的同时，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通过召开专业法官会议，提出意见，供合议庭法官参考。

通过强化院庭长办案，有效规范了审理流程，统一了裁判尺度；制定工作规范，区分院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责及对个案的审判监督职责，强调对个案应通过参与审委会讨论、组织召开法官会议等方式进行监督，促进院庭长严格履职、依法行权。院庭长分别组织召开全院跨专业、跨领域的专业法官会议和庭级专业法官会议，研究法律适用、审判管理等重大事项。一年来，院长办案数增长102件，庭长办案数增长829件，院庭长审批案件数减少943件。在刚刚结束的北京两会上，北京市高级法院院长杨万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全市21%的案件是由院庭长办理的，远远超过要求。

新思路解决老问题——全年执行查控信息190万条

北京法院2016年全年新收执行案件154939件，同比上升11.4%，执结156556件，同比上升26%。

互联网的发展激发了法院执行工作的新思维：以朝阳区法院为例，2016年，该法院用互联网搜索引擎置顶显示失信信息，与互联网企业协调，实现失信信息在相关搜索引擎首页置顶突出显示，扩大信息传播及利用；互联网旅游公司联合限制消费行为，通过携程、去哪儿、途牛等互联网旅游企业，限制失信被执行人票务、酒店、旅游产品预订；互联网金融公司降低网络信用评价，将蚂蚁金服公司“芝麻信用”互联网信用评价体系与失信数据库链接，大幅扣减征信评分，降低信用消费级别，对失信被执行人网络交易进行限制。

同时，法院在执行改革上做文章，制定工作纲要，明确基本解决执行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完善北京法院执行工作规范体系，实现执行案件全部网上运行，做到全程监控、全程留痕、全程公开。探索立案、诉讼阶段准许将责任保险合同、独立保函作为财产保全担保形式，有效保障生效裁判执行。开展执行案款清理活动，实行一案一账号管理，确保案款收发及时准确。通过北京法院和最高法院网络查控系统，查询银行账户、房屋产权等相关信息190余万条。

完善执行联动机制，推动形成综合治理执行难的工作格局，与银行、工商等部门共享信息，对失信被执行人在行业准入、融资信贷、生活消费等方面实施联合惩戒，初步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局面。

解读：北京法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安凤德介绍说，执行难是司法过程中一个持续性的问题，执行的效果与当事人权益息息相关。在近几年的不断摸索中，法院执行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2016年的执行工作有不少亮点，2016年的工作为2017年进一步破解执行难打下了基础，2017年，北京法院会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执行工作，全力落实“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任务，2017年3月进行中期评估，力保2018年达到既定目标。

人性化审判让每个公民感受公平正义

除了上述亮点，在传统审判工作上，北京法院的成绩仍然“可圈可点”：

刑事审判：对侵财类犯罪惩戒力度加大

在刑事案件方面，2016年北京法院审结刑事案件19494件，对21139人判处刑罚。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犯罪，严惩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严惩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电信诈骗犯罪，审结此类案件16件，向社会通报涉及891名被害人的樊用明诈骗案等典型案例。严惩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审结此类案件125件，同比上升42.1%，加强涉案财物处置，为40余万投资人挽回经济损失5亿余元。严惩贪污贿赂犯罪，依法审理国家安监总局原局长杨栋梁受贿、环保部原副部长张力军受贿、“红通”落网人员孙新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案件476件。依法惩治网络犯罪，在快播公司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中，明确网络技术公司的社会责任，净化网络空间。加强对证据合法性的审查，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352人次，排除非法证据18件，对31名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

民商事审判：疏解功能类纠纷“化解”率高

2016年北京法院审结民商事案件421465件，同比上升20.8%。

北京三级法院发挥民商事审判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依法处理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商铺租赁、公司清算、劳动争议等纠纷，加大调解力度，推动搬迁安置工作，维护各方当事人权利，在动物园周边批发市场疏解系列案件中，经法院深入细致调解，当事人主动撤诉的达72.8%。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权利救济的功能，审结婚姻家庭、继承案件46516件，落实反家庭暴力法，针对家庭暴力依法签发人身保护令；审结涉外、涉港澳台案件2206件，依法审理涉马航MH370索赔案，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审结“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葛长生、宋福保诉洪振快名誉权、荣誉权纠纷，邱少云之弟邱少华诉孙杰、加多宝公司人格权纠纷等案件，依法保护英雄人物的精神价值，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知产案件：解决侵权成本与维权成不匹配的问题

