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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承德关帝崇拜与关帝庙考述

2017-03-08包得义王树平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7年2期
关键词:关帝关帝庙避暑山庄

包得义 王树平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河北 承德 067000)

【避暑山庄研究】

清代承德关帝崇拜与关帝庙考述

包得义 王树平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河北 承德 067000)

在清帝沿袭前代成例持续追封关羽的影响下,关羽崇拜最终于清代达到鼎盛。作为清代前期第二个政治中心的承德,有清一代先后修建了三十多座关帝庙。考察清代承德关帝崇拜的兴盛,除与帝王的推崇和对关羽护国神的神职认定有关联外,还与完善大型皇家宫苑祠庙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设置、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有关。而到后期随着对关帝财神神职的突出推崇,关帝崇拜也越发呈现出强烈的世俗性倾向。

清代;承德;关帝崇拜;关帝庙;财神

古代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且持续历史久远,形成了以分散封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本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影响了中国人讲求现实利益的文化心态,具体到宗教信仰方面,也表现出谋求对现实利益的直接救助,具有很强烈的功利性。在古代中国人的眼中,处处有神,物物有灵,时时也有神,故而中国人崇尚多神信仰。古人崇拜的神灵对象中,有对自然万物诸如天地、山川、风雷、云雨等的崇拜,也有对动、植物的崇拜,还有对历史发展过程中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的崇拜。[1]97其中,在受到后人崇拜的历史人物(大多已神灵化)当中,最知名者当推“文圣”孔子和“武圣”关帝。作为最受国人崇拜的威名显赫的神灵,关帝的影响遍及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世界,关帝信仰也成为普及于都市、乡村,并且走向世界的人神信仰。所以,关帝信仰的研究一直都是学者关注的对象,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论著也很多。宏观上来看,20世纪学界对于关帝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关公信仰起源、流变、影响、神职等问题的探讨;进入21世纪后,关公信仰问题研究在前面的基础上,进入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等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时期[2]75。然而,国内目前的关帝信仰的研究,从研究方法和内容来看,多属历史学范畴,比较忽略关帝信仰的活态民俗文化,且现有研究中涉及田野调查的也多为南方及台湾等关帝信仰盛行区域的调查;整体上不均衡:侧重南方,忽略北方①对于北方关帝信仰及民俗的研究,有闫爱萍《关公信仰与地方社会生活:以山西解州为中心的个案研究》一书于2012年出版。;宏观论述多,具体考查少。而地处塞外的承德在清代先后修建了三十多座关帝庙,当时官方和民间各有不同的尊奉仪式,对当地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较为深远。承德地区皇权文化的影响、藏传佛教的渗透等,都使得承德关帝信仰具有不同的特色,值得研究。

一、清代承德关帝庙修建之简况

承德地区早在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历史文化悠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商周以降这里先后便是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库莫奚、契丹、突厥、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发展相比中原地区较为缓慢。至清康熙时始意识到“由都城东北出古北口,山川绵亘越数百里,而承德为之都会,外连沙漠控制蒙古诸部落,内以拱卫神京”[3]6,地势十分重要,因此受到了当政者的高度重视。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修建了规模较大的喀喇河屯行宫,又设立了木兰围场,承德开始呈现出清政权政治中心的态势。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清廷肇建避暑山庄,至四十七年避暑山庄开始使用,标志着承德正式成为清帝解决民族、宗教、边疆问题的第二个政务中心。康熙五十年热河上营就已经是“生理农桑事,聚民至万家”①康熙五十年《烟波致爽》诗句。的大村镇了。雍正元年(1723年)设热河厅,十一年(1733年)罢热河厅改设承德直隶州。乾隆六年(1741年),弘历始幸避暑山庄,承德开始进入繁荣期。乾隆七年罢州,仍设热河厅,四十三年(1778年)五月丁未的谕旨中说:“热河自皇祖建山庄以来,迄今六十余年,户口日滋,耕桑益辟,俨然一大都会”[4]185,是年升为承德府。嘉庆十五年(1810年)设热河都统署。嘉庆二十五年,嘉庆帝猝死于避暑山庄,道光帝即位后,再也没来承德,随着清朝的衰落,承德也失去了第二个政治中心的光辉。

