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翔+韦红

摘要：伴随着全球地方化与地方国际化的深入演绎，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积极性与自主性逐渐提升。特别是当前正在开展的“一带一路”建设为地方外交提供了契机，“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外交属性契合地方外交特质，激活了地方外交的内在动力，中央政府的政策性放权助推了地方外交，沿线国家扩大合作的愿望成为地方外交的外在拉力。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地方外交面临多重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内生性外交治理能力不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困境、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国家间关系波动。要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做好地方外交，应采取以下措施：地方政府应提高自身对外交往素养、做好中央与地方对外交往的协调、创新地方外交的工作机制及提高应对对象国国内政局变动的能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 地方外交 中国外交 地方政府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与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抓紧规划“一带一路”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基础合作新空间。“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成为各方热议且积极融入的战略。其中尤为活跃的是国内地方政府，各省区市从自身发展实际出发，纷纷拿出接洽“一带一路”战略的对接方案。这为地方政府加快对外开放进程并加强地方外交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地方外交的发展反过来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本文根据以往研究成果，着重论述“一带一路”政策条件下中国地方外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目的在于拓展地方外交研究空间，为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提供启示，以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大局。

一、地方外交：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外交演绎史是各式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互动进程。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时期的城邦主体密集交往，到15世纪意大利城市国家的频繁互动，不同性质的政治行为体在各自区域展开相应的外交活动。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起，主权国家成为外交代表者，国家中心主义范式主宰着人类外交活动的总进程，即主张国家是国际关系根本的与唯一的行为主体，外交只是主权国家间政治活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全球化的弥散带来全球性问题愈加“本土化”与“地方化”，国家面临权力结构重组，即国家的权力范围与形式受到影响甚至削弱。国家外交权力朝着各个部门横向分散及向不同级别地区纵向扩展，国际政治活动主体逐渐多元化，地方政府不断介入对外关系进程。权力的分散性导致外交活动呈现多元化趋势，外交的内涵依次扩大化。表现突出的是地方外交作为新型外交形式逐渐呈现，成为国际关系“新中世纪主义”画面的着力点。

作为外交概念的泛化，所谓地方外交，是指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政策指导下所从事的对外交往活动。地方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政府指导下从事对外交往，是介于正式的国家官方外交与普通的民间外交之间的半官方外交。地方外交有着鲜明特性。一是主体为地方政府，包括省市等次国家行为体。二是目标为非政治性与去安全化，着眼于经济、文化、教育、环保、社会福利等低级治理领域。三是方式的灵活性与弹性，即相对于民间外交来说，有着较正式的官方色彩；相对于中央官方外交而言，赋含更多非官方内涵。

地方外交有着多重功能。一是配合国家总体外交，作为国家交往的“第二平台”填补中央政府外交的空白，实现二者多样性统一。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在宪法与法律权限内行使相应对外交往职能，可以参与中央政府不善处理的事宜，减少中央政府的工作压力，避免国家整体外交承担的风险，拓展国家外交运作空间；二是沟通外部世界，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地方外交从本质上是地方政府以实现自我发展为目标，为了地区利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互动进程。次国家政府通过地方外交，获取外部的资金、技术、理念及经验，推动本地区融入全球化进程，提高国际化水准，最终实现治理现代化；三是关注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积极“走出去”，不同国家的地方政府依托双边或多边路径推进气候变化、人权保护、流行病防治、城市反恐等非传统安全议题的解决；四是推动区域与次区域整合。新功能主义理论提出“外溢效应”，即合作领域具有域间传输特征。这种传输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次国家行为体的互动，特别是在国家间关系紧张之际。

当然，地方外交的职能发挥与角色扮演同国家的政治结构及话语体系有着重大关联。相对而言，联邦制国家有着更大外交权限，宪法明确规定有限外交权，外交风格突出。如实行联邦制的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外交”有着鲜明的太平洋属性，德国的“巴伐利亚外交”则有显著的保守性。单一制国家由于宪法限制以及历史因素使然，地方政府对外活动受限更多。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大潮及权力扁平化趋势的发展，单一制国家的次国家行为体外交权力逐步扩大。

