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安平

元结与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

何安平

元结所处的时代正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期，他所面对的文化共同体现状也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正是开元盛世，安史之乱爆发，国家陷入动乱，元结南下逃难。面对如此状况，元结主张尚古，以古鉴今，以君子之道要求自己，衡量他人，表现出崇高的道德风范。进入仕途，也不改本色，儒生预戎事，在帝国的再次稳定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担任地方官员之后，爱护百姓，减免徭役，并以自己的切身经验请求皇帝重视地方官员的任用，为臣为官都尽职尽责。元结思想最与众不同的就是他要在九流百家之外自立漫家，其核心是独立与自由。在他有限的生命结束后，其影响通过“文”与“物”继续存在，成为唐代文化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元结；文化共同体；思想；行为；记忆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无论自愿还是被动，都必然要参与到历史的洪流之中，并作出自己的回应。元结所处的时代正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期，这不仅对唐帝国而言意义重大，同时也是中国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相应地，唐代文化共同体〔1〕也伴随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异而变化，元结身处这样的时代巨变之中，他所面对的唐代文化共同体现状如何？他在思想和行为上将会如何应对这样的现状？他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对唐代文化共同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即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以展现个人与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一、元结所处时代的唐代文化共同体现状

元结，字次山，河南鲁山人，生于开元七年(719)，卒于大历七年(772)，享年五十四岁，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曾任道州刺史，经历了开元盛世，也亲历了安史之乱以及战乱之后的重建，完整地见证了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变迁。文化共同体是一种潜在的文化凝聚力，人类生存其间往往习焉不察，但当社会出现巨大危机之时，则会通过某些突出的个体或集团显现出来，以维护共同体的稳定，这一维护中有继承也有改变，貌似重建实则加入了新的内容。文化共同体反映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欲了解元结所处时代的文化共同体现状，就必须从此一时期帝国的社会状况入手来观察。

安史之乱之前，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承平，周边关系也较为安定，形成了所谓的“盛唐气象”，唐帝国的发展至此达到极致。这首先是由于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选贤任能。玄宗也厉行节俭，抑制厚葬，对于扭转社会上的奢靡之风当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在用人上，一开始即起用姚崇，姚崇提出十事，玄宗立即答应，翌日就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迁紫微令。十事中有的很快开始实行，但这些建议并未能全部贯彻实行，如十事中提出了“愿不幸边功”，结果却是玄宗“益事边功”。〔2〕但总体来看，“714-720年的改革是紧紧地遵照姚崇的建议进行的，皇帝的权威和行政的稳定恢复了，原来风纪荡然的吏治现在重建了团结精神，广泛的制度变革工作已经开始”。〔3〕与姚崇并称的另一位宰相是宋璟，经过姚、宋的努力，“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4〕可以说，开元盛世的形成，姚、宋功不可没。

此外，玄宗在中央，削减宰相数量为2人，有利于权力的集中，便于推行改革；在官员任用上，试图改变重内轻外的做法；在地方政治上，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各道置采访使，以六条检查非法，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玄宗一系列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作为亲历者的杜甫就在《忆昔》 (其二)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5〕元结也有回忆：“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6〕开元之后的天宝时期，虽说受到史家的批判，特别是对李林甫、杨国忠不满，但李林甫从开元二十二年至天宝十一年任宰相十九年，政局基本稳定，社会承续开元盛世，并未有明显的衰落，直到杨国忠执政后，才大祸临头。唐帝国在盛世的表面之下，其实已经潜藏着很多的隐患，才最终促成了安史之乱。

战乱持续时间很长，导致了户口的大量减少，天宝十三年有户9619254，口52880488，〔7〕至广德二年时是户2933125，口16920386，〔8〕虽然统计可能和实际情况有差别，但户口大量减少确是事实。安史之乱的结束并不是战乱的结束，因为藩镇也还经常发生动乱。乾元二年八月，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据州作乱；上元元年，襄州将张维瑾、曹玠杀节度使史翙，据州反，同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兼淮西节度副使刘展为节度使王仲昇、监军使刑延嗯所谗，遂起兵反；广德二年二月，朔方行营节度使仆固瑒从其父怀恩反；九月，河中尹兼节度副使崔寓发镇兵西御吐蕃，为法不一。镇兵作乱，掠官府及军民，终夕乃定；大历五年二月，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徙镇山南西道，军士愤怒，大掠坊市，数日乃定。〔9〕如此事件还有很多，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可想而知。上面只是战乱之后社会的部分情况，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生活在其中的帝国士大夫对其必然感受至深。

总之，元结所面对的文化共同体现状可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所谓的开元盛世，但盛世的背后也潜藏着很多危机。安史之乱之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藩镇实力强大，宦官专权，官员任用不当，战争不止，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文化共同体和开元时期有天壤之别，如何重新建设，就是元结及其所处时代的士人们所面临的难题。

二、元结在文化共同体建设中的所思所为

个人活动于文化共同体之中，对之必然会作出一定的回应。元结的回应在思想上是批判性的，他能够很敏锐地指出当时存在的种种问题，然后提出自己不同流俗的看法以及解决办法，所以又是建设性的。在行为上，元结有着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地方行政管理能力，在安史之乱及其之后唐帝国的建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1.以古化今