据《钦定热河志》《承德府志》等文献的记载,有清一代承德地区先后建立了30多座关帝庙,承德府境内有关帝庙5座;滦平县境内有关帝庙6座; 丰宁县境内有关帝庙8座;平泉和赤峰境内有关帝庙7座;塔子沟境内有关帝庙5座。就承德关帝庙的修建时间来看,主要集中于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五年、雍正五年至十年、乾隆初年至二十五年等三个时间段。

承德市现存最有名的关帝庙当属位于避暑山庄丽正门西侧约200米处的关帝庙,其最初是雍正十年(1732年)热河厅邀集地方商民及百姓共同出资兴建的民建寺庙,至乾隆四十四年诏令重修此庙,拨银5893两,大规模扩建后部及两侧跨院,将原来的普通布瓦改换为黄色琉璃瓦顶,使这座寺庙升格为皇家寺庙。重修后的关帝庙“殿宇崇闳,规制大备”,陈设更加完备、气势更加宏伟。自此,这里不仅是朝廷官员、边疆各族首领和外国使者来热河拈香礼佛的重要庙宇,也是北巡官员扈从随行的行辕之地。道光八年(1828年),热河都统英河为迎接圣驾准备期间,在修缮关帝庙时增建临街游廊和迎圣亭一座,尽管以后道光皇帝并未驾临,但增修的建筑也添加了官修寺庙的气势。同治十三年(1862年)五月又一次重修关帝庙,将庙基抬高二尺,新添前后廊两步。

除了官建关帝庙外,承德也出现了民众自发修建的数量众多的关帝庙,俗称“老爷庙”,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多座。另外,承德还修建了以刘、关、张为纪念对象的三义庙,这也是关帝崇拜的反映。总之,承德的关帝庙,无论是规模宏大、形制齐备的官修庙宇,还是结构粗略、装饰简单的民建庙宇,虽然在级别、规模上有较大差异,但在引领、体现官方与民众的关帝信仰方面并无二致。

二、清代承德关帝崇拜之原因

承德地区在清代修建了多座以供奉关羽神像的关帝庙,也出现了一些供奉刘、关、张神像的三义庙,这些寺庙的修建,都是清代关帝崇拜盛况的生动写照。就承德地区的关帝崇拜原因来说,既有其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关帝崇拜一样的共性因素,也有承德地区自身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等决定的个性原因,下面分述之。

(一)共性因素

1.清代帝王对关羽的推崇

关羽,三国时期蜀汉名将, 生前因建安五年解白马之围, 表封“汉寿亭侯”。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兵败被杀,后主景耀三年追谥为“壮缪侯”。其本为一平凡人物,但在其后的历史中,却赢得无数身后名, 据学者研究,关羽自宋朝开始封王、封公、封帝以致成神、称圣。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五“关壮缪”条中对历史上关羽的崇拜轨迹做了梳理①清初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二:“(关)公于后主景耀三年追谥壮缪侯,宋徽宗崇宁元年追封忠直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五年勅封义勇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封壮缪义勇王,淳熙十四年加封英济王……万历四十二年秋,奉勅晋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真君。”与赵翼记载大同。,录如下:“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 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 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 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 祭于荆门当阳县之庙。元文宗天历元年, 加封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元之请,进爵为帝, 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5]756-757

至清代,诸位皇帝对于关羽的追封、推崇更是前后相续。据《清史稿》卷八四《礼志三》“关圣帝君”可知,顺治九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追封三代公爵,乾隆三十三年“以壮缪原谥,未孚定论,更命神勇,加号灵佑”。同时要求已修的关帝庙之“殿及大门,易绿瓦为黄”,带上了皇家特征。四十一年诏改为“忠义”。“嘉庆十八年,以林清扰禁城,灵显翊卫,命皇子报祀如仪,加封仁勇。道光中, 加威显。咸丰二年,加护国。明年,加保民。”并且跻列中祀。同治九年,加号翊赞。光绪五年,加号宣德。[6]2541至此,关羽的封号就层垒叠加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德关圣帝君”,长达二十六字,真可谓是集前代封赐关羽的各类尊号之大成。而清代帝王有意识的追封和推崇,与他们对关羽神职的认定有极大的关系。

