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731部队研发病毒武器的阴谋行动<br/>——从美国解密的日本细菌战档案考察

“二战”期间731部队研发病毒武器的阴谋行动
——从美国解密的日本细菌战档案考察

2017-03-11张华

武陵学刊 2017年1期

关键词：黄热病内藤细菌战

张华

（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湖南常德 415000）

“二战”期间731部队研发病毒武器的阴谋行动
——从美国解密的日本细菌战档案考察

张华

（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湖南常德 415000）

1939年2—8月，日军731部队以疫苗研究为幌子，竭力向美国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申请获得黄热病毒毒株，以推进病毒武器的研发，但是一再遭到拒绝。1940年11月，苏丹东南部发生重大黄热病疫情，美国陆军怀疑这是轴心国阴谋实施细菌战的结果，要求各研究机构彻查是否发生黄热病毒毒株泄露情况。此时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向陆军部报告日本方面申请之事，美国陆军部对此非常警惕，并加强了对黄热病毒毒株的监管。这一措施彻底阻断了731部队从美国获取黄热病毒毒株的途径，同时也暴露出美国军方利用民间机构秘密研究细菌武器并在病毒武器领域领先世界的真相。

731部队；黄热病毒毒株；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

日本731部队除对细菌类武器大力发展外，还曾研发病毒类武器。对于这一情况，美国学者谢尔顿·H·哈里斯在他的著作中略有提及①，国内学者迄今对此没有展开研究。本研究主要依据美国解密的日本细菌战档案进行分析，抛砖引玉，以引起学界对“二战”时期日军病毒武器研发的重视。

根据一份由731部队重要人物增田知贞战后提供给美军的、现藏于美国犹他州达格威实验场技术图书馆的情报记载，作为日本陆军最大的细菌战部队之731部队，为了尽可能多地掌握杀伤力强的生物武器，从1932年到1945年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对可以用于生物战的如下四大类致病性微生物进行了深入研发。细菌类的有：鼠疫、霍乱、伤寒、痢疾、肺结核、马鼻疽、炭疽、地中海热、兔子热、破伤风、气坏疽、肉毒杆菌毒素、白喉、葡萄球菌、链球菌；螺旋体和病原虫类的有：急性传染性黄疸、回归热、性病、疟疾、黑热病；立克次氏体类的有：斑疹伤寒、爆发性斑疹伤寒、恙虫病、洛杉矶斑疹热；病毒类的有：登革热、黄热、天花、口蹄疫、狂犬病、流行性脑炎、流行性贫血[1]。731部队生物武器研究范围之广令人吃惊。

从1939年7月日军在诺门罕战役②中使用霍乱、伤寒、赤痢、鼻疽等细菌武器来看，细菌类武器研发在当时已经获得重大技术突破，已经用于实战了；从“二战”时期日军细菌武器用于中国战场的实际情况来看，鼠疫、霍乱等细菌类武器是731部队研发的最有效最成熟的细菌武器，且其技术在世界领先[2]。

从毒性角度看，病毒比细菌毒性更强，用于战争杀伤力会更大。一贯从工具理性而不从道德伦理看待生物武器的731部队自然不会不重视病毒武器的研发。从现有史料来看，731部队非常重视黄热病病毒武器的研发，希望以此为突破口，推进其他病毒武器的研制。

黄热病是一种依赖伊蚊传播的热带亚热带流行性疾病，传染性强、病死率高。黄热病的潜伏期3—6天，第7—10天发生死亡。该病17世纪被证实，此后越来越多的黄热病流行疫情被记录在案。例如，1793—1794年，一支6 000人的英国远征军在加勒比海因为感染黄热病出现大量伤亡，远征失败[3]。1940年，苏丹东南部地区突然爆发严重的黄热病疫情，从11月3日到12月28日，共造成15 000人染疫，1 500人疫死[4]。黄热病的这种自然流行特点正好符合日军细菌战部队研发生物武器的要求，因为疾病的自然流行可以掩盖他们实施生物武器攻击的罪恶。

但是，日本的技术水平不能够提取黄热病毒毒株，这就为日军进一步研发黄热病毒武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当时能够提取黄热病毒毒株的国家主要是美、英、法三国。为了能够在病毒类武器方面尽早取得突破，731部队多次派员不择手段地图谋在技术领先的美国获取黄热病毒毒株。

