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凯罗应梅汤润雪吴旭

（1.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2.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阳550025）

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的教育思想研究

黄凯1罗应梅1汤润雪1吴旭2

（1.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2.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阳550025）

张廷休是贵州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也是民国大学校长中唯一的回族校长，他在国立贵州大学的治校实践中形成了融合中西教育之长的办学理念：改善办学条件；立足实际，学用一致；重视校风建设，以服务社会为使命；实行民主管理，注重自由发展等。这些鲜明的办学理念对国立贵州大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与探讨，以期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有所借鉴。

张廷休国立贵州大学治校实践办学理念

K825.4

A

2017-07-11

一、张廷休简介

张廷休（1897—1961），字梓铭，贵州安顺人，回族,教育家、历史学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级文史地部学生，毕业后曾在山东济南中学执教数年，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历史系，参加过北伐，任过河南省省政府秘书长。193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与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归国后张廷休又先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专员、国民政府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主任秘书、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1942年8月18日，他被正式任命为国立贵州大学校长。1949年贵州解放前夕，移居台湾，主持正中书局。1961年11月逝世，终年65岁[1]924。张廷休是国立贵州大学的首任校长，也是“民国时期国内大学校长中唯一的回族与贵州籍校长”。在民国时期的教育界与史学界，张廷休都是较知名的人物，无论是他的教育思想还是史学思想与实践，都取得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他对发展国立贵州大学的卓越功绩，贵州农学院冯泽副院长曾说：“他在抗日战争的困难条件下，创办了贵州的最高学府，他的功绩应载入史册。”[2]102张廷休在筹建大学和管理大学中秉承的深刻而独到的办学理念是国立贵州大学得以顺利建立并取得赞许的重要原因。

二、张廷休办学理念形成的背景

1.张廷休办学的时代背景。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南京、上海等地失守,而作为抗战后方的贵州相对较安全,又是西南公路交通的枢纽,敌战区的机关、工厂、学校等纷纷迁入贵州，人口激增。各类人才来到贵州，为贵州带来了新思想和新观念。江苏、上海、湖南等地区的9所高等学校和12所军事院校相继迁入贵州，使贵州成为全国瞩目的教育基地[3]。大批知识分子来贵州求学，一时间，贵州群英荟萃，全国知名的专家、教授达数百人，如竺可桢、丰子恺、李宗思、茅以升等。学校内迁,使贵州近代教育由低潮转入高潮。因此，在贵州设立一所综合大学，一方面是为本省培养所需的各类人才，另一方面也为流亡学生提供继续就学的机会。于是在1939年贵州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上，提出了“筹办贵州大学”的建议。1942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成立国立贵州大学，将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并入,另增设文理、法商两学院。任张廷休为国立贵州大学校长，由行政院颁发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官章。

2.张廷休的教育、经历背景。张廷休深受传统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双重影响。张廷休自幼家境贫寒，没有条件读多少书。但先生十分好学，喜欢摘抄原文和作读书笔记。12岁时，便将一部《资治通鉴》全部抄录完毕。1919年，因历史试卷答得好，他被南京高师文科录取[4]。在南京高师，他博览中外史籍，刻苦钻研，并拜于国学大师柳诒徵先生门下，在自我提升的强烈愿望和有名师指点与学友督促的良好学习氛围下，他不断成长。毕业后他曾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研究史学、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经济，并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任过教。这些教育教学经历为他后来在史学领域的成就及教育界的声望奠定了基础。张廷休学术成果颇丰，曾在《史地学报》刊登《近过五十年历史的讨源述略》等多篇史学文章，并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史地教育委员会当然委员、第一届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编审委员等。张廷休既受过传统文化的陶冶，也受过西方教育的洗礼，他能立足贵州实际，也能借鉴西方、放眼未来，对于如何办国立贵州大学有自己深层次的思考和理性认识。

三、张廷休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张廷休掌校国立贵州大学七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时代，在战乱时期，他领导了国立贵州大学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促进了国立贵州大学的发展，也实现了他的大学理想，使国立贵州大学成为当时中国第21所国立综合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而在这一过程中，张廷休勤于思考，将教育当做振兴中华的长远事业来发展，积极吸收各种教育、教学资源，不断革新办学理念，满足学生发展需求，为国家建设培养了许多实用型人才。

1.改善办学条件。张廷休认为要办好学校，培养人才，不能纸上谈兵，首先要改善办学条件。为使国立贵州大学尽快地改善办学条件，他呕心沥血，不辞辛劳，并采取了四大措施。

第一，积极修建校舍。张廷休认为，要建成一所综合性大学，教学楼及校舍的修建必不可少。而在建国立贵州大学之初，基础设施较差，“国立贵州农工学院成立之初，寸瓦尺橼，一无凭藉，员生初赁宿农家，后仅得建筑临时房舍四栋，设筵开讲，毛茨土街，备极简陋”[5]。由此可见，当时教学用房、学生宿舍等均不敷应用，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于是，张廷休掌校期间为学校争取各种资金，积极修建教学楼及校舍。在张廷休的发展建设下，学校的面貌蔚然一新，到1948年，学校占地面积达2600亩，有办公楼1座，大小办公室24间。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农学院等均有单独教学楼，同时设有办公室、研究室、公共大教室、大礼堂兼膳厅、休息室等，还有教职员工及学生宿舍、工警室、保管储藏室、电厂、福利社等一应俱全。

