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艳

（川北医学院 思政部，四川 南充 637000）

对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困境探究

苟艳

（川北医学院 思政部，四川 南充 637000）

道德困境喻意着道德的变革。道德困境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传统道德不能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形成两种道德的对抗，市场经济对道德生活形成了剧烈冲击，泛市场化规则腐蚀着原有的社会规则，现代道德范式和规则的缺失让道德处于困境的状态。而道德困境中也蕴藏了前进的动力，要构建制度伦理，强化个体的德性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价值共识，从道德所依附的经济基础中寻找变革的力量，为积极走出道德困境寻求力量的整合。

社会转型；道德；道德困境

一、“道德困境”释义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已经在经济领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民主政治逐步建立，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而与此同时社会道德滑坡和道德爬坡的争论一直不休。情感冷漠，价值失范，信任危机是道德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在公共生活领域上演了被多辆车碾压而无人施救的“小悦悦事件”①，发生了因交通事故而将受害者残忍杀害的“药家鑫案”②，也发生了置学生危难于不顾的“范跑跑事件”③，而无论是舆论的正义方还是非正义方都能拿出充足的理由，各种价值体系并行不轨。19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物质的发展与道德的堕落往往趋同，而这一论调在20世纪得到发酵，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常常使人类陷入危险的境地。与其说是道德的爬坡和滑坡之争，毋宁说是我们的道德陷入了某种困境，道德困境也超出了时代，成为了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所必须直面的普遍命题。显然，不同的社会背景为这一命题添加了具体的规定性，而我国现代的发展历程为这一命题提交了特有的注脚。

我国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是两千余年封建经济的解体；一方面是以政治为主导的对人性压抑的逐步解除，另一方面是人性恶的极度膨胀；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去魅过程，另一方面是多元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学者李彬认为“道德困境，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道德建设的整体困难状态，这种困难状态是道德价值及其存在背景、物质基础、行为主体、支持力量等的关系的不和谐状态。”[1]48道德困境既是宏观社会整体所面临的道德困难状态，它表现为道德冲突、道德矛盾，也是社会个体微观道德价值选择的混乱状态。道德困境，并不是对当前的道德的简单否定，而恰恰是看到了道德根源于社会生活本身，拥有强大的活力，在面临着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自然变革。道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必须从经济基础中寻找其与现实生活的必然关联。

二、社会转型期道德困境原因探析

（一）传统道德的负面影响：两种道德对抗

我国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传统道德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有其自身发展的合理性，但我国在近代走向没落，实际上也反映出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到了改革的临界点。从伦理学的角度看，这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儒家义务论的伪善性。儒家是典型的义务论代表，将完善人的品德而不是增进每个人的利益总量作为道德的终极标准，道德自律论在理论上将自身善和结果善相混淆了。儒家伦理在这一道德终极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在由此而衍生出的道德境界上的偏差，违反了人之为人的本性，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第二，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脱离现实。儒家的伦理追求的是“外圣内王”的理想人格，儒家及其他的道义论者将完善每个人的品德奉为道德的终极标准，以此来判断行为的善恶，由此在道德境界的划分上也必然会将无私利他作为衡量道德境界的标准，事实上儒家已经超出了道德境界的标准而将无私利他确立为道德的总原则。第三，儒家道德的僵化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从具体的道德规范而言，封建社会的道德具有严格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封建道德强调权利的绝对服从，统治阶级确立了明确的封建道德规范，亦即所谓的“三纲”、“五常”，封建道德进一步政治化，规范化，理论化。

传统道德由特定的时代衍生，在社会生活大变革的背景下，不能再满足现实生活的伦理诉求。随着民主政治生活的逐渐发展，公共生活扩大，多样化道德体系的建立和多元价值坐标的确立，以往以政治力量为主导的调控方式让位于多样化的道德选择。原有的传统道德因为其伪善性为人们所扬弃，但传统道德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并不会轻易退场，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与此同时，各种利益主体的崛起，必然涌起对独立、自由、平等的价值呼唤，这与传统道德的服从、牺牲、忠诚的道德要求背道而行，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抗，人们面临传统与现代的价值选择的尴尬境地，“在这场对抗中，传统道德要求的败北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个体权利的自由、平等原则是从现实生活的必然需求中产生的，而传统道德要求却正在日益丧失其与现实生活的关联。”[2]145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对抗在未来依然可见。