一、731部队阴谋窃取黄热病毒毒株的行动

（一）内藤良一试图从美国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获取黄热病毒毒株

1939年2月，731部队命令其重要技术骨干内藤良一以访问学者身份为掩护，潜入美国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刺探情报并试图获取黄热病毒毒株。为什么会派内藤良一担此重任呢？其一，内藤良一得到了石井四郎③的信任。内藤良一此时已是731部队的军医中佐，与增田知贞一起被日本细菌战部队视为石井四郎的左膀右臂[5]64。当时担任731部队长的石井四郎同时兼任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主任，石井四郎不在军医学校时，便指派内藤良一负责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事务。由此可见，内藤良一的专业水平与管理能力得到了石井四郎的肯定。其二，内藤良一主张走技术路线，一贯重视技术情报的收集，他又是基督徒，其基督徒身份便于作为掩护。根据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战后对内藤良一的调查资料，内藤良一1905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府，是一个基督徒。1931年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日本陆军，任军医中尉。1931—1932年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第11步兵团任营级军医，直到1933年。1933—1934年在第27步兵团任营级军医。1934年1—4月在第25步兵团服役。1934年入京都帝国大学进一步深造，1936年3月毕业，获博士学位。1936—1937年3月，担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员。1937年3月—1938年2月，在日本驻苏联使馆担任签证官，随后被派遣到德国柏林。在德国呆了10个月的内藤良一又被派往美国，1938年12月2日到美国卫生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1939年3月回到日本。1939—1942年任陆军军医学校助教。1942—1943年在冈字9420部队服役。1943—1945年又回到陆军军医学校担任教员[6]。从内藤良一的经历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除了1942—1943年在冈字9420部队短暂服役外，内藤良一主要负责科研，搜罗技术精英，突破日军细菌武器研发的理论与技术瓶颈[5]133，这与增田知贞长期在细菌战部队工作，走一条从事人体实验、开发实战武器的实践路线有明显不同，这也许反映了石井四郎对其左膀右臂的明确分工。二是1937—1939年，在731部队秘密开展细菌武器研发的关键阶段，内藤良一以访问学者、签证官等不同身份为掩护，在苏联、德国和美国从事秘密搜集各国细菌武器研发情报的工作，这与他的老师石井四郎1928年开始的两年世界游学之旅[7]属于同一性质。综上，1938年12月，内藤良一被派往美国窃取黄热病毒毒株和相关技术情报是731部队精心策划的行动。

根据美国解密档案，在1941年1月27日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国际卫生合作处处长威尔伯·A.索耶博士办公室人员J.H.鲍尔与美国陆军军医处西蒙斯上校的往来函电中，鲍尔追忆了1939年内藤良一在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试图窃取黄热病毒毒株的事情经过：

1939年2月23日，自称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助教的内藤良一博士，持日本大使馆武官处的介绍信，访问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黄热病毒研究室。该介绍信大致内容如下：武官处接到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的电报，要求为内藤博士获取黄热病毒毒株的工作提供方便。我问内藤博士希望得到何种黄热病毒毒株，内藤说希望得到没有经过处理的病毒样本以用于疫苗研究。我打电话请示研究室负责人索耶博士并建议他与内藤良一博士见面。索耶博士同意见面。我要求内藤良一携带日本大使馆的介绍信见索耶博士。

索耶博士后来打电话给我，说他根据国际联盟附属的世界卫生组织远东局决议，以及有印度、荷兰、柬埔寨和其他国家参加的热带病东方会议通过的禁止以任何目的把黄热病毒引入亚洲国家的决议，拒绝了内藤的请求。遭到拒绝的内藤良一又回到研究中心，向我咨询了大量与黄热病毒疫苗研究相关的问题。他特别想知道巴西使用的疫苗在何处制备，我告诉他这些疫苗在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的里约热内卢实验室生产，哥伦比亚和中美洲使用的疫苗均来自于此实验室。

我又把内藤良一介绍给泰勒博士。……内藤良一告诉我，他曾经在柏林罗伯特柯克学院待了一年半，与舒尔茨伯格共同研究螺旋体。他马上就要回国了，回国后可能会被派往驻满洲的军队服务。[8]

