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明

摘要：捷克主流政党中存在强大的疑欧力量，这对捷克的欧洲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里斯本条约》的批准进程和欧债危机两个案例，本文对捷克疑欧主义对其欧洲政策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虽然2014年亲欧政府的上台部分改变了原有政策，但捷克疑欧主义的发展依然存在重要变数，捷克欧洲政策的走向难以乐观。

关键词：捷克 欧洲政策 疑欧主义 欧债危机

据法国《费加罗报》2016年2月23日援引法新社报道，捷克总理索博特卡透露，若英国退出欧盟，捷克也将就是否退出欧盟展开讨论。英国公投脱欧以后，捷克总统泽曼表示支持捷克公民通过公投决定捷克是否脱离欧盟。在欧债危机的治理中，捷克和英国是欧盟成员国中仅有的明确拒绝欧盟财政契约的两个国家。英国向来以疑欧著称，它的态度未出人意料。捷克与其同道，在东欧国家中可谓独树一帜。联想到捷克以前在《里斯本条约》签订中的表现，就会发现捷克的欧洲政策的确一直存在特殊之处。捷克作为一个东欧小国，频频敢于向欧盟说不，其缘由颇为值得探讨。本文试图在研究捷克疑欧主义及其特点的基础上，解释捷克在《里斯本条约》签订和欧债危机中的政策表现，并对欧债危机后的捷克对欧政策走向做出分析。鉴于捷克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近年来非常重视对华关系，对捷克欧盟政策的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政策意义。

一、捷克的疑欧主义及其特点

疑欧主义是欧洲国家中存在的各种反对欧洲一体化或者欧盟的观念和态度。保罗·塔戈特于1998年首次把这个概念界定为：“疑欧主义表达了条件性的、或有限的反对，也包括完全彻底和无条件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观念”。在实践中，疑欧主义对一国的欧洲政策能产生作用往往存在三种情况：第一，该国政党体系中存在强大的疑欧政党。疑欧政党及其代表人物进入政府或议会，对政府决策或议会投票会产生直接影响。政党采取疑欧立场不外乎两个根源：意识形态和选举战略需要。由于欧盟主流的中左和中右政党绝大部分都属于亲欧政党，学术界长期关注的是极端政党——极左翼和极右翼政党的疑欧问题。然而实际上主流中间政党持疑欧立场对该国的欧洲政策影响更大，挪威、瑞士等迟迟不愿加入欧盟的“半成员国”就是重要例子。保守党在英国脱欧中的核心作用更值得认真研究。同样，捷克的公民民主党也是欧盟主流政党中少有的疑欧政党。学术上，政党疑欧主义的分类理论有助于我们分析疑欧政党对该国欧洲政策的主张和影响。其中尤以保罗·塔戈特和阿莱克斯·斯科澤比亚克关于刚性疑欧主义（hardEuroscepticism）和柔性疑欧主义（soft Euroscepticism）的区分最为有名。前者主张退出或者不加入欧盟，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根本观念；而后者只是由于国家利益或者对欧盟某些政策的不满而表示反对。

第二，该国民众对欧洲一体化或欧盟存在强烈不满。当民众中疑欧情绪明显上升时，国家必然会顾及民意，倾向于采取不支持或反对欧洲一体化以及欧盟政策的行为。同时这也会增加疑欧政党的选票。冷战后欧盟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从“宽容性共识”（permissive consensus）走向“限制性不满”（constrainingdissensus）。尤其自欧债危机以来，民众对欧盟的不满呈明显上升态势。民众不满直接推动了疑欧政党的快速发展。甚至在那些著名的亲欧国家内也出现了重要的疑欧政党，例如德国的选择党，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等。为了民众的选票，一些执政的主流政党开始去考虑乃至吸收疑欧政党的观点。例如英国保守党主张脱欧公投明显受到了极右翼的独立党的刺激。

