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戈

《资本论》的哲学主线：资本逻辑及其扬弃

□郗戈

在当代视域中重新研究《资本论》，应当打破学科壁垒，开启“哲学-政治经济学”总体性视野，重新彰显《资本论》原著本身的有机总体性。《资本论》及手稿不只是经济学著作，更是“哲学”著作；不仅有经济学线索，还有其独特的哲学线索即资本逻辑及其自我扬弃。在《资本论》对社会总体的再现中，资本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呈现为主体性范畴，而资本逻辑则表现为“主体性逻辑”。具体来看，资本逻辑表现为扩大再生产的动态结构与总体化进程，蕴含着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全面发展生产力与限制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并孕育着从无限扩张到自我克服的演化趋势。

马克思； 《资本论》哲学思想； 资本逻辑； 资本主体性

《资本论》及手稿本身是一个立足于学科分化而又超越学科分化的有机总体。《资本论》不只是经济学著作，更是“哲学”著作。它不仅有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等经济学主线，还有更为深刻的哲学主线，即资本逻辑及其自我扬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性视野中重新研究《资本论》，尤其要抓住这一哲学主线。

一、资本逻辑的主体性结构

如何从哲学角度来理解“资本逻辑”，厘清“资本逻辑”的哲学内涵呢？简而言之，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成为了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其活动历程具有辩证性的内在联系、运动轨迹和发展规律，这便是资本的逻辑。

从哲学角度来看，资本逻辑的关键内涵是：相对于个人及其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资本成为了“主体”，资本具有了“主体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逾越现实的个人而变成了现代社会历史的实际“主体”，资本逻辑就是一种主体性逻辑。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受到了黑格尔《逻辑学》的深刻影响，这一影响不仅局限在体系构建等外在的、形式的层面，而且还深入到思想方式等内在的、实质的层面。资本概念的建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黑格尔绝对精神概念的建构原则，即一种绝对化的“主体”的自我生成、自我演化和自我实现过程。马克思曾多次指出，资本是主体，资本是“能动的主体”，是“过程的主体”[1]145，作为自为存在的交换价值具有资本的主体性。其用意就是揭示出整个现代社会生产运动的“主体”便是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资本逻辑从其最普遍的形式上看，首先就是这样一种主体性逻辑。《资本论》所书写的，其实就是资本将自身建构为“大写的主体”并不断自我扩张的过程：“资本是社会劳动的存在，是劳动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结合，但这一存在是同劳动的现实要素相对立的独立存在，因而它本身作为特殊的存在而与这些要素并存。因此，资本从自己方面看来，表现为扩张着的主体和他人劳动的所有者”[2]464。

资本逻辑包含着特定的“主体性结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资本通过生产和流通过程形成一种“自我关系”的结构：从资本自身的构成来看，“资本的运动就在于，它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作为根据同以它为根据的自身发生关系，作为预先存在的价值同作为剩余价值的自身发生关系，或者说，同由它设定的剩余价值发生关系”[1]144；再从资本对劳动的关系来看，“由于劳动被占有、被并入资本……资本开始发酵并且成为过程，成为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作为整体来说，它作为活劳动不仅是同作为对象化劳动的自己发生关系，而且由于这是对象化劳动，它是同作为单纯劳动对象的自己发生关系”[2]259。“资本”的这种“自我关涉”恰恰构成了主体性所必需的内在结构。第二，资本作为主体的“自我形成”过程，就是“资本的生成、它的成长、它的生活过程”[2]513。第三，资本的生产过程构成了一个“总体”，而资本本身就是这个总体过程中自我实现与自我扩张的“主体”：“资本作为主体，作为凌驾于这一运动各个阶段之上的、在运动中自行保存和自行倍增的那种价值，作为在循环中(在螺旋形式中即不断扩大的圆圈中)发生的这些转化的主体，它是流动资本。”[1]7

从更深的层次上说，资本逻辑是一种“颠倒的”主体性逻辑。资本逻辑是一种自为存在、自行倍增、自我中心的逻辑，个人甚至整个社会都表现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和工具，而资本的自我增殖则表现为个人和社会生活的目的本身。作为主体的资本，不断地将它所需要的特定个人和特定关系当做手段、工具，即当做“客体”创造和生产出来，在它们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使它们从属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首先，个人与资本的关系中发生了“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在活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主客体是颠倒过来的”[3]37、258，“有些人证明说，归于资本的一切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的倒置、换位，这些人恰恰忘记了，资本本身在本质上就是这种倒置，这种换位”[2]268。也就是说，资本挪用、盗取了现实个人的主体性，僭越于个人之上，成为生产与交往两大社会活动的“主体”，而将个人仅仅当做自我增殖的工具、资料来加以利用和耗费。或者说，个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仅仅表现为资本的增殖和个人自身的空虚化。更进一步的，由个人及其社会关系连接而成的社会，也仅仅表现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和工具，而资本增殖本身则构成了社会生产的目的。 “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4]278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全面贯穿，使得它有可能将整个社会生活都作为自我增殖目的的工具和资源来加以调动、使用和加工。

