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春芳，石慧慧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论庞德对李白《长干行》的文化误译

何春芳，石慧慧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埃兹拉·庞德作为美国现代诗歌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在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化西传的历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其众多诗歌译作中，李白的《长干行》译文“TheMerchant’s Wife——ALetter”最为引人注目。然而庞德的译文中存在一些误译，比较原作和译作不难发现这些误译主要集中体现在地域、时节、民俗、伦理、习语、典故、意象和表达方式这些方面。而这些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庞德的误译主要是文化上的误译。本文在探讨了译文中文化误译的具体表现之后，分析了造成文化误译的主客观因素并提出一些应对文化误译的策略。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庞德译作的文学贡献，而是为了引起更多学者在翻译过程中加强对文化的理解和重视，探讨应对文化误译的有效策略。

《长干行》；庞德译文；文化与翻译；文化误译

一、引语

诗歌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赋有浓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李白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诗歌自被译介到欧美诸国，受到了各国学者和读者的热爱。西方人也是从李白开始了解并接受中国诗的，然而李白在西方的影响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大，还要归功于许多英美作家对中国诗的翻译。他们的译作影响广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们改变了中国诗在西方寂寞无闻的状态，也正是他们掀起了中国文化西传的高潮。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美国现代诗歌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埃兹拉·庞德。

庞德是美国20世纪初“新诗运动”的领军人物，意象派诗人的代表，研读过大量中国、日本诗词，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尤其是对中国古典诗歌更是偏爱有加，认为中国于新诗运动就如希腊之于文艺复兴，中国诗学给西方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因此他努力推介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将很多中国古诗翻译成英语。在1915年庞德出版的汉诗英译集《古中国》（Cathy)被很多文学评论家、诗人、翻译家称之为中国诗歌英译的经典。艾略特（Eliot）曾给予高度评价，称庞德为“中国诗歌之发明者”，“通过他的文字我们终于能够真正的了解原文了”（Eliot，1928）。在他所译的《古中国》汉诗英译集中，李白的《长干行》的英译文“TheMerchant’s Wife——ALetter”最为引人注目，被中外学者看作是英译诗的经典。然而，庞德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够深入，其译作中不免存在一些误译。这些误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译文读者不能感受到原作真正的创作意图和价值，同时也削减了其承载的中国文化的魅力。

本文将从文化角度出发，具体探讨庞德的译文对李白《长干行》的文化误译现象及其成因，其目的并不在于否定庞德译作的文学贡献，而在于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也在于进一步探讨应对文化误译的策略。

二、语言、文化与翻译

语言与文化是翻译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元素，谈翻译问题其实就不可避免要涉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问题、不同文化间的交流问题。因此在探讨庞德对李白诗《长干行》的文化误译之前，需要明确语言、文化与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关于“语言”的概念及其内涵，中外语言学家（如索绪尔、乔姆斯基、许国璋，等等）对其有不同的论述。在此采用我国语言学家许国璋的观点，他在其著作《许国璋论语言》中指出，“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类的时候，他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任何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简单来说，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认知世界，交流文化的工具。范东生（2000）论述了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承载了一个文化的大量信息。因此当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进行交流时，实际发生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流时语言和语言之间并不相通，必须借助翻译。”如果用建一座大厦作比喻的话，可以说语言就是最基本的建筑材料，翻译是工程师使用的手段，而实现文化交流才是大厦建成的标志。那么，又该怎么理解“文化”？

关于“文化”，中外学者试图对其进行定义，然而迄今为止还找不到一个统一的定义。这里追溯到“文化”这个概念的最初来源。“文化”的概念首先由英国19世纪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提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其他的能力和习惯”。文化又有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科学卷），1991）。不管文化如何定义，语言与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两者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依赖，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的语言，反映着各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制约着各自的语言形式。语言与文化具有同生共长性（徐珺，2006）。只有把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来研究，以文化阐释语言，以语言阐释文化，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语言和语言的社会作用，这对研究翻译中的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意义，这是因为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出现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一大批学者从翻译问题发掘出了深层次的文化问题，也不断从文化层次阐述翻译问题，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进行翻译研究已成为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前沿学科理论课题（徐珺，2014：95）。

说起翻译，普遍的观点就是：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不同的语言文字里必然蕴含着不同的文化信息。关于翻译与语言文化的关系，王克非（1997:1）指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外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翻译是不同语码之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和纽带，在沟通文化交流，丰富人类文化，促进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正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翻译的好坏往往决定了跨文化交际的成败，而翻译的效果又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译者的文化身份，译语文化和源语文化之间的差异，译者对原作及原作者的了解程度等等。鉴于“翻译的本质是实现跨文化的交际”，“不管从哪个角度对译文进行批评和议论，最终都是将立脚点落在译文的跨文化交际效果上。”（范东生，2000）。翻译与文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翻译影响着不同文化间的交际，而文化又在翻译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本文将从文化角度出发探讨庞德对 《长干行》的翻译，并从主、客观因素分析文化误译的原因，探讨翻译中如何尽量避免文化误译的发生。