2016年审结知识产权案件28812件，同比上升17.3%。加大司法保护力度，努力解决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等问题，通过知识产权审判，明晰权利边界，规范竞争行为，促进行业发展，在华为公司与中兴公司专利纠纷案件中，市高级法院组织开展多轮调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彻底解决了我国两大通信企业在国内的30余件诉讼，并就国外相关诉讼达成共识，促进了我国企业创新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

行政审判：16区县行政长官出庭应诉全覆盖

2016年新收行政案件19403件，同比上升25.6%。依法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对违法行政行为依法判决撤销或者确认违法、无效，行政机关败诉的占结案数的10.7%。

在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方面，“成效”最为显著的是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简称四中院）——加大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力度，实现16区政府负责人出庭应诉“全覆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率达100%，行政诉讼“告官不见官”的情形在该法院已成为历史。作为专门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被诉案件的跨行政区划法院，四中院建院两年以来，共审结以区政府为被告的一审行政案件4093件。

完善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及时反映依法行政中存在的问题，向行政机关发送司法建议75件。在行政审判中加大协调力度，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一审撤诉1624件，同比增加9.8%，一批涉及城市副中心建设、新机场建设、棚户区改造等重大项目的行政争议得到妥善处理，在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搬迁项目中，法官现场为2000余名群众解答法律问题，促进搬迁群众全部如期签约，从源头上防范了纠纷发生。

在2016年的案件审理中，北京法院对案件的审判有了更新的探索和创新，也实施了一系列人性化的举措：比如知识产权法院在一起专利侵权案件中，作出5000万元最高赔偿额判决，并首次以计时收费的方式计算律师费100万元。再如，在依法保障债权人和企业职工利益基础上，促进淘汰落后产能，在市第一中级法院成立清算与破产案件审判庭，加强专业化审判。

备受瞩目的“红通”第一案2016年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简称二中院）开庭审理，主审法官易大庆与出逃多年的被告人孙新在审前的交流谈话，对案件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全国首个进入开庭审判程序的‘红通’被告人案件，孙新案受到多方高度关注。为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作为承办人，我多次与孙新谈心，了解他的思想状况。由于出逃比较仓促，孙新没来得及跟家人道别，在逃亡期间，孙新也不敢给家里打电话，年迈多病的父母、嗷嗷待哺的幼子一直是孙新心里的牵挂。”

针对孙新的这些情况，易法官耐心地向孙新解释了这些年法律的修改变化情况，尤其是2016年新颁布施行的贪污贿赂案件司法解释，孙新逐渐对未来有了希望。为平复他对亲人的思念，开庭前，孙新见到了阔别7年之久的弟弟，得知父母、孩子均安好的消息后，孙新长长舒了口气。

在此后开庭审理过程中，孙新虽有些许紧张，但明显坦然了很多，对于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还把自己不堪回首的7年逃亡生活讲述出来，同时奉劝那些依然逃亡的犯罪分子及早回国投案，争取获得从宽处理。

案件得以审理审结。根据孙新的犯罪事实、犯罪的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综合考虑孙新归案后的悔罪态度，法庭最后判处孙新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孙新表示不上诉，希望尽快服刑，争取早日减刑出狱。

2016年，北京法院每个岗位上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职业奋斗，这些努力也“必有回响”：2017年1月20日，北京市人大经会议表决，北京市高级法院工作报告以95.43%的赞成率获得通过，这也成为2000年以来，北京法院工作报告赞成率最高的一次。

代表们在审议中普遍认为，法院工作报告站位很高，落点很准，内容丰富，数据翔实，充分体现出北京法院2016年在履行审判职责、推进司法改革等工作中的成果和亮点，法院工作者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全年审结案件65万余件，付出了辛勤劳动，取得了可喜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