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 霞，沙良杰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习近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的渊源与创新

毕 霞，沙良杰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渊源于中华“廉”文化中修身、民本和贤人政治等文化传统，也继承和发展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党风廉政建设与政权建设、人民权力主体建设、反腐制度建设、思想建设相结合的探索和经验。习近平加快反腐败机构改革，对现有反腐资源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加强问责体系构建，使廉政责任制成为重要的反腐“利器”；完善党员干部任免机制建设，使党内政治生态得到应有的净化，从而实现了党建历史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创新。

习近平；廉政建设；反腐败；历史渊源；创新

“廉”作为君子与圣人的高尚品德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法”家十分重视的节操，更是中国古代“官学一体”社会结构中为官从政者必备的行为准则；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自觉。习近平在从中华传统文化汲取治国理政思想智慧的同时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实践经验，此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基层地方从政经历，是习近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的现实基础。

一、习近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以意向结构直接体现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目前学界对于“廉”字内涵和意蕴的深入研究，彰显了“廉”字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说文解字》中“廉，仄也，从‘广’，兼‘声’，力兼切”（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广部》）。“仄，侧倾也。从‘人’在‘厂’下”（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厂部》）。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廉，仄也。……廉之言敛也。堂之边曰廉。堂边有隅有棱。故曰廉。廉，隅也。又曰。廉，棱也。”有学者认为这已经是“廉”字的引申意义，从此义“引伸之为清也，俭也，严利也。”引伸为“刚直”之意，在上古时期被誉为从政者的九德之一，《书·皋陶谟》中的“简而廉”①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意为“平易近人而又坚持原则”②沈善增：“九德”释义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6499002/引用日期2016-04-28。。马叙伦先生在《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中指出，《说文》所谓：“仄，侧倾也。”非“廉”字本义，其依据《说文解字六书》有关解释，认为“廉”本意为屋阶之间，引申为堂前，使“廉”字具有了“光洁”的意义；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曰，“廉”字从“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禾，嘉榖也。”嘉榖意为颗粒饱满，像豆一样鼓起来，代表丰收在望。基于此，“廉”具有“光明”和“美好”的内涵，是刚直和高尚的道德操守。“廉能公平中正，廉能生气平和，廉能获天地之时利，廉能出国之吉瑞之兆，廉能有政有德、廉能执中和得天命，等等。”[1]《周礼·天官冢宰·小宰》中始有将“廉”作为官吏考核的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③学界关于“廉”字在这里使用的涵义有争论，一说为“考核”，一说为“廉洁”。参见任松峰，王杰：《周礼》“六廉”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4）：55-57。。达到了上述六条标准就可以称为“吏廉”和“政廉”。“廉政”一词最早出现在《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四》中④景公问晏子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公曰：“廉政而遫亡，其行何也？”对曰：“其行石也。坚哉石乎落落，视之则坚，循之则坚，内外皆坚，无以为久，是以遫亡也。”，“政”同“正”，还是正直之意⑤吴则虞集释引王念孙曰：“案‘政’与‘正’同，《文选·运命论》注引作‘廉正’。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grcmz1PEAZIGDKuXjvySbIvASeC08-IZKBkpAUI3PNuJF1LNHThRz0In7iniTa2lBrwi9-VAqa4R-8DKBtJtK，引用时间：2016-05-11。由于中国古代政府与现代政府的区别，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廉政”涵义和现代意义的“廉政”有联系也有区别。。儒表法里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使政治与伦理道德紧密相连，“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及其文化理论，最注重者在此。所以各人之正心诚意，成为治国平天下之基本。”[2]于是心性修养功夫（修身）成为古代中国廉政的逻辑起点，民本成为廉政的政治标准，贤人政治成为其制度措施，推动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经济和政治的运行。习近平提出，“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3]。通过对中华传统廉政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形成了治国理政新思路。

（一）修身：中国古代廉政实践的逻辑起点

钱穆先生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主要由两纲构成，一为心性修养，一为治平实践[4]，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明确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首先是个体发展的逻辑起点；随着修身过程中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再通过“官学一体”的选拔机制（察举制、科举制等）进入官员系统，实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担当。“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既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也是他们对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正”是廉的基本要求，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此外，节俭也是修身养廉的一种必然要求，“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节俭涵养了个人廉洁的品德，对为政之后保持廉洁政治有着非凡的意义和影响。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行，强调为政者要“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要经常学会自我批评，这里的自我批评就是修身的一种形式。经常性对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标准来检查自身的言行，做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实现自身的廉洁。不仅如此，还要善于接受他人的批评，这是传统廉政文化中修身思想在新时期的体现。无论是在贯彻落实“八项规定”还是坚决反对“四风”问题上，习近平都坚持“打铁还需自身硬”、“正人先正己”，并以“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申鉴·政体》）的要求修身。