三、庞德对李白《长干行》的文化误译

（一）文化误译的具体体现

在具体分析庞德译文对李白原作的文化误译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原作和译作的背景、内容、主题等，以便更好理解和挖掘诗歌中蕴含的中国文化。

《长干行》属于乐府曲调名，多用于抒发船家女子的感情，全诗使用第一人称的口吻，以年龄记叙和四季相思的手法把女主人公的生活场景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并配合着乐府歌词和谐的音律，运用形象化的语言，微妙地描写出古代女子温柔细腻的情感，要想既忠于原诗所传达的情感、内容和形式，又保存诗歌的艺术性，对于不太懂汉语的庞德来说，翻译起来绝非易事。

原诗大致可以分为四段。第一段从开头到“两小无嫌猜”，是回忆孩提时与同为邻里的小男孩两小无猜一起游戏的情景。第二段从“十四为君妇”到“岂上望夫台”，回忆结婚以后夫妇间发展起来的强烈感情。第三段从“十六君远行”到“坐愁红颜老”是女主人公回忆丈夫走后，自己独自居家的凄苦生活。第四段的最后四句：“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是给远方亲人的寄语。庞德译文整体上是逐句对照翻译的。但是《长干行》作为中国传统诗歌代表之一，诗中必然不乏大量中国文化元素，诸如蕴含中国地名文化的 “长干”、“三巴”等地名，体现中国时节文化的“五月不可触”等时节，体现中国古代民俗文化的“骑竹马”等风俗，体现中国古代伦理文化的“君”、“郎”、“妾”等称呼，体现中国习语文化的“两小无嫌猜”等习语，体现典故文化的“抱柱信”、“望夫台”等典故，体现汉语意象文化的“猿声”、“绿苔”、“秋风落叶”等特定意象，以及体现汉语语言文化的 “长干行”、“未尝”等汉语特有表达，在这些文化元素的处理方面，庞德的译作是存在瑕疵的。笔者将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庞德译作中的文化误译：对中国地名和时节的误译，对中国古代民俗、伦理文化的误译，对中国习语和典故的误译，对汉语特定意象和汉语特有表达的误译。

1.地名和时节的误译

在李白原作中提到四个中国地名，分别是：“长干”、“瞿塘滟滪堆”、“三巴”和 “长风沙”。首先庞德把“同居长干里”翻译成 “And we went on living in the village of Chokan”。“长干”实际是南京郊外一个出名的商业集散地，而庞德将其译为一个小村庄，显然是对“长干”蕴含的中国地理文化的误译。接着他把“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译成“You went into far Ku-toyen，by the river of swirling eddies，And you have been gone five months.”，他不知道“瞿塘”是中国三峡之一，“滟滪堆”是其中一个礁石险滩的名称，在译文中省译两字，变成了一个叫“瞿塘滟”的地名。而且他不知道中国的时节“五月”指阴历五月，相当于阳历六月，把“五月”译成了五个月（“five months”）。另外原作中“不可触”是描绘阴历五月间江水上涨时滟滪堆的危险可怕，而不是庞德译文中表达的夫妻分离不能见面（金堤，1998：27-28）。

其次在诗的最后一段，对比原文和译文可以发现，庞德把“三巴”译成“the river Kiang”，而实际上“三巴”是指四川省的“巴郡”、“巴东”、“巴西”这三个地方，完全不是庞德所指的长江。而且他把 “长风沙”音译成“Cho-fu-Sa”，使原诗想通过“长风沙”这个与南京相距甚远的地方来表达女主人公对丈夫强烈的思念爱恋之情大打折扣。这一段是女主人公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发出的真情呼唤：无论你什么时候回家，一定要事先捎个信来，哪怕是远到七百里外的“长风沙”，我也会义无返顾地前去迎接。长风沙，又名长风峡，在今安徽省安庆市东五十里长江边上。陆游的《入蜀记》说从南京到长风峡有七百里远（马茂元、赵昌平，1994：118）。要让读者了解原作传达的思想情感，译文中需体现出南京到长风沙之间的距离，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样才能使原作中塑造的一位忠贞贤惠的中国古代妇女的形象完整呈现在译文读者面前，仅从庞德的翻译“Cho-fu-Sa.”，读者不会知道南京离长风沙有多远，更不会想象到思夫心切的妻子为了迎接丈夫，会不辞辛苦跑到七百里以外。庞德对中国地理文化缺乏了解，在译作中就会丢失或误解原语地理文化信息，这样会影响译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造成难以实现真正的文化交流。