再现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及其资本逻辑，是《资本论》研究的核心目的。由此，《资本论》便呈现为“资本”这一主体性范畴生成、运动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发展为复杂，从本质衍生出表象，不断上升和综合，形成一个开放性、生成性的概念运动体系。首先，《资本论》第一卷是从商品、货币、资本生产的静态抽象分析综合为资本积累、再生产的动态具体再现。进一步看，第一卷本身又只是构成了《资本论》全三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整体进程的一个起点。而《资本论》全三卷则是一个更大规模、更高层次上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进程：直接生产过程(资本一般性)——包含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资本特殊化)——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总过程(资本个别性)。更进一步看，《资本论》全三卷也并非马克思再现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全景图，而只是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六册计划”的一个起点：从“资本”出发到“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再到“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才能总体再现资本主义社会。由此可见，正是围绕资本这一主体性范畴，通过不断从其简单规定性综合为具体总体的范畴生成过程，《资本论》才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及贯穿其中的资本逻辑的具体再现。

在《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再现中，资本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呈现为主体性范畴；而资本逻辑则表现为主体性逻辑，具有特定的动态结构、内在矛盾和演化趋势。

二、资本逻辑的动态结构

资本逻辑包含着扩大再生产的动态结构。无止境的自我增殖、自我扩张构成了资本逻辑的基本目的和内在动力，必然要求扩大再生产过程的持续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高目的是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将既有的剩余价值加入生产资本之中从而进行扩大规模的再生产，是为了获得更多量的剩余价值，由此，资本的倍增便成为了一切社会生产的目的本身。扩大再生产的过程本身就表现为资本主体的不断积累和持续扩张过程。对此，马克思非常形象地写道：“资本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划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形成螺旋形。”[1]146在这一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资本逻辑也相应地展现出一整套动态的结构。

资本逻辑的动态结构体现为现代性机体的链条结构及其连锁运动。资本的生产表现为三个主要环节：直接生产、流通过程及其在更高层面上的综合，即生产的总过程。直接生产过程主要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流通过程则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总过程则体现了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过程。这三环节的发展结构十分类似于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于绝对理念实现过程的阐释，即“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的运演结构：存在论和本质论在概念论中到达了综合。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是资本的运动过程还是绝对理念的运动过程都服从一个基本的目的：能动主体的自我形成与自我实现。与绝对精神同样类似的是，伴随着经济系统的链条结构、连锁运动的是资本存在形态的不断变换。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预先支付的资本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形态存在并最终通过劳动过程转移到产品之中或创造商品价值；而在流通过程中，资本的存在则又转化为商品形态和货币形态，并通过交换而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重新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之中。这样，资本总的流通过程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货币形式、生产过程形式、商品形式，而后，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并以转化为更大规模的生产过程。

资本逻辑的动态结构并不是经济要素的纯粹机械运动，而是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意蕴和具体的生活内涵。这具体表现在，资本逻辑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土壤，正是以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为基础，现代的社会关系才得以奠基。首先，资本的生产过程包含着现代分工关系的基本结构。资本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同一产业内部不同生产环节之间的流动与分布，直接决定了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同一部门之内的分工关系。其次，资本的生产过程决定着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基本结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既是资本生产的前提条件，又是其产物和结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剩余价值的再生产过程，同时正是劳资对立关系不断再生产的过程。最后，资本的生产过程也构成了现代市场交换关系的基础。资本的生产过程必然包含直接生产和交换流通两个环节，而市场关系实质上就是资本所有者之间，以及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这些都构成了资本增殖的条件，并作为结果被不断再生产出来。上述分工关系、劳资关系和交换关系恰恰构成了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因而，正是资本逻辑的动态结构形塑了现代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

进而，资本逻辑的动态结构内在地具有扩张、膨胀为“总体性存在”的客观趋势，不断表现出“总体化”进程。资本逻辑的总体化进程同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内部贯通了整个社会生活；另一方面，逾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穿行于诸种国际活动之中。由此，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起到支配作用，这一总体性存在就相应地表现出多重层次的存在形态。