第三，该国的政治法律制度有利于政党或团体能够通过全民公决等手段来动员民众去反对欧盟。后功能主义理论指出“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即关于欧洲议题的争议不断上升的进程——容易引发反对欧洲一体化的结果。全民公决是欧洲议题在欧洲国家内部引发争议最激烈的一种政治化形式。然而欧洲各国关于全民公决的法律规定和政治制度存在重大差异，这也极大影响了疑欧主义对该国欧洲政策的作用。例如在爱尔兰，按照其宪法规定，欧盟重要条约的通过都需要举行全民公决。这导致在《尼斯条约》、《里斯本条约》的批准过程中，爱尔兰成为仅有的对它们说不的国家。相反，由于在宪法中禁止举行全民公决，有学者指出这导致疑欧主义在德国长期成为一种“暗物质”而无法真正壮大。

捷克政治精英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后共产主义时代都深深地抵制全民公决和其他形式的直接民主。捷克宪法和法律框架缺少这方面的规定。冷战后仅有的一次全民公决被作为法律特例用于2003年的入欧公投。另外，捷克民众也向来没有像英国人那样以疑欧著称。2003年的入盟公投以77.33%支持，仅22.67%的人反对而顺利通过。入盟后捷克民众对大多数问题的支持率接近欧盟平均水平。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大多数捷克人认为欧盟成员资格对本国有好处，赞同者从2004年的42%上升到2009年的63%。信任欧盟的人数也从2004年的42%上升为2009年的55%。

关于欧洲问题的争议主要存在于捷克的精英中间。捷克地处欧洲心脏地带，传统上被看作是欧洲大陆政治、宗教和文化运动的交汇处。冷战后从地缘政治和文明的角度看，捷克精英自认为捷克属于欧洲的一部分，他们把民族认同建立在与欧洲的历史和文化纽带的基础之上。“回归欧洲”对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捷克来说不仅关系到一种地缘政治的转向，而且成为现代化、民主化和市场改革的一个同义词。回归欧洲意味着“回归正常”，回归它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过的民主传统。捷克的民族认同中有一种强烈的“弥赛亚主义”的传统。它源于中东欧弱小民族历史上遭受强国欺凌，期待救世主救赎的宗教情怀。和1945年接受反对纳粹的苏联一样，获得欧盟成员资格也被冷战后的捷克人看作是告别极权主义，走向稳定与繁荣的途径。然而另一方面，一些捷克精英的民族认同中还存在与“欧洲认同”相悖的内容。捷克有一种“小”国心态，这种“小”（littleness）包含着一个人无力改变任何事物的意思。它源于捷克几百年来长期受他国，如奥匈帝国、纳粹德国和苏联等控制而无法独立自主的历史经验。从消极层面来看，捷克只是一个小国而无法在欧盟内改变任何事情的观念，以及相信一直是其他人而不是捷克自己在为捷克人做决定，这都会导致对欧洲一体化的悲观主义和批判态度。②它是捷克疑欧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由此不少捷克精英常常对一体化的深人发展，尤其是超国家主义抱一种谨慎和怀疑的态度，唯恐这种发展会损害或削弱捷克的独立。

精英的分歧导致捷克的政党体系在欧洲问题上存在明显裂痕，这尤其体现在社会民主党和公民民主党这两个捷克最主要的政党之间。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向来持亲欧立场，而中右翼的公民民主党则是有名的疑欧派。自冷战结束捷克与斯洛伐克分离之后，1992-1997年和2006-2013年公民民主党曾两次作为政府组阁的领导者上台执政，推动了捷克“后共产主义时代”的许多主要改革，具有很强的组织和影响力。公民民主党被标为“温和疑欧主义”或者“欧洲悲观派”，但是该政党自我定义为“欧洲现实主义”（Eurorealism）。在20世纪90年代，公民民主党支持本国加入欧盟，并自认为捷克是中东欧最有资格入盟的国家。1996年时任总理的该党主席克劳斯正式向欧盟递交了官方入盟申请。不过在1998年该党下台之后，尽管它依然支持捷克的欧盟成员资格，但日益表现出疑欧倾向。它以保卫“国家利益”的名义对欧洲一体化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批评。2001年该党发表《捷克欧洲现实主义的宣言》一文，反对任何进一步侵害国家主权、加强欧洲议会或欧盟委员的权力、扩大多数表决制的欧盟政策，并声称政治一体化应该被冻结。它鼓吹反对自我利益化的欧盟和空洞的欧洲主义，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国家这种自然实体。在2002年的选举中，公民民主党还提出把要求欧盟承认“贝奈斯法令”的合法地位作为竞选条件。