2．中国古代民俗、伦理文化的误译

中国古代的一些民俗、伦理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它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伦理价值观有很大影响。在李白《长干行》中多有体现，然而对于中国文化了解不够深的译者而言，很容易在处理这些文化因素上犯错误，导致原语中携带的民俗、伦理文化得不到有效地传递。看庞德译文第一段就会发现，他把含有中国民俗文化的“妾发初覆额” 进行了直译：“While my hair was still cut straight across my forehead，”，让译文读者很难理解“头发刚刚掩盖着前额”所指何意，因此也无法理解当主人公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头发刚刚能够在前额留出漂亮的刘海的时候，就已经和小伙伴结下了天真无邪的情谊。因为在中国古代，女子年十五始挽起头发，加上簪子，幼时不束发 （马茂元、赵昌平，1994：118），所以中国民俗文化里的“初覆额”在庞德的译作中并没有得到本来意义的体现。另外“骑竹马”也被庞德译为“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playing horse，”，实际上“骑竹马”在中国古代民俗文化中指的是儿童用竹竿当马骑的游戏，却被庞德误译为“用竹子做的高跷”，用“高跷”代替“竹马”，中国民俗文化信息就荡然无存。

另外，《长干行》生动地描写了古代女子对丈夫的思念，其语言的婉转悱恻是由当时的社会伦理文化决定的。这种伦理文化包括当时的男女、夫妻、家庭伦理关系，因而诗中隐含了君子之义、男女之序、夫妻之道。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形成重男轻女的风习，对女性伦理道德倍加强调，社会上普遍认同“阳以刚为德，阴能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班超，1996），强调女性的柔顺，以弱为美。此外，“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班超，1996），强调作为妻子要以谦卑的态度尊敬丈夫。所以，在《长干行》中叙述者自称为“妾”，而尊称自己的丈夫为“郎”、“君”。而在庞德的译作中，叙述者用了第一人称“I”（中文 “我”），而叙述者的丈夫则用了第二人称 “you”（中文“你”）。“郎”最初是古代帝王侍从官侍郎、中郎、郎中等的通称，一直沿用到清朝。“君”最初指古代大夫以上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的通称。后来，“郎”和“君”引申为对男性的尊称。中国古代女子一般尊称恋人或丈夫为“郎”和“君”，暗示了两性关系中男人高高在上的地位。“妾”是甲骨文字形，字的上部是一种古代刑刀，下面是“女”字，合而表示有罪的女子，女奴的意思。在古代，妻子对自己的贱称为“妾”。“妾”对丈夫称呼“郎”、“君”表现女子的尊敬、依顺，暗含男尊女低的伦理文化，而译文中的“我”、“你”，表示的是平等的关系、对等的地位，这符合西方的夫妻伦理观，但却全然丢失了原诗中蕴含的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国古代男女、夫妻伦理文化。

3．中国习语和典故的误译

任何文化都有其独特深厚的积淀，而一个民族特有的习语和典故就是其中主要的文化积淀。用习语和典故来状物、抒情，是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传统和特点 （乔象锺、陈铁民，2006：423-428）。原诗第六行，“两小无嫌猜”就用了四字习语“两小无猜”，表达的是男孩女孩之间纯真无邪的友情，亲密友好的关系。而庞德的译文为“Two smallpeople，without dislike or suspicion”。英文中似乎没有用“small people”来表达孩子这一概念的。而且 “without dislike or suspicion”似乎也只是对“无嫌猜”做了字面的解释，并没有体现出孩童天真无邪的性格特点。

在“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这一句不过十个字，却包含了两个典故，在含蓄的形式之下蕴含着深厚的情。“抱柱信”典出《庄子·盗跖篇》。古时有一男子名尾生，曾与女子相约于桥下，女子未至，大水已到，尾生不肯失信，遂抱桥柱不肯离开，结果活活被大水淹死。原诗用这个典故体现女主人公对丈夫坚贞不渝的爱及充分的信任。在译文中这个典故完全被省掉了，仅用了三个“forever”来代替，虽然也能表达出至死不渝的爱情，但丢失了中国典故文化而且其表现力度和原作的典故相差甚远。望夫台，即望夫山。南朝《幽明录》记载：“武昌阳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相传昔有贞妇，其夫从投，远赴国难，妇携弱子，饯送此山，立望夫而化为石，因以为名焉。”“望夫石”、“望夫台”的传说体现了女子对于爱人的盼归之情。汉语中常用“抱柱信”、“望夫台”来象征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而庞德只将“望夫台”简单译为“lookout”无法让译文读者体会到原作典故渲染的忠贞不渝的爱情。