2.清代对关羽护国神职的认定

清代学者梁章钜在《楹联三话》卷上“武庙戏台联”条中说到:“相传每朝之兴,必有尊神为之护国,前明为岳忠武,我大清则奉关帝为护国。二百年来,武功之盛,震叠古今。神亦随地显灵,威震华夏。故朝廷尊崇封祀,漾溢寰区。”[7]261-262道出了清代统治者对关羽最重要神职的认定——护国神。

历史上的关羽,曾与张飞一起协助刘备打天下的过程中,关羽屡立战功,为蜀国的壮大和魏蜀吴三分天下局面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然最后兵败被杀,死于东吴之手。虽然如此,关羽英勇善战的战神形象却在民间记忆中越来越深刻,越到后期形象越发鲜明。随着元杂剧、明清小说中关羽戏的上演,尤其是通俗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的流行,极力把关羽神化,使之成为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神圣,关羽的战神形象越发深入人心。清代统治者虽然是起源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但也一样强烈地受到了《三国演义》中关羽伟大形象的影响,清人王嵩儒曾说到:“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 故其崇拜关羽。其后有托为关神显灵卫驾之说, 屡加封号,庙祀遂遍天下。”[8]293关羽以善战闻名,清军载关羽像出师又获大捷,反过来又促进了关羽战神、护国神的崇拜信仰。除了军事战争时以《三国演义》为兵书,以关羽为保护神外,清朝早期统治者还有意从《三国志》记载的政治、军事事件中吸取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清人昭梿《啸亭续录》卷一“翻书房”条载:“崇德初,文皇帝(即皇太极)患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乃命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9]397清代关帝庙祭祀歌辞里有言“扶植纲常正,浩气昭日星。绝伦独立,英爽若生。俎豆常馨,夏彝胥敬;仰神德莫畴,并助邦家永太平。”[6]2832都说明了统治者对关羽安邦护国职能的看重。

在官方的提倡和引导下,加之社会普通民众早有的崇拜关羽心理,关帝信仰在清代呈现鼎盛之势,一个突出表现是无论大城还是小村、内地还是边疆都涌现出大量关帝庙。《承德府志》中说“关帝庙祀遍天下,各直省、府、州、县建祠设像守土。”韩人朴趾源曾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随赴清参加乾隆皇帝的七十寿诞的韩国使团入华,在其归国后将其出使沿途的所见所闻编写为燕行文献《热河日志》,其中记载:“关帝庙遍天下,虽穷边荒徼,数家村坞,必崇侈栋宇,赛会虔洁,牧竖馌妇,咸奔走恐后。自入栅至皇城二千余里之间,庙堂之新旧,若大若小,所在相望,而其在辽阳及中后所,最著灵异……凡国有大灾,则祭告之。”[10]347与《承德府志》的说法高度一致。另外,通常情况下, 一个城市或乡村总是文武二圣的祠庙并立,可往往是祭祀孔子的文庙只有一座 ,而武圣关羽的庙宇数量却是不受限制的。赵翼曾感叹到“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垣, 凡儿童妇女,无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 将与天地同不朽。”[4]757至今也无人、也无法人统计得出或能说得出在清代的疆域里关帝庙数量到底有多少,只能一句“庙祀遂遍天下”概括之。[11]44可见,整个清代只要是有人群生活踪迹的地方,或多或少都会有崇拜关帝、修建关帝庙、祭祀关帝的活动,民众普遍祈求、希冀关帝守护着一方的平安与稳定,关帝信仰俨然成为一种全民信仰。[12]169