公民民主党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政策取向上都和英国的保守党异常相似。经济上它信奉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新自由主义。从这个角度上说，公民民主党支持欧洲单一市场和“四大自由”，并认为这是欧盟最大的成就。它把欧洲一体化看作是一个扩大市场和加深经济合作的手段。和英国保守党一样，它批评欧盟庞大的官僚机构、过度的超国家规制（例如共同农业政策）和欧盟的福利模式等等。而在政治上，公民民主党的民族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它支持更加松散的政府间主义，反对政治一体化和联邦式的欧洲，提倡限制超国家机构的权力。如果说公民民主党是捷克的保守党，那么它的前党魁瓦沁拉夫·克劳斯就是该国的“撒切尔夫人”。克劳斯是公民民主党的创建者，并从1991到2002年担任该党主席。他在1993到1997年当选捷克总理，1998至2002年任众议院院长，2003到2013年又出任捷克总统，是对捷克影响巨大的政坛领袖。从90年代中期以后，克劳斯成为欧洲有名的疑欧派。学者统计在克劳斯90年代以来发表的136次提到欧盟的演说中，其中62%的演说对欧盟表示了消极态度，只有3%是积极的，8%态度中立，而27%态度模糊（既有批评也有肯定）。他的疑欧思想被称为“克劳斯主义”。一方面，克劳斯批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方向和现状。他指出欧洲一体化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始就误入歧途（Maastricht Stew）。像撒切尔夫人那样，克劳斯反对政治一体化，指责欧盟正朝一个“欧洲超级国家”（Europeansuper-state）发展。克劳斯批评欧盟过度的官僚主义和经济干涉主义，认为这些都源于二战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传统。克劳斯厌恶所有超国家主义的机制和设计，谴责主权让渡和欧盟的民主赤字；另一方面，他以“国家利益捍卫者”的形象出现。他对民众呼吁：“捷克共和国不许把它自己像一块糖放入茶杯那样融入欧洲”。他还认为捷克和欧盟不是“爱的结合而是一种权宜婚姻”。

尽管存在众多对欧盟的谴责，公民民主党总体来看还属于“柔性疑欧主义”的范畴。因为它不寻求退出欧盟，即便是最强硬的疑欧派如克劳斯等也仅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某些发展。在捷克议会中其他较小的党派如基督教民主党、绿党、巅峰09和公共事务党等都是亲欧政党，只有极左翼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共产党（捷共）是疑欧政党。由于捷共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历史背景所限，因而难有入阁潜力。但是它在议会可观的席位使得捷共保持了重要影响。捷共持柔性疑欧主义的立场。它和欧洲其他极左翼政党一样，批评欧盟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超国家机构。但是捷共也认可欧洲一体化的作用与合法性。

二、解析捷克在《里斯本条约》签订中的政策表现

2004年5月1日正式入盟后，捷克就面临考虑欧盟制宪的问题，即《欧盟宪法条约》的批准。欧洲晴雨表200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捷克民众支持欧盟宪法的比例为63%，仅18%的人反对。主要是捷克的一些政治家和政党，包括总统克劳斯和公民民主党等对2004年10月由各成員国首脑签署的《欧盟宪法条约》表示强烈批评。他们公开赞赏2005年5月法国和荷兰全民公投否决欧宪。2006年公民民主党大会上该党对欧宪的立场是：禁止该党政治家接受把任何新的权力移交给欧盟或者在理事会内扩大多数表决机制到更多议题领域的条款。

然而经过两年蛰伏期，德国于2007年担任轮值国主席期间试图重新激活欧盟制宪。在7月份的欧盟首脑峰会上，公民党领导的新任捷克政府一度反对德国的这一努力，总理托波拉内克对修改后的《里斯本条约》多处条款有异议。捷克政府对本国在理事会内的投票权可能受到削弱非常敏感。它强烈反对那些类似于国家的象征表述如“外交部长”或者“宪法”等，不同意把《基础权利宪章》纳入其中，并建议欧盟应该加入《人权欧洲公约》。它还提出了“双层灵活性”的创新性建议，即不仅允许职能从国家层面向欧洲层面的转移，而且允许某些职能回归国家层面。捷克的绝大多数要求都得到了满足。首脑谈判完成的最后条约中去除了国家性象征，“双层灵活性”也被列入文本，只是它属于非强制性的条款。