（二）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挑战：市场规则泛化

道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而对社会生活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直接决定各种道德体系的性质，社会经济关系所表现的利益，决定着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从历史的维度看，社会主义道德较之于其他社会形态的道德有着巨大的进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道德存在着某种暗合，市场经济是一种有序经济，法制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需要公平、正义等价值手段的调控，市场经济自身的内在合理性也包含了对于道德规范和价值的呼唤。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在客观上助力了道德困境的形成。

市场经济在我国发展的三十余年，缺乏成熟的规则和德性的积淀。其一，市场经济规则缺失。市场经济在法治建设方面并不成熟，市场规则的缺失使得少数投机分子有利可图，违反道德的博弈成本很低，违反规则所获得的实利起到了极坏的示范作用。市场经济所遵循的价值规律前提，使得无论对市场经济的结果效益进行公正分配还是机会均等的分配都难以达到对公正的恰当理解，前者导致平均主义，而后者只是起点的公正，至多只意味着个人权利甚至是某种天赋权利来规定的公正。因此，在社会其他调控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必然衍生出复杂的矛盾状况。我国在转型期的道德空场让社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泛市场化。其二，市场规则泛化。市场经济作为改革开放近四十余年的主题，市场规则、市场化思维融入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突出表现在教育、医疗和住房上，用市场化的思维来治理非市场领域，必然造成人际关系的物化和传统社会道德根基的消融。从现实社会生活的角度看，与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的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化趋势；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被广泛诟病；少数领导者的腐败作风、钱权交易、裙带关系等等现象造成了民众普遍的仇富、仇官的心理。“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82走出当前的道德困境，必须依赖于社会利益的妥善分配和社会矛盾的巧妙化解，而从道德的层面看，必然指向制度伦理的建树和个体德性的培育。

（三）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道德空场衍生

社会生活是道德产生的土壤，经济基础的变革意味着道德从整体范式上的失效。其一，公共范围扩大衍生出道德真空。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以地缘和业缘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特殊主义的伦理原则：道德和法律并没有统一的价值尺度，以和自己的亲疏远近而程度各异。因此在遇到商品经济的浪潮冲击，一方面，人们之间的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完全基于商品价值的大小而不是其他因素来进行经济交往，必然将公平、平等的观念植入人心。而与此相对应，许多新开发的领域道德不健全甚至处于道德缺失的境地。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对于利益的驱逐将使部分社会个体丧失理智的约束，利用道德和法律的真空制造契机，也在无形中强化了对个体价值的塑造，而这样的对个体自由的崇拜，容易衍生出极端个人主义和道德无用的观点。其二，科技对个体意义感的剥夺。科技的发展，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不断加深，澄清了过去基于宗教和意识形态对自然的盲目服从，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更。对科学的依附，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重塑了新时期的道德体系和思想观念，然而，这也伴随着科技隔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的天然联系。“科技以其独有的去魅力量支撑起对形而上学拒斥的优越感，从而制造了个体生活意义的困境”[4]105。

我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由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过渡期，传统道德范式面临着解体的命运。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衍生出大量的道德真空，道德作为一种范式整体上不再能适应转型时期的要求。道德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我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表明，现阶段道德的发展已经大大的滞后于社会发展，诸多社会领域表现出这样的状态：“人伦关系迅速被斩断，信义原则迅速被抛弃，而以法约为基础的经济道德尚未完全确立，处于无规则的混乱状态。”[5]125然而，道德困境并不意味着道德的停滞不前，恰恰是困境引发了向上的动力，孕育了新生的力量，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寻求自身的话语地位。

三、走出当前道德困境的路径选择

（一）重视制度伦理构建

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公共领域日渐扩展，同心圆式差序格局的特殊伦理规范不再适应现代社会，当前大量的道德失范行为昭示了道德赏罚机制的欠缺，普遍的，公共的契约关系成为社会的强烈需求，建立正义、平等、自由精神为核心的制度伦理已刻不容缓。制度伦理包括“制度本身所蕴含的价值或价值追求，以及对制度，正当，合理与否所进行的评价。”[6]125首先，制度伦理要确认制度的“善”，明确制度的第一要义，在设立制度时所首先要进行道德价值的考量。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振聋发聩地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社会正义相对于个人正义具有优先性。确立正义作为制度伦理的首要价值，不仅代表正义作为贯穿始终的伦理考量，更意味着社会道德的天平向社会的薄弱领域和弱势群体倾斜，用社会化的力量将可能滋生出恶的因素最小化。其次，重视主体间性的伦理建构。制度伦理的建构必须在平等和理性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扬弃了康德抽象理性的自我立法，他以交往理论范式取而代之，亦即在进行制度建构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在理性基础上自由平等的商谈来对制度进行构建。再次，建立道德赏罚机制。道德对个体而言是对自由的剥夺，而一定程度牺牲自由和欲望的剥夺对社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现在社会社会成员交往范围扩大，交往行为短期化，违反道德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很小甚至是无成本的，消解了道德的权威。道德依赖于社会舆论，风俗习惯而发挥作用，要积极探索对道德载体施加影响的可能途径，增强道德的影响力。

