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才　张亚萍

2016年9月21-23日，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宗亲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和甘肃省镇原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主题为“传承优良家风促进社会和谐”的第二届中国宗亲文化论坛在甘肃镇原举行。来自国内十多所大学的教授、专家四十余人与来自广东、湖北、湖南、安徽、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及甘肃本地的近两百余名姓氏宗亲欢聚一堂，针对家教、家风、家规、家训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和重要作用进行了热烈交流。

大会开幕式由宗亲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胡氏宗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创富集团董事局主席、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副主席胡伟明主持，镇原县委副书记、县长侯志强致欢迎辞，宗亲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建设厅巡视员路言志致开幕词，宗亲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周昆山讲话。胡伟明先生在开幕式上指出：我们一定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的内心，宗族文化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为指导思想，来开展宗亲文化研究。会议分主旨发言和分组讨论，现将研讨概况综述如下。

一、优秀传统家风传承的方式与载体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宗亲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杨国才教授，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琳博士，湖南吉首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康隆教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汤夺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宗亲文化研究专业委员副秘书长、广西县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作胜先生分别就家风教育及建设的现状、少数民族的优良家风、祠堂文化与地方社会程序、家风在民风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做了交流。

杨国才教授认为，在优秀传统文化家风家规家训中，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必须深化家庭家风问题研究，加强好家风建设研究，才能充分发挥宗族研究者在宣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风家规家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揚并重，加强对优秀家风家规家训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家风家规家训成为新时代鼓舞人们前进的精神力量。而云南作为祖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多民族省份，除了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这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家风家规家训中的伦理道德规范。因为，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的家风家规家训是少数民族先民留给我们的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当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可忽视的理论资源。系统挖掘和整理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的家风家规家训，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弘扬少数民族的优秀伦理道德，创造适应新时期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对于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维护边疆安全、稳定，促进民族地区的道德建设，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她指出，许多儒家优秀家风传统在汉族中原地区消失了，却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承着。如白族是西南少数民族中的古老民族之一，白族聚居区的许多村落，自唐、宋、元、明时期始直到今日都相继制定过乡规民约、族谱、家风、家规、家训，让村民、族人共同遵守，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保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故白族人民历来把帮助别人看作自己应尽的义务，也把接受别人的帮助看成一项权利，从而把个人和大家融为一个整体，借以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故白族谚语说：“一根麦秆编不成一顶草帽。”在白族人的观念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因此，无论遇上什么人，白族人都会给予帮助。白族家风中有团结互助的原则，不只局限于家庭、村落集团内部的互助关系，同时也包含着家庭、村落之间以及整个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广泛的互助关系。白族地区有各式各样的乡规民约碑，家风、家规、家训、民歌，反映白族对赖以生存的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观念。

江苏师范大学陈延斌教授和张琳博士在对苏、鲁、豫、皖、京、浙、桂、川、陕、辽等省、市进行了家庭教育和家风建设的现状调查，共发放问卷6000份，回收有效问卷5642份。调查显示：当前民众对家庭在社会建设、家风在家庭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对这一观点，55.19%的被调查者“充分赞成”，38.89%的被调查者“部分赞成”；民众对家风与社会风气、家庭教育和个人发展的密切联系较为认可，父母仍是家庭教育的主要角色，但其知识来源较传统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调查中也发现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流动人口（子女不与父母同住）占到被调查总数的13.72%。“长期与孩子共同生活的成年人”中，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仅占22.39%，与“父亲”或者“母亲”一方生活的分别占20.46%和25.77%，与“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共同生活的占到四分之一多，此外还有5.73%的人与“保姆”“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家庭教育中父母一方缺失现象较为严重。成才教育重于成人教育是家教和家风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家风难敌世风，优良家风亟待培育和弘扬，家风家训文献在现代家庭中的传承不够。对此，应引导家长转变教育观念以提高家庭教育效果。日常生活中的熏陶是传承好家风的重要路径，营造和优化世风是培育优良家风的重要外在条件，家长、教师、亲友在孩子教育和家风培育中具有关键作用，家庭、学校、社会、媒体凝成合力是培育优秀家风的保障。