尽管党内和政府内都存在争议，托波拉内克在10月还是和其他成员国首脑一起签署了《里斯本条约》（以下简称《里约》）。政府最后支持《里约》的立场源于两个原因：第一，2007至2009年公民党和其他两个亲欧的小党（基督教民主党和绿党）共同组阁，拒绝《里约》可能会危及联合政府；第二，政府觉得不批准这一条约将对2009年捷克担任轮值国主席带来消极后果。然而更大的困难在于条约的国内批准进程。阻力主要来自于公民民主党内的疑欧派，尤其是总统克劳斯及其支持者。按照规定，《里约》需要议会表决通过。2008年3月捷克议会就此展开辩论，但是不久公民党的疑欧议员就把《里约》提交到了宪法法院，控告《里约》在六个方面违反了捷克宪法。6月份《里约》在爱尔兰的公投失败进一步鼓舞了疑欧派。总统克劳斯表示感谢并声称“欧洲应该谢谢爱尔兰人民推迟了当前朝向更多统一的错误进程”。不过政府并没有就此而搁置批准程序。在宪法法院关于《里约》的听证会上，克劳斯认为《里约》的主要问题在于该条约将给予欧盟“自裁管辖权”，他说：“不能存在一种可能性，使得欧盟机构靠它们自己就能解释职能转移的范围，或者甚至无论我们同意与否，从我们国家转移职能”。②捷克疑欧派最普遍的一个观点是：《里约》使得欧盟向成为一个超级国家更前进了一步。其实在他们看来，《里约》和《欧盟宪法条约》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起诉的议员很快从声称《里约》违宪到攻击《里约》的整个内容，甚至对《罗马条约》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都进行了怀疑。听证会上的气氛相当紧张，当事人律师对法院主席进行了指责，因为他事先和德国大使就批准进程进行了一次私人讨论。2008年11月26日宪法法院裁定《里约》的批准和捷克宪法程序并不违背，这一积极意义上的裁决使得部分疑欧派无话可说，最终为条约的通过铺平了道路。议会辩论被推迟到了2009年2月。议会出台了一个妥协性的法案，即所谓的“约束性授权”。它阻止政府在没有议会同意的情况下把权力移交给欧盟。由此议会两院都陆续通过了对《里约》的批准。在2009年下半年有17个议员试图再次把《里约》申诉到宪法法院，最后仍被驳回。但是这些都严重拖延了《里约》在捷克的批准时间。

最后一个拖延者是捷克总统克劳斯。作为国家元首，捷克的所有国际条约都需要他签字批准。由此克劳斯对《里约》的最终批准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众所周知，克劳斯对《里约》抱有非常消极的态度。他认为《里约》对于欧盟机制运行是不必要的，而且对欧洲的自由和民主有害，《里约》正在把欧洲引导到一个错误方向。他声称按照捷克的国家利益，他根本不应该签署该条约。所以克劳斯支持议员们把《里约》递交到宪法法院。爱尔兰第一次全民公决未能批准《里约》之后，他甚至觉得捷克的批准进程可以被取消了。而当2009年5月议会批准之后，克劳斯宣称他要等待10月份爱尔兰第二次全民公决的结果才决定是否签字。他甚至威胁要把条约签字拖延到2010年春天的英国议会选举之后，因为届时疑欧的保守党可能获胜，英国保守党已经宣称要为《里约》举行一次全民公决。克劳斯希望到时候能找到同盟军一起抵制《里约》生效。然而10月份爱尔兰的全民公决获得了成功。波兰总统卡钦斯基于10月10日在《里约》上签字之后，捷克总统的批准成为《里约》在整个欧洲获得通过的最后障碍。面对责难和压力。克劳斯又抛出了一个特殊要求。他提出捷克不参加《里约》的“基本人权宪章”，这是他签署《里约》的最后一个条件。他宣称这为了保证“基本人权宪章”不会被二战后曾被驱逐的德国人利用来向捷克要回财产。2002年捷克入盟时克劳斯关于“贝奈斯法令”的说法又一次老调重弹。民调显示65%的捷克民众支持他对欧盟的特殊要求，而且它也获得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支持。10月29-30日的欧盟峰会上，欧盟领导人为了尽早结束批准进程，同意捷克不参加“基本人权宪章”的例外条件。当11月3日宪法法院驳回疑欧议员的第二次《里约》违宪申诉之后，总统克劳斯在《里约》上签字。克劳斯无奈地谴责《里约》以及宪法法院的裁定。他关于“基本人权宪章”的例外要求毫无疑问是为了挽回个人颜面。2009年12月1日《里约》正式生效，捷克共和国成为最后一个签约的成员国给欧洲留下了深刻印象。

