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芳

摘要：中关新型军事关系是中关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然组成部分，是两国在军事领域中交流与合作状况的政治反映。随着“中关新型军事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中关双方学者都为此进行了理论探讨。从目前研究的现状分析，两国官方和学者就中关新型军事关系的内涵、彼此的军事互信、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路径以及双方间新型军事关系的前景等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认知。对这些认知差异的把握及对其原因的理解和分析对于双方更有效地构建中关新型军事关系不无裨益。

关键词：中关新型军事关系 中关认知差异 新型大国关系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实践，是由中国主动提出并推动的战略倡议。作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然组成部分，两国的新型军事关系是双方在军事领域中交流与合作状况的政治反映。自中美两国军方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的新型军事关系达成一致后，两军关系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快车道。无论是两军高层交往的密切程度还是双方联合演习的次数，都实现了极大的飞跃。但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美方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的态度有所变化，中国的南海问题更被美国率其“小伙伴”恶意炒作。由哈里斯所代表的美国军方人士以口头和行动上的危险信号，显示其对华军事冲突升级的预热。尽管上述种种现象都是表面上的热闹，但也一定在程度上影响了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顺利构建。本文籍由考察中美双方对新型军事关系的认知差异，进一步探寻两军构建这一关系的可能路径。

一、中国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认知

中方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研究是随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提出而启动的。

（一）关于中关新型军事关系的内涵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新型大國关系的内涵。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然组成部分，军事关系同样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2015年6月，中国国家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访问期间与美国国防部部长卡特会谈，首次提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核心内涵。作为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其核心应该是“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互信是前提，合作是目标，不冲突是底线，可持续是保障；没有互信不会真诚合作；合作多了互信就会增强；有了互信与合作，才有可能不发生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美安全竞争不是亚太安全的核心议题。一方面，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远未达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也并无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意图。理论的创新不是横空出世，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提出建立在中国倡导的“树立亚洲安全观，也忠实地践行亚洲安全观，与各国走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一安全价值基础上，更依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以及“坚持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的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创新的内在逻辑在于“中国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和和谐世界”。中国倡议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既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领域概念，同时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军事实践，坚持的是“持久和平的目标追求”；中国倡导“结伴不结盟”，秉持“互信包容”、“相互尊重、公正客观、兼容并蓄”的原则，“坚持对话协商的有效途径，加强沟通交流，聚焦共同利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地区安全构架，为维护地区和平繁荣提供保障。”中国首先提出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这一理念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性，“这种关系是在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的背景下，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目标的一种新型关系”。

（二）关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的必要性

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加强，中方深刻地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关系正处于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口，推动两国和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非常重要。”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符合历史的潮流和趋势。

其一，“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不但事关中美大国关系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地区安全稳定”；其二，军事交流在新时期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其三，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三）关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中的安全互信

中方认为，中美之间实现互信是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前提。王缉思认为，中美最大的战略互疑是“两个秩序”，即：中国国内的秩序是否会挑战美国所倡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美国是否会尊重中国国内的秩序，美国是否会破坏中国的政治秩序。但从现实来看，双方的安全互信还有待提升。对此，学者们形成的共识是，必须坦承中美安全关系中的竞争因素，坚持以利益攸关的共识、客观理性的观点、相互尊重的态度审视两军关系。

对于战略互信对构建中美新型关系的重要性，中方学者看法不一。多数学者，如张沱生等认为，互信的缺乏使中美新型军事关系难以构建。但也有学者提出，“双方没有互信就不能进行合作”的观点是错误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建立在缺乏互信基础上的合作”，

对于两军战略互信度较低、战略互疑较深的主要责任者，中方学者认为主要是美方，其具体表现为：一、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美舰机抵近侦察、美公布限制对华军售的法案和向台出售军事装备；二、在一些新的安全领域，美方为掌握绝对领导权，也不断对中国在其中的发展保持警惕；三、较之美国对台售武等两军之间的既有障碍，一些第三方因素引起的紧张是新问题。

对于两军之间如何建立战略互信的问题，学者们提出，通过沟通对对方的战略意图有基本的了解和信任；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在分歧、摩擦较多的领域建立起军事互信措施；通过对话减少并避免重大的安全误判等双方共同努力，战略互信的建立是有可能的。譬如，张建认为，信任赤字和财政赤字一样也是可以扭转的，关键是如何经营和培育。当前中美双方错误认知是导致安全困境和发生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双方需要通过沟通消除认知差异。