（二）强化个体德性教育

走出道德困境依赖于社会整体的努力，更离不开每一个社会个体。道德要发挥作用依赖于人们的内心信念，个体对德性生活心悦诚服的追求是道德的力量所在，康德认为：“任何外部立法，都无法使任何人去接受一种特定的意图，或者，能够决定他去追求某种宗旨，因为这决定或追求取决于一种内在的条件或者心灵自身的活动。”个体对道德的追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这需要有意识地引导人们去过一种德性的生活。公共道德的冷漠昭示了人们责任感的缺乏，邓晓芒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历史发展到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人抱怨中国人受传统‘责任’束缚太深，已丧失了敢怒敢言敢笑敢骂敢打的人类天性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沦为禽兽不如的无责任状态的危险。”[7]121换言之，在我国传统道德并没有独立意志和个人人格，过分强调封建等级序差而忽视个人人格的封建道德放到今日失效之后，人们的道德行为便无所适从。因此在我们的道德教育中灌入人格教育是解决当前道德困境的基础，只有在这一基础上人们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人，道德责任感才有可能培养起来。因此，在我们平常的德育中，要有意识地进行独立人格的强化，增添进人格教育的内容，尝试多样化的教育方法，使我们的青少年形成健全的人格，将自己作为独立的权利与义务的主体，独立地承担道德责任，最终才能为超越当前社会道德困境提供长效的机制。

（三）实现核心价值引领

走出道德困境依赖于制度伦理的建树，和个体德性的努力，走出道德困境最终也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价值行为规范上。当前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还有价值观念的输入，其中也不乏一些腐朽的落后的价值观念，道德无用论，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沉渣泛起，对历史和民族的无情漠视，对集体精神的残酷抹杀，对个人意义的超现实崇拜，道德困境其实也是价值选择，价值皈依的困境。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观念大激荡大碰撞的时代，然而，多元不意味着没有好坏善恶之分，越是相异越是渴求共同的价值体验，越是需要明确的价值标准，越是呼唤共同的价值引领。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提出了具体的价值规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8]“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生活，其实是将价值标准具体化，规范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凝心聚力，拨开当前社会道德困境的迷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价值引领，其一，要明确核心价值观的要义。要明确我们的自由和平等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和西方社会所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有着根本区别，澄清人们思想上的误区。其二，要重视舆论宣传，实现道德引领。利用好全媒体时代的有利契机，选取鲜活的社会生活素材，用接地气的方式感染人，激励人，鼓舞人，实现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小结：道德困境表现和成因是复杂的，传统道德范式的土壤已然丧失殆尽，现代道德范式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道德困境本身喻意着道德的变革，喻意着道德对自身话语权的争取，这需要制度伦理的构建和个体德性追求的努力，需要核心价值的规范引领。然而，任何社会意识都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归根结底，必须要解决道德的深层次矛盾，也即道德所依赖的现实生活的矛盾，这依赖于对社会利益的妥善分配，和社会矛盾的巧妙化解，将不平等不自由放置于相对公平的框架之内，这也是走出道德困境的根本路径。

注 释：

①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

② 2010年10月，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将张妙撞倒并连刺数刀致受害人死亡的事件引发舆论热议；10月23日，药家鑫在父母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

③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正在课堂讲课的范美忠先于学生逃生，并因此向学校辞职。22日在天涯上发帖《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细致地描述自己在地震时所做的一切以及过后的心路历程，掀起轩然大波，被网友讥讽为“范跑跑”，并引发了一场关于“师德”的讨论。

[1]李彬.走出道德困境——社会转型下的道德建设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6，（5）：48.

[2]邹平林.道德滑坡还是范式转换——论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困境及其出路[J].道德与文明，2011，（4）：14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4]李彬.当前个体生活的特点及其道德困境[J].道德与文明，2011，（3）：105.

[5]李彬.如何认识道德生活中的困境[J].湖南大学学报，2011，（4）：128.

[6]周红英.道德滑坡探源[J].求索，2005，（2）：125.

[7]邓晓芒.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5）：121.

[8]习近平.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中国政府网，2014.5.

四川省基层卫生事业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对新医改的伦理反思研究”（SWFZ16-Z-44)

苟艳(1988－)，女，四川南充人，川北医学院助教，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