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卉昕

[摘要]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路径演变及范式转向反映了社会道德意识形态的变化，研究呈现出可以纵向探究和横向考察的理论空间。历时态变迁中的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其研究的实践进路体现在伦理学研究的整体裂变、社会适应、理性转变和价值传承上；共时态视野中的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政治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宗教伦理学等伦理学分支学科研究的范式转向。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路径演变及范式转向是社会生活对道德意识形态建构提出的具体要求，它既反映了俄罗斯社会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转变，同时又在道德层面持续指引和反映着俄罗斯社会发展的演进历程。

[关键词]俄罗斯 后苏联时代 制度变革 伦理学 研究路径 范式转向

[中图分类号]B8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6-0075-07

苏联解体使得俄罗斯先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建树土崩瓦解。新制度的建立迅猛激烈，新意识形态的生成则缓慢辗转。学术理论研究作为意识形态背后的、更具稳定性的实践对象，其变化规律的端倪初露和趋势渐明则更需时日，道德意识形态和伦理学研究发展所遵循的进路概莫能外。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真正裂变始于1988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经发表，苏联伦理学新生代代表A.A.古谢伊诺夫的《新思维与伦理学》随即问世，伦理学的分化由此大幕渐起。

一、历时态变迁中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实践进路

（一）伦理学的整体裂变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哲学领域的争论烽烟四起，随后迅速膨胀发酵，终以无法遏制的态势波及伦理学。争论导致的裂变由内而外，全面分解了伦理学的学科体系。

研究主体分化成为伦理学整体裂变的开始。研究主体分化源于社会思想本身的分化。出于对西方思潮的顶礼膜拜，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基本思想和俄罗斯民族本身的伦理传统被抛弃，标准统一的国家政策遗失致使斯拉夫主义抬头，宗教思想迅速占据意识形态消散后的信仰空间……伦理学研究主体的分化印证了当时社会思想的变化。以莫斯科学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为例，1990年A.A.古谢伊诺夫教授和B.M.索果莫诺夫教授率先完成了研究立场的转变，从先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坚定的追随者变成猛烈的抨击者；以A.B.拉津副教授和p.r.阿普列夏为代表的研究者将学术兴奋点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框架转变为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研究；B.H.舍尔达霍夫、Д.C.阿夫拉莫夫等人则转向应用伦理学研究。这些学者的伦理学研究方法也与从前大相径庭：先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则鲜有人运用，直到近几年才又开始重新重视具体一历史的方法论原则；“理论一逻辑和经验一历史”方法逐渐凸显出其理论和实践功用；自然主义、实证主义方法随着生态伦理和全球伦理的兴起逐渐进入主流研究方法视阈。“苏联社会改革方案、改革程序中实证性和内容性的缺失，使伦理学只具有世界观定位和对社会发展作道德价值反映的功能。”“实际上，改革是对社会经济计划的实践，评价改革的道德内容，需要道德观念和道德思考模式的变更，需要有科学元素来参与价值判断”，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取向也日渐多维。对白银时代宗教哲学遗产进行的研究如火如荼；新的时代引发了关于生物伦理问题及其前景的思考。例如，1994年《哲学问题》第3期有关生物伦理学的一组专题文章的题目就很能说明问题：《生活伦理与生物伦理：价值悖论》《生物伦理学本质》《革命性变革时代的医学伦理模式》《生物伦理学和精神病学》《临床试验和人体医学生物学试验实施的伦理原则初探》等。将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的研究视角拓宽了政治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对社会改革诱发社会剧烈动荡的担忧滋生了宗教伦理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对非暴力伦理学和宗教与道德关系的研究始終占有一席之地。