罗康隆教授针对“清水江下游祠堂文化与地方社会秩序”做了交流。他认为清水江下游祠堂文化刻载着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与人工营林业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木材贸易的形成造就了清水江下游地区的社会结构变迁，使得清水江流域的祠堂文化兴起并呈链式分布，地方社会的祠堂不仅在清水江主干道，而且在其支流区域也有大量的祠堂分布。在木材流动的“江利”纷争时代，国家对地方的治理依托祠堂文化进行地方的“儒化”。清水江流域利用“儒家”施以教化的主要途径就是大兴家祠，撰修族谱，以此为载体，发展祠堂文化来规约家族百姓。于是，利用祠堂文化绥靖地方，这既成为上级官员治理地方的良方，也是家族凝聚的文化空间，使得祠堂文化成为清水江地方文化的标识。在祠堂文化的规约下，实现了林地产权的稳定，维护了该区域人工营林业的发展，地方社会精英在“文字入疆”的引领下，以林地契约与地方教育的方式规制了地方社会。清水江下游地区祠堂文化在地方有序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汤夺先副教授认为敬天祭祖的祭祀仪式在中国流传了千年，祖先崇拜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叶落归根”“寻根热”引起了人们对自己家族的好奇，续族谱、家谱、建祠堂等现象屡见不鲜。与祖先崇拜密切相关的请家堂仪式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请家堂是流行于鲁中南山区在年节期间举行的宗族中较为庄重的祭祀祖先仪式。他在系统梳理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象征理论与功能理论对鲁中南地区请家堂仪式进行了解读。完整的请家堂仪式过程由请家堂、守家堂、拜家堂、送家堂等环节构成，该仪式具有保障维护祖灵信仰的功能与象征性特点；是穿越生死时空限制的连接媒介，具有强化和教化的功能；具有神圣性和世俗化、功利性和目的性的特点。请家堂仪式对维系宗族秩序具有积极的价值，强化了家庭间的伦理道德秩序，维护了宗族内部和宗族间的秩序，体现了宗族社会中的亲属血缘关系的差序格局，反映了宗族内部的等级结构，展示出一种地方秩序与国家秩序、地方权力与国家权力、小家与大家之间的互动关系。

周作胜先生以“论家风在民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为题切入，认为家风是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须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是最直接最现实最细碎的文化反映。我们的民族需要一种和谐友善的精神，家风文化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他讲了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阿联酋的绵羊，主人从小用活禽饲养，绵羊不再吃草了；养出的绵羊看见小动物，就像狼一样扑上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能改变生命的本性。家风家训的意义也在这里。一个孩子并不是天生的好人或者坏人，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和家庭环境对他影响巨大，他接触的伦理观念、行为方式，会深深地影响他一生。因此，家风是一种珍视和体会的文化，家风家训是最直接最现实最细微的文化反映，社会发展与家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家训家风家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二、家风家祠与宗亲文化的关系

会议共设三个分会场，与会学者围绕少数民族宗亲文化、区域性宗亲文化与家风、家祠文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少数民族宗亲文化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马东东讨论了西藏的世家贵族——帕拉家族。帕拉家族是一个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西藏贵族世家，随着西藏甘丹颇章政權的建立而兴起，随着封建农奴制的瓦解而覆灭。帕拉家族既有五位家族成员担任过噶厦的噶伦，又有家族成员担任过基巧堪布等地位显赫的僧官，集贵族、官家、寺庙上层僧侣为一身，在政教合一的旧西藏有很大的影响。纵观帕拉家族三百多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历史上帕拉家族对维护祖国统一稳定、促进西藏地方发展做出了贡献，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有了帕拉家族的兴旺发达。与会学者认为西藏贵族的兴起，以及现代社会中旧贵族保留的权利和地位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有国才有家。学术研究者要坚定爱国爱家，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国家的统一安定。