当自己所在的时代面临问题时，人们往往回首前代，因为现在既然问题重重，未来又不可预料，所以就只能希望从前代吸取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复古自然就是必由之路，但复古并不是完全照搬古代、回到古代，而是期待通过古代的经验来解决现在的问题，所以其中心还是在当下，元结作为唐代复古思潮的一员，也不例外。

颜真卿评价元结“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元君表墓碑铭》)，这是至交好友对元结一生的总结。

元结《补乐歌》十首是唐代补亡诗之一，其创作有其传统，主要是与《诗经》相关，除了形式体制相似外，更重要的是与《诗经》的风雅精神相通，关怀现实，其目的就是以古鉴今，并不特别注意其艺术性。当古乐、古辞已经亡佚时，元结通过“探其名义以补之”，即《补乐歌》十首，虽然是在“国家追复纯古”的大环境下所作，但也说明了对远古文化和风雅精神的认同。元结的复古是有针对性的，《系乐府》十二首之《思太古》描绘了一个“理想国”，这完全是一种与自然合一的原始生活，自由自在，没有金钱、权势、赋税、劳役，当然也就没有元结及其门人在长安所看到的各种繁华背后的肮脏、无耻、险恶，但终归是一种理想，因为“吾行遍九州，此风皆已无”。那九州现在如何呢？“父子忍猜害，君臣敢欺诈。”“金石无全声，宫商乱清浊。”“谄竞实多路，苟邪皆共求。”“谁知苦贫夫，家有愁怨妻。请君听其词，能不为酸嘶。所怜抱中儿，不如山下麑。空念庭前地，化为人吏蹊。出门望山泽，回顾心复迷。何时见府主，长跪向之啼。”“日行见孤老，羸弱相提将。”“将论草木患，欲说昆虫苦。巡回宫阙傍，其意无由吐。一朝哭都市，泪尽归田亩。”这是“元子将前世尝可称叹者为诗十二篇”，不是完全写实，但其用意也是明确的：“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他通过太古的美好和如今九州的不堪形成强烈对比来突出太古，对当代的发展提出建议。他还作有《订古五篇》，“订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道”，如此做的原因是这种古道“上古失之，中古乱之”，“至于近世，有穷极凶恶者矣”。元结不仅对社会伦理持复古的观念，对文学也是如此。他的复古文学观是其独特复古思想的表现，即“淳古论”，〔10〕希望通过文学复古以改变当时文坛的积弊。元结对当时文章的认识体现在《箧中集序》 《刘侍御月夜宴会并序》中，可以看出元结主张的文章之道与“近世作者”、“时之作者”大异，他提倡的是丧失已久的“风雅”。“风雅”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形成“风雅精神”，即“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11〕虽然元结的复古论与他人有异，〔12〕但复兴“风雅”的文学主张和陈子昂等是一致的。通过复兴“风雅”来矫正文坛并不是元结的最终目的，其背后是对于当代社会的不满，希望通过文学“变时俗”，起到教化规讽的作用。即使是山水铭文也时有劝诫之意，如《七泉铭》。可见，元结的复古文学观依旧在中国文学的大传统之中，但其中注入了自己的思想，取其精华，在继承“风雅精神”的同时，并不被“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所束缚，使得他的文章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

2.君子之道

君子是古代社会的一种理想人格，《论语》就特别重视“君子”，总共出现107次，既指有道德的人，也指在高位的人，〔13〕但以前者为主。之后的孟子、荀子等继有论述，所以“君子”是儒家学说中的重要概念。元结有很明显的君子观念，坚守君子之道，也以君子之道作为他判断社会和时人的标准。

君子要有操守和崇高的道德。元结倡导如此的君子之道，既有对文化传统的认同，同时也是对当时士人思想与行为的不满。《系乐府十二首·贱士吟》指出“谄竞实多路，苟邪皆共求”的现象，对此，“古君子”是以之为“深羞”的，在这种环境中君子如果难以存在，所谓“正方终莫可”，也决不能屈服于谄竞苟邪之风，而宁肯净洁一身，就此隐退，即“江海有沧洲”。也就是说，君子所应该坚持的道德操守是不能为名利所动的。作为“君子”，要做到“贵不专权，罔惑上下；贱能守分，不苟求取”(《喻友》)，可以看到元结的君子观中已经排除掉了“在位者”的意思，是否是君子要从个人的道德品质来衡量，是内在的考量，与尊卑贵贱等外在条件无关，所以乞丐也可以是君子。“上顺时命，乘道御和；下守虚澹，修已推分”(《述居》)，如此才能称君子。元结这里的“君子”带有道家的色彩，“夫人生于世，如长行道，所行有极，而道无穷”与《庄子·养生主》中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14〕的说法相近，隐逸遁世，习静保闲，“寥然顺命，不为物累”(《述居》)，也与庄子的思想相通。但总体来说，还是强调君子不能同流合污，要谨守内心的高洁。

