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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与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东湖论坛(2016)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7-02-26刘启航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关键词:绿色发展

□刘启航,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绿色发展与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东湖论坛(2016)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启航,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依托湖北丰富的高端学术资源,聚焦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2016年11月12号,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国家治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第二届“全球治理·东湖论坛”在武汉开幕,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绿色发展与全球治理”。此次研讨会,把绿色发展视野拓展到全球治理,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政要就如何界定绿色发展和真正推动绿色发展、以绿色发展为趋向的全球治理的问题、中国在引领世界绿色文明发展中应担当怎样的责任等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广泛交流,并就以上问题达成如下共识。

一、绿色发展与全球治理正当其实

研讨“绿色发展与全球治理”这一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探索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全球发展与治理体制,这是世界各国人民的需要,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对湖北的绿色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在开幕式的致词中谈道,素有“千湖之省”美称的湖北,享天时、地利、人合之优势,这些条件实际决定了湖北省要“不走寻常路”。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三个长江”的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全球发展模式的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绿色发展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具体到绿色发展,“智库”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做出分析并提出建议,为政府决策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全球的绿色发展献智献策。

绿色发展和全球治理是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波兰前总理格泽戈兹·科勒德克指出:“绿色发展和全球治理这两个主题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化趋势不可避免,治理是全球性政策的协同、合作,也就是不同国家的利益冲突的协同合作”。在关于绿色发展理念的阐释上,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在开幕式的讲话中说道:“绿色发展理念是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当今时代发展特征相结合,又融合了东方文明形成的特色结合形成的全新发展理念。”接着丁烈云对本次会议做了高度评价:“本次会议聚焦绿色发展与全球治理,强调绿色发展在全球治理当中的重要地位,符合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跃迁的发展大趋势和客观规律,应该说是正当其实,意义深远。”

二、界定绿色发展才能真正推动绿色发展

在关于绿色发展的问题上,与会者重点从绿色发展理念以及如何真正推动绿色发展两个大方向展开发言。与会专家主要从人与世界的关系、绿色发展的正义理念等角度阐发了绿色发展理念,在如何真正推动绿色发展的问题上与会学者主要从制度层面、技术层面、以及开展共同合作等角度阐明了真正推动绿色发展的题中之义以及相关举措。

1.绿色发展理念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从人与世界的关系阐述了绿色发展的理念。他认为,倡导绿色发展与全球治理,就是要站在哲学的高度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类文明发展的现实却似乎与绿色越来越远,我们建构的是一个越来越脱离自然的社会,这与绿色发展的要求存在着明显的悖论。其次,人类社会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危机,这也就启示我们必须从全球的角度、人类的角度和发展的角度来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反思工业文明带来的问题和困难,反思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的局限,从而争取建立一个真正符合人类未来绿色发展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拯救我们岌岌可危的地球家园。

在关于环境正义与绿色发展理念上,美国俄亥俄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捷理进行了社会可持续发展多元治理模式之探索,他指出,绿色发展之关键在于构建以环境正义为基石的价值体系,并在此价值体系上建立起经济、政治、生态三者相互制约相互平衡之治理模式,从而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吴畏主张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需要多元学科的交叉和创新,他指出,我们提出绿色发展这一概念的目的是构建一个整体组织的范式。绿色发展的构成包括以绿色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自然价值共享的人民福祉,基于社会正义的政治改革,最后是以绿色革命为动力的文化创新。

2.如何真正推动绿色发展

在如何真正推动绿色发展这一议题上,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分别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为实现绿色发展献计、献策。北航循环经济研究院院长吴季松院士在谈到如何真正实现绿色发展的问题上指出,全球治理要以协同论为指导,关于绿色发展,我们要建立绿色GDP、实行循环经济、进行生态修复,加强合作。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谈到如何实现绿色发展制度时指出,绿色发展,理念高于制度,制度高于技术。应当从理念、机制、补偿原则、法制层面、对外交流与合作以及控制人口六个方面着手推进。美国北爱荷华大学政治系迪伦德拉·韦吉佩伊在发言中就如何真正推动绿色发展问题时认为,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相对薄弱,很难应对这样的挑战,因此受到的损失是最大的。全球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应该联合起来,超越意识形态之争,实现技术共享,此外我们需要改变生活方式,积极适应变化的气候环境。