（二）伦理学的社会适应

俄罗斯伦理学的剧变是由20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改革所引发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导致作为终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退隐至边缘，意识形态的客观缺位总要被填补，道德真空也同样需要填补。“历史将俄罗斯推至意想之外的境地，需要人们担负起解决问题的责任，需要承担斗争和生命的风险，需要摆脱极端的情绪，让我们一起来尊重现实并学习理性思考……如果现在尚不能提供切实的、确定的、全面的社会发展方案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总体的价值定位，在这里，道德应首当其冲。”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对改革的新诠释集中反映在伦理学术语和概念所包含的价值当中。“义务”由“社会对个体道德要求的集中体现，通过个人对社会、集体和自己所负的责任表现出来”（1976）演化成“唤醒良心的责任”（1997）；“良心”由“人的本质性和社会性特征，是对社会历史必然的主观表达”（1976）演化为“是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内心的道德信念”（1997）；道德由“把握世界的精神一实践方式”（1976）变成“社会关系的反映和意识的特殊形式”（1997）。不少伦理学者尝试给“道德”重新定位，探索新的道德概念内涵，仅2014年为纪念A.A.古谢伊诺夫院士75周岁而出版的学术论文集《道德概念和意义的多样性》就收录了82位学者对“道德”概念的不同理解。其中，对于相关概念的价值定位都相应地弱化了社会性，突出了个体色彩，因为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当统一的大政方针尚未就位，人们能做的只有个体层面的具体迎合和对社会价值的多元融合。当然，其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制度已逆转为以凸显个体价值为导向的资本主义了。

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伦理学者们把社会变革中伦理学对社会的适应称为“震荡中的团结”，相应地，当时所呈现的学术成果也印证了这一点。1990年苏联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哲学问题》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改革和道德”圆桌会议标志着社会向新道德观的根本转变：道德的规范功能被弱化，其文化精神价值功能被凸显出来。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极为显著，以“正义”和“善”为代表的普遍道德价值观念体系代替了以往的规范指标体系，以迎合新世界对新价值的需求。《改革：新道德模式》（1990）强调道德的人道主义和全人类特征，认为道德在本质上应被看成全人类的现象，指出其作为全部社会精神文化的基础之作用，目的在于将俄罗斯新时期的伦理学与从前的马克思主义的规范伦理学相区别，力求将其尽快并入西方轨道，同时敦促改革过程中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在道德价值的树立上探讨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1990年重新发表的托洛茨基《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一文，既是对从前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否定，又是特殊时期在迷惑中的人们对道德和改革、政治和伦理关系的深入思考。当时，其他伦理学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特点，如对有关“道德的本质和全人类价值的关系”“宗教和社会改革”“宗教伦理观念和世俗伦理观念对话的途径和目的”“当代道德价值观”等问题的研究。

（三）伦理学的理性转变

经历了最初的裂变和适应之后，伦理学者立刻着手重建新的框架体系。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前期至中期的“非暴力伦理学”研究热潮，伦理学试图从宗教伦理对人性善的本质挖掘中为俄罗斯道德社会的建构和伦理学的重建寻找钥匙，但因其对社会政治的渗入度较弱而陷入无果。接着伦理学开始真正转向多元而渐趋客观的研究。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批判渐入理性。Л.И邦达连科（BOHдаpeHKO Л.И.）和B.Ю.彼得罗夫（ПepoB B.Ю.）的《历史理论视野中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1999）就阐明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具有世界意义，而且对道德问题的很多解决方法在当前的俄罗斯仍然适用”。A.A.古谢伊诺夫的文章《伦理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2000）也改变了从前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激烈批判态度，指出俄罗斯伦理学的全部发展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道德观点，得出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加以继承的结论。其次，伦理学家以主动迎合的态度加大了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步伐，以期尽快步入西方文明的轨道。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俄罗斯社会对公正民主的政治伦理的向往打开了一扇绿窗；哈贝马斯的伦理学思想从1995年开始进入俄罗斯道德哲学研究视阈，在混沌中开启了后苏联时代伦理学语言哲学研究的转向，并且，有俄罗斯学者认为其理论的人道主義内核与俄罗斯伦理学对人道主义价值的突出强调相契合；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也有助于俄罗斯伦理学学者探究在价值崩溃的时代人们应当如何重建信仰和追寻美德。最后，回溯和反思是新体系创建的理论基石。从20世纪最后5年开始，俄罗斯伦理学者对本国伦理学史和世界伦理学史的梳理在学术研究中始终占有相当比重，2003年莫斯科卡尔达利基出版社出版的《伦理学说史》最具代表性。这部在俄罗斯高等学校哲学专业普遍使用的教学类用书介绍了哲学伦理学说的历史全貌，是俄罗斯“对诸多重要哲学文化传统和历史时期的伦理学进行最初的体系化阐释的尝试”，其内部的结构性和论述的系统性，尤其是在多样的文化图景中对不同伦理学说共性特征的捕捉，在对庞杂的伦理学体系完整性的建构方面，可谓功不可没。

