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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外包概念研究述评与展望

2017-03-09卓泓良

商业经济研究 2017年4期
关键词:产业升级文献综述

卓泓良 等

内容摘要:逆向外包作为一个新的现象,人们对其的认识还较少,学界对其的研究也还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本文从逆向外包的定义、产生(驱动力、条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其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的阐述。并且发展中国家企业作为主动发包方的逆向外包,能对企业成长、产业升级产生促进作用,因此对逆向外包的研究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逆向外包 文献综述 产业升级

一种新的模式

离岸服务外包(Outsourcing)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加速发展,作为发达国家的一个竞争战略,得到广泛的运用。最近一个新的词汇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引起学者的关注,即“逆向外包(Reverse Offshoring/Reverse Outsourcing)”,也有人称之为“逆向离岸外包”或“反向外包”(江小娟等,2008)。近年来这样的“逆向外包”变得愈加常见,那么什么是逆向外包呢?这样的现象因何而产生?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解答这些问题。

逆向外包的定义

相对外包完善的研究体系,目前逆向外包的研究和认识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人们对逆向外包的认识不一,也没有一个正式而统一的定义。逆向外包开始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为了完成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分解业务或离岸服务外包交付工作,在发包国或地区雇佣专业技术人员,建立子公司或离岸中心,以寻找发包客户,开拓市场的活动的现象(江小娟,2008;Wilson &Ceuppens,2011);刘丹鹭和岳中刚(2011)则是指由低劳动力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作为发包方进行的发包活动。张月友和刘丹鹭(2013)在全面梳理文献的基础上,首次尝试给出普遍接受的逆向外包概念,进行一般化定义为:由传统的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作为离岸服务外包发包方,为了某种目的(譬如,开拓国外市场;获取高级生产要素;创新产品等),采取直接雇佣他国专业技术人员,在他国建立子公司、离岸中心和并购他国企業等措施的一种战略活动。

从各个学者对逆向外包的表述来看,外包方向已经发生了地理逆转,其发包方不再是发达国家而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这表明外包已由发达国家的单向参与,发展成为一个双向的活动,且越来越多的欠发达国家企业正在开展反向外包业务。根据对文献的梳理,逆向外包不再只是发达国家企业作为发包方角色下的一个子包业务过程(江小娟等,2008),而是发展中国家基于自己的战略选择,主动开展外包的一个过程(刘丹鹭等,2011;张月友等,2013)。

逆向外包的产生

(一)驱动因素

每一个现象都有其产生的成因,逆向外包也不例外。开展外包的最初动因是追求成本最小化,进行劳动套利。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用工成本快速上升,发达国家的相对质量用工成本反而会更低,因此出现套利的机会,使得发展中国家开展逆向外包获得相对成本套利(张月友等,2013)。后来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服务质量,如果说发达国家传统的外包是争夺创新人才的战略工具的话(Lewin&Couto,2007;Lewin et al.,2009),那么逆向外包就是一种发展中国家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的新形式(张月友等,2013),同时也是主动利用国际分工和国外资源发挥比较优势的一种动态选择(刘丹鹭等,2011;张月友等,2013)。

最后上升为国家/企业的战略选择,从企业并购的动机来看,逆向外包是其为了寻求技术和研发资源等高级生产要素而进行的战略活动(Rajan,2006)。知识性的学习同样是企业开展逆向外包的驱动因素,发展中国家承接服务外包是一种基于知识转移和承接的利用性学习,而主动发包是基于知识溢出的探索性学习(Modwell&Jelassi,2010)。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逆向外包更多的是基于战略的选择,其战略目的都是为了增强竞争力,扩大实力,实现自身的发展。除了企业层面外,逆向外包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国家的战略选择,发展中国家可以主动向发达国家进行“逆向发包”从而主动获取产业升级的先进技术(刘志彪,2009;2012)。

(二)逆向外包开展的条件

逆向外包的开展需要一定条件,不是所有欠发达国家都能实施的。开展逆向外包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自己的发包意愿并权衡通过逆向外包带来的风险和收益,二是发达国家的接包意愿和能力,即发包方国家要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发达国家才有意愿用技术来换取市场。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市场势力悬殊,发展中国家会沦为代工的地位,而无法争取发包的主动权(刘丹鹭等,2011;张月友等,2013)。

研究视角

(一)价值链

很多学者从价值链合作的角度来研究逆向外包过程中发包企业的升级途径。刘志彪(2009)认为在国际外包视角下,我国的产业政策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于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的企业,产业政策应鼓励民族企业联合起来走出去,通过收购国外同行业中的某些上市公司,以获取这些公司所拥有的技术能力;二是对于买者驱动型价值链的企业,产业政策应帮助其根据本国的国情和文化逐步进行创新。俞荣建(2010)研究了价值链中国际客户与代工企业之间围绕知识进行竞合博弈,认为代工企业可以通过“逆向工程”学习研究国际客户的产品来构筑自己的创新能力。刘志彪(2012)创新性地提出了全球创新价值链(GIVC)的概念,认为从GVC走到GIVC可能需要两个阶段:一是从GVC走向NVC,即国内本土企业从接包方角色转型为发包商角色;二是NVC向GIVC的转变,国内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利用内需市场换国外先进技术,吸纳高级生产要素。由此可见,逆向外包是国内本土企业避免低端锁定,提升价值链地位的有效路径和手段(陈启斐,2013;陈羽等,2014)。

