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明

摘 要 “应用”愿景下地方高校转型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治理问题极为关键和棘手。为此，地方高校应深刻认识“应用”转型的重要意义，注重“应用”理念在治理工作中的全面渗透；倡导“内控”基础上高校、政府、市场、家长等内外部多主体的合作治理；避开“教授治校”的潮流陷阱，探索“行政”与“专业”的优化组合路径；在政策、经费、队伍、技术等方面采取合理有效的保障措施。

关键词 应用；转型；地方高校；治理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8-0022-05

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地方高校指明了发展方向，为高校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持。地方高校如何转型还需要研究者展开具体研究。从现有研究来看，研究者对“应用”转型下的地方高校管理极少研究。由于管理转型将直接改变高校管理者的权力现状，因而在转型发展中最为棘手。高校治理结构是高校管理的重要内涵，对“应用”愿景下地方高校治理结构展开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理念转变：深刻认识“应用”转型的重要意义

（一）思想和理念的转变是转型发展的根本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地方高校向“应用”转型，也必须首先解决相关主体的思想意识问题和学校的办学理念问题。近年来，我国较为重视高校教育的应用性，这集中体现在各项政策制度的制定上。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七章“高等教育”第（二十二）条规定“优化结构办出特色。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2014年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2015年，三部委联合下发了《意见》（教发（2015）7号）。所有这些文件的制定为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提供了政策制度上的支持。但是，大学转型根本是在于精神的革命和理念的复兴，新制度的提出虽然对学校办学理念、相关主体的思想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在习惯力量的支配下其作用非常有限。而只有采取一些有效措施让相关改革主体在思想深处认识到转型的重要意义，转型才会发生质的变化。诚如著名高教专家王建华教授所言，“对于大学，不是制度的存在决定理念的存在，而是理念的存在决定制度的运行。不是一旦我们建起了某种新大学制度，新制度下的人们就自然有了相应的新理念，相反只有人的思想和意识发生了根本改变，形成了新的大学理念，大学制度的转型才有可能成功”[1]。只有将这些制度中所体现的“应用”理念深入人心了，成为人们自觉的行动力，高校“应用”型转变才会真正实现。

（二）注重“应用”理念在治理工作中的全面渗透

要使“应用”理念深入人心，高校各主体应全员积极参与，治理各环节应全部渗透，并寻找到一定的抓手或突破口，有序展开。第一，学校上下应该形成重“应用”的文化氛围。学校领导要带头学习《意见》等相关文件，宣讲“应用”精神与转型举措，向广大师生输入应用技术型价值观，在管理实践上率先垂范，加强顶层设计，为“应用”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广大普通教师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研究，为转型发展献计献策，并在自己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中逐步渗透“应用”理念，自觉形成“应用”的思想意识；学生也应该以主人翁的姿态加入到“应用”转型的研讨中，了解“应用”转型对学校和对自己发展的影响，积极投身到“应用”的实践中，并从自己的视角提出相关意见。全校上下以学校“应用”转型、综合改革发展为己任，培育起应用技术型文化理念以及对学校转型本质与愿景的认同感及归属感[2]，万众一心，朝着“应用”愿景大步前进。第二，将“应用”理念渗透于学校治理工作的各个方面。学校办学宗旨、办学理念的确定都必须充分体现“应用”的愿景。培养方案的制定、专业和课程管理、教学管理改革、学生管理、科学研究管理、党建、师资队伍建设与管理、财务管理等工作都应围绕着“应用”而开展。第三，以了解“应用”转型的必要性作为理解“应用”转型的突破口。长期以来，地方高校缺乏与地方企事业单位交流合作，大学似乎在孤立地生长，高校的教学和研究更多是教师们自我兴趣的独立张扬，且主要停留在为理论而理论的层面上，在整体上没有形成良好的产、学、研互动结构。如果说，在大学毕业生相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高校无论怎样都有其生存的空间，那么，在当前大学生毕业生数量众多，在很多行业已经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高校必须作出相应的结构调整。否则，高校毕业生就业将会出现专业对口率低、就业质量低和就业率低的现象，高校也将难以生存与发展。地方高校的领导、普通教师和学生都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这样的严峻形势，把“应用”转型提到学校的生死存亡和自我命运发展的高度。