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国地方外交有着独特发展历程。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近代化进程来看，地方政府在对外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随着清政府地方控制力的缩小，出现了不正常的地方外交高潮。如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高涨与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南方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广总督李鸿章等竟然与英美等国签订《东南互保协议》，约定对事态保持中立。民国初年，由于军阀割据以及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地方政府有着高度自主权，自由处理外务议程。新中国成立后，改变了国家分裂的格局，国家统一行使外交权，地方在中央政府指导与授权下从事与本地区有关的经济文化等事务。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为满足对外开放与发展经济的需要，中央政府适当地进行放权，授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开展对外交往。这带来的一大结果是地方政府更多的参与到中国外交与国家安全决策中。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促进地方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夯实国家外交的社会基础”。应该说，作为有着悠久大一统历史积淀的单一制国家，中国的传统一直是中央集权制，强调中央對地方的垂直统辖，存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国地方外交的内涵与外延要比西方国家更窄，地方对外交往限定在经济文化等层面，且受到中央政府全面的指导与协调。

当前，中国的地方外交有着多样形式。一是地方主场外交，即地方政府承办国际会议、博览会、运动会等国际活动；二是城市外交，即城市行为体积极与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过程；三是边境省份积极参与同邻国地方的次区域合作；四是地方政府参与跨国性地方政府间组织或论坛，如中俄地方政府间的“两河流域”机制。

中国地方外交的形式多样性带来作用多元化。一是可以配合、补充及支援中央外交，推动国家总体关系发展。地方外交含有官方性，能够配合“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地方外交还具有灵活性，可以在国家关系僵化情况下发挥特殊作用。1989年中美高层交往冻结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与武汉等其他五市市长联合访美，一定程度上打开中美交往局面；二是改善国家形象，充当公共外交平台。地方是国外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在国家形象塑造中，地区文化的发掘和传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效的地方外交可以提升国家整体形象，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推进国家公共外交的发展；三是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地方外交有利于扩大对外经济文化联系，提升国际化水平，增强地方国际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沿海省份的快速发展与积极有为的地方是外交分不开的。

地方外交是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必然产物，充分展示了现实世界的扁平性，有利于更优化的资源配置。随着融入国际社会进程的加快及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地方外交必将得到更大程度发展，地方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地方外交支撑下中央政府外交的领域、层次、水准与维度均会提升。

二、“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地方外交的契机

作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国家战略决策，“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各方关注，特别是得到国内地方政府的热烈回应，为开展切实有效的地方外交提供了契机。如果说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的地方外交开启了一扇大门，那么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大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为地方外交的深入发展注入动力源泉。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外交属性契合地方外交的特征。尽管有着政治安全层面的考量，但“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核心理念是开放竞争、相互包容与共同发展，通过地区经济合作构建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有着深刻与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即面对地区安全困境的加深与全球大国博弈的加剧，中国希望通过经济的软方式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的硬手段，把地区国家拉回经济发展的轨道。“一带一路”的经济外交属性为地方政府开展地方外交营造着有利的软环境，即二者有着内涵特征与精神实质的一致性。地方外交有着明确的经济驱动性特质，地方政府把加强国际合作视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必不可少的环节。事实上，地方外交的目标较为有限，即依托自主对外交往，通过积极的国际化战略，保障地方国际利益的顺利实现与本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更少安全战略层面的顾虑，尤其是更多地涉及非主权事务，有利于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属性可以为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注入更多内动力，减少来自安全与主权方面的政策压力。“一带一路”倡议与地方外交的特质契合是外交社会化的逻辑产物，是中央政府政策导向的必然结果，将推进地方外交在“一带一路”政策环境中不断发展。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激活地方外交的内在动力。外交的本质是通过寻求利益共同体来化解分歧，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地方外交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地方政府作为自主利益主体，依托对外交往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地方利益实现方式的逐渐国际化，通过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实现发展愿景成为地方政府的通常做法。特别是世界市场的发展使得地方政府希望突破国家限制，以积极对外交往维护自身利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各地方政府为满足对外经济合作的内部需求，提升开放水平及发展质量，实现地方发展的经济诉求，纷纷主动对接这一战略。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央吸引地方参与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个最成功的倡议。2014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提及“一带一路”的省份不及5个，2015年31个省区市均提出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工作任务。这与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及地方政府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有着密切关联。中国国内多个省份面临外贸下行压力，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是化解难题的良剂。“一带一路”战略让各地看到合作共赢与破困良机，把“走出去”视为发展快车及“助推器”。为此，各地方政府积极争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领先机，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及经济转型升级。早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初，陕西省政府代表团就出访哈萨克斯坦，在农产品深加工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