第二，重视图书建设。张廷休认为有丰富的图书，才能更好地吸引专家学者和满足学生的学习之用，而他接手学校时“图书一项，五年鸠聚，现仅二万余册”，更是没有专门的图书馆，由中央政府拨给的图书经费也远远不够。张廷休上任后，便向社会各界人士募捐以增加图书量，并积极修建图书馆。同时“对学校新到的图书杂志通知到各院系，严格按照手续开箱登记和各系领用，并在馆内公布，公用书刊仍留图书馆储存供群阅览”，以规范借阅并鼓励大家勤借阅。经过张廷休的努力，图书条件大为改善。到1948年，已有新图书馆一幢，图书18295册，其中中文图书14423册，外文图书3529册，以及抗战胜利后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所拨图书4万册[6]。

第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张廷休校长十分重视人才，他知道前农工学院李书田院长所聘教授皆为贤达,而他接任校长时人尚在重庆,便急电李院长所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全部续聘。他这种罗致人才的作法留住并延聘到不少名流，如人类学家昊定良应聘为历史社会学系教授,桥梁学家茅以升、著名学者任可澄皆应聘为特约讲座,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员、马堡大学博士丁道衡应聘为地质系教授兼文理学院院长等。同时，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不断改善学校生活，增进教师福利，厚其薪给，裕其旅费外”；另一方面，向教育部请求订定借聘教师办法，鼓励他省各校休假教师来黔讲学。为保障师资力量，对学校资历较高的讲师助教或优秀之毕业生，派遣出国进修，约定学成返国执教。张廷休认为这样“不仅可以逐渐提高进修水准，加增服务兴趣，且十年之后，储才既丰，亦可以师资自给矣”[7]。据资料显示，1942年1月，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只有教职员64名，1943年有教职员110名，而到解放前夕统计在案的教员为238人，职员99人，工友190人，学生1337人[8]。

第四，招收优秀学生。张廷休认为，一所一流的大学除需一流的专家学者外，学生的质量也很重要。选拔一流的学生，才能更好地培养一流的人才。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张廷休非常注重新生的选拔工作。从他任校长后，便开始和国内一些大学联合招生，确保了生源质量。联合招考既方便了考生就近报考,又免去了各校单独招考造成的浪费,在当时抗战的严峻时期,确为一种顺应时局的好方法。在招生过程中，他始终贯彻公平、公正原则，杜绝一切不正之风。同时，他对家境贫寒却刻苦的优秀学生十分关注，通过设置半公费生及奖学金等办法，保证他们不失去读书的机会。

2.立足实际，学用一致。张廷休在文章中阐明了他的办学理想：“为如何接揽近代西洋文化，期与我中国数千年来所固有之文化和融陶铸，进而塑造近中国之新文化。”[9]他希望创办的是一所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即致力于培养一批具有远大志向，能吸收中西文化之精华，改变国家命运的杰出人才，以实现挽救中国、复兴民族的大业。张廷休认为国家正处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大学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责任即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培养实用型人才，使学生能很好地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而要提高学生学用结合的能力，他认为国立贵州大学首先要立足贵州实际，并有具体的行动和配套措施保证其完成，故此，他采取了三大措施来促进学生更好地践行“学以致用”精神。

（1）调整院系及专业。张廷休在院系及专业的设置方面，考虑的不仅是满足国家急需的专业人才,而且立足贵州和学校发展实际。如他表示“黔省农艺森林畜牧之人才，尤所迫需，自应单独设系，大量培植，农化系包括土壤肥料，生物及营养化学，农产制造三组，现限于师资及设备，暂不分组”。在他综合社会需要与贵州现状、贵国立州大学的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基础上增设院系与专业，使国立贵州大学从当初的1个学院6个学系发展为4个学院15个学系、1个研究所、1个专修科，2个先修班，1所附属工业职业学校，1所附属子弟小学[10]。

（2）建立实验场所，购买实验设备，增加实习机会。他认为“各种实验室及实验设备，实为百年大计”，在他掌校期间开办了实习工厂，并陆续设立了无线电试验室、试金室、兽医、园艺、矿石分析、燃料分析等实验室，以便教学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并购置了大量实验用品及仪器设备，如显微镜、解剖衡量用具等。为使学生更好地学以致用，到了寒暑假期，他则分派学生到法院、银行、农场、工厂、矿场或公司实习。

（3）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张廷休认为，大学生在校学习，仅限于专业知识的学习是不够的，还应该扩大视野。他掌校期间，积极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讲学，举办丰富多彩的学术讲座，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使学生耳濡目染，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例如,地质学家丁道衡举办贵州地下矿藏方面知识讲座,向同学们详细论述水城地区煤和铁的储量；物理学专家张永立举行关于原子弹与原子能的专题讲演等。并邀请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教授等著名学者来校演讲。这些都使同学们获得不少课外知识，启迪了他们的思想。