（二）民本：中国古代廉政实践的政治标准

古代中国的治理模式具有政治制度、道德规范和宇宙之道合而为一的特点，“对天的信仰变成了对国家的信仰，那个天的宗教原则在一个尚需进一步解释的过程中变成了国家原则。”[5]天对王权的约束和对政府的监督与为它的辩护同时并存，民本主义就成为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在诉求。“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而“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杂下》），廉洁是治政的根本。因此，民本成为古代中国廉政实践的政治标准。除《尚书·五子之歌》外，《榖粱春秋传》也提到“民者，君之本也”。“中国人论证，真正自‘民’之观点发挥张扬者，三代以还，以孟子为第一。”[6]孟子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思想使民本思想得到了完整的表达。荀子继而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的思想。老子认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圣人执政时要以百姓的意志为出发点，百姓期待政治清明、廉洁公正的社会，这就是以民为本的廉政。“廉政即是一种民本意识的觉醒，它把政治上的廉贪与民心向背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民本的政治标准。”[7]重民生①“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否则，“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民权②“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尚书·康诰》。、民主③为民做主，“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尚书·多方》。、开民议④我国上古时期存在着广泛的“国人参与政治的历史经验”，参见毕霞《协商与治理的话语重构》，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6（2）：35-41。等等，都是民本的重要内容。

“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第三》），习近平深知从人民的精神面貌中可以看出国家治理的状况，这是其作为执政者对人民的敬重、对民本的关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发展最广泛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此来加强党群之间的联系，这是以民为本的最直接体现。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过程中，习近平多次提出官员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要及时整改。”[8]这就使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把民本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新认识。

（三）贤人政治：中国古代廉政实践的措施

中国古代各个学派均主张贤人政治，虽然各派的侧重点不同，但核心是让最具有才能的人来统治和管理国家，选贤任贤成为廉政实践的重要措施。美国达慕思大学教授艾兰（Sarah Allan）在对郭店楚简做研究后发现，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的中国提倡让最具才能的人来统治国家，而非通过世袭制度，并且通过退位和禅让的方法来解决权力继承问题⑤转引自郑永年《郭店书简与中国版文艺复兴》，联合早报，2016-05-03。。墨家主张“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表示将“贤”作为选官用人的标准，用贤者治理国家才是实现廉政的有效途径；法家也认为廉政需要依靠贤者实现，“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管子·法法》），圣人总是能够有足够的品德宣扬“正气”，并以此来治理国家；儒家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选贤标准。孟子提出了十分民主的选贤方式：“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梁惠王下》）汉代的孝廉制和产生于隋唐的科举制等选贤制度使中国产生了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官僚体系。此外还有一系列的考核制度实现“廉者上，腐者下”，“凡其清慎公廉，优加迁擢，废公营私，贪污败事，诸人陈告得实，依条断罪”（《元典章·饬官吏》），通过对廉吏升迁提拔、对贪官污吏降职法办的方式保证官员队伍的廉洁。

习近平积极吸收“贤人政治”的思想，强调“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资治通鉴·魏纪五》），推动廉政队伍的建设。在2014年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对新推荐的领导干部凸出“任人唯贤”原则，新增了“廉”对于被考察对象的标准。不仅如此，习近平还积极推动为政者流动机制的建设，使整个官员体系保持自我净化功能。在《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中明确提出要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其中判断“能者”、“庸者”和“劣者”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廉”。

二、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验的继承和发展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9]534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过程中的政治自觉，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是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的中国化实践。“为政以德、清廉从政、俭约自守、力戒奢华丰富着‘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的内涵”[10]。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探索和经验，开辟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新局面。

（一）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关系党和政权建设全局的大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党的作风建设对于党的事业成败的影响，他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1]1094，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把党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贡献，奠定了中国特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基础。建国后，毛泽东一直坚持不懈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并成功地领导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改革开放后，面对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的腐败现象，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重要性、紧迫性。邓小平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2]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2012年胡锦涛在《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讲话中指出，要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否则“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中国共产党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13]4，并推行了一系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具体措施。