随着2001年俄罗斯《伦理学百科辞典》的问世，经历了社会思潮洗礼后的俄罗斯伦理学呈现出新的伦理学研究的轮廓。这部从1994年开始酝酿的辞典包含了450篇旨在重新解释伦理学概念、道德问题、规范公式、伦理格言以及伦理学流派和伦理学作品的文章，该“辞典涵盖了伦理学探索的世界经验，其解释项突出了信息性和理论性，涉及600余概念和800多人物”。辞典编写的目的主要有四点：第一，试图呈现俄罗斯伦理学近40年的研究成果，即从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伦理学确立之日起的成就；第二，为伦理学研究挖掘新主题、新可能、新前景；第三，在思想紊乱的时代承担起对社会的伦理责任、聚集伦理力量、坚定对未来的信心；第四，最大程度地实现伦理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沟通，以积累哲学素养，掌握道德知识，为俄罗斯“创造出使伦理学符合它今天本来面貌的作品”。2005年，由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社会学学院研究员B.A.巴奇明（A.B.БaqиHиH）主编的新版《伦理学百科辞典》出版，该辞典涵盖了个体和社会精神道德生活的诸多方面的词条，有关宗教道德及其历史的词条占据较大份额。与2001年版《伦理学百科辞典》不同，此部“词典面向最广大的、力求获得伦理学基础知识的读者，首先是高年级中学生和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它的出版同时也标志着伦理学研究科学化、理性化的生成。

（四）传统伦理学的价值传承

文化价值空间的同质性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暴露出来。俄罗斯思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传统伦理价值引起俄学者的重新瞩目，旧曲新唱促成了当代俄罗斯传统伦理学研究的新内容。其一，重振“俄罗斯思想”。作为统一俄罗斯民族的重要文化载体，“俄罗斯思想”率先承担了凝聚人心、抚慰忧伤的责任。苏联解体使马克思主义道德观退居俄罗斯道德价值观的视野边缘，道德的真空由什么来填补？有俄罗斯学者认为，除了宗教，非“俄罗斯思想”莫属。这一源于血液、根植于基因里的价值传承，在特殊的时刻应激性重现，立刻充斥了原有价值形态消弭后的空间，相当多的人在分崩离析的社会现实面前，希望用“俄罗斯思想”既能替代从前的官方意识形态和西方在思想上的干预，又能支撑起内心对国家未来的希望。它是一种聚合力，其中包含的“爱国主义”“强国渴望”“社会团结”等价值观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精神同质性的要素。所以，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思想”在新时期的内涵给予创造性解释——精神性、公平、统一。其二，重拾“爱国主义”研究。“爱国主义”在解体之初多被用于嘲讽，甚至被辱骂，后来它原有的积极含义被恢复。正如普京所说，“这是一种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历史和成就而产生的自豪感，憧憬着自己的国家变得更美丽、更富足、更强大和更幸福的心愿”。爱国主义教育重回大中小学官方教育课堂，《哲学问题》《社会科学与当代》《真理报》等报刊也纷纷刊载相关文章。新时期俄罗斯爱国主义问题研究也呈现区别于苏联时代的新话题：寻找新政治话语体系内的爱国主义内涵；探索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问题；挖掘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爱国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成为当前俄罗斯传统伦理思想研究领域中的“显学”。有俄罗斯学者将爱国主义定义为：作为一种道德、政治原则和社会情感，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爱，个人利益服从于祖国利益，彰显对祖国文化和成就的自豪感，希望保留自己文化的特色以实现民族文化的自我确证（对国家和公民特征、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情绪体验），致力于捍卫国家和本民族利益。其三，“集体主义”道德观研究回潮。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的终结，社会价值观体系中的集体主义道德观被个人主义代替；舆论一度将集体主义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等同视之，对其恶语滔滔，愤然谴责。后来情况发生了转变，集体主义在俄罗斯初现回潮之势：学校重拾集体主义道德教育、媒体重现集体主义正面宣传、社会重树集体主义价值导向。相应地，集体主义的研究视阈被学界重构，从2008年起，俄罗斯杂志上刊登的有关集体主义的文章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从文化心理学和道德哲学视角出发对“集体主义”的学术剖析占据了较大份额，《俄罗斯在寻找意识形态》（2008）、《从价值危机到制度危机》（2008）、《当代俄罗斯社会文化视阈中的精神价值危机》（2007）等文章和以“道德、爱国主义、文明和不文明”（2009）为主题的高层次学术圆桌会议均表达了对包括集体主义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遗失的担忧，并倡议重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念。集体主义在教育伦理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马克连科、克鲁普斯卡娅、苏霍姆林斯基有关集体主义的观点被频繁引用在大学的专业课堂上，集体主义也被作为当代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来做专门介绍。