从特定民族国家内部来看，资本逻辑全面贯穿在社会生活之中，表现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存在形态。作为现代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资本逻辑的活动范围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以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关系为中介，从经济基础广泛渗透到上层建筑之中。其一，在最直观的层面，资本逻辑表现为具体的实物形态即生产生活资料、商品、货币的物质形态，这些都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物品存在形态。现代社会本身就直接呈现为商品即资本实物形态的大量堆积与四处流动。其二，资本逻辑还体现于劳动过程中，资本在劳动过程中不但具体化为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还体现在购买工人劳动力商品的资本即可变资本，同时，资本人格化为处于支配和监督地位的资本家，直接干预劳动过程及劳动组织形式。其三，资本逻辑具有社会关系层面的存在形态。资本作为现代生产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关系的基础层面，从而使得资本逻辑运行贯通于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其四，资本逻辑又表现为经济权力、社会权力、政治权力等多种权力形式。资本作为生产关系，表现为一种经济的社会权力，即对劳动进行支配的经济权力[5]238。由于“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2]49，这种经济权力便构成了一切社会权力的基础。其五，资本逻辑具有“肉身化”“人格化”的存在形态。资本的人格化就是构成资产阶级的资本家个人。作为现实的个人和生产当事人的资本家，虽然拥有其现实的利益、意志、欲望、智力，还拥有资本赋予他的对劳动的支配权力，但他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如同在劳动中自我异化的工人，资本家也处于自我异化的状态。资本逻辑宰制了资本家的一切个人生理、心理和社会属性，使其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其六，通过资本家等人格化形态，资本逻辑最终宰制了精神生产领域，即意识观念、文化符号、欲望想象的生产领域，因而具有了思想观念特别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存在形态。

从更为广泛的世界规模、全球范围来看，资本逻辑跨越了不同国家政治领土的界限，驰骋于广泛的国际空间，表现出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存在形态。其一，资本逻辑首先体现为与“母国”保持紧密联系的跨国资本形态，甚至发展为直接与“母国”的国家权力相结合的国家垄断的跨国资本形态。其二，资本逻辑还表现为一系列日益脱离“母国”束缚的跨国资本形态。这些跨国资本依托于庞大的国际集团，垄断特定产品和资源的国际生产贸易，甚至具有可以与中小国家政权相抗衡的政治经济实力。其三，资本逻辑在跨国垄断资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缔造了世界霸权。“霸权”是一个复合型的概念，不仅指世界经济层面的支配权，而且还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生活的支配权。最为强大的跨国资本为了保存和扩大高额垄断利润，必然进一步向政治和文化领域渗透，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夺对国家社会和世界秩序的支配权，这就形成了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国际霸权。

三、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资本逻辑的内在核心、根本动力正是资本的内在矛盾。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反复强调“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资本本身就是矛盾”[2]405，542-543。可见，矛盾并不是强加于资本的外部属性，而是资本的内在属性，就是资本存在的本质。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其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存在。

贯穿《资本论》全书的核心线索是资本逻辑的“矛盾二重性”。《资本论》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来把握其发展趋势，从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由此揭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对立统一即资本的矛盾性本质。资本的内在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以及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之间的对立统一。

由此，资本内在矛盾的核心在于，资本的“积极本质”与“消极的片面性”之间，即资本追求全面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与资本自身的局限性、狭隘性之间的矛盾冲突。马克思指出，“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2]539。资本的这种历史局限性、狭隘性集中表现为，资本推动的社会发展是在对抗分裂的社会形式中进行的：“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2]540-541资本的内在的固有的矛盾，使得资本对于现代社会的作用也表现出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资本内在地具有追求社会全面发展的“积极本质”；但另一方面，资本又具有不断地造成社会发展片面化、残缺化的“消极的片面性”，这两个方面相互矛盾，缔造了资本终究要被历史扬弃的命运。

具体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来看，资本的内在矛盾性的实质内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里谈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有制，而是私有制在发展历程中产生的一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形式。与非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要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是剥削，即不经交换地占有他人劳动的行为方式。非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劳动者自我所有的私有制、以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则是以无偿占有他人劳动、剥削形式自由的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以剥削剩余价值为目的的雇佣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而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矛盾的，是在这一所有制形式中日益发展起来的劳动的社会化趋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集中和垄断趋势不断加强，劳动协作的规模不断扩大，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共同使用的资料，等等，这一切要素共同促进了现代生产的不断社会化。生产的社会化趋势内在地要求生产的社会统筹、合理计划，内在地要求生产资料的公共的、社会的使用，这就需要打破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垄断，从而，社会化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二者之间便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生产社会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并日益从其不适应性中暴露出其暂时性，并最终被更高级的所有制形式所代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874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并非是某种直到资本主义的终结点才爆发出来的“末日审判”，而是始终如一地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而发生作用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化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7]621。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要素、环节表现出来，直接影响着现代经济系统以致整个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了一系列无法根除的社会问题。