二、主体多元：倡导“内控”基础上的内外多主体合作治理

（一）倡导高校、政府、市场、家长等多主体合作治理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管理主要是根据国家教育政策而进行内部的治理。因为，人们习惯于将高校的发展看成是高校自我的独立发展。然而，随着知识转型时期的到来，大学封闭式知识生产的垄断地位发生动摇，大学的规模不断增加，大学与市场结合得日益紧密，使得很多学者意识到大学发展因素的多元性，并对这些多元因素间的关系展开探讨。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将政府、学术与市场的关系概括成“三角协调模式”理论，认为现代大学系统存在国家权力和市场机制导致的“三角形”协调关系[3]。该理论揭示了大学与政府和市场的互动关系。而荷兰学者崴斯多尔夫和美国学者埃兹克维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学术与市场之间关系的三种模式：一是强调政府主导的极权钳制模式；二是强调政府、学术与市场三者各自为政的自由放任模式；三是强调三者彼此联系、共同获益的三重螺旋模式[4]。这些理论探讨为开展地方高校的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而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多元合作治理格局的构建则为开展地方應用型高校的治理提供了实践经验。在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多元合作治理体系中，政府、行业、教育机构和社会（学生和家长、消费者）没有哪一方处于支配地位，而是相互需要相互支持，在有关职业教育的领域里共同协商。政府提供的质量标准、评估体系以及课程开发体系等为多元主体的参与和互动提供了制度框架，对教育公共性的共识奠定了合作基础， 互益和互惠为多元角色的参与提供了动力[5]。这种治理机制对我国地方高校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地方高校在应用转型中应该倡导高校、政府、市场、家长等多主体合作治理，构建多重螺旋模式，充分发挥各主体之间的联动，实现各主体利益的最大共赢。当前，应坚持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主，引导部分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率先进行转型试点，并在政策上给予特殊照顾与支持。与此同时，市场机制的介入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科专业结构以及课程设置体系的调整均要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市场供需变化规律及要求，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所需要的应用技术型人才[6]。

（二）吸纳更多的普通教职员工和学生参与治理

在高校内部，原有的内部治理，基本上是领导管理普通教师，班主任、辅导员、教师管理学生。这样的管理模式，使得广大普通教职员工和学生很多有价值的建议难以“上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参与学校的管理，影响了他们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虽然，工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为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提供了一定发表意见的机会，但这些机构或团体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如何完善目前的工会制度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让更多的教师积极地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努力。高校的内部治理还体现在让学生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以往的管理将学生当成被管理的对象，学生几乎无权过问学校的管理事务。其实，学生是高校教育的利益主体，也应当在高校管理中占有一席地位。这对学生个人发展和高校的整体发展均非常有利。为保障学生自治权和有效参与学校管理，除受教育权、获取物质保障权、享用设施权、申请法律救济权、获得公正评价与相应证书权等法定权利外，还应当增加参与权、监督权、知情权、有限自治权等内容。同时还可从法律视角、参与内容和渠道、学生组织建设等方面完善学生相关权益的保障措施[7]。

（三）注意避免受行政和市场支配

倡导高校、政府、市场、家长等多主体合作治理，并不是忽视高校的内部治理。合作治理必须以“内控”为主，加强高校专业课程、师资队伍、财务制度、实践教学等各方面的内部治理，尤其要强化二级学院的治理。在“内控”的基础上联合“政府、市场、家长”等辅助主体展开合作治理。为此，合作治理必须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避免行政支配。一方面，高校的管理应该依据上级行政部门的政策法规来开展相关工作，但不能完全受上级部门的支配而不顾自身的实际情况。高校在治理中应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地方高校治理只是联合地方政府，而不能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完全由地方政府支配，丧失自己发展的独立性。第二，避免市场支配。地方高校应紧盯市场的需求，开展与企事业单位交流合作，进行自我调适，但不能完全唯“市场”马首是瞻，仅仅根据市场的变化状况来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设置和实践教学。因为，高校管理和教学都有其一定的规律，市场反馈的今天实际不一定就是市场的明天状况。况且，高校还应该发挥引领市场和社会的功能。地方高校在应用转型中的治理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市场反馈意见只有参考价值，绝非管理行动的圣典。