3.重视校风建设，以服务社会为使命。张廷休十分重视校风建设，他提出：“新生入学训练之初，即以‘诚朴’、‘确实’、‘简单’、‘勤慎’相励，以养成‘行仁赴义’、‘养廉知耻’、‘奉公守法’、‘有为有守’之美德。”[11]他希望学生能很好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要求他们树立远大目标，能明辨是非，注重修养精神。同时，他拟定了“坚毅笃实”为国立贵州大学校训。在他看来，“坚毅笃实”这几个字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他希望学生能有坚强不屈的高尚品格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在他看来，大学生除了要拥有科学头脑与科学精神，还必须具备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团结精神，因为在探索科学真理的道路上铺满荆棘。为鼓励学生奋发图强，张廷休创作了国立贵州大学校歌歌词：“学府起黔中，正神州鼎沸，海峤云红。既披荆斩棘，水鲜藻馥，此地贮潜龙。坚毅笃实,吾校之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张廷休强调大学要承担服务社会、改良社会的教育任务，让那些经过大学熏陶的学生将所拥有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优势直接为社会提供服务，以达到改良社会之目的。他在《西南青年的责任》中写道：“我们要更广大更彻底的精诚团结。大敌当前，正是我们弟兄重新携手，共保祖业的良机，我们应该毫无保留的亲密团结起来，想着共同的目标，奋力前进。”他希望学生树立为国献身、为人民服务的志向，担起服务社会的责任。所以国立贵大的学生在毕业后，都迅速投入到建国事业当中，为国家之建设和贵州的发展做贡献，这些都与张廷休校长的服务社会理念分不开。

4.实行民主管理，注重自由发展。张廷休掌校期间，积极推进国立贵州大学的民主管理进程，从当时的行政会议记录可以看出，会议的参会人员较多，既有校长、教务长，也有各处科主任、教员等，而且在会议中，大家都可以畅谈想法，同时学校还设有教授会，可见“民主管理”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国立贵州大学在张廷休的引领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主管理。

张廷休对学生的思想也不加限制和干涉，只是积极引导。学生们在校长的倡导下组织了各种社团与学会，如江汉学会、清华学会、贵大国语研究社等47个，其他社团如话剧团、美术研究社、音乐社等十余个。同时还创办有多种报刊杂志，如《贵大通讯》《贵大学报》《文风杂志》《海外文学》（半月刊）等19种。其中，1946年9月由学校编纂委员会创办发行的《贵大学报》是一份综合性学术期刊，该刊虽为文史专号，但亦载有科技学术类论文，在其第一期就表明其办刊宗旨在于“以学报与海内通声气”、“法理工商诸学,继此而刊……”[12]此外，学校还举办各种体育活动与比赛，促进学生的智体美全面发展。

四、张廷休的教育思想对当今高等教育的启示

第一，立足实际，将大学的发展与地方的经济、文化等资源相结合。地方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大学从建立之初，就被打上了地方的烙印。地方大学要立足地方，根据地方需要和优势资源设立院系及专业，充分调动学校资源，培养地方需要的人才，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在张廷休的教育思想中,他注重思维锻炼和学用结合能力的培养，反对填鸭式的教育。而当今的大学生虽不缺乏理论教育，却缺乏与实际密切结合的能力。一方面由于许多教师都照本宣科，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师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学校过于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等。学校是培养学生成才的摇篮，应该为学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实践场所与实习机会，把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作为重要目标，重视教师实践理论水平的提高，培养具有创新力、学术理论水平和实践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第三，注重学生德育，培养优良校风。从张廷休拟“坚毅笃实”校训、创校歌可以看出，他十分注重德育与校风建设，他经常以服务社会的远大理想激励和引导学生，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我国在物质文明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随之而来的诚信危机、价值观多元化等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在这个新的社会转型期，高校应坚持把德育放在学生教育工作的重要位置，创优良校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中国国民党全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2] 贵州大学教坛先导编委会编.贵州大学教坛先导[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

[3] 李雪，张刚.遭舛多坚毅，窘厄亦笃实—贵州大学[J].科学中国人，2009（3）.

[4] 张廷休.穷苦青年应该如何自修：我的自述[J].读书通讯，1941（20）.

[5] 张廷休.创建五周年之国立贵州大学[J].教育通讯，1947（4）（复刊）.

[6] 《贵阳文化教育概况》，《贵阳解放》，第10页.

[7] 龙光沛.解放前贵州大学二三事[M].贵州丈史丛刊，1988.

[8] 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个月的接管工作报告.贵阳解放：196.

[9] 张廷休.国立贵州大学旬刊发刊词[J].国立贵州大学旬刊，1942（10）.

[10] 贵州大学校史编委会编.贵州大学校史1902-2010[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2.

[11] 国立贵州大学要览[B].贵州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卷47.

[12] 张廷休.贵大学报创刊号发刊词[J].贵大学报，1946.

贵州大学文科研究青年项目（GDQN2016003）。

黄凯，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员，硕士研究生；罗应梅，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员，硕士研究生；汤润雪，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助理馆员，硕士研究生；吴旭，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