对于君子，元结特别重视“方正”。《喻友》称：“人生不方正忠信以显荣，则介洁静和以终老。”《自箴》：“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终身如此，可谓君子。”《汸泉铭》：“古之君子，方以全道。”所谓“方正”即不苟且媚俗，不趋时求位，正道而行，要方正则“恶圆”“恶曲”。《恶圆》称元子家之乳母以圆转之器悦婴儿，结果被友人公植责备，究其原因，则在于“少喜之，长必好之。教儿学圆，且陷不义，躬自戏圆，又失方正。”“入门爱婴儿之乐圆，出门当爱小人之趋圆。”如此，“安知次山异日不言圆、行圆、动圆、静圆以终身乎？”所以作为朋友才告诫元子离圆而近方正。这应该是个寓言故事，公植者，公直也，实是在说明元结自己的立身行事之道。又有《恶曲》，言“元子时与邻里会，曲全当时之懽，以顺长老之意。”但这只是偶而为之，并不是为财利名位。然而全直君子听说后不以为然。联系《恶圆》就会发现，元结对君子的要求非常“苛刻”，认为即使在很小的事情上也不应该以圆曲应之，因为一事、一时的圆曲很可能最终导致整个人的圆曲，从而远离方正，违背君子之道。

元结君子之道的楷模是元德秀。元德秀字紫芝，开元二十一年登进士第，是元结的宗兄，次山十七岁折节向学，就是受学于元德秀。元紫芝在当时享有盛誉，与李华、萧颖士、颜真卿、柳芳等人都交谊甚厚。开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在东都洛阳，于五凤楼酺宴，“命三百里县令、刺史各以声乐集。是时颇言帝且第胜负，加赏黜。河内太守辇优伎数百，被锦绣，或作犀象，瑰谲光丽。德秀惟乐工数十人，联袂歌《于蔿于》。《于蔿于》者，德秀所为歌也。帝闻，异之，叹曰：‘贤人之言哉！’”〔15〕由是名声大著。再如房琯，尝言：“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尽矣。”苏源明则对当时名士说：“使仆不幸生于衰俗，所不耻者，识元紫芝。”〔16〕此外，还“事母以孝闻”、“佐治有惠政”。〔17〕天宝十二年卒，〔18〕李华作《鲁山令元德秀墓碑》 (《全唐文》作《元鲁山墓碣铭》)，颜真卿书，李阳冰篆额，号为“四绝碑”，〔19〕其中对元德秀极为称赞：“涵泳道德，拔清尘而栖颢气，中古以降，公无比焉。”“越轶古今，冲邃冥冥，纯朗朴浑，范于生灵。”〔20〕李华晚年还作有《三贤论》，元德秀是三贤之一，“元之志行，当以道纪天下”，“元之道……及于夫子之门，则达者其流也。”〔21〕

从元结一生的行事、思想、文学等方面来看，元德秀对于元结的影响是巨大的，元德秀去世之后，元结作有《元鲁县墓表》。元德秀的去世令元结十分悲痛，《墓表》言元子哭从兄之哀过于礼，当门人问如此悲痛是否过礼时，元子答：“汝知礼之过，而不知情之至。”《墓表》还对元德秀的德行推崇备至，认为其德行已经超出了个人道德品行的范围从而具有社会的示范意义，而且其意义也不仅在此时，还将影响到后世的清独君子、方直之士，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从而具有长远的历史影响力。可能在元结心目中这就是坚持君子之道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君子应该有社会担当，不仅要努力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还要由此扩展开去。《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22〕可见，孔子所谓的君子，首先是修养自己，以此为根本，然后才能使在上位者和百姓都安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元结的担当意识是很突出的，天宝六年的《二风诗论》即言：“吾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茅阁记》言：“贤人君子为苍生之庥荫。”《文编序》称：“天宝十二年，漫叟以进士获荐，名在礼部。会有司考校旧文，作《文编》纳于有司。当时叟方年少，在显名迹，切耻时人谄邪以取进，奸乱以致身。径欲填陷穽于方正之路，推时人于礼让之庭，不能得之，故优游于林壑，怏恨于当世。是以所为之文，可戒可劝，可安可顺。”之后经历安史之乱，获得了官职，且升迁较快，别人以为荣耀，而自己则惶恐不安，辞谢不免，“故所为之文，多退让者，多激发者，多嗟恨者，多伤闵者。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虽然前后有所变化，但通过文章以救时劝俗的态度是一致的，都是有所为而作，不是无病呻吟，也因此，编选《箧中集》提倡风雅精神，希望矫正近世作者的诗风，这种复古以正今的思想也是君子担当精神的体现。元结的担当不仅体现在文章和思想上，更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安史之乱爆发，他南迁避难，受到举荐后，上《时议》三篇，大胆直言，由于切中时弊，受到肃宗的赏识，之后又“儒生预戎事”，阻止叛军，保全了城池，在道州、容州任上也做到了“安百姓”，对唐朝西南地区的稳定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君子有担当意识，对其时代有责任感，除了积极建设完善之外，还应该有批判精神，勇于揭露其不合理的地方。元结的诸多文章，如《丐论》 《世化》等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君子、小人要严格区分，推崇君子，当然就要屏斥小人。在元结的意识中，小人是应该特别防范的，因为这不仅关涉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一旦小人拥有权力，将为祸无穷，所以《时议》下向皇帝进言：“必任天下贤异君子，屏斥天下奸邪小人。”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当道难以实行时，孔子就想乘桴到海外去，元结的思想与孔子是一致的，表现出明显的隐退倾向，“正方终莫可，江海有沧州”。(《系乐府·贱士吟》)永泰二年《招陶别驾家阳华作》：“谁能家此地，终老可自全。”上元二年《别韩方源序》：“次山与方源昔年俱顺于山谷，有终焉之意。今方源得如其心，次山污其冠冕，次山一顾方源，再三惭羞。”这种隐退之心是常存于元结心中的，为官期间多次请辞，一心求退。上元元年进《辞监察御史表》，宝应元年进《乞免官归养表》，大历三年有《让容州表》，大历四年有《再让容州表》，这些表文情词恳切，并非以此来标榜自己淡泊名利。元结作有很多山水铭文，显示了他对于自然山水的喜爱，“盖非愁怨，乃所好也”(《峿台铭》)，山水之乐的背后是归隐之情。铭文的内容更是直接表达了自己退隐山林的愿望。《丹崖翁宅铭》：“爱其水石，为之作铭。”“吾欲与翁，东西茅宇。饮啄终老，翁亦悦许。”《浯溪铭》：“吾欲求退，将老兹地。”元结之所以一心求退，还与其害怕逾越自身性分以致祸辱及身有关。《与吕相公书》：“某尝见时人不能自守性分，俛仰于倾夺之中，低徊于名利之下，至有伤污毁辱之患，灭身亡家之祸。”这种自守性分的观念可能受到郭象“性分”论的影响，在元结这里，“自守性分”不完全是一种理论观点，更多的是他对当时士人野心膨胀、追名逐利现象的实际观察，倡导自守性分能够使人们充分认识自身的能力和才性，当然也有利于维持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元结的隐退倾向不是逃避而是坚守，坚守君子之道，道不行，则独善其身，介洁终老，以不同流合污的态度表达对社会谄媚干进之风的不满。