云南民族大学张亚萍以“哈尼族家文化传承与和谐社会建设”为主题，论述了家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和谐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在伦理学的视角下，家庭伦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而家文化是家庭伦理的核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乐育乡的哈尼族同胞团结、尊老的家文化尤为突出，同一个寨子的哈尼族同胞如果要修葺房屋，全寨子的哈尼族都会义务地去帮忙。哈尼族同胞在长辈面前跷二郎腿就会被认为是对自己的诅咒，可见其对长辈之尊敬。这些日常的琐碎事件呈现了哈尼族优良的家风，其实这些少数民族的优良家风都是以前儒家文化传入进来被少数民族所吸收和改造利用的，而儒家文化在汉族地区的传承却有所减弱。因此，研究和弘扬哈尼族族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宁夏大学博士生樊庆元基于对大理碑刻的收集、整理，探讨了大理碑刻中的家庭伦理道德。他以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提出白族丰富的碑刻显示出白族家庭伦理道德的特征：持家以勤俭为要；兴家以和善为优；治家以严教为旨；传家以孝道为宝。他认为大理碑刻中的家庭伦理文化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从“四面征战、凶恶难狻”到“华夏之风、灿然可观”，从“地卑夷杂、礼仪不通”到“尊宗敬祖”“出入孝悌”，从“隔绝中华”“杜绝声教”到“四时墓祭”“咸遵家礼”“仁孝之风漓尽”；等等。大理白族人民在与中原汉族人民的民族大融合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交流，逐渐把儒家家庭伦理道德思想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与本主崇拜、巫师巫术、道教、佛教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理家庭伦理文化。

（二）区域性宗亲文化

贵州师范学院陈业强教授以云南省富民县芭蕉箐为例，讨论了宗教信仰与社会和谐的关系。他认为，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他以芭蕉箐苗族基督教信仰为研究个案，描述了教堂教会和家庭教会分裂对社会和谐的影响。根据陈教授对芭蕉箐村的了解，宗教对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影响巨大。有很多年轻人是在参加宗教活动时认识的，宗教是他们联系的纽带。芭蕉箐苗族传统家庭中男女地位比较平等，有事共同协商，夫妻共同劳动，夫妻和睦。在芭蕉箐苗族的家庭成员之间，不论信教和不信教的都能够和睦相处。他认为宗教具有社会控制功能、整合功能、心理调适功能与文化交往功能。如果对宗教的这些功能利用得当，就能使宗教发挥维护社会稳定，调动信教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性，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外部世界和谐的作用。

西藏民族大学马宁副教授的主题是“论‘陇西走廊的概念及其内涵”。陇西走廊是费孝通先生在1985年提出的一个历史地理概念，马宁认为，这个走廊中古道纵横、四通八达，从古到今，既是民族迁徙、通商贸易的重要通道，也是战争频发，大军鏖战的重要战场，体现出国家权力的变换更迭，形成了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民间信仰三大宗教文化类型，是我国著名民族走廊之一，发挥着连接河西走廊与藏彝走廊的重要作用。陇西走廊中民族成分复杂，古代活跃在陇西走廊中的氐羌民族最终融入其他民族中，近代则不再见诸史册，但是在现今各民族特别是藏族身上还能看到氐羌民族的影子，这充分体现了氐羌民族的旺盛生命力。现在陇西走廊中的民族主要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外来移民与土著民族通婚后繁衍生息下来的，各民族构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呈现出包容性特点。由于各民族信仰宗教的不同，陇西走廊中的宗教格局也表现出交错分布的特点。

西北政法大学民族宗教研究院王烨博士讨论了内蒙古边疆地区移民与地区农业文明的兴起。她认为，随着内蒙古地区移民活动的展开，内蒙古地区汉族移民人数日益增加，形成蒙汉杂居格局。在与汉族移民的生活交流中，内蒙古游牧地区传统生产方式逐步发生转变，由单一的游牧社会逐步向农牧并行的社会过渡，使得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实现全面对接、交流、碰撞、融合。从秦汉至清代，中原农民迁入内蒙古地区，改变了当地的产业结构，推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密切了当地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首先是农业生产方式得以传播，然后出现商品粮交换。大批汉人进入草原腹地，促使内蒙古西部游牧地区的生活方式逐步吸收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特性。饮食方式、风俗方式都发生了改变。例如，内蒙古西部地区蒙古族人民也像汉人一样鸣鞭放炮、贴对联、贴门神、燃旺火。此外中原地区的酿酒、榨油、制碱、制革、制毡、制衣、烧砖等传统手工业技术以及文化、教育等观念也跟随旅蒙商人进入草原地区。中原地区移民大量迁入内蒙古边疆地区，不仅有利于缓和中原地区因人口急剧增长与耕地相对减少而造成的人地矛盾，也促进了游牧地区的开发进程，对草原地区经济结构的完善、市场体系的形成、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等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家风与家祠文化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宋锡辉教授认为，家风就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家训是家庭的核心价值观，家规是家庭的“基本法”，家风是家族子孙代代恪守家训、家规而形成的具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家庭文化，是一个家族最宝贵的财产，是每个家族成员自豪感的源泉。家风是融化在我们血液中的气质，是沉淀在我们骨髓里的品格，是我们立世做人的风范，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格调。因此，大家一致认为优良家风的传承，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功能。