二、共时态视野中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范式转向

后苏联时代，应用伦理学研究开枝散叶。社会生活领域变古乱常、革旧图新，无一不呈现全新面貌，相应地，各个领域中道德价值基准的确立迫在眉睫。此外，应用伦理学本身也突出了其作为知识性和实践性伦理学范畴的本质特点：开放性。有俄罗斯学者归纳了新时期俄罗斯应用伦理学问题的具体特点：应用伦理学问题及解决方法取决于与社会组织相契合的社会意志；应用伦理学领域中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严格的职业评判规则；一些具有悖论性质的应用伦理学问题引起学界较多关注；决疑法无法解决应用伦理学问题，需要适当结合法律实践；伦理委员会起到特殊的作用等。

（一）政治伦理学锋芒独秀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学科本身对于变革的尝试表现为“新伦理学”的概念模式被提出来应景。“当代表民主、法治国家的公民社会制度开始形成，当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发生深刻变革，就会产生使权力正规运行的新方法……这最终会促成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政治精英内部之间的新型关系的确立。历史发展的这一状况是新伦理学产生的前提。”这里的“新伦理学”实际上成了后来如火如荼发展的政治伦理学的胚胎。俄罗斯新时期政治伦理学的研究缘起于后苏联时代政治学研究的高涨。随着政治学研究客体范围的扩大，作为民主社会政治生活重要衡量标尺的政治伦理学也获得了特殊的意义，成为巩固政治体系的要素。为民主制度尽快提供完备的制度伦理既是社会政治发育的要求又是学科发展的自身需求。

在政治伦理学建构的探索中，俄罗斯学者认为“不成功的社会改革和面临的社会危机是缺少制度伦理的原因”，并提出了对政治伦理学概念的新理解：应当反映制度关系、社会与个体关系、社会团体组织关系的社会基本价值体系。2000年K.H.科斯秋克（K.H.KOCTIOK）的文章《俄罗斯的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学》阐释了问题视阈下俄罗斯政治伦理学的创建。此文章认为，俄罗斯社会真正的危机是社会伦理意识不足导致的道德危机，同时，在民主化进程中人们又缺少用伦理方法解决社会冲突的能力。在这样的前提下，政治伦理学的首要任务是在新的制度框架下确定和揭示基本政治伦理价值的内容，梳理传统政治观念，探索政治实践的方法，阐述政治伦理原则，寻找社会继续发展的方向。在概念解析中弄清那些源于俄罗斯、反映社会伦理关系的政治过程，同时应当深入研究其他相关学科。应当说，这篇文章在世紀之交为俄罗斯政治伦理学的正式确立指引了方向。

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是当代俄罗斯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重点。2001年9月，《哲学问题》杂志发表Б.r.卡布斯京（Б.r.KanycTKn）题为《政治道德与个体道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道德-政治-政治道德视角）》一文，总结了政治思想史中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基本关系模式：道德与政治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二者互为对方的“学问”；道德与政治无任何共通性，二者各自存在于不相关联的领域中；道德与政治不同，只有当道德以法的形式呈现时，才成为后者的制约条件；道德与政治的统一只有在目的和手段的分歧达到截然对立时才可能实现；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是间接的，可以称之为“政治道德”或“公共道德”。接下来，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目的成了研究热点，当然，这是新学科生成的必然。2001年至2003年关于研究对象和目的主题呈现众说纷纭状态。Д.A.施什金（Д.A.Шишкин）在题为《目前政治伦理学的发展》的博士论文中对其进行了归纳总结：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当代社会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价值和个体道德选择领域中的社会政治关系，研究的目的是从政治与道德的相互关系视角论证当代政治实践中政治和道德融合的可能性，探索政治学人道主义内容的生成方法，将政治伦理学发展为真正的哲学科学。