(二)个性因素

地方上修建关帝庙,往往与各地的实际有关,如山西解州因是关帝故里而建庙,新疆修建关帝庙与乾隆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有关[13]37等,在承德修建大量关帝庙,当然还与完善大型皇家宫苑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建制和承德处于汉、蒙交界地带的地理位置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1.皇家宫苑祠庙修建关帝庙以护法的惯例使然

由于清朝统治者将关帝奉为护国神,虔诚地祈求他护佑江山万年社稷永固,所以我们看到有清一代的皇家宫苑祠庙建制中都要修建一座关帝庙作为护法。以清代都城北京为例,圆明园、畅春园、长春园、颐和园、雍和宫、德寿寺和天安门外的正阳门等处都建有关帝庙。紫禁城内虽不建关帝庙,但在乾清宫设关帝神像,每天专人祭祀。[14]

避暑山庄建成之后,清朝统治者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间先后于山庄东北外围陆续建成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罗汉堂、殊像寺、广安寺、须弥福寿之庙和广缘寺等12皇家寺庙建筑群,用以供养藏传佛教领袖和培养合格僧侣。[15]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皇家宫苑祠庙建筑群落,自然也要遵循惯例建造护法关帝庙。但外八庙分散坐落在山庄四周,想为每座寺庙都建护法神庙也不现实,而从建筑的政治目的和功能需求上来说,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又是一个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因此最终选择在避暑山庄丽正门西侧重修原来由民众筹建的关帝庙,并将之改建造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总护法神庙——承德武庙。

从《清实录》和大内档案等记载,清朝各代皇帝亲自祭拜关帝庙已成祖传定制。万一遇事不能亲自祭祀时,也要选派内务府大臣代为供奉香火。而具体到承德时,皇帝每年巡幸热河、驻跸避暑山庄时,照例都要到关帝神像前拈香瞻礼,以求神灵佑护,并赏赐看庙僧人。[14]

2.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政治需求

清末学者徐珂所纂《清稗类钞》记载了不少有关清代的掌故遗闻,是书卷六十四有一条“以祀关羽愚蒙”的记载,文云:“本朝羁縻蒙古,实利用《三国志》一书, 当世祖之未入关也, 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 而以蒙古为关羽。”[16]3566此一说法虽系后起,但颇具一定道理。清廷为了巩固和维护北方边疆的安宁,和蒙古诸部约为兄弟,并以《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为喻,希望蒙古诸部像关羽一样忠心维护自己。而清代早期执政者拿《三国演义》和关公为喻,也是源于而蒙古对于关公的忠义精神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可。据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先生的研究,蒙古人早在17世纪就认识了关公,到18世纪时关公崇拜在蒙古族中很流行, 蒙古人已经开始将关帝形象与蒙古崇拜的藏蒙两族民间史诗最伟大的英雄格萨尔王联系起来。[17]94-96此外,加上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而在清初受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章嘉活佛、土观活佛和班禅大师等的推动下,将关公吸纳进了藏传佛教护法神的行列。[18]186这样关公像也就出现了藏传佛教寺庙里受人供奉。

承德的地理位置也很关键,“外连沙漠控制蒙古诸部落,内以拱卫神京”[3]6,即处于连接京师和蒙古的交界地带,担负着护卫京畿的重要职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清稗类钞》中又言:“其后入帝中原,恐蒙古之携贰焉,于是累封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精诚绥靖翊赞宜德关圣大帝,以示尊崇蒙古之意。是以蒙古于信仰喇嘛外,所最尊奉者,厥唯关羽。二百余年,备北藩而为不侵不叛之臣者, 专在于此。其意亦如关羽之于刘备服事唯谨也。”[16]3566所以清帝在避暑山庄接待蒙古等族的拜见时,往往令蒙古王公下榻于关帝庙的附属建筑内,也隐含着这种意思。梁国治撰写的《敕修承德府关帝庙碑》中的“况承德距京师数百里,日月所照临,中外所瞻,就庙貌之成,可以见国家褒崇忠义,凛乎!纲常名教之大焉,可以使远近更易观听动,其严威俨格之忱焉。”“新庙既成,文武吏士邦人咸喜,而各蒙古外潘岁时朝觐者亦得展礼庑下,以申畏神服教之诚,以昭文德武功之盛”[3]562,明白地提出了关帝庙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所起的极大作用。