再次，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性放权有利于地方外交的开展。国家间交往及达成的战略协议归根结底要依靠地方、企业及民间的对外交往才能够落地生根与开花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中央政府所不能替代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具有全局性的战略设想，各级地方政府，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真正落地与具体实施的关键力量。2014年3月，中央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积极鼓励各地区发挥区位比较优势，实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开展与相邻国家的跨国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由于各个省区有着独具特色的地理分布、资源禀赋与发展状况，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与大力配合是“一带一路”倡议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在中央政府看来，中国外交需要接地气，31个省份都是推进国家外交“一带一路”战略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陆上经济走廊、海上合作支点建设，促进人文交流合作的具体实践主体。在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中央政府为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利用各种机会为国内各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站台”，充分利用地方政府接近基层一线的区位与信息优势，推动政府职能创新，尤其是推动了直接投资审批权与对外交往权的放开。中央外交权力的下放推动了各省區市外事部门权能的增加及对外话语自主权的提升，有利于地方政府更好地开展对外交往活动，促进地方对外交往的渠道、水平、规模与层次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与提升。

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与中国地方政府的合作为地方外交兴起注入外在推力。“一带一路”战略勾勒了互联互通蓝图，顺应了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时代潮流，反映了相关国家扩大对外经济合作的客观诉求。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成为沿线国家地方政府的共识，且依据地方特色与区位优势积极发展与中国地方政府的对口合作，扩大在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合作。应该说，国家政府之间层面的战略协商终归要靠双方地方政府的具体落实。2015年4月，波兰专门举办“地方外交”研讨会，希望加强与中国地方政府的相关合作。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国家不断派出代表团访问中国沿线的地方政府，寻求加强在具体项目上的接洽。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最积极最活跃的行为体是各级地方政府，不仅中国地方政府和城市表现十分积极，沿线国家的地方政府和沿线城市也表现出极大热情，2015年6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方政府代表齐聚中国义乌，洽谈地方合作与贸易畅通等事宜，并签署发布《“一带一路”义乌倡议》。沿线国家地方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热情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更大程度地对外交往的外在拉力。

三、“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地方外交面临的问题

“一带一路”对中国而言，不仅是经济崛起的契机，也是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转机，更是开展地方外交的良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主场举办“一带一路”洽谈会、加强沿线国家友好城市实质性关系、推动边境次区域经济融合等方式促进“一带一路”的落地生根。不过，地方政府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地方外交的过程中，除了要遇到地缘政治困境、地区安全问题等普遍风险外，还面临着以下一系列障碍。

第一，地方政府外事能力相对不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均有着很大提升，但存在非均值化发展的问题，表现突出的是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及国际化意识强于内陆省份。当前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主要涉及中西部广大地区，地方政府是参与这一战略的主力军，是开展对外交往的行政主体。然而，这些地方的地方政府在外事处理方面能力明显不足，影响地方外交的质量与效能。一方面，目前地方政府普遍的问题是缺乏从事外事活動的专业知识与国际交往经验，不能谙熟于相应的国际规则、国际惯例及国际礼仪，所能够调动的国际资源相当有限。“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地方政府更具有国际视野与开放胸怀，缺乏必需的专业知识与必要的人才储备是地方外交的硬伤，特别是限于眼界意识、决策水平与执行能力，一些地方政府对外塑造能力略显不足，外事活动较为被动。另一方面，地方外交的执行主体有着多头化问题，缺乏制度化与固定化的执行机构，导致对外交往政出多门。个别地方存在着外事人员减少、机构兼并与预算受限的情况以及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些问题均会制约地方外交的有序开展。