属于学科本体的结构架设好之后，政治伦理学的研究终于全部推开。当代俄罗斯政治伦理学的主要研究旨趣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梳理政治伦理学史。俄罗斯伦理学者的目光多投射在西方：从柏拉图、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边沁、斯宾塞直到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借苏格拉底、休谟、卢梭和康德的思想以强调道德作为调节新的社会关系之理性手段的作用。其二，唯当代西方理论马首是瞻。俄罗斯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及其思想可谓顶礼膜拜。哈贝马斯、罗尔斯、阿佩利、哈尔曼的学说体系被单独在教科书中介绍，在文章著述中援引西方当代政治学家的观点成为学术时尚，利用他们的伦理学体系为各种政治力量提供广泛对话，寻找一致意见。其三，研判当代世界政治问题。对当代世界政治问题的关注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以全人类道德为基准进行的，原因在于俄罗斯主观上极力要融入西方，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欧亚一体”的出身背景使其迈向西方的脚步尴尬而沉重，而全球化给了俄罗斯一个优良的平台，全人类道德成为其在平台上演绎西式政治伦理的舆论托词。其四，关注公民社会的道德选择。俄罗斯力求构建真正的“公民社会”，寻找公民社会人员组织形式的“游戏规则”，其中重要的是公民社会中的价值定位和道德选择，包括公民自我意识和价值定位形成的途径，即如何从家庭、教育制度、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等方面进行探索性建构，最终在“个人一社会一国家”的框架下实现“精神一道德一法律”的合理“在位”。鉴于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个人主义道德选择的前提，很多俄罗斯学者表达了在追求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对个体价值选择凌驾于社会价值之上的担忧。

（二）生态伦理学如火如荼

俄罗斯生态伦理学研究热潮缘起于新的生态危机，而新生态危机的背后则表现为人与自然相对立的文化危机。建立新的价值规范体系是克服文化危机的途径，其必然要实现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终极目的。俄罗斯民族对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理解更清晰地反映在“人向自然生成”的生存体验模式上，即人和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灵一样，均顺从自然的安排。俄罗斯广袤的地理空间和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以强大的力量拒绝驱使，那么为数不多的生灵岂敢为所欲为地驾驭自然？所以，在主体选择和自然规律之间，俄罗斯民族更倾向于对自然规律的皈依，在生成机制层面则体现出更深刻的自然主义情怀。基于这样的生成逻辑，新时期俄罗斯生态伦理学呈现出更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俄罗斯著名的生态哲学家И.К.利谢耶夫（И.К.ЛиceeB）在题为《新生态文化条件下的生态伦理学》（2008）一文中，总结了“人类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宇宙中心主义”“诠释学”“人与自然相统一”五种基本生态伦理学的研究立场方法，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方法应在新时期俄罗斯生态伦理学中占据绝对优势。

新时期俄罗斯生态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多维目交汇，本体论、方法论、价值哲学、宗教学都是其研究视阈，研究内容纷繁复杂又指向明确，生态伦理学基本原理（生态伦理学的对象，思想史上的自然道德价值，生态伦理学的发展阶段、方法、趋势）、生态伦理学原则（社会伦理原则、生态伦理制度法律规范、生态伦理学原则、建议原则）、生态伦理实践（对动物的态度、生产活动方式、自然资源的利用、宇宙活动伦理、生态活动规则）都是俄罗斯新时期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内容。