内藤良一在柏林“待了一年半”，与舒尔茨伯格共同研究螺旋体”的这一说法与战后他对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的供述——“在德国呆了10个月”[6]——存在很大差异，不知哪一句才是真话。但可以肯定的是，内藤良一此时对鲍尔说的这些话意在骗取鲍尔的信任。

综上可知，索耶博士以国际决议为由拒绝了对方的请求，内藤良一以疫苗科学研究的名义通过正规渠道骗取黄热病毒毒株的阴谋没有取得成功，他必须采取其他方法。

内藤良一被拒之后的第3天，也就是1939年2月26日，同一份档案记录了一件怪事：

这天是星期天，黄热病毒实验室的一个名叫格拉索洛夫的技术员，下午两点到我的办公室报告：当天上午8点半，一个大约25岁、中等身材、相貌平平、口音纯正的陌生人在他上班必经的约克大道和68号大街拐角处拦住了他的车。此人看了看他的车牌号码，问他是否是格拉索洛夫先生。在得到肯定回答后，此人说有人想和他谈点令他很感兴趣的事情。格拉索洛夫问此系何人，对方回答说见面后就知道了。格拉索洛夫很好奇，认为访客可能会带给他一些与他的家庭相关的消息，因此答应在他下班后与访客见面。因为就在不久前，曾有人访问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给格拉索洛夫带来了几年音信全无的居住在法国的妹妹的消息。见面时间约在下午1点，地点在紧邻我们实验室的居里夫人大道。

下午1点，格拉索洛夫准时开车前往约会地点。汽车行进至70号大街，在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动物大楼的墙根，格拉索洛夫与访客相遇了。格拉索洛夫把车停在一辆尾数为4848的纽约牌照车后面，但是他没有记住车牌的字母。他刚停好车，另一辆车开过来停在他的车后面。当时雨很大，车玻璃上全是雨水，他没法从后视镜看清这辆车的轮廓，车是四门的，也许是别克。车上下来一人，看了看他的车，打开车门问是格拉索洛夫先生吗，得到肯定回答后就钻进了他的车，坐在前面的座位上。这人与格拉索洛夫先谈了谈格拉索洛夫的工作，然后表明他自己也在和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一起做研究，但没有提到该科学家的名字，他们的研究由于缺乏研究材料受阻了，希望格拉索洛夫先生可以帮助他们获得这些材料。格拉索洛夫表示他没有权力把任何材料交给他。这人说，他需要的材料是黄热病毒毒株，格拉索洛夫先生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它。格拉索洛夫建议，如果他急于得到毒株可以去寻求索耶博士的帮助。这人回称，因为他们的研究与我们的研究相同，我们实验室也许是出于嫉妒不愿意给他，他通过正规渠道拿不到毒株。格拉索洛夫拒绝了对方的要求。这人表示，如果格拉索洛夫帮忙，他愿意付给报酬，随即递给格拉索洛夫一张1 000美元的支票，并要求格拉索洛夫在一张其并不了解内容的纸上签字。格拉索洛夫再次拒绝。这人又把价码增加到3 000美元，1 000美元现付，另外2 000美元承诺在格拉索洛夫提供黄热病毒毒株时付给。格拉索洛夫表示，所有毒株都锁在冰箱里。此人建议格拉索洛夫从感染黄热病毒的猴子身上抽取血液，脱水后交给他就行，这件事情当天就可以办好。格拉索洛夫再次拒绝。此人再次恳请他认真考虑一下再做决定，因为提供毒株对他有利。格拉索洛夫试图到后座去，此人抓住他的手臂说不要动并且拔掉了打火的车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再次劝说他。格拉索洛夫最终拒绝了对方的请求。此人砰地关上车门，回到自己没有熄火的车上。很快，这辆车朝南方开走了。由于兴奋中夹杂着惊恐，格拉索洛夫没有看清对方的车牌号。他冒雨回到实验室，打电话向身在黑斯廷斯的泰勒简要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询问下一步怎么办。泰勒建议格拉索洛夫向我汇报。