元结秉持君子之道，不以权势论君子而强调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不断完善自我，但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而是扩展开去，以此崇高之道德去承担实际的社会责任，表现出士大夫的担当精神。由于元结十分重视官员的任用，所以选拔的官员也要是君子，道德与才能兼备。如此内在与外在合一的君子之道，通过友人、门人的接受与宣扬而传播开来，对于当时社会上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将会起到抑制和针砭的作用，从而对于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

3.臣子之责

元结是后魏昭成皇帝孙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孙，从高祖至其父都有官职，十七岁始知书，从学元德秀，天宝十三年擢进士第，三十六岁。次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是数年的逃难，直至乾元二年才被授予官职。他在天宝六年作有《二风诗》，天宝九年所加的序中称“此亦古之贱士不忘尽臣之分耳”，而作《二风诗》的目的是“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这充分显示了元结的担当精神及其对国家的关怀。元结对于官场中的谄媚苟且极其厌恶，已如前述，他认为“人生不方正忠信以显荣，则介洁静和以终老”，他之后的行为是与此一致的。天宝十四年，他送友人张公任玄武县大夫，此时元结还未任职，但他对张公到玄武之后的施政，提出了建议：“保仁以敦养，流惠以怀恤，知其所劳，示其所安，无以丑之。”这不是元结的随口之言，而是其对自己为官的设想。