（三）经济伦理学声名赫赫

不成功的社会经济改革使民众在后苏联时代的最初十余年间经历了众多坎坷与挫折，经济伦理问题也必然为学界所重视与反思。可以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最初阶段就孕育了非道德的价值指向，这一突破了经济伦理和商业道德、钻了国家政策空子的价值原则导致民不聊生、国力大幅衰退，相当多的人失去了对经济向好发展的期望。普京自2000年开始的“主权民主”思路的实践展开，使得俄罗斯的经济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此时，俄罗斯需要创建自己的经济伦理学理论。在经济伦理学框架下，俄学者探索了伦理渗入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性：全球化创造着多样的资本形式，同时也防止将西方资本主义作为统一的模式加以效仿，因而导致经济科学的重建。经济伦理（资本伦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顺势而生，可谓是一种“革命的重建”。俄罗斯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论述现实的经济行为与不同社会经济文化之价值内容的经济文化理论；批判分析经济制度学说，主张经济意识非神话化，探索道德和经济需求结构契合之路径；阐述经济活动中的应然理论、经济伦理的原则和规范、经济活动的价值；致力于形成经济主体的“游戏规则”，以减少道德规范和经济事实之间的冲突。有学者认为，新时期俄罗斯经济伦理学的发展是俄罗斯的社会道德、宗教文化、传统价值观综合作用于經济领域的结果。

（四）宗教伦理学辗转传承

苏联解体后，几乎是一夜之间，90%的新俄罗斯人将信仰目标转向东正教。这一精神领域的怪异现象事出有因：从文化的宏观尺度上说，人和社会均不能失去终极信仰而稳固存在，自然会寻求可替代的信仰；从具体的文化传承尺度看，蕴含在原有共产主义道德中的“全人类理想”“共同幸福旨规”貌似无意地契合了宗教道德“泛爱”的特点。宗教伦理在俄罗斯复归有其现实原因。其一，世俗道德教育无力应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一危机背景致使宗教作为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教育载体应景性出场，以匡正社会道德失范、重树公民领域道德规范。其二，以软文化的特有功能抚慰社会现实忧伤。在混乱无序的道德世界中，民众充满了对裂变世界的惊恐、对艰辛生活的恐惧、对未来图景的失望。这时的宗教就成为超拔苦难、抚慰忧伤、体恤民生的“救世良方”，在“上帝”光环的笼罩下，为人提供道德精神支撑，以共渡难关。其三，宗教伦理对社会失范有具体施为作用。宗教的道德训诫往往指向具体，如尊重生命、不说谎、不偷盗、不杀人，恒久忍耐、不嫉妒自夸，凡事包容，相信真理和善同在等，这些道德感怀在具体的困难面前，提供了唾手可得的施为工具。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宗教伦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对托尔斯泰的宗教道德学说和白银时代的宗教伦理思想的深入研究。有俄罗斯学者认为，托尔斯泰全部作品的核心是信仰问题，而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正在寻找自己的信仰，这是托尔斯泰伦理研究升温的最重要原因。后苏联时代喧嚣动荡的俄罗斯需要寻找民族的精神之根，绝大多数俄罗斯学者将视线转向白银时代的俄国思想家那里，认为它可以为俄罗斯社会艰难的道德实践提供制度依托，用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鼓励人们进行理性批判并摆脱困境，站在全人类高度把握俄罗斯命运，探索在悲惨世界里创造性生活的途径，在文化颓废、信仰崩溃的危机时代坚持仰望道德星空并追求终极真理。在很多俄罗斯伦理学者看来，沙皇俄国时代的宗教哲学家在时隔一个世纪之后还可以继续为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引路。

结语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进路变迁和范式转向与俄罗斯社会制度的变迁相伴而生。无论是伦理学最初的整体裂变，还是在改革阵痛中的社会适应，又或者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重新捡拾，抑或是伦理学学科体系的重新建立，都是社会生活对道德意识形态建构提出的具体要求，同时也是道德观念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研究的行进轨迹和范式转向反映了俄罗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根本转变，是社会发展变迁和道德伦理生成之间，道德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之间交织作用的结果。无论是政治伦理学还是经济伦理学等研究内容的变化，抑或是传统伦理学和宗教伦理学的学术重拾；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的保留，还是对新的西方伦理元素的接纳，作为世界伦理学发展轨道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的研究独树一帜，呈现出特立独行的本体性、贯穿始终的社会性、历久弥新的民族性、清晰如初的逻辑性，这些属性使得后苏联伦理学的研究独具理论特色和学术魅力，并在道德理论层面持续指引和反映社会发展的进路。

责任编辑：冯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