听了格拉索洛夫的报告，我询问索耶博士是否报警。索耶博士说报警会招来大量记者，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的黄热病研究会就此曝光。他建议我首先征求加瑟博士和里弗斯博士的意见。我得知加瑟博士外出周二才能回来，里弗斯博士也认为最好不要报警，但是建议我周一认真和史密斯先生谈谈再做决定。我把与加瑟博士和里弗斯博士沟通的经过向索耶博士汇报，索耶建议我立即向史密斯先生汇报。……史密斯先生说，由于格拉索洛夫没有记下车牌号，警察将很难追查。更好的办法要等周一再说。

……

格拉索洛夫描述了他下午1点遇见的人的模样，40岁左右，留小胡子，穿深褐色外套，戴深褐色帽子，着蓝底红色条纹的套装，给人印象是打扮精致、受过良好教育。此人外国口音很重。

福斯迪克先生还是对此展开了详细调查并向国务院报告，而且还派出一个私家侦探跟踪了格拉索洛夫几周，但一无收获。[8]

尽管鲍尔声称内藤良一和发生在格拉索洛夫身上的这起事件是否存在必然联系还不好说，但在前后3天的时间里，连续发生两起针对黄热病毒毒株的事件，而且第二个事件又是在内藤良一的请求遭到拒绝之后，这让人不得不把两件事联系起来，推测第二个事件是内藤良一不能通过正规渠道获得黄热病毒毒株之后的不得已行为，因此鲍尔将这两件事一并向陆军军医处汇报。如果是德国人，格拉索洛夫早就从相貌和语言上判断出来，因为西方人和东方人的相貌差别是相当明显的。而且，格拉索洛夫对此人年龄和蓄小胡子这一外形特征的描述也符合内藤良一的特征。而该档案后面一段文字记录的另一件事可以证实以上的推测。

（二）小林六造试图从美国获取黄热病毒毒株

内藤良一的行动没有取得成功，美方的追查使他不宜久留，他只好空手而归。但是没有黄热病毒毒株作为基础，731部队的病毒武器研究无法取得实质进展，这迫使731部队再一次回到骗取黄热病毒毒株计划上来。该档案继续记录如下：

半年后，即1939年8月，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的索耶博士再次收到日本东京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宫川米次博士来信，要求接待赴美参加第三届国际微生物学大会的日本学者小林六造博士，并向其提供用于疫苗研究的黄热病毒毒株。美方以上次拒绝内藤良一的理由拒绝了日方的要求。[8]

宫川米次和小林六造当时都是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同为石井四郎的得力助手[9]。这说明日军黄热病毒研究在内藤良一回国后半年没有取得突破，731部队的研究人员试图再次以学者身份和科学研究为掩护骗取黄热病毒毒株。

必须注意到的是，鲍尔肯定认为前后发生时间相差半年的三件事存在必然联系，因此汇总在一份报告里向军医处报告。而鲍尔报告也确实引起了美国军方的高度警惕，觉得有必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防微杜渐，不致使关键技术材料落入日本人之手。

二、美国采取的防范措施

以上资料很自然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1939年发生在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的事情，美国陆军情报处为什么到1941年2月才关注呢？

1941年1月15日，美国陆军部收到来自伦敦的一份情报，情报展示了一幅很可怕的黄热病生物战景象。从1940年11月3日到1940年12月28日，苏丹东南部地区突然爆发了严重的黄热病疫情。由于当局采取了注射疫苗重点保护军队的防控措施，英国军队没有出现染疫病例。后来，随着疫苗在当地民众中开始注射，疫情才最终得到控制。此次黄热病流行造成了当地15 000人染疫，1 500人疫死。16日，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助理、军事情报处（G2）处长谢尔曼·迈尔斯准将在给陆军参谋长的一份备忘录指出，他怀疑轴心国正在使用黄热病毒打细菌战，要求陆军军医处就此事与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取得联系，彻查该中心的病毒毒株是否发生外泄[4]。军事情报处对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黄热病毒研究状况的掌握，也表明军方对民间科研机构控制是相当严密的。

更重要的是，1940年9月，日本对浙江实施了6次细菌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10]，一直密切关注中国战场进展的美国陆军军事情报处对细菌战非常敏感，怎么可能会漏掉这样重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必将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军事情报处，从而引起美国军方的警觉。