总之,伫立在承德大地的关帝,是这片疆域的守护神,“忠义伏魔” 的匾额题字,高度概括了这种信仰的内涵。

三、结论及余论

作为一位深受国人尊崇的神灵,人们希望关帝除了能在国家利益方面发挥保疆卫土、安邦定国的神职外,还能在个体家庭方面实现众人求财得利、祛病消灾等现实愿望,甚至人们还将关帝当作财神和行业神来拜祭。可以说,关帝是中国神灵系统中神职最多的神灵。也就是说关帝在民众眼里具有世俗所期望的全能神职。因此,按时祭祀关帝则成为必然。一般来说,旧历五月十三日是祭祀关帝的日子,在这一天朝廷会在官修关帝庙中进行官方祭祀,普通民众也会自发地在民建关庙中进行祭祀活动,“是日,民间赛会尤盛。凡国有大灾则祭告之。”或者“每逢五月,自十一日起,开庙三日,梨园献戏,岁以为常。”①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十里河”条。丰富的纪念活动,往往会引发出热闹的关帝庙会文化,迎祭神祇、艺能表演、商品交流是其中三大构成要素。[19]289民众在这种既“娱神”的活动中,同时又享受到了“娱人”的快乐。简言之,关帝信仰在满足清代统治阶级追求长治久安与普通民众希望生活幸福的不同诉求上达到了和谐与统一。

承德地区关帝庙数量众多,规格较高,统治者看重关帝保疆守土、稳固江山的政治功能,下层民众喜欢其祛病消灾、赐福添财的神职;而承德地区的关帝信仰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下又具有特殊的含义;关帝庙在清代曾发挥过礼宾部的作用,成为边疆少数民族首领来热河拈香瞻礼和国外使团的入住之地,见证了中外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避暑山庄丽正门西侧的承德关帝庙,1983年认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来经过重修修葺,面貌焕然一新,已于2002年开始重新面向游人开放。但是相比较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保护程度和旅游开发度,关帝庙的旅游经念得并不好。虽然关帝庙也属于避暑山庄周围寺庙群,但是其地位远远赶不上外八庙。为了提高承德关帝庙——中国现存的唯一一座敕修的关帝庙的影响,我们建议承德避暑山庄旅游开发相关公司将关帝庙也纳入避暑山庄周围寺庙游览区域,在每年迎领大批国内外的游客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旅游的路线图中增加关帝庙一个环节,这样既可以促进旅游经济的繁荣,也可以扩大承德关帝庙的知名度,又反过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承德旅游。总之,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科学保护、合理开发承德现存的关帝庙,有助于承德文化建设和历史文化名城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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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Worship of Guanyu and the Temple of Guanyu in Chengde in Qing Dynasty

BAO De-yi,WANG Shu-p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Chengde, Hebei 067000, China)

The Qing Dynasty inherited the previous customs of the promoting reverence of Guanyu, and the worship of him eventually reached its peak in this period. About more than 30 temples of Guanyu in the second political center, Chengde, were built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reasons for the thriving worship of Guanyu in Chengde are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emperor’s preference and its guardian position as a god,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need of completion of the building of the Mountain Resort as an imperial palace and the eight outside temples,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But the later over-pervading worship of Guanyu as the god of wealth also shows its tendency of profound secular function.

Qing dynasty; Chengde; the worship of Guanyu; the temple of Guanyu; the god of wealth

G127

A

2095-3763(2017)-0001-06

10.16729/j.cnki.jhnun.2017.02.001

2016-12-18

包得义(1984— ),男,甘肃永登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典文献、民间信仰等研究;王树平(1983— ),女,河北承德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古典文献研究。

2016年度承德市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民俗学视野下的承德关帝信仰研究”( Z20162040);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2014 年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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