安史之乱发生后，元延祖告诫元结：“而遭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树名节，无近羞辱。”〔23〕乾元二年(759)，元结受举荐后，上《时议》三篇，肃宗大悦，不久即授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这是元结首次为官。本年十月，肃宗预备亲征，被元结劝止。又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奉旨在唐、邓、汝、蔡等州招缉义军，山棚、高晃等率五千人归附，“大压贼境，于是史思明挫锐不敢南侵”。(《元君表墓碑铭》)上元元年，“屯泌阳守险，全十五城”。〔24〕理兵泌南时，作有《哀丘表》，建哀丘的起因，文章有说明：“乾元庚子，元子理兵于有泌之南。泌南至德丁酉为陷邑，乾元己亥为境上，杀伤劳苦，言可极耶？街郭乱骨，如古屠肆，于是收而藏之，命曰哀丘。”这一举动有很大的感染力，“将吏感焉，无不勇励；玺书频降，威望日崇”。(《元君表墓碑铭》)由于讨贼有功，除监察御史里行。又参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府参谋，看到唐、邓等州县经历战乱后已经残破不堪，百姓生活非常艰难，建议省官，所以有《请省官状》，可见他对百姓的关心，也说明他为官的忠正。元结也很注意军队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巩固。他看到军队中有的将士有父母子女跟随，将士把自己的衣食分给他们，自己饥寒交迫，所以希望军队能够给将士父母提供衣食，恤养他们的子女，所以元结有上来瑱的《请给将士父母粮状》和《请收养孤弱状》。可想而知，如此的措施对于军队建设是很有益的。上元元年，进元结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佐荆南节度使吕諲拒贼，充节度判官。从右金吾兵曹参军至水部员外郎，十月时间不到，时人认为是极大的荣耀，但元结却很忧虑，害怕祸辱及身，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忧，与他对当时士人行为的观察有关：“某尝见时人不能自守性分，俛仰于倾夺之中，低徊于名利之下，至有伤污毁辱之患，灭身亡家之祸。”虽然如此，在未卸任之前，他依旧是尽职尽责。时有道士申泰芝诬告潭州刺史庞承鼎，由于潭州属于荆南府管辖，所以吕諲命判官监察御史严郢按问，严郢以事实奏，肃宗大怒，流放严郢于建州，又令元结按覆，“公建明承鼎，获免者百余家”。(《元君表墓碑铭》)上元二年，元结领荆南之兵镇于九江，来到昔日自己避难时的瀼溪，见到百姓越来越穷困，所以他要“终以瀼滨讼”。而以前的瀼溪乡旧游因为现在的身份对元结的态度不同以往，有了距离，但元结告诉他们“终当来其滨，饮啄全此生。”化解了身份变化带来的距离感，主观上是元结的个人行为，但客观上则有助于地方的稳定，改善官民、军民关系。上元二年，元结还作有《大唐中兴颂》，对于肃宗收复两京、再安社稷进行歌颂，〔25〕表达了他对国家当下情形总体上的认同。颂文由颜真卿书，大历六年六月刻石，在浯溪石崖上。宝应元年，吕諲去世，元结代为处理荆南观察使事，当时很危险，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称：“及諲卒，淮西节度使王仲鼎为贼所擒，裴茂与来瑱交恶，远近危惧，莫敢□□(原阙)，君知节度观察使事，经八月，境内晏然。”元结在这一关键时期对维护荆南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尽到了为臣子的责任，地域稳定又保证了百姓不受战乱之苦，也无愧于自己朝廷官员的身份。宝应元年，元结上《请节度使表》，首先表达了对自己升迁之速的不安，因为三年以来，并没有作出多大的功绩，所以感到惭愧和羞耻，之后重点是请求皇帝任命新的节度使，在中间元结提出了任命的建议：“臣窃以荆南是国家安危之地，伏愿陛下不轻易任人。陛下若独任武臣，则州县不理；若独任文吏，则戎事多阙。”元结在地方任职，对地方官有切身的感受，也明白其重要性，所以非常重视官员的任用，而这恰好是当时存在的问题，表末再次强调“审择重臣”。《乞免官归养表》中陈述免官的理由，主要在“才不称任”，自己如此，其他类似的官员也不少，希望他人因为自己被免官而“知耻”，但更重要的意思是提醒皇帝认识到官员任用事关者大，所谓“天下理乱，系之官人”。进《乞免官归养表》后，诏可，特蒙嘉奖，拜著作郎，于是家武昌樊水，至广德元年九月，授道州刺史。元结此次是临危受命，因道州在广德元年十二月遭西原蛮抢掠，旧四万余户，如今不满四千，“贼停留一月余日，焚烧粮储屋宅，俘掠百姓男女，驱杀牛马老少，一州几尽。贼散后，百姓归复，十不存一，资产皆无，人心嗷嗷，未有安者”。道州本已如此残破，但诸使仍旧征求不已，并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舂陵行》)，元结宁愿获罪，也不忍向百姓征求，为达下情，作《舂陵行》。同年，西原蛮又攻永州，破邵，但不犯道州，元结作《贼退示官吏》。两首诗都在说明经过劫掠的道州百姓根本无力承担朝廷的征敛，“朝餐是草根，暮食是木皮。出言气欲绝，言速行步迟”。(《舂陵行》)如此境况，并没有得到官员的怜悯，相反是“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舂陵行》) “迫之如火煎。”(《贼退示官吏》) 元结在道州任上，积极安抚，进《奏免科率状》，免去了百姓所负租税及租庸使和市杂物十三万缗。〔26〕当大历二年杜甫在夔州读到《舂陵行》 《贼退示官吏》后，作《同元使君舂陵行》，高度评价元结：“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待矣。”“粲粲元道州，前圣畏后生。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27〕通过杜甫的评价可以看出元结上能为君分忧，尽臣子之责，下能为良吏，知民疾苦，正是当时唐帝国急需的官员。广德二年的《谢上表》中描述了他初到道州时看到的景象，以及他采取的一些措施：“臣见招辑流亡，率劝贫弱，保守城邑，畬种山林。”但更重要的是表明他对任用刺史的看法：“则刺史宜精选谨择，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货贿，出之权门者也。凡授刺史，特望陛下一年问其流亡归复几何、田畴垦辟几何；二年问畜养比初年几倍、可税比初年几倍；三年计其功过，必行赏罚，则人皆不敢冀望侥幸，苟有所求。”文末和《请节度使表》一样再次提醒皇帝：“陛下必当谨择”。因为刺史关系重大，张九龄曾上疏言：“县令、刺史，陛下所与共理，尤亲于民者也。”〔28〕元结在《刺史厅记》中也称“刺史乃存亡休戚之系”。安史之乱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削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州之刺史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所以元结才特别强调。此外，元结也积极举荐选拔才德之士。处士张秀能在“贪于货贿”的风气中，“介直自全，退守廉让，文学为业，不求人知。寒馁切身，弥更守分，贵其所尚，愿老山林”，所以元结希望朝廷能给以褒奖。这不仅仅是关乎张秀一人，因为“兵兴已来，人皆趋竞，苟利分寸，不愧其心”，那么表彰张秀一人实际上可看作是朝廷对知退让有廉耻的良好士风的鼓励，其意义已经超出了个人，可见元结长远的眼光，以及他对战乱后士人道德重建所作的努力。元结在道州六年，深受道州百姓爱戴，离任时，百姓“请立生祠，仍乞再留观察使”(《元君表墓碑铭》)。大历三年，元结调赴容州，使持节都督容州诸军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经略守捉使。但元结因母亲年迈，自己也疾病缠身，所以进《让容州表》，“乞停今授”。容州比之道州，更加艰险，容州被西原贼张侯、夏永攻陷，一直占据，因此，容州刺史都寄理藤州或梧州。又“容府自艰虞以来，所管皆固拒山谷”(《元君表墓碑铭》)，元结到任后，首先处理此事。他并没有采取武力镇压的方式而是单车入洞，亲自抚谕，六旬收复了八州。恰逢母亲去世，元结进《再让容州表》，优诏褒许。元结在容时间较短，但政绩卓著，百姓感念，“民乐其教，至立石颂德”。〔29〕丁母忧后，移家祁阳浯溪，大历七年正月，朝京师，不幸遇疾，四月庚午，薨于永崇坊的旅馆，赠礼部侍郎。〔30〕