三、以绿色发展为趋向的全球治理的问题

全球治理是一个体系庞大,纷繁复杂的难题,在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治理的主导趋势的背景下,现代技术的应用,大数据的分析使得政府的日常治理更加有抓手。提到绿色发展似乎永远绕不开生态文明的建设。而从国际关系角度,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方向不仅关系未来中国“十三五”制定的相关环保措施的具体落实,也关乎整个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

1.现代技术与全球治理问题

中科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刘世平将现代技术具体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大数据的运用对政府行政以及引领国家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大数据及世界各国在大数据领域采取的行动、政府大数据应用的意义和实现路径、政府部门推进大数据应用的方向。

2.生态文明与全球治理问题

哈佛大学教授、罗马俱乐部成员大卫·柯登认为基于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宜居型地球经济,要强化联合国体系,实现资源共享。他还认为中国有能力成为全球治理的领头羊。

3.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调研院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从全球治理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英国脱欧以来,欧盟对全球治理的信心逐渐下降,二是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对全球气候和能源等问题漠不关心,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中国。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需要去关注与治理最为紧迫的问题;同时要明确什么可行、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治理什么。

4. NGO 与全球治理

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主席李若弘的发言围绕NGO 与全球治理展开,认为全球治理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的专利,而应该是各国政府与NGO在治国理念和治国结构上融合发展的有机体。在具体如何更好的进行全球治理与绿色发展时,他指出,绿色发展需要全球一致的和可操作的规则手册,全球治理的关键和绿色发展的共识是跨区域、跨行业的合作。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廖晓义提出了她富有创新性的“乐和”治理机制。她认为全球治理机制的最小单位是基于社区治理机制,即“乐和”治理,这个机制是在以互助会和社区公民为主的NGO基础上建立起的公平正义的投入机制。该机制旨在实现“乐和礼仪、乐和人居、乐和治理、乐和生计、乐和养生”五个方面和谐的生活。

5.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

保加利亚“斯拉夫人”基金会会长扎哈里·扎哈里埃夫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一步即“一带一路”战略。他认为,中国、中欧和东欧“一带一路”项目远不止是地区以及大陆的合作,它是基于测评其机制,设计是为了扩展现有的一些合作项目,合作涉及社会的、经济的各方面的关系。在信息社会随着新技术形态的出现,“一带一路”举措在丝绸之路上决定了文化的进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的举措,这个举措能加强国家之间的交流,解决文化多样性问题。具体谈到中国将在一带一路之中如何发挥作用更好的汇集周边国家实现发展成果共享时,他认为:“中国在三十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希望在‘一带一路’的参与国中体现出各国的自主贡献,在理念互通,信用合作中共同探索共性发展”。巴基斯坦联合工商会、中巴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希迪克—乌尔—拉赫曼·拉纳发言阐述了“实现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伟大成功的路线图,即“五大层级联动”。他重点谈到产业合作在绿色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巴基斯坦和中国的经济关系需要转换,到2025年,巴基斯坦将融入“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届时将呈现原材料深加工的经济状态,中国经济将转到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国企业的搬迁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工业化,会让全世界的GDP增长加速,也会让全世界把更多钱花在绿色发展方面。

四、中国在引领世界绿色文明发展中的责任

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各国需要一个一致的价值导向和共同的目标定位。作为全球治理的其中一员,并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势必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巴黎协定》的制定使得中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与世界各国一道承担起全球治理的重任,世界各国在改善环境方面又将对中国未来的环境治理提供诸多可借鉴的启示。