（四）关于中关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路径

对于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中国军方高层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提出过建议。2015年6月，中国国家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访美期间与美国防部长卡特会谈时提出三点倡议：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务实合作，以具体合作支撑双方建立的一系列工作机制；管控风险。总参谋长房峰辉也曾在中美高层访问时主张“着眼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加快健全机制，深化务实合作，拓宽交流领域，推动两军关系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在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路径方面，学者们在总结历史经验和考察当前国际政治现实的基础上指出，两国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存在合理设置近期和中远期目标的必要。王缉思认为，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地缘战略对抗因素在上升，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双边与全球的合作需求也在上升，双方要形成一个避免对抗的规则。同样，吴心伯提出，中美需要更加重视危机管控和预防，而不是寄希望于中美之间会消除摩擦、避免斗争。达巍从低层、中层和高层分而述之，在涉及到中美军事关系部分提出中美要加强对话，缩小彼此的战略模糊地带，中国需要在涉及到主要关切的领域正面推动美国有所作为。金灿荣、武心波、赵小卓等学者认为，一方面要加强交流与沟通，提升合作水平，增进战略互信；另一方面要加强危机管控，还要加强对第三方因素的管控。

（五）关于中关新型军事关系的前景

论及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的未来发展，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知易行难，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考验。一是中美在亚太的地缘战略博弈；二是双方在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上的博弈；三是两国的海上矛盾。如同于洪君在其《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意义与前景》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与时代潮流，虽有坎坷难行之忧，但始终抱有信心。也有部分中方学者持谨慎乐观态度，认为从总体来看，中美两军关系稳中向好，在亚太地区竞合并存的关系不會“破局”，在全球治理层面，将面对更为广泛的合作机会。双方在明确利益底线、坚决斗争的同时，也会着眼长远、管控危机。

二、美国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认知

美方在肯定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之重要性的同时，更关注其具体内容。

（一）关于中关新型军事关系的内涵

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美方更关注解决本国面临的现实难题。不对抗、不冲突首先是安全领域的不对抗和不冲突，对此，奥巴马在讲话中已有所表露。对中方提出的相互尊重原则，美方并没有作出回应；而对于合作共赢，2013年3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在其亚洲协会讲话中指出，中美双方要深化军事对话，应对双边军事关系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和潜在竞争。2013年8月，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访美期间，时任国防部长哈格尔指出：“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持久的、实质性的中美军事关系是中美牢固双边关系中的重要支柱”。在9月的中美第14次国防部防务磋商期间，美国代表首次正式表示接受该倡议，称这是与白宫、国务院协商后慎重考虑的结果，并将“双方一致认为，在两国元首庄园会晤和哈格尔部长与常万全部长会面后，双方保持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发展的势头非常重要”作为磋商最重要的成果写入备忘文件。此后不久，2013年11月20日，新任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susan Rice）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就美国亚洲政策发表演讲时，又在涉及中美军事关系的部分增加了东海争端、南海争端等议题。可见，美方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内涵的认知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其议题处于动态增加的状态。对于构建新型军事关系对两国关系的意义，2014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访华期间多次强调双方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在它于2015年发布的《中国军事力量与安全发展报告》中则作出了进一步阐述。就总体而言，美官方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之内涵的理解更多地强调在双方的共同利益领域深化具体、务实的合作，其目的是敦促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下发展，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

相对于官方的表述，美国相关领域学者的研究则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譬如，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ick）认为，其构建的意义在于，在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不能解答中美两国面临的诸多安全议题的情境下，它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探讨多种解决之道的机会。诚然，也有不少学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尤其对建立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对中方提出该概念的动机作出负面推断，如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外交与能源事务专家特琳.坎贝尔（caitlin Campbell）、资深军事与安全事务专家克雷格·默里（craig Murray）以及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编辑彼得·马蒂斯（Peter Mathis）等。