从乾元二年(759)到大历四年(769)，元结任官十年，上为天子分忧，下为百姓请命，表现出强烈的担当意识，颜真卿称之为“皇家忠烈、义激文武之直清臣也”(《元君表墓碑铭》)，次山堪当其誉。

4.独立与自由的漫家思想

元结自称“漫叟”，且要在“九流百氏”之外，“独为漫家”(《漫论》)，但其思想并不成系统，他在天宝九年至十二年之间作《元子》十卷，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有部分内容的大概。从中可见此书并非理论著作，洪迈认为“其说类近《山海经》”，而据孙望先生推测，“这一部分很可能是一种介乎杂文、寓言与小说之间的作品”。〔31〕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这一在唐王朝历史上至为关键的战乱也对元结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作品中，元结多次提到安史之乱，且时间大都明确，〔32〕元结亲历战乱，目睹了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官场的黑暗和官员的无耻，这些都使得元结的思想更“漫”。

自称元子、猗玗子之后，乾元元年自称“浪士”，距其漫家思想更近了一步。宝应元年《自释》称“及有官，人以为浪者亦漫为官乎，呼为漫郎。既客樊上，漫遂显”。这一时期的诗文中提到“漫”很频繁，但仍未显示出思想性。对元结“漫家”思想的研究，必须提到《漫论》，然而这篇文章并没有系统阐述“漫家”思想，文章用问答形式，用“规”和“漫”相对。来者气势汹汹，大发议论，而元次山的回答也掷地有声：“吾当于漫，终身不羞。”最后表明要“独为漫家”。但究竟漫家是什么并无说明，所以求之过甚，则易流于附会。结合《漫论》以及相关文章，元结“漫家”思想的核心就是独立与自由。他不愿受世俗的牵绊与约束，对于世之规检不屑一顾，只希望“全独保生”(《自释》)、远于祸辱，任心任情地在山水之间游玩，犹如庄子的“逍遥游”一般，不依赖于外物，“荒浪于人间”(《自释》)。但需要指出的是元子与庄子虽然在独立与自由的精神上是相通的，但在具体表现上则不完全一致，庄子的世界是超越现实社会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生境界，而元子则把这种精神表现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现实性突出，他参加科举，入朝为官，参加平叛，在地方任官时也很有作为，然而他并没有被官场的各种不良风气所同化，并且对各种不合理现象提出批评，甚至是皇帝，这些行为都是其漫家思想的独立与自由精神的体现。再者，他的隐退倾向不是要脱离社会，而恰是他间接进行的社会道德重塑的努力，独立于社会风气之外，以自己的行动倡导君子之道。