(二)国际分工演进的角度

还有学者从国际分工演进角度来研究逆向外包的形成机制。由于人力资本、技术水平和客户需求的限制,居于系统集成者地位的服务外包企业将外包业务进行分解和全球配置,从而使得部分知识密集型业务逆向外包至发包商所在国(Modwel&Jalassi,2010)。Chanda和Bangalore(2006)提出逆向外包是以提供服务外包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进一步分工深化的结果,服务外包企业将市场营销、交付业务和品牌维护等环节移至客户国可以更好地服务客户需求,同时也有利于与发包企业建立长期互信的伙伴关系。

研究方法

目前对逆向外包的研究并不多,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类:模型、案例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

刘丹鹭和岳中刚(2011)通过建立数理模型,构建了南北贸易的技术扩散的博弈模型,把发展中国家企业通过逆向发包的技术学习而不断成长的过程分为三个时期来分析。张月友和刘丹鹭(2013)参照D-S模型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假设只有南北两个国家,南国内需市场庞大,而北国创新水平高,然后分析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并讨论两者的一般均衡,最后得出结论:中国通过实施逆向外包战略,可以更好地集聚全球创新资源,更好地为中国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服务。

(二)案例

刘丹鹭和岳中刚(2011)通过自主汽车品牌吉利和奇瑞利用逆向研发外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案例,验证了逆向外包成立的假设和目的,并指出逆向研发外包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战略选择。陈羽等(2014)以中国本土手机品牌为案例,研究了中国本土手机厂商的发展路径,分析得出逆向外包对欠发达国家本土企业价值链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一些本土手机品牌如华为正在挑战国际知名品牌三星等的地位。

(三)实证

在逆向外包的实证研究里面,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得到解决,那即是逆向外包的测量。目前对逆向外包指标的测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测算方法,对比外包的核算,以往国内外研究中大多采用FH指数计算外包率(Feenstra&Hanson,1999)。徐毅和张二震(2008)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了我国35个工业行业外包率计量检验外包对就业以及产出的影响,得到正向的研究结论。孟雪(2011;2012)分别研究了逆向外包对我国生产率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其以2002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来定量计算逆向外包的规模,得出逆向外包暂时对生产率产生负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当时逆向外包还处于规模较低的初级阶段,但会增加技术密集型的劳动力需求。之后,陈启斐和刘志彪(2013)改进了逆向外包的测算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和联合国贸发数据库中服务进口贸易的数据,测算了2003-2011年我国制造业逆向外包指数,得出逆向外包能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逆向外包的影响

(一)企业层面

目前关于逆向外包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企业层面的,或是针对印度企业的经验研究,或是发包企业的升级途径,或是企业的战略选择。

从印度企业的经验研究来看,这是一个发达国家企业作为发包方主导下的子包过程。从发包企业的升级途径来看,发展中国家企业转变为发包方,通过逆向外包可以使得企业获得技术和研发资源、市场网络和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并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实现企业价值链的提升(Rajan,2009)。逆向外包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企业的战略选择,能在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主动利用国际分工和国外资源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Tholons,2008;刘丹鹭等,2011;张月友等,2013)。

(二)产业层面

产业升级是我国一直强调的政策目标,那逆向外包会对产业升级产生什么影响呢?刘志彪(2009)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主动向发达国家进行“逆向发包”从而主动获得产业升级的先进技术。陈启斐和刘志彪(2013)实证研究了逆向外包对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得出结论是:逆向外包可以显著地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鏈提升。即逆向外包对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为后危机时代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陈羽、黄晶磊和谭蓉娟(2014)从“获得在位权”、“横向拓展”、“纵向拓展”、“链间超越”四个层面探讨了欠发达国家的逆向外包策略及产业升级路径。

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各个方面的研究都还欠缺。可能的原因是作为一种新的现象,人们对其还处于认识阶段,关注度不够,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方向至少是这三方面:一是理论的完善和模型的扩展,逆向外包是一新兴研究领域,在这方面我国走在了西方国家前面,要利用现在国内研究的便利,多发现问题,深化理论;二是学科理论融合,目前对逆向外包的研究除了陈羽等加入了价值链租金理论进行分析外,鲜少有其他学科的理论背景,因此未来多学科理论的融入研究将会是一种趋势;三是实证研究,逆向外包实证研究的可靠性应以逆向外包率的准确计算为首要前提,因此逆向外包率的核算成为实证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未来研究的方向是对逆向外包水平进行行之有效、让人信服的核算。

参考文献:

1.Tholons Inc.Reverse Offshoring: Trend or Strategy. Tholons Services Globalization Review,2008

2.江小娟等.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人民出版社,2008

3.张月友,刘丹鹭.逆向外包: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新战略.中国工业经济,2013(5)

4.陈羽,黄晶磊,谭蓉娟.逆向外包、价值链租金与欠发达国家产业升级.产业经济研究,2014(4)

5.陈启斐,刘志彪.反向服务外包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家,2013(11)

6.徐毅,张二震.外包与生产率: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2008(1)

7.孟雪.反向服务外包对我国生产率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1(7)

8.孟雪.反向服务外包如何影响中国的就业结构——以中国作为发包国的视角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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