《里约》签订过程体现了疑欧主义在捷克欧洲政策中的影响。它是一种由部分捷克精英持有的，旨在反对欧盟超国家主义倾向的温和疑欧主义。不仅捷克政府在《里约》的国家间谈判中提出的各项要求反映了这种倾向，而且在《里约》需要获得批准的国内政治过程中表现更为突出。由此捷克的疑欧主义为欧洲一体化的超国家主义发展增加了阻力，拖延甚至阻碍了相关进程。对捷克自身来说，尽管由此获得了一些例外和捍卫了“国家利益”，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它在欧盟的影响和声誉被削弱，捷克被一些亲欧的主流精英看作是麻烦制造者。国内各主要政党在欧洲问题上的态度对立也导致了明显的政治裂痕。2009年捷克首次成为欧盟轮值国主席，政府提出了“无障碍欧洲”的口号，力图推动经济、能源和欧盟对外关系的“3E”问题。由于捷克迟迟不在《里约》上签字，所以在轮值国主席期间，捷克无法推动欧盟政治改革进程。克劳斯坚决不允许捷克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在总统府悬挂欧盟旗帜。再加上中间捷克多党政府意外垮台，更加削弱了捷克“领导欧洲”的能力。

三、捷克与欧债危机

2010年爆发的欧债危机不仅仅是希腊等“欧猪五国”的财政危机，而且也是欧洲一体化本身的危机，因为它暴露了欧盟对成员国——特别是欧元区国家缺乏财政监督等制度漏洞。由于欧盟内部的分歧和协调机制不畅，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欧盟市场陷入长期低迷。通过复杂的谈判和博弈，欧盟各大国一方面采取建立和加强纾困机制，即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等来帮助负债国家渡过危机；另一方面在德国的主张下采取财政紧缩和建立财政契约来规范成员国政策。2010年6月上台的捷克政府由公民民主黨联合巅峰09和公共事务党组成，总理为公民民主党主席内恰斯。由此公民民主党内的疑欧力量和总统克劳斯继续对捷克的欧洲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欧盟试图通过进一步加强一体化来治理危机的方案，捷克的内恰斯政府尽管赞同遵从财政纪律和紧缩政策，但总体采取了不参与政策。捷克和英国、瑞典等国都没有参加2011年3月出台的“欧洲联合协议”（Euro Plus Pact），该政府间协议旨在通过提供一个普遍的政治框架，提升成员国的竞争力、就业、金融稳定和财政实力来应对债务危机。同年3月欧洲稳定机制产生，对于这个旨在为遭受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融资援助的工具，由于克劳斯的阻挠，捷克直到2013年4月才批准这个条约，成为成员国内最晚批准的一个国家。接下来，捷克拒绝参与欧盟“财政契约”（Fiscal Compact）的事件更加令人吃惊。随着欧债危机日益严峻，2011年12月9日在德法两国的主张下，欧洲理事会讨论采取一个“财政契约”作为解决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战略。英国首相卡梅伦声称这份契约将威胁到英国金融业地位，为了保护国家利益拒绝加入。英国反对通过改革欧盟条约的方式通过财政契约，由此它不得不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府间协议。捷克虽态度暧昧但表示愿意人约。然而在2012年1月30日的欧盟峰会上，捷克和英国一起拒绝签署“财政契约”。捷克政府提出由于疑欧总统克劳斯当前不会批准该条约，捷克或许会在以后阶段加人。而内恰斯则表示“财政契约”不会给捷克带来任何好处，由于“宪制原因”，捷克没有加入“财政契约”的理由。克劳斯声援内恰斯，他完全赞同内恰斯的决定，因为“财政契约”剥夺了本国的预算权，削弱了国家主权。对于捷克近乎180度的转变，法国总统萨科奇觉得不明白为什么12月能够接受的事情，现在就不能接受。而实际上，捷克政府立场的转变主要受到了国内压力的驱动，作为政府主要执政党的公民民主党本身不愿参与更为深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在2月29日内恰斯访问英国时对记者表示：“没有财政联盟的货币联盟无法奏效，但这并不意味着捷克将加入欧元区的财政联盟，因为财政联盟的下一步就该是税收联盟，这在我们看来是很别扭的。因此我们不会签署这份财政协议，我们只会静待欧元区形势将如何发展”。