陆军军事情报处综合上述情报认为，生物武器对美国的威胁迫在眉睫，自然要求陆军军医处追查，而军医处的追查引起洛克菲勒研究中心的重视。正是这次彻查，使他们将1939年发生在该中心的“怪事”汇报给了军事情报处。调查结果让美方大吃一惊，日军渗透到了该研究机构并试图获取黄热病毒毒株。

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根据军医处的指示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结果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法国巴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英国伦敦、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以及洛克菲勒研究中心，在纽约、里约热内卢、波哥大、乌干达的恩德培实验室都在以黄热病毒毒株为材料进行研究。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没有收到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实验室的黄热病毒毒株泄露的任何情报，巴黎实验室的黄热病毒毒株已经失效，正在重新向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请求新的黄热病毒毒株[8]。以上史料表明，美国对全世界黄热病毒毒株的控制是相当严格的。

1941年2月3日，美国陆军军事情报处拉尔夫·C.史密斯对鲍尔的报告仔细分析后，认为日本为了实施细菌战正设法获得黄热病毒毒株。美国军方随即采取措施禁止英国向日本或者其他轴心国家提供黄热病毒毒株，要求军医处了解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是否已经采取同样措施阻止巴西和哥伦比亚向轴心国家提供毒株[11]。通过采取上述措施，美国军方最终切断了日本可能获得黄热病毒毒株的所有途径。

余论

1939年，731部队试图从美国获取黄热病毒毒株，以推进日军病毒类生物武器的研发进程，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它派出内藤良一如此重要的学术权威去美国，内藤良一先骗后盗的行动说明731部队对黄热病毒等病毒类武器的研发异常重视，迫切希望得到研究材料。内藤良一失败后经过半年又试图再次以疫苗研究的名义骗取黄热病毒毒株，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窃取行为本身就说明，731部队在“二战”期间竭力为日军研制更多更强的生物武器。1941年美国军方通过对黄热病毒毒株是否外泄情况的追查，知晓了日军正努力获取黄热病毒毒株、积极开发病毒武器的骇人事实，随之采取了严密防范措施。正是这一措施对731部队黄热病毒武器的研发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二战”结束，731部队也没有在病毒类细菌武器的研发上取得像样的突破。

美方不敢动用警察及时追查刺探黄热病毒研究情报、试图获取黄热病毒毒株的日本人，鲍尔的报告以及陆军军事情报处对洛克菲勒卫生研究中心的严密监控，暴露出美国军方利用民间科研机构秘密研究黄热病毒细菌武器并在该领域领先世界的真相；美国解密档案再一次证实了“二战”期间美军长期关注生物武器研发并力图掌控世界生物武器的企图；“二战”结束后美国掩盖731部队实施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5]190-233行为，从侧面反映了美国示好日本以达到独霸世界的野心。

另外，731部队既然从鲍尔那里知晓里约热内卢也有黄热病毒株，是否会利用巴西数量庞大的日本侨民优势去获取黄热病毒毒株，这是学界对“二战”时期日军研发生物武器的历史应该持续关注的问题之一。

注释：

①参见Sheldon H.Harris,Factories of Death：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1932—19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London and New York:Rutledge,1997,p.151。

②诺门罕战役是1939年7月日苏之间在中蒙苏接壤的哈拉哈河诺门罕爆发的一次重要战役，是日本大本营为了实施北进战略对苏联军事实力的一次重要试探。

③石井四郎是日军最大的细菌战部队731部队的建立者和日军细菌武器研发的主要推动者与组织者。

[1]近藤昭二.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M/CD].东京柏书房，6-34-1.

[2]陈致远.日本侵华细菌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3]Harry T.Dickinson.Britain’s War against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93—1802[J].World History Studies,2016（6）：40-73.

[4]Paraphrase of Code Radiogram Received at the War Department,13: 57 Jan.15,1941[Z].R 112,E 295A,B11,National Archives.

[5]Sheldon H.Harris.Factories of Death: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19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M].London and New York:Rutledge,1997.

[6]Motoji YAMAGUCHI,28 January.1947[Z].R 331,E 17-21, B1434,National Archives.

[7]Avro T.Thompson.Report on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Activities, 31 May 1946[Z].Fort Detrick Library Arch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