三、记忆的力量：元结身后名对唐代文化共同体的影响

元结短暂的人生结束了，但他的影响并未随着他的死亡而终结，在历史的长河里，他被人们长久地记忆，其身后之名继续影响着唐朝的人与文。

人物历史形象的形成，除本身的真实情况之外，他人的塑造起到很大的作用。最先塑造元结形象的是颜真卿。大历十年颜真卿作《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对元结推崇备至。此《墓碑铭》中的元结最重要的形象是“皇家忠烈、义激文武之直清臣也”。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功绩被颜真卿放在首位，此外还强调其德行，并以“古”来标志，文学方面，虽然也提到苏源明、阳浚的称赞，但显然并不是重点。元结任道州刺史时曾作《刺史厅记》，但后任刺史许子良把《刺史厅记》移走，代之以自己的文章。当吕温由刑部郎中出任道州刺史时对此不满，所以又恢复了元结的《刺史厅记》，自己作了《刺史厅后记》，吕温对这位前辈及其《刺史厅记》都很推重，称元结为“贤二千石”。《刺史厅记》言：“既彰善而不党，亦指恶而不诬，直举胸臆，用为鉴戒。昭昭吏师，长在屋壁，后之贪虐放肆以生人为戏者，独不愧于心乎？”〔33〕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元结的文章胜于他人，而是因为其中的内容是士大夫行政治民的准则，立于此，可以时刻提醒刺史，并可能形成一种传统来规约后来的官员，对官场之风起到矫正的作用。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文章乃“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那文章如若留存于金石，不出意外，当流传久远。元结有很多文章就被刻在了金石上，如《大唐中兴颂》以及一些铭文。大历元年，元结与瞿令问同游阳华岩，作《阳华岩铭》。序称：“县大夫瞿令问艺兼篆籀，俾依石经，刻之岩下。”同年，还有《窊樽铭》，“刻铭为志”。类似的铭文很多，如《丹崖翁宅铭》 《七泉铭》 《五如石铭》 《浯溪铭》 《寒泉铭》等，铭文中都展现着元结的情怀，《丹崖翁宅铭》表达了元结欲远离世俗常事的愿望，《七泉铭》的各个名称均有所指，除东泉外，其余六泉之名仅从字形就能见出元结的用心，这是与他的整个思想观念相一致的，而且元结在序言中明言：“欲来者饮漱其流，而有所感发者矣。”《东泉铭》结尾又言：“作铭者何？吾意未尽。将告来世，无忘畎引。”所以元结作铭文是有意为之，也期待着后人的理解。《浯溪铭》之浯溪是元结自己命名的，他很喜欢这里的奇山异水，希望终老此地，于是将此铭文铭在溪口，从此浯溪就与元结不可分离，直至今日，此地已成为一名胜，而其起因就在元结。作铭五十年之后，即元和十三年(818)，唐人韦辞作《修浯溪记》，描述了元结在当地的影响：“元公再临道州，有妪伏活乱之恩，封部歌吟，旁浃于水，故去此五十年而俚俗犹知敬慕。凡琴堂水斋，珍植嘉卉，虽欹倾荒翳，终樵採不及焉。仁声之感物也如此。”〔34〕可见想见，当之后有人来到这些地方看到铭文时，也会记起元结，通过铭文的内容，人们也会想象元结当时的风神。刻石铭文之外，地方的建筑也会留有元结的印记，宝应二年(763)，马向兼理武昌，建凉亭，元结命之为殊亭，并作《殊亭记》，“斲石刻记，立于亭侧”。又永泰二年(766)作《寒亭记》，刻于亭背。永泰元年(765)，元结在州西立舜祠，为之刻石立表，由江华令瞿令问书。永泰二年(766)，元结依旧制立舜庙，进《论舜庙状》，江华令瞿令问八分书，镌于元山下学署前之西大石上。〔35〕有元结所建，还有为元结所建，元结在道州任官深受百姓爱戴，离任时，百姓请立生祠，《道州志》云：“次山遗爱坊在北门内，为唐刺史元结立。”又云：“元刺史祠在北门外九井前，俗呼黄龙庙。”〔36〕这些刻石的文字，是元结“制造的记忆”，处在当地的时空之中，被来来往往的人阅读，人们不经意间或许就会受其感染(如上吕温的例子)，而且它以物质形式(石)存在，即使不通文字者，睹物思人，也会想起附着在其上的传说和故事，元结所遗留的记忆在这里显示着他的影响和力量。

元结的身后之名很大一部分是其文章之名。元结的诗文在当时是与主流不合的，而且他还批评过时之作者，但之后逐渐被人认可。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列举唐代能鸣者从陈子昂到李观共六人，元结居一，说明元结已经受到了韩愈的重视。皇甫湜有《题浯溪石》一诗：“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洁有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37〕虽然稍有批评，但总体上还是肯定的，并指出了次山文章的特点，认为“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是能够在苏源明、陈子昂、韩愈、李白、杜甫等大家之外独立成家的，元结文章的历史地位被凸显出来。皇甫湜的观点应该是承韩愈而来，而韩愈在文章写作上是受到元结影响的，这在古文运动的历史上形成了一个谱系。裴敬在《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以文称者，若陈拾遗、苏司业、元容州、萧功曹、韩吏部之类。”〔38〕真正对次山文章给予细致评价的是李商隐的《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文中指出元结文“危苦激切”、“绵远长大，以自然为祖，以元气为根”〔39〕等特点，并为后代普遍接受。此外，李商隐也认为元结“不师孔氏”。又黄滔在《与王雄书》〔40〕中把元结和韩愈并举，认为二人同风，作者应该接续此一传统，以矫正当下文风。

总之，元结去世之后在唐代的影响是从“官”与“文”两方面展开的。为官时的德政为百姓所感念，为之立祠，以为纪念，留在当地的“遗物”，如刻石的铭文、建筑等，承载着元结的信息，是后人与元结沟通的直接中介，后来人通过这些物质载体感受元结，元结的思想情怀也由此得以传达。文章的传播与接受和建筑等不同，它可以不受空间的限制，为更多的人所阅读，在广大的空间发挥文章的作用。此两方面关涉政治、道德、文学等多个面向，一起促进着文化共同体的发展。