捷克对于2012年6月开始讨论的“欧洲银行业联盟”采取了同样态度和政策。捷克明确表示反对该联盟，总理内恰斯表示加人该联盟将严重伤害到捷克经济。捷克央行行长辛格在2013年5月也认为加入“欧洲银行业联盟”对捷克无利可图，该联盟的建立反而会削弱捷克对其金融部门实施独立监管的能力。经受了90年代末惨重的经济危机，捷克对自己改革后稳定的银行体系深以为荣，它不愿意把本国银行系统置于欧洲央行的监管之下。

欧债危机期间捷克对欧元的政策发生了逆转。欧元一直是捷克国内有争议的重要议题。社会民主党、巅峰09、基督教民主党和绿党等支持尽早使用欧元，而公民民主党和总统克劳斯则坚决反对。2003年10月，以捷克社会民主党为首的执政联盟通过了“捷克共和国准备加入欧元区的战略”，确立了在2009-2010年采用欧元的政治目标。社会民主党政府计划在2008年将财政赤字削减到欧盟规定水平，随后两年捷克把克朗与欧元汇率绑定，2010年正式加入欧元区。然而随后上台的公民民主党政府对此采取了拖延政策。2007年8月政府提出的“更新后的欧元区加盟战略”实际上抛弃了原来计划。尽管政府在2007-2008年多次提到为欧元设定日程，但始终未有重要动作，连克朗与欧元绑定汇率的计划也被延迟。欧债危机进一步强化了疑欧派的立场，导致捷克国内对加入欧元区的态度严重消极。总统克劳斯宣称欧元是个错误的主意，捷克不使用欧元是非常积极的事情。他认为欧元是债务危机的祸根，他说：“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来说，欧元的存在简直是一个悲剧”。克劳斯主张希腊退出欧元区，他表示：“希腊是货币联盟的受害者。挣脱约束衣的束缚对他们比较好，对他们是个胜利”。捷克没有加入欧元的明确时间表，而且这对捷克是个“不存在的问题”。克劳斯一直批评欧元是个政治计划，它侵犯国家主权。捷克民众对欧元的态度也同样发生逆转。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捷克支持欧元的人数达到63%，超过欧盟平均支持率（59%）。到了2009年捷克民众支持欧元的人数有所下降（51%），而且反对者高达45%。随着债务危机的降临，2010-2013年捷克对欧元的支持率陡然下降到只剩20%左右。捷克2010年上台的内恰斯政府宣布它不会为使用欧元设定任何时间点。这意味着政府只有当欧元区解决了债务危机，以及捷克稳定自身金融财政状况以后才能考虑欧元这个问题。公民民主党还提出捷克是否采用欧元需要为此举行一次全民公投。

四、捷克欧洲政策的走向

很明显捷克的欧洲政策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由于冷战后两大党轮流领导组阁，看上去捷克的欧洲政策有规律可循。当疑欧政党——作为两大政党之一的公民民主党领导执政的时候，捷克的疑欧主义就会对政府决策产生直接作用。《里约》和欧债危机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而轮到社会民主党领导组阁后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总统克劳斯于2013年3月卸任，2014年1月亲欧的社会民主党领导“阿诺运动”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人民党联合组阁。这些都对捷克的欧洲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政府决定捷克加入欧盟财政契约，虽然那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政策，该契约只有捷克加入欧元区以后才真正适用。总理索博特卡3月12日在柏林会见默克尔时表明了亲欧态度。索博特卡提出捷克愿意加入欧洲一体化的核心，欧洲一体化符合捷克的利益，因为捷克地处欧洲中心地带且与欧元区成员国有密切合作，而且他还表示在讨论欧洲问题时，捷克愿意更多地与德国协作。