宜春学院蔡宇安副教授以祠堂功能的嬗变为切入点，发现在祠堂举办各种节庆活动等民间传统风俗活动的习惯存留至今。但现代社会节奏不断加快、农村空心化程度日益严重等诸多原因，使得很多农村古祠堂处于空置状态。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很多村镇充分利用这些闲置的资源，将保存较好、规模较大的古祠堂改建成为多功能的文化活动中心或娱乐活动中心，如文化室、农家书屋、健康中心等。她指出，祠堂功能具有稳定的结构，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祠堂总体功能为宏观层次，而宗教功能、文化功能、教育功能、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等则为中观层次的功能要素，每一中观层次的功能要素又可细分出具体的微观层次的功能要素。中观层次的各项功能要素基本保持不变，而其微观层次的功能要素因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和宗族不同而有所变化。现代社会里，祠堂功能的嬗变主要表现在各中观层次的功能性质的变化，即由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型。许多宗亲结合自家祠堂、宗祠的现状和功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贵州穆氏宗亲文化研究中心代表穆荣海以“传承‘和穆家风”为主题进行了交流。和穆二字与太始祖高风亮节的有机组合而形成的“和穆家风”，穆姓人世代相传。“和穆”既是穆姓的家风，又是祖训。穆姓人尊崇祖训、尽忠报国、浩气长存。在弱肉强食的历史长河中，受战乱、瘟疫、饥荒的威胁，他们始终相互包容、求同存异、族内不争、共谋发展、自强不息、众志成城，延续了生命、传续了后人。他认为家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正而民风顺，家庭和而民族兴，民族团结而社会稳定，有稳定的社会才有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富强，这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也是不争的文化现象。传统教育，要从家庭做起，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细胞。

同时，与会代表也认为在宗亲组织蓬勃发展、优良家风代代传承的背景下，当下宗亲文化研究还必须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宗亲文化的学术研究要进一步探索。一是中国人类学话语体系中家风文化的构建；二是宗亲文化研究评估体系的建构；三是民族学中的宗亲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四是宗亲文化及其学术功能、社会功能的定位。

第二，传承与传播宗亲文化亟待关注的实践问题。一是宗亲文化发掘传承传播中怎样处理本姓自豪与家国兴亡的关系；二是现代科技发展变迁对宗亲文化的传承与传播的影响；三是宗亲文化研究中的族源追溯、始祖寻求中的真实性问题；四是宗亲文化研究中党和政府、学者、企业家的结合路径。

第三，宗亲文化发展研究的方法与现实问题。一是探索宗亲文化的建设路径方式方法，可以用互联网+，尤其用视频来纪录乡规民约、族谱、家风、家规、家训的口述史；二是要弘扬精华、剔除糟粕，如剔除传统家风族规中对女性的歧视；三是挖掘家风族规中更多的社会功能，如庄孔韶教授拍摄的纪录片《虎日》，探索了运用族规来帮助族人戒毒的方法；四是关注独生子女时代家风家规的独特性表现及相关对策。

最后，周昆山先生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本次会议是中国宗亲文化的一次盛会，与会的学者从年龄上来看，涵盖了老中青等不同年龄层次；从学科背景来看，涉及哲学、人类学、民族学、伦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从地域来看，来自甘肃、云南、贵州、宁夏、湖南、四川等十多个省、自治区；从民族成分来看，涉及数十个民族。不同年龄、不同学科、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专家学者、宗亲代表济济一堂，共襄盛会；各抒己见，相互学习交流；各展风采，彼此取长补短。大家无论是对中国宗亲文化的求索，还是对单一民族、单一姓氏的宗亲文化的探究，无不体现出专家们的认真和较真，无不彰显学者们的亲善和尽善。本次论坛会讨论范围广泛、形式多样、视阈开阔、内容充实，将学术研讨与现实社会研究相结合，达到了虚实结合的交流目的，对优秀宗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責任编辑：杨义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