三、权力优化：探索“行政”与“专业”的优化组合路径

（一）“教授治校”并非理想的选择

近些年，“教授治校”呼声较高，主张让教授委员会来治理学校事务。其主要支撑观点有：第一，教授本身具有重要作用。教授是大学校园中教育与科研的主力，他们在学校教研工作中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应该由他们来管理学校；第二，当前高校权力现状使然。行政权已经挤压了学术权，“教授治校”就是为了保证学术自由；第三，历史经验的借鉴，如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蔡培元在北京大学实行了“教授治校”，等等。虽然这些观点本身并没有错，但将之作为充分的理由，推导出“教授治校”的必要性，还有待商榷。其实，“教授治校”并非理想选择。

第一，大部分教授精通专业，但并不擅长行政管理。诚然，教授在大学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认，但教授并非都是通才，大部分教授只是学术上的佼佼者，是学校内专业上的高端人才，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能力普遍缺乏。教授们对于学术事务较为了解，具有一定的学术事务管理能力。但学校事务非常复杂，并非只是学术事务。而对于行政事务，由于大多数教授没有经历过相关锻炼，其管理经验和能力必然缺乏。虽然学校中有学术能力和行政能力俱佳的教授，但毕竟只是少数，不能代表教授群体。

第二，大部分教授只是擅长学术理论研究，而对于实践知识和技能则较为缺乏。在当前的地方高校，教授评聘最主要考查其论著、课题等科研成果，教师自己的职业技能获奖和指导学生所获得的技能奖项，一般只是作为非必要、甚至无足轻重的参考。有的教师技能由于缺乏相关比赛更无从体现。因此，在“应用”转型中，让整体缺乏应用技能的教授来治校，并非明智的选择。

第三，必须从历史语境中理解“教授治校”，不能盲目效仿。蔡元培虽然在北京大学实行“教授治校”，但其初衷是为了防止因校长变更而导致学校不稳定。该制度既是遵守《大学令》等相关法律规定的结果，也是对北大以前已经建立的评议会制度的“萧规曹随”，同时与蔡元培借鉴德国大学评议会制度、实践其民主理念不无关系[8]。但在蒋梦麟任校长后，由于国内政治环境的改变、评议会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及其自身的留学和从政经历等因素的影响，最终促成他在北大进行了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制度改造[9]。由此可见，“教授治校”并非一直是理想的选择，它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力量合力下的产物。

（二）“行政”与“专业”优化组合

教授更多的是代表着专业上的能力，且主要是学术理论研究能力，而在行政能力上相对缺乏。地方高校在应用转型中应该避开“教授治校”的潮流陷井，走出只重学术理论的磁场中心，理性地探求自我的发展之路。在高校治理上应该将“行政”与“专业”优化组合。“行政”即行政治理权力；“专业”是指专业治理权力，包含学术治理权力和实践技能治理权力等。

第一，在“专业”与“行政”关系上尽量达到“最佳平衡点”。在专业治理权力与行政治理权力处于“最佳平衡点”时，行政治理工作与专业治理工作取得双赢，都获得最大的发展，学校整体将进入生态发展之中。为此，多选拔一些專业和行政能力俱佳的人才进入领导岗位；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群体通过治学来参与治校[10]；适当选聘一些专业能力弱管理能力强的人员，虽然他们对学术没有精深的建树，但在长期的磨练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培养了较强的管理能力。这些管理型人才对于学校的应用转型来说，能够发挥出重要的组织管理作用。

第二，在年龄结构上，选聘和培养一些潜力较大的青年教师进入权力机构。只有让青年教师加入学校的治理层，才能真正代表青年自身的利益，制定出青年教师发展的方针政策。青年教师精力充沛，思想开放，更能接受新的教育理念，快速学习新的专业知识，并习得学术研究和管理经验。同时，青年教师是学校未来的希望，在高校发展中，代际传承非常重要，学校应创造青年教师成长的良好环境。因此，地方高校一方面直接引入一部分优秀青年教师加入到学校管理岗位或权力机构中，另一方面应该采取送培、挂职、跟岗等各种措施着力培养一批青年教师作为后备干部。