第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外交权限博弈。在单一制国家制度条件下，中央政府是外交事务的主导方，地方有着明显依附性。尽管多层外交有些发展，但地方政府的外交活动仍受限于国际及国内法律框架。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在税收财政等方面下放更多权力，赋予了地方更大自主权。在对外交往领域，通过政策性及功能性分权，地方外交得到很大发展。但是地方与中央有着不同的利益边界与政策取向，二者的利益博弈反映在现实政策中。有学者指出，地方外交与外交部领导的外交活动相冲突，会削弱中央外交的能力。根据中国宪法规定，国家的外交权力归属中央，地方政府的权力仅限于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及教科文卫事业等，这本身就牵扯到地方外交的合法性问题。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央地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出现了不和谐因子。外交放权更多的是政策性放权，而非制度性分权，宪法框定了地方政府的外交宽度。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出于本位主义与地方保护主义思维，在外交权力市场上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甚至有越权行为与变通做法，削弱中央权威。特别是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其外事活动通常着眼于本地区的经贸发展，存在着轻视外交责任及安全后果的风险，从而挑战国家总体外交，这在沿边省份尤为突出。中央与地方在目标、职能等方面各有侧重，国家外交是从国家宏观环境、国家发展方向等方面进行考量，地方外交则从局部发挥优势，关注区域利益，国家利益“地方化”倾向明显。同时，地方政府有着“非稳定预期”，一般依据中央非规范化的政策性放权，缺乏制度性保障，担心到手的权力被收回，造成了地方政府短视地追求地方利益。

第三，地方政府间竞争。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利益最大化以及官员政绩考量，在争取国家政策倾斜及项目指标等方面长期竞争。中央政府曾明确山东为与韩国经贸交往的唯一“重点省”，引起辽宁等省的“不满”，且寻求政策突破。作为国家经济外交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地方政府争夺外交决策权的动力加大。为获取“一带一路”战略的政策红利，国内各省区市积极响应这一构想。据统计，国内有30多个城市宣布自己为“一带一路”的起点，更有“核心区”、“桥头堡”、“枢纽”等概念出现。这种一哄而上甚至恶性竞争不利于国家整体目标的达成，也阻碍地方局部利益的实现。一方面，各地不考虑地理与空间经济布局，与沿线国家合作产业同质化、定位重合及项目投入重复，导致资源浪费，不利于比较优势的发挥，加深地方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造成“帕累托效率”的损害；另一方面，境内各自为政，境外无序竞争，会给沿线国家合作对象带来困惑，也有可能为对方所利用，导致地方外交失能，不能实现谋发展与促合作的初衷。如农业对外合作中，曾出现几个省份争取与某一个沿线国家签订某个农业合作项目让对方难以应对的情况。可以说，地方政府间竞争不仅会带来地方对外交往的多重困扰，特别是会耗费更多的精力与财力维持关系运作，还会给国家总体外交带来相应干扰，阻碍国家战略的推进。

第四，国家间关系波动。地方外交受到国家总体外交的反作用，尤其是国家间关系波动会制约地方政府对外活动的水平与深度。1979年以来，中美间城市外交就深受两国国家关系变动的影响。中国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受到沿线多数国家的热烈支持与积极参与，但是也有部分国家如印度对此犹豫不决甚至忧心中国的地缘政治企图，影响了地方政府大力参与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2014年，中国与越南由于“981”钻井平台事件导致两国关系出现下滑趋势，并波及到广西与高平、谅山等越南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项目。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其他大国作梗，导致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出现紧张，且带来关系的退化现象，如中国与缅甸及斯里兰卡的外交关系。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地方外交的受挫以及地方政府与对象国合作项目的停滞甚至取消。基于地方外交自身的官方性色彩，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地方外交的质量与水准还会受到国家总体关系状况的作用。

四、“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开展地方外交的对策

“一带一路”倡议为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有利于沿线地方更高程度的对外开放，服务好国家总体外交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有为的地方外交可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开展，促进国家总体战略的有序延展，最终达到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双丰收。针对“一带一路”进程中地方外交面临的挑战，需采取相应措施。