四、余论

文化共同体作为时代整体性的呈现，与个体之间形成互动，文化共同体塑造其中的个人，元结的独特性就是在唐代相对开放包容的环境下孕育出的，个人也参与文化共同体之中，对之有所回应。元结面对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大时代状况，勇于承担，思想上认同“古”的文化传统，以之为鉴，对当代的文化风尚提出批评，想构筑他理想中的社会；文学上倡导风雅精神，以改易文风，进而改变士风。以君子之道要求自己，衡量他人，不谄媚权贵，正道直行，喜方恶圆，表现出崇高的道德风范。进入仕途，也不改本色，儒生预戎事，在帝国的再次稳定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担任地方官员之后，爱护百姓，减免徭役，进行恢复建设，举荐贤才，并以自己的切身经验请求皇帝重视地方官员的任用，为臣为官都尽职尽责。元结思想最与众不同的就是他要在九流百家之外自立漫家，其核心是独立与自由，也因此与世相违，被人目之为浪、漫。在他有限的生命结束后，其影响通过“文”与“物”继续存在，成为唐代文化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过本文的论述，大致可见元结对唐代文化共同体的贡献。元结仅仅是唐代千千万万唐代士人中的一个，他对文化共同体的作用是有限的，对此，我们并不能有意夸大。文化共同体的面貌是由个体到群体再到全体才能形成的，但这并不是一个机械的演化过程，也不是个体的简单累加，每个个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群体也是如此。唐代士人文化的主要承担者，他们走入仕途，成为官员，不仅有文化的权力，还有政治的权力。武周之后，门阀士族政治遭到严重破坏，庶族士人大量进入国家权力机构，文化也因不同出身的士人的加入而发生变化。其中很多人通过科举考试，被授予官职，然后到地方任官，传播中央朝廷和文化传统的主流思想文化，巩固地方的国家认同，同时又会受地方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文化的交融。在这一过程中，士人的品格是极为重要的，如元结般的“循吏”能够维护地方的团结稳定，受到百姓的拥护爱戴，中央政府就有了较高的威信。相反，如果是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之徒，则会引起百姓的反感甚至怨恨，不仅不能起到沟通中央与地方的作用，还会导致对国家认同的降低，中央政府的权威下降，从而逐渐丧失凝聚力，增强分化力，共同体被破坏。元结正是意识到了这点，所以多次向皇帝强调地方官任用的重要性。■

[1]关于唐代文化共同体的研究,主要是雷恩海教授的系列论文,如论唐朝文化共同体建设——以萧颖士“化理”思想为中心的考察.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5(1);重建文化共同体的学术自觉——陆德明《经典释文》与隋唐文化共同体建设.兰州大学学报,2015(5)等.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受雷先生指导,特此致谢.

[2][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6777、6725.

[3]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17.

[5]杨伦.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97-498.

[6]孙望.元次山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140;本文所引元结诗文均出此书,后文不再出注.

[7][8][17][19]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29、277、5050、5048.

[9]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唐代藩镇动乱年表[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241-267.

[10]杨承祖《元结的淳古论和反主流》:“虽然主张复古,却比萧李一派新兴古文的主流更古,也比其后韩愈包括两汉的态度更古,所以应称之为‘淳古论’的复古运动者。”唐代研究论集(第四辑)[C].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475.

[11]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第一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7.

[12]杨承祖《元结的淳古论和反主流》:他主张的是“淳古”,而非“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汉魏之古”。因此,说元结继承了陈子昂的复古文学主张,是不确切的,不能成立的。唐代研究论集(第四辑)[C].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468.

[13][2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238、156-157.

[14]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34.

[15][23][24][26][28][2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564、4682、4684、4688、1176、4688.

[16][20][21][33][40]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214、3249、3214、6339、8670.

[18]《旧唐书》记其卒年为“天宝十三年”,元结《元鲁县墓表》也是“天宝十三年”,但李华《元鲁山墓碣铭》则记为“天宝十二载九月二十九日”,暂从李华.

[25]关于《大唐中兴颂》是歌颂还是用春秋笔法来讽刺,从宋代开始有不同的看法,直到现代,学者们意见也不统一,如陈文华.《大唐中兴颂》非“罪案”论.唐代文学研究,1993.认为这“确实是一首颂歌”;邹志勇.元结《大唐中兴颂》创作意图考论.甘肃高师学报,2012(6).认为“元结创作《大唐中兴颂》的真实创作意图在于赞颂唐肃宗的盛德大业,而非宋人所谓的暗含讥讽”。但邓小军.元结撰、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考释.晋阳学刊,2012(2).则认为“是一首包含贬天子之微言的颂体诗”。从本诗以及元结对肃宗的态度来看,很难看出讽刺的意思,因此,本文认为这是一首歌颂的诗.

[27]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1691-1692.

[30]元结生平事迹依据孙望先生的《元次山年谱》.

[31]孙望.元次山集·前言[M].北京:中华书局,1960:21.

[32]如自兵兴已来,今三年。(《管仲论》);其时天下兵兴已六七年矣。(《夏侯岳州表》);天下兵兴,今七年矣。(《左黄州表》);自兵兴已来,今八年矣。(《请节度使表》);兵兴向十年,所见堪叹哭。(《喻旧部曲》);天下兵兴,今十二年矣。(《问进士》);自兵兴已来,此望亦绝。(《与吕相公书》);自经危乱来,触物堪伤叹。(《酬孟武昌苦雪》)

[34][37][38][39]孙望.元次山集·附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164-165、162-163、178、174.

[35][36]孙望.元次山年谱[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75、90.

Y uan J ie and the Constru c tion of Cultural Community of Tang D ynasty He Anping

Yuan Jie was in the turning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Yuan Jie experienced two stages of culture community which were flourishing and decadency.Facing the situation，Yuan Jie advocated to learn from ancient times，and improve himself by the morality of a gentleman， showing a lofty moral style.As an officer， h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re-stabilization of the empire.Yuan Jie loved freedom and his thought was unique.After his death，his influence still exists in the world through the literature and objects，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al community of the Tang Dynasty.

Yuan Jie，cultural community，thought，behavior，memory

G1

A

1003-6547(2017) 09-0095-12

何安平，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严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