4．汉语特定意象和汉语特有表达的误译

中国古诗讲究“神韵”和“意境”，力图超越诗中的具体物象、景象、情象等实境，创造一种亦实亦虚、虚实相生的境界，写景则借景抒情，咏物则托物言志，“景”和“物”即是诗歌中的意象。李白在原诗中虽然只字未提“愁”，但却通过使用众多意象，“猿声”、“绿苔”、“秋风落叶”、“蝴蝶黄”， 使读者深切地感受到思妇难以言传的缠绵悱恻和感伤含蓄。像 “猿声”、“绿苔”、“秋风落叶”、“蝴蝶黄”是汉语中特定的意象，往往用于创造一种凄凉、冷清、伤感的意境，而庞德的译文则是逐行逐句直译，读者无法领悟中国文化中的意境所创造的情景交融、借景抒情之美。

另外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语言特征，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化表达形式。英汉属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体系，自然会存在语言文化差异，译者若不了解汉语中一些特定表达的内涵，就很难译好汉诗。比如对于原作标题《长干行》的翻译。《长干行》是乐府旧题《杂曲歌辞》的调名，“长干”是一个地名，古时有长干里，其地靠近长江。“行”是中国古诗的一种体裁，而庞德将其译为TheRiver-Merchant’s Wife：A Letter（《河商之妻的一封家书》）忽略了中国诗歌特定的曲调命名传统，将妻子的内心独白误译为给丈夫的一封家书，完全抹掉了《长干行》这个曲调名所体现的凝练含蓄的风格。此外庞德将“羞颜未尝开”译成“I never laughed，being bashful.”，会让读者误认为“她由于害羞而从来不笑”。尽管中国古代妇女受三从四德的约束，不能随便开怀大笑或者露齿而笑，但并不是从来不笑。译文把汉语中非绝对化的“未尝”译成有绝对化含义的“从不”，曲解了原文文化内涵。

（二）文化误译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1．原因

翻译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活动，涉及到文化就更加复杂，有很多原因造成庞德的文化误译。本文将从两个角度归纳总结庞德对影响《长干行》文化误译的因素：一方面是庞德个人主观的因素，另一方面是一些客观约束因素。

从庞德个人主观上看，庞德不懂中文，也没有到过中国，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认识主要是通过阅读从事东方研究的美国学者、诗人厄尼斯特·费诺罗萨 （Ernest Fenollosa）的译作。而费诺罗萨最初对汉诗的理解也是来自于日本学者的帮助，他将大量的日译汉诗翻译成英语，死后遗留下来很多未完成的英译手稿。庞德从费诺罗萨留下的英译遗稿入手进行翻译，但仅根据费诺罗萨手稿庞德无法完全了解中国古诗中蕴含的中国文化，于是就造成了原作中携带的中国古代文化在《长干行》英译本中没有体现出来，在文化元素的翻译方面出现错误。

另外就客观因素而言，中美文化的差异使得诗歌的有些部分具有不可译性。比如汉语中的一些地点名词、典故习语、汉语诗歌特定的表达等在英语文化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表达，这也使得译者很难做到源语文化在译文中体现出来。

2.应对策略

鉴于具有主观意识的译者和文化中的一些客观约束成分是造成文化误译的原因，笔者就尝试从这两大因素出发，探讨如何最大程度地避免文化误译，更好地实现文化间有效交流。首先，译者是跨语言的文化传播者，应该具备双语文化功底，对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有很深的了解。王佐良（1984）曾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译者一方面要深入了解外国文化，另一方面还得深入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

另外针对一些文化差异造成文化中那些不可译的成分等客观因素，既然译文是为了实现文化交流，译者在考虑读者对异国文化的接受能力之后，要尽可能地传达源语文化信息，尽量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使目的语读者通过阅读有异国情调的译文而了解源语文化。在汉文化经典外译策略论述中，徐珺（2014）也曾提出“在21世纪的今天，应该尽量采取异化策略”，异化就是尽可能靠近原作，保留源语文化的情调，把读者带入外国情调，有利于充分传播源语文化。针对文化误译的应对策略，以上只是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点拙见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个问题更深入的探讨。

四、结语

中国诗歌中蕴含浓厚的中华文化，庞德在翻译中国诗歌，宣传中国文化上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然而在翻译文化元素方面时存在一些瑕疵。本文从文化误译的角度探讨了庞德在《长干行》译文中的文化误译具体表现，分析了造成文化误译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并提出了一些如何应对文化误译的策略。本文对庞德在译作中文化误译的探讨并不是要否定他的文学贡献，而是为了引起更多学者在翻译过程中加强对文化的理解和重视，找到应对文化误译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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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春芳（1989-），女，河南周口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石慧慧（1993-），女，山东青岛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