基本矛盾包含着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根本对立。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关系为基本前提。资本通过不断购买和消费活劳动来维持其自我生产、自我增殖的过程，从而在完全的意义上支配、占有和耗费着工人的生命，从而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劳资对抗。劳资矛盾奠定了整个现代社会的阶级冲突的基础，并进一步形塑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和观念冲突。

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与流通过程的结构性脱节，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与实现条件相互矛盾。生产的社会化趋势要求生产环节的社会性协作和整体性计划，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生产过程必然分割为彼此独立的直接生产和流通两个领域，这便构成了生产总过程内部脱节的基础，其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与实现条件之间发生着矛盾。剩余价值生产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而剩余价值的实现则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社会消费力既不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取决于人民群众的实际消费需要，而是取决于以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为基础、受制于资本增殖的消费力。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将劳动者即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力、消费水平都压缩到相对狭小的限度之内。因此，形成了资本积累不断发展、剩余价值生产不断扩大与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消费基础相对缩小之间的冲突。

基本矛盾的最重要表现形式和实现机制在于，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导致了资本的生产过剩，而后者也会不断使前者加剧。在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增殖过程之间发生着最深刻的矛盾。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生产应用的普遍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利润率也趋于下降，这就与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高目的之间发生了矛盾，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减少与劳动时间是商品价值量的惟一尺度之间的矛盾。利润率的下降规律的结果是资本生产过剩，表现为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与货币资本等各资本形态的过剩。资本的过剩并非“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日趋下降的利润率的过剩，由此资本便不能正常运行和增殖，这就会不断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动力，从而威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由此，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便构成了资本增殖无法克服的内在限制，深刻地彰显了资本的历史过渡性。

上述几种矛盾表现形式，都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达到一定临界点之后，就不可避免的以暴力形式爆发出来，表现为 “产品过剩-资本过剩-劳动力过剩”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广泛受阻和停滞，大量资本形态的急剧贬值，从而形成周期性发作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用暴力消灭资本……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1]149。经济危机导致了资本生产过剩的暴力性缓解，带来了生产与消费鸿沟的强行弥合，为生产的复苏创造条件，但也彰显出其无法克服的根本痼疾。

四、资本逻辑的演化趋势

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进一步决定着它在再生产过程中的演化趋势。资本追求全面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本质”与它本身的“局限性”“消极的片面性”之间具有深刻的矛盾，从而不断推动资本的自我克服、自我消灭趋势：“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390-391简言之，自我增殖促发自我贬值，克服限制伴生自我限制，从自我实现到自我毁灭，这三个方面构成了资本逻辑从无限扩张走向自我克服的总体性演化趋势。

资本概念说到底是一个主体概念，其内在逻辑是一种主体性逻辑，其性质在哲学层面上可与近代哲学的代表性概念尤其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和康德的“理论理性”概念进行比较。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逻辑相同的是，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自身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而与绝对精神不同的是，资本在自我实现的同时还伴随着自我限制：资本自己就会成为自身的最大限制，因而不能实现绝对精神意义上的绝对性和普遍性。由此可以说，资本逻辑是一种无限扩张而又自我限制的逻辑。资本逻辑将自身的内在界限当做自我发展的限制，在这一点上又与康德的“理论理性”概念具有可比较性[8]110。然而，与康德自我批判、自我限定的“理论理性”不同的是，资本无视自身内在的限制，并试图不断逾越这些限制，从而导致自我克服甚至自我毁灭的趋势。因此，资本的逻辑又是一种自我实现伴生自我毁灭的逻辑。

一是“自我增殖”促发“自我贬值”。资本逻辑的演化趋势表现为不断的自我增殖引发悖论性的自我贬值：“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同时就是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2]406。生产力越发展，越广泛地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劳动资本化的程度越高，社会总资本的有机构成就越高，所使用的活劳动相对于使用的资本呈现出相对减少的趋势。因而，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资本总量的不断增大，利润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然而，利润率的下降并不表明剩余价值率或剥削程度的下降，更不表明资本积累过程的减速：虽然积累率随着利润率而下降，但是积累在量的方面还是会加速进行。这里的矛盾在于，资本通过自我贬值的方式来加速自我增殖，通过牺牲现有生产力的手段来发展生产力。然而，资本的这种不惜自我牺牲的增殖方法所带来的危害却是非常严重的：“会扰乱资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现有关系，从而引起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4]278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悖谬的增殖方式必然带来人口过剩、阶级对抗等社会问题，必然带来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