首先，地方政府应提高自身对外交往素养。作为地方外交的执行主体，地方政府的外交外事能力成为影响地方外交效果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地方外交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工程，对外交流能力是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核重点。地方政府主政者需要更为广博的国际视野、丰富的外交知识以及专门的外交培训。一是外交部等部委可加强地方外交干部队伍建设，加大对地方外事干部的深入培训，特别是礼宾司、政研室、新闻司、领事司等部门对地方外事部门进行国际交往的礼仪、理论、外宣、投资等方面专业训练。中央外办、中联部、商务部以及国家发改委等涉外部门可以协同做好培训地方外事干部工作，牢固树立外交一盘棋意识，明确地方外交代表国家与地区的“双重身份”认知，服务好“一带一路”建设大局；二是党校、行政学院等政府培训单位可强化对外交往的培训课程，让地方政府主政官员通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习惯、风土人情及国家概况等，熟悉国际通行基本惯例与外交运行规则，做好突发危机管控，提高应对国际交往所需要的谈判技巧及应对风险能力；三是地方政府可与语言类及国际关系类高校合作，设立常态性外交培训课堂，培养一批外语精通、外交知识扎实且具有世界眼光的地方外交专门人才，为“一带一路”提供智力支撑与人才保障。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尤其要做好国别研究工作，熟悉境外经贸合作區发展、国际产能合作及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的基本情况。

其次，做好中央与地方对外交往的协调。现代治理理念强调主体的多层次性，赋予地方政府更大权力成为趋势。地方政府可在中央指导下占据经济社会等低级治理领域，构建央地间协商及磋商机制，构建网络化、多边化与多面化的外交体系。明确地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外活动权限，合理划分央地的外交事务管辖范围、主次责任及职能边界。一方面要维护好中央政府权威且提升统筹驾驭外交的能力，把地方外交纳入到国家总体外交体系中，力争实现中央政府主导下共推“一带一路”建设。中央政府需在安全与政治等领域占据支配地位，防止放权不当与用权偏差带来的国家总体利益受损，构筑“一带一路”外交纠纷的第一道“防火墙”。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不断增强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贯彻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密切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总体大局，同时在央地多重决策中纳入地方合理的利益诉求，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及国际交往需求。地方外交必须服从中国外交的法律和制度约束，不能逾越中央外交的授权，更不能自行其是与任意而为。“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作为推进该战略的核心领导机构，有组织协调、指导安排与智囊作用，可在其下建立负责地方外交的权威机构，做到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的平衡、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沿海沿边省份与内陆省份的平衡、简政放权与宏观调控之间的平衡以及放权与收权的自适应调整。在保证总体外交政策统一性的前提下，兼顾地方执行的灵活性，给予地方政府相应外交裁量权。

再次，创新地方外交的工作机制。面对碎片化管理格局问题，需加强地方外交工作机制创新。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组织架构。地方政府要设立地方外交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部门对外工作。要进一步强化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树立“地方大外交”观念。要理顺外事、商务、侨务、发改委、公安、文化、环境、海关、质检等单位涉外部门的关系，通过建立跨部门协调委员会，在此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口部门的合作。充分发挥媒体、智库、企业、高校等对外交往能力，构建灵活务实立体的外交共同体，以为地方外交铺垫多轨道；二是要坚持官方合作和民间交流相结合。做好“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地方外交，需要官方合作和民间交流两条腿同时走路。地方政府不断加强与沿线国家在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夯实民意与社会基础。地方政府以经济唱戏、文化搭台为手段，参与国际人文交流，开辟交流途径，创新形式内容，促使地方政府地方外交工作更有吸引力；三是地方政府间加强协同办外交。地方政府可通过中央部门牵头，成立对外交往联席机制，以各地区位条件及资源禀赋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各地需整合地方公共资源，突出本地比较优势，互搭平台，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

最后，做好对象国国内政治变动的应对工作。沿线国家的国内政治变动是“一带一路”建设重点考虑的环节，也是开展地方外交有效应对的问题。特别是当前，“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国家面临领导人换届及国家政治转型的问题，个别国家存在颜色革命风险。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好应对工作，一是加强与对象国地方政府搭建常态性与机制化的合作平台，谋求建立具有约束性的合作机制，可以减少人治在其中的负面作用；二是扩大与对象国政治反对派等政治势力的接洽。在保持政府层面正常友好关系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可以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在野政治势力的交往力度，降低政治变局的冲击力；三是做好公共外交，加强与对象国的媒体、智库、企业等社会力量的沟通。地方政府应调动多种社会资源，扩大与对象国国内相关方的交流范围与规模，提高地方政府的国际影响与正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