（二）关于中关新型军事关系中的安全互信

2013年8月常万全部长访美期间，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谈话中指出，“我们的路径就是通过合作在两军间建立信任。”然而，信任的建立需要持久务实的努力，而非一朝一夕之役。对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中的安全互信，美国部分学者认为，两国在防务领域缺乏互信，如在斯科特·哈罗德（Scott W.Harold）看来，军事关系是中美双边关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但缺乏互信并不影响两国的军事交流，双方存在化解分歧的可能性。波拉克（Jonalhan Pollack）即指出，“双方尽管有分歧，但都认识到两军关系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认识到这一关系对中美关系稳定、长期发展的重要性”。

军事互信的建构是极为迫切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提出一个有针对性的问题：“战略互信能够取代一个战略威胁体系么？”芮效俭（J.Stapleton Roy）认为，缺乏安全领域中的战略互信，这是中美面临的核心挑战。如果现在不立即着手处理，未来将更加困难。而中美如何避免对抗，寻求建立互信呢？罗伯特佐利克表示，美国需要清楚地向中国解释，对华政策并非如有些中国人所认为的是遏制战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指出，美中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可以通过合作解决网络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等问题。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nian）认为，中美应加强合作、重新评估和系统规划，力避有目的的讨价还价。诚然，也有学者对中美实现“战略互信”持悲观态度，如丹尼·饶义（Denny Roy）认为，中美在若干根本性战略问题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更多的“直率和坦诚”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分歧和误解，更多的透明度可能会加重两国的相互猜疑。

（三）关于中关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路径

通过机制建设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共同建议，只是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提出通过机制管控分歧。譬如，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波拉克认为，双方必须尝试建立“行路守则”，确保短时间的分歧与争议不会影响甚至中断两军交往。有的主张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既着眼于两军间的危机管理，也要加强对第三方的管控。如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学院中国问题研究部主任戴维-兰普顿（David M.Lampton）指出，要进一步加强高层以及中低层军官之间的互动，把交流活动扩大到外交领域和学术机构，并在人道主义救援和危机处置中合作运用自身的军事能力，制订两国武装部队的“通用道路规则”；还应加强对各自与对方关系密切且事关第三方的管理能力。

有學者强调军事领域对话交流的战略独立性，但也有学者主张实现对军事议题与其他领域议题的战略性统筹。前者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其《大财注与黑天鹅——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学者对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的政策建议》中认为，中美政治军事对话可整合为统一的战略安全对话机制，中美经济对话则单独进行。后者如芮效俭提出，应将各领域因素进行整体性的战略统筹，通盘考虑外交、贸易等因素，军事实力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美方学者认识到一些安全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需要对其重新“审题”，并重新回答，如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卜睿哲（Richard c.Bush）、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等。

对于以何种方式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有学者提出了两军应相互克制并循序推进各议题合作的建议。譬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阿米塔伊·埃齐奥尼（Amitai Etioni）提出了“相互确保抑制”的观点。与其观点相近，美国科学应用国际公司副董事长刘易斯·邓恩（Lewis A.Dunn）认为.美中两国需要有一个在军事意图及能力方面建立相互再保证、在政治和战略分歧方面进行双向互动的克制战略。爱威瑞·古德斯汀（Avery Goldstein）认为，为避免或减少中美对抗升级的风险，双方应该预先采取防范措施；发挥危机时首脑热线、快捷通信联系的作用；增加指挥官之间的接触，在保守秘密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危机管控能力。与多数学者所持的中美两军应当更加注重中下层军官交流的主张有所不同，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提出，加强最高层的有效接触将有利于中美管控分歧。对于参与中美军事交流人员的选择以及交流的方式，斯科特.哈罗德（ScoR W.Harold）表示，必须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结合的扩大接触策略。

（四）关于中关新型军事关系的前景

对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前景，有部分美国学者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乔纳森·波拉克认为，基于中美两军关系已经取得较大进展，目前双方希望进一步拓展两军关系，并赋予其更多内涵。沈大伟在以《美中关系前进了一步》为题的文章中指出，尽管美中两国存在很多差异和困难，但双方依然能够管控好竞争和缓冲关系，并试图在两国间不断拓展切实可行的合作领域。2015年5月21日，负责东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华盛顿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关系有着非常坚实的基础，非常光明的未来，两国有决心实现中美关系的全部潜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实现积极的议程之关键在于应对这些问题领域时要头脑清醒，表达明确。