1.巴黎协定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公共司法中心原主任詹姆斯·斯金伦主张差距责任的绿化,他认为,全球环境的污染已经非常严重,而《巴黎协定》作为一个比较实质性的框架的出现要求更多国家一道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但一个国家不足以改变现状,我们需要跨国的合作,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不仅主张加强跨国合作,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进行广泛的合作,更倡导人人参与的机制,即从家庭、学校、企业到非政府组织、国家政府都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全社会都要参与其中。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巴黎协定》顺利签署是国际社会在同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来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中国是世界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对我们的启示:第一,我们应该重视打造全球治理的全天候、多平台参与机制;第二,重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第三,在国际合作中,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大胆发挥中国的作用;第四,要增加对国际谈判框架、谈判的范式,谈判规则的研究;第五,通过二轨外交—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来支撑政府机构在全球治理中的工作。而中国政府将在协定框架内履行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2.各国环境治理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

葡萄牙前外交欧洲事务部部长、卡内基欧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布鲁诺·玛萨艾斯介绍了欧盟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一环,在能源合作上为全球治理所树立的榜样作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欧盟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能源合作措施,其中包括共同建设能源基础设施,改变能源结构,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同时推进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统一与能源供应商的价格谈判,改革环境保护税收,鼓励企业更多使用绿色低碳能源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中国的产业转型需要借鉴欧盟的经验,进行产业的结构性调整,使自己的发展更加绿色。

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吴红英以拉美国家为例讲述了全球治理问题。拉美国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环境资源和生态破坏问题,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生态与经济发展的的世界性难题需要同中国一道展开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外交部外管司原司长、驻外大使刘宝莱认为,在绿色发展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阿联酋绿色环保在保护树木,高价绿化,绿环环保永远在路上,打造绿色样板间等方面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值得中国借鉴与学习。

斯里兰卡国家行政管理学院院长泰拉卡斯里分享了斯里兰卡绿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斯里兰卡政府的绿色发展计划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当代世界格局发展理论以及最先进的绿色发展理论等。这些计划大大改善了斯里兰卡的生态环境,而中国在改善环境污染的过程中需要以正确的方针为指导。

3.碳排放与节能减排

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指出,市场理顺了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关系,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中国碳市场交易平台的建立将成为政府治理环境问题的重要工具。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的孙永平主任认为,中国温室气体控制方面主要是以市场化手段为主,筹建全国统一碳市场是落实“十三五”很多环保工作具体的政策措施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履行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出的自主减排目标的重要要求。湖北省的碳市场覆盖包括建材、化工、电力等高能耗、高排放的国民经济支柱行业,在今后的碳市场指标的构建上需要从减排成本、行业减排潜力、贸易密度三个方面进行。

4.中国产业结构转型

外交部欧洲司原司长、驻外大使姚培生讲道,新技术革命对自然的破坏已经超过了人类几千年对自然的影响。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首先就是要加快放弃用油、用煤的步伐,同时加快采用再生能源的步伐。我们应该来一场挽救地球的崭新的革命。

在中国制造如何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问题上,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陈刚具体介绍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具体内容。他认为下一次的工业革命应该是一个绿色的工业革命,具体是什么样的还有待见证。中国政府下一步工业往哪个方向走,主要的目的是要用中国创造代替中国制造,在行业中提供一个绿色标准,提高中国制造的质量。

中国如何实现绿色模式的转变的问题上,中国外交学院的娜塔莎博士认为,国家在实施绿色模式以取代传统发展模式的进程中有不可替代的责任。中国正经历由传统发展模式到绿色发展模式的转型,但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转型的过程虽缓慢但更要稳健,虽注重效率但更要保证高质量,并且在转型的过程中,要减少环保带来的失业,更要处理好人的角色问题,让贫困人口的生活也能更好,这种改变已经开始,中国的变革将会深刻影响每个民众。

结语 欧阳康院长在闭幕式的致辞中指出,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是一次广泛开展合作的良好契机,与会学者主要对什么是绿色发展、如何实现绿色发展、以绿色发展为趋向的全球治理、中国在引领世界绿色文明发展中有什么责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与思维碰撞。欧阳康最后指出,中国的绿色发展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即一旦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并全力推进,中国在绿色发展事业上一定会取得长足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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