二是“克服一切限制”伴生“自我限制”。资本克服一切限制的趋势伴生着自我限制的趋势。一方面，出于自我增殖的本性，资本采取各种手段克服一切发展生产力的限制，克服资本自我增殖的限制，从而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它不断创造出更多剩余劳动，形成自由时间；创造更多的交换地点，形成世界市场；创造出新的消费、新的需要、新的使用价值，并创造出新的生产体系、需要体系和有用性体系，从而实现人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另一方面，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日益成为全面发展生产力的最大限制，因而也就成为其自我增殖的最大限制：“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4]278。资本自我限制的基础在于，资本逻辑自身就包含着一系列与其增殖本性相矛盾的内在限制。由于资本逻辑的基本矛盾，价值增殖过程的整体作为互不相关的独立要素而存在，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出现了结构性的脱节，从而形成了资本自我发展的“四大界限”：其一，必要劳动构成了劳动力价值的界限；其二，剩余价值构成了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其三，价值本身构成生产的界限；其四，价值构成了使用价值生产的界限。资本增殖过程试图逾越和突破自身的这些内在界限的冒险行动，必然造成生产过剩和价值丧失，并爆发为周期性经济危机与日益扩大的经济崩溃。总之，“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2]396-397。资本克服限制的趋势从来都没有获得决定性的成功，却总是堕入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生产用来克服自身固有限制的各种手段，总是使得这些固有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资本面前。

三是从“自我实现”走向“自我毁灭”。将资本自我增殖伴生自我贬值、突破限制与自我限制的两大趋势综合起来看，就会发现，资本逻辑表现出从自我实现走向自我毁灭的总体演化趋势。在资本增殖的自我实现进程中，资本越来越采取牺牲现有资本、生产力的手段来发展生产力，加速资本积累，从而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资本积累秩序自身的失衡与动荡。而资本无视自身的内在界限，迫切发展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强烈趋势，又必然要求资本将其本身的存在和属性当做需要加以克服的限制，然而，既有限制的克服又不断产生出新的限制：“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2]390资本逻辑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其必然趋势便是扬弃资本自身。资本通过自我扬弃来克服自身内在的界限，然而，由此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必然成为资本逻辑的终结者，资本的自我扬弃过程终究会走到扬弃资本形式本身的阶段。一旦由资本所推动的社会生产力普遍发展达到一定阶段，资本本身愈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桎梏，资本的命运便只能是自我毁灭。这种自我消灭的趋势通常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威胁资本本身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最终将以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来实现对资本统治的超越。

时至今日，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借助“虚拟经济”的勃兴和全球化的纵深拓展，在全球金融领域中兴风作浪，并不断渗透到实体经济领域。2007年以来从美国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最新形式。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曾敏锐地注意到“虚拟资本”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基础上的产生过程。虚拟资本的基本表现形式包括股票、债券等信用产品，它可以实现商品买卖，可以实现资本增殖，但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虚拟资本所代表的实际资本已经投入到生产领域或消费过程，而虚拟资本本身却作为可以买卖的“对生产的索取权”滞留在市场上。当代的虚拟经济就是从包含信用关系的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并随着信用经济的勃兴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身并没有在新的经济形式中找到根本的救治，而只是改头换面地以“金融危机”“信用危机”等形式反复出现，不断威胁到资本本身的存续。这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远不是尽善尽美的，资本的矛盾性逻辑始终伴随其发展演变的历程，无论资本主义如何借助新的技术形式、社会形式进行自我调适，仍然逃不出资本的自我克服、自我消灭这一必然趋势。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日)柄谷行人等：《走向世界共和国》(下)，载《读书》2008年第3期。

责任编辑 吴兰丽

The Philosophical Theme ofDasKapital: Capital Logic and its Sublation

XI Ge,

RenminUniversityofChina

To restudy theDasKapitalin contemporary, we should break the discipline barriers, open the overall horizon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highlight the organic totality ofDasKapitalitself.DasKapitaland its manuscripts are not only economic works, but also the “philosophy” works. It does not only have economic clues, but also unique philosophical clues, that is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its self-sublation. In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inDasKapital, capital is the “subject” of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ocess, which appears as the subjective category,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 performances as “subjective logic”. Specifically, the logic of capital presents as a dynamic structure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extended reproduction, contains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labor process and value proliferation, full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limi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 and breeds evolution trend from the infinite expansion to self-overcoming.

Marx;DasKapitalphilosophy; capital logic; subjectivity of capital

郗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2XNJ013)阶段性成果

2017-03-01

A714

A

1671-7023(2017)03-001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