也有学者持悲观论调，如以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认为，除非美国选择主动避让，否则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爱威瑞·古德斯汀认为，至少未来lO年中国仍将弱于美国，中美发生竞争危机很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认为，未来中美冲突也许不会因为两国“分歧”，反而恰恰因为两国“相似”或重叠。珍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达里尔·普雷斯（Darly Press）在其撰写的“中美冲突加剧的根源”（the Sourcesof the Sino-US）文章中指出，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中美爆发冲突的概率、频度仍是极高的。

三、中美认知的共同点与分歧点

中美双方在认知上的交集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有助于推动两国新型军事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一）中关认知的共同点

一是中美都对新型军事关系在两国总体关系构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形成共识。无论是新型大国关系还是新型军事关系，中美双方都对这一概念有着明确的指向。中国官方明确这一关系的对象仅指美国，而美方回应中方提出的这一倡议时也表明专指中美，美国从没用这个表述来界定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而言，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可防止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冲突面上升，以两军关系的良性互动促进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美方认为，防务领域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最薄弱之处，通过建立务实的、可持续的两军关系可以确保两军交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带动两国关系整体跃升。

二是中美都认为新型军事关系对亚太稳定意义重大。亚太稳定既是中国持续崛起、走向世界的依托，也是美国攫取战略利益、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支撑。对中方而言，积极推进两军关系向好，可向亚太各国展现维护地区安全的意愿和责任，可压缩周边国家利用中美矛盾从中渔利的空间。美方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广大战略的一部分，美国要在这一地区着力建设一个稳定且多样化的安全秩序，就需要与中国军队扩大在该地区的安全合作，很好地管控分歧，避免误判。

三是双方都认为构建新型军事关系需要保持稳定持续的交流与合作。双方明确表示愿意建立“健康、稳定、可靠的”两军关系，认为两军各层面持续、具有实质的军事接触有助于减少误解及误判风险。中方领导人强调的路径主要是：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妥善处理重大分歧和敏感问题，管控危机；推进务实合作，增进战略互信。美方强调的路径主要是：开展持续、实质性的对话，在利益交汇的领域开展合作，通过开放和沟通管理竞争与分歧。赫尔维则将其概括为三种能力，即相互理解的能力、务实合作的能力及管控分歧的能力。

（二）中美认知的分歧点

自然，在对一些问题的认知上，中美双方还存在模糊与分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基本原则不同。中方强调“相互尊重”，美方强调“持续稳定”。中方将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列为诸原则之首，不将一方意愿強加于人，也不以牺牲对方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美方则认为，中方所提“相互尊重”概念模糊不清，接受这一提法可能会限制美推广其民主价值观，且担心这将导致美方不得不默认中国过于泛化的“核心利益”，认同中国日益增多的领土主权要求，接受中国对国际秩序、机制的解读和修改，包容限制美介入中国与美盟国间的冲突，影响美对其盟友履行安全承诺。

二是期待目标不同。中方期待合作稳定，美方期待巩固其“领导地位”。中国期待通过构建“新型军事关系”与美军合作共同维护周边安全环境。同时，也通过合作借鉴美军队建设经验，就此找准提升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突破口。美方则期待解决自身的安全关切，希望借中方之力，解决令其头疼的诸如朝核、伊核、阿富汗稳定、国际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热点问题，而对中国期待通过交流学习其先进技术和理念则保持高度警惕。

三是侧重点不同。美方更多关注着“我”，而中国除了关注“我”，还关注“我们”。美方希望通过新型军事关系加深与中方的接触互动，以摸清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军队发展走向，意在用其主导的国际制度和规则引导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使中国在其主导的国际规则和规范下行动。而中方不仅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同时也强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关系，需要休戚与共地推进地区安全与稳定建设。

四是构建手段不同。中方强调包容和合，美方突显冷战范式。中方提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根植于中华传统战略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对于矛盾冲突主张求同存异。以这种理念反观美国，很难从美国的现实作为中推演出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的同盟不是“冷战的延续”，不是针对中国；更使得中国难以视其对台军售、介入东海、南海议题并使地区局势复杂化等一系列举动为美方所认为的“使中方受益”之举。

中美未来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两国交流渠道的不断丰富，分歧点的存在也将为共识的形成提供更多可能。可以肯定的是，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路径的完成须均以中美双方思维的调适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