（二）不断发展“人民权力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

中国共产党“人民权力主体地位”的权力观是党风廉政建设的政治哲学基础。毛泽东“他毕生的活动都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被适当地动员起来的群众实际上可以战胜任何物质困难，以实现他们的目标”[14]71，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民本思想的升华。在权力问题上，毛泽东坚持“权力民授”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中这样说:“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是人民给的。’”因此，“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9]522。这是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的“精髓之处”，他以此为出发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整党整风”，“以史为鉴”，“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群众性反腐败斗争”，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期为全党做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表率。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始终坚持“人民权力主体地位”核心，在不同历史阶段解决执政代表谁、掌权为了谁的根本问题。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热衷于发指示、说空话而不为群众干实事的领导作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强调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针对历史教训提出“权力需要监督制约”、“逐步实现党和国家权力的科学划分”等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思想，并身体力行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江泽民指出：“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有干部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这个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用来作为谋取个人和小团体私利的资本。”以宪法为基础，从权力的源泉、权利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权力的宗旨与目的、权力的边界等方面丰富了“人民权力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胡锦涛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赋予“人民权力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以“为民、务实、清廉”的内涵，并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

习近平继承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做到公道用人、公正处事。”2013年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他强调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从而将“权力的行使与责任的担当”联系起来，强调有权必有责。尤其是强调了对一把手的监督，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丰富内涵。

（三）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的演进与发展

美国学者李侃如在分析中国革命和改革的特点时指出，给予人民权力主体塑造人民意志和用这种意志来承担和支持领导人的目标，运动便嵌入中国治政体制。[14]74有学者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腐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三个阶段。郑永年认为，“不能低估运动式反腐败的作用，通过荡涤大面积的深度腐败局面，造就一种较好的政治生态”[15]。但是，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对腐败现象所掩藏的社会深层次问题关注不够，没有及时解决。事实上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制度层面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做出了一系列努力。1949年，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延续了对党内监督的重视，成立中央纪律委员会作为对党内进行监督的机构，构建了由根本制度、党内规章、纪检监察等组成的制度体系。尽管这个体系带有奠基式的缺限和不足，但还是为后来的反腐制度建设以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勾画了框架。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反腐倡廉只能走“制度化、法律化”之路，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纪委重新得到恢复。之后纪委的组织格局一直随反腐败的形势发生调整。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法制靠得住些”。党的十五大江泽民提出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其中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优良传统，但又“超越以往传统的政治运动形式”，使“反腐败并没有表现为民粹主义式的群众运动”，“已经倾向于在法治基础之上”[15]。他明确指出制度建设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作用，“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13]125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取得重大成效的原因在于责任制度的建立，中纪委成为反腐败权力中心，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制度、巡视制度、完善党内规章制度和法治反腐是习近平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思想中的亮点。

（四）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不难发现，党自成立后就十分重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中的优势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华苏维埃领导人用开展节俭教育的方式实现苏区的反腐倡廉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又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11]1094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三反”、“五反”为代表的历次整风运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处于先导地位，这对于物质匮乏的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引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党员干部腐败的现象，邓小平提出要用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来实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这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廉政建设中基础性的作用。在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都提到了要坚持标本兼治、加强教育，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思想。新世纪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提出“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和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升华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优势作用，通过多次中央政治局学习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出要“坚持从教育抓起，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13]141习近平进一步阐释要通过抓好思想理论建设、抓好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抓好道德建设等方法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共产党员补精神之钙，真正实现“不想腐”。

三、习近平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领域中的创新

“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于趋时适治而已”（《宋史·卷三三四·徐禧传》）。习近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合理创新，实现了反腐资源整合、建立廉政责任体系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一）加快反腐败机构改革，有效整合反腐资源

随着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有不少学者提出反腐权力机制改革，其中主流的观点包括：纪检监察机关的垂直领导，行政监察与纪检检查机关分离，甚至还有学者提出过建立像香港廉政公署一样的独立监督机构。但是这些反腐思想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容易步入“钱穆制度陷阱”。所谓“钱穆制度陷阱”就是指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分析中国政治制度演绎时发现的政治现象，即“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而执行新制度的人往往在分歧争执中敌不过固守旧制度的人，因而越失去效率”[16]。