第三，在“专业”内部结构上，融入更多的“双师型”人才进入学校的治理队伍中。地方高校“应用”转型，管理人员要具有应用、创新的意识，最好具有一定应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此，一方面，现有的管理人员应加强应用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锻炼，另一方面，应该从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均强的“双师型”教师中选聘管理人才。

四、保障有力：采取合理有效的治理保障措施

（一）政策保障

各级政府和高校都应该制定一定的政策措施，为高校应用转型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地方政府应将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纳入本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规划。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给予高校在专业与课程设置、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支持应用科技大学开展对口招收高职生和技术技能人才的考试制度改革[11]。制定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参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支持转型院校广泛吸引企业和社会机构共同建设实习实训基地，建立应用研究机构，共同研究和开发应用性科学项目，逐步形成产学研结合的长效机制。各地方转型高校应该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制定体现应用转型的大学章程，保障“学术权”与“行政权”的有机融合；出台相关政策，多设置一些应用性课程或课程环节，强调实践教学；在教师职称晋升、职务晋级方面为从事实践锻炼的人员提供特殊优惠政策；可专门针对“应用”转型和学校综合发展开展教学和科研立项，对该类研究论著进行专门奖励。所有这些相关政策，应该以制度的形式予以确立，避免因过分人事化而难以实施。德国、奥地利等国形成了“双元制”的职业教育，这一制度环境为应用科技大学发展提供了良好保障，其制度化的经验值得我国“应用”转型中的地方高校学习和借鉴。

（二）经费保障

经费是高校各项活动开展的基础。地方高校向“应用”转型，必须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第一，高校在经费管理上，应增加见习、实习实训指导费和实训基地建设、教学技能和生产技能的比赛活动等方面的经费投入，可拔出专款用于“应用”性专业和课程建设、“应用”发展项目的立项资助。第二，政府应加大对高校实践教学等方面的拨款，增加对地方高校应用转型发展的专门资助。第三，在互利共赢中争取企事业单位经费资助。地方高校与企事业单位签订协议，建立联合研究或研发中心，以高校为主共同开展应用性、技能性和创新性的相关研究。由于高校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主要解决企事业单位面临的一些问题，因此，企事业单位应该对高校进行一定的财力支持。当然，企业或社会团体等也可出于公益为高校的应用发展提供经费。所有这些经费应该合理地分配到各个教育教学治理环节。

（三）队伍保障

地方高校向“应用”转型，应完善治理结构，必须在治理队伍上有所保障。一方面，对外引进管理师资。可以聘请教育行政官员、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技术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等加入高校学术委员会或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请他们根据自己单位的发展情况为高校的转型发展提出宝贵建议。也可以邀请这些人员加入相关的教育改革论坛或学术研讨会。另一方面，完善内部管理队伍结构，改革干部选聘机制，选拔一些思想过硬、观念先进、业务精湛的高素质“双师型”人才进入到学校发展决策机构或进入领导岗位。高校应选派大量的专业教师到本校之外的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或其他优秀应用型大学挂职锻炼或深造学习，增强其管理和技术能力，为高校应用转型的有效治理培养后备管理人才。

（四）技术保障

当前，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技术影响着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大部分高校，网络已经普及，QQ、微信等成为高校教师办公、师生、生生交流的必备工具。网络信息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高速化等特征，这使得高校教育管理的工作能得以高效进行。地方应用型高校也应该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GIS技术运用到教育治理工作中。在当今大数据时代，教育管理应全面走向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引向，实现教育管理理论、手段、技术和文化上的方式转变与模式创新[12]。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是近些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空间信息分析技术。将GIS技术应用于教育管理中，对管理过程的可视化及管理教育资源的合理布局和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13]。地方高校必须购买这些信息技术的设备和信息技术的使用权，并充分利用这些信息技术大力宣传高校“应用”转型政策，利用这些信息技术加强高校师生之间、师师之间、领导与普通教师之间、高校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利用信息技术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工作、学习情况的全面了解，进而实施有效管理。不过，信息技术运用存在着网站运行、资料泄密、人体伤害、师生道德滑坡等风险[14]。为规避技术风险，高校应采取多种措施尽量降低技术风险产生的可能性。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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