习近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首要创新不在于建立新的制度，而是强调对现有反腐资源的整合。习近平认为，“打铁还需自身硬”，“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13]32。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以全面从严治党为逻辑起点的。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步就是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党章为根本、多重配套党规制度，提高执行力。其次，加强以中纪委、监察部为中心的反腐机构的凝聚力。我国拥有多个反腐败机构，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系统的纪律机构检查委员会、行政系统的监察部门、最高检下设的反贪局，此外还有审计部门协助反腐调查。多个反腐败机构使反腐职能变得分散，无法形成反腐合力。因此，习近平对反腐资源的整合是以中纪委和监察部为中心，对现有的腐败分子实现“打虎拍蝇”。最后，不断协调党纪和法律的管理范围，以党纪、法律方式严惩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推进法治反腐深入。反腐资源的有效整合，极大地避免了“钱穆制度陷阱”，同时取得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胜利。

（二）强化廉政责任制，优化问责体系

廉政责任制是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制度之一，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正式确立。然而，这项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没有发挥其在廉政建设过程中应有的震慑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责任制落实不到位，责任体系不完善。习近平从责任的角度加强责任制的落实，“要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当做分内之事、应尽之责，真正把担子担起来，种好自己的责任田”[17]。不仅如此，习近平还提出要明确“一岗双责”，树立责任观念。“一岗”就是一个领导干部的职务所对应的岗位；“双责”就是一个领导干部既要对所在岗位应当承担的具体业务工作负责，又要对所在岗位应当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负责。“一岗双责”要求领导干部要对这个单位的业务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负双重责任。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党委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负有主体责任；纪委负责协助党委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负有监督责任。

除了加强廉政责任制的落实外，习近平还强调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不断优化问责体系。“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是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13]622016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施行，使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责任更加清晰，责任追究“有据可循”。2016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把重点瞄准“关键少数”，确立了严重失职问题“终身问责”制度，进一步完善了问责体系。

（三）完善干部任免机制建设，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所谓政治生态，就是指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的综合体现，核心是党政领导干部党性、觉悟以及作风问题。良好的政治生态要求党内干部任免机制有效运转。在以往的政治生态中，能上不能下的“政治潜规则”限制了党员干部的良性循环，致使部分不称职的官员长期占据党内的领导职位。在习近平看来，这种党内政治运转方式会使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3]6。

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规定》按照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要求，从制度层面对干部能上不能下作出了具体规定，推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对提高党内领导干部的党性、觉悟，改善党风、政风，实现良好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习近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创新中的一大亮点。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度挖掘中华传统“廉”文化的根基，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思路；继承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优秀品质，健全党内规章制度并创新发展了巡视制度；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通过制度建设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既实现了短期对腐败的震慑遏制，又保证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持久性。“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近平从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营养，慎独慎微、严明纪律，丰富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以党风政风带动民风社风，成为了“道德昌则政化明”的时代注解。

[1]顾万发.“廉”字论[J].黄河·黄土·黄种人，2014（24）：20-24.

[2]钱穆.钱穆先生全集：中国文化十二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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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王学青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Party Mood and Anti-corruption: Origins and Innovations

BI Xia,SHA Liangjie
(School of Marxism,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Jiangsu,China)

Promoting Party mood and the campaign against corruption comprise a major part of Xi’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or a strict and holistic administration of the Party.They find their sources in the tradition in the Chinese culture of improving the moral standards of the self,respect for the common people,governance by the upright elites,and at the same time are a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xplora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former Party leaders in their efforts to connect construction of Party mood with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improvement of power for the people,enhanced construction of systemic efforts for anticorruption,and the maintenance of ideological disciplines.Xi’s integration of existing anti-corruption resources effectively helps avoid the“Qianmu Institutional Vicious Circle.”A strengthened accountability system makes it a powerful weapon for the struggle against corruption;the accelerated construction of the circulation system for elites in the Party purifies the 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Party,making innovations possib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mood and anticorrup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Xi Jinping;construction of clean government;anticorruption;historical origin;innovation

D262.6

A

1674-9170（2017）01-0020-08

2016-11-25

毕霞（1964-），女，山东德州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沙良杰（1991-），男，江苏泰州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河海大学廉政研究中心课题（2017B3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