但是捷克国内政治中强大的疑欧主义因素持续存在，且有新的变数。2014年以后公民民主党作为捷克最大的反对党依然影响很大。另一个极左翼的捷克共产党也是疑欧政党，它在2013年的选举后成为捷克众议院第三大党。虽然长期以来左翼的其他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都不愿与之共同组阁，但是它在议会和选民中的影响不可小觑。从目前来看，捷克最大的变数之一是民众疑欧主义的兴起。在2003年的入盟公投中，77.3%的民众支持加入欧盟。但随着欧洲化带来的改革成本的增加和预期结果的不理想，捷克民众对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热情有所下降。不过在欧债危机之前，2009年民意调查的数据显示大多数捷克民众（63%）仍然认为本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是有利的，高于欧盟平均数（56%）。欧债危机爆发以后，和其它欧盟许多国家的民众一样，捷克民众对欧盟普遍失望，例如2013年民意调查显示有56%的捷克人对欧盟的未来表示悲观，2015年仅有37%的捷克人认为欧盟形象依然积极，73%的人反对使用欧元。毫无疑问，欧债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和失业等问题是捷克民众疑欧主义上升的主要原因。民众疑欧主义的兴起为捷克疑欧政党提供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尽管过去公民民主党政府和克劳斯实际上在欧洲问题上采取了“去政治化”的方式，但是随着其沦为在野党和民众对欧盟不满的上升，公民民主党似乎感觉到了民意的重要性。例如为了反对捷克加入欧元区，2014年底捷克公民民主党发起了反对加入欧元区的请愿活动，有超过4000名捷克人签字，同时有24000多人在网上对这一活动予以支持。索博特卡关于捷克要讨论退出欧盟的言论或许就是担心在捷克国内疑欧气氛依然高涨的现实下英国脱欧带来的消极影响，在野的疑欧政党——公民民主党可能对此大做文章。

在入盟后的十余年中，捷克在欧盟中的大多数利益偏好一直没怎么改变。首先，捷克支持欧盟统一大市场的自由化。捷克2006年被列入发达国家，工业基础雄厚，它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其出口产值占GDP总额的80%，捷克有80%的产品出口到欧盟，这些都决定了捷克对统一大市场的积极态度。其次，捷克努力推动欧盟的统一能源政策，捷克是欧盟第二大电力出口国，也是重要的天然气中转国，它对发展核电、风力等新能源政策都非常感兴趣。再次，由于地理和历史关系，捷克对参与欧盟的中东欧睦邻政策和西巴尔干政策等非常积极。这些偏好都在2009年捷克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期间被列入主要的议事日程。

毫无疑问，社会民主党政府正在继续推进这些议题。但是按照当前捷克的国家利益和民意，本届政府仍不免在其它政策方面和欧盟有所偏离。首先在经济上，捷克正在力图摆脱对欧盟市场的完全依赖，开拓更多的对外市场。2012年的出口战略提出了在2020年前，把捷克向非欧盟市场的出口份额提高到总额的30%的目标。目前这一战略依然被沿袭下来，捷克日益大力推动经济外交。2014年以来捷克与中国的积极互动与经济合作就是最为突出的例子。2015年捷克经济增长率达到4.3%，为欧盟第一；其次，捷克依然没有采用欧元的期限。虽然企业界非常积极，但是政府畏惧民意，对此非常谨慎。2014年10月捷克总统泽曼在访问中国时表示捷克虽然在经济技术上准备好了接纳欧元，但心理准备尚未充分。再次，在难民问题上，捷克政府可谓与欧盟的德法等大国针锋相对。捷克坚决反对大批难民进入。2015年9月在捷克的倡议下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召开会议，抵制欧盟重新摊派的12万难民份额。索博特卡认为今天有人提出安置10万难民，两个月后可能要求安置100万，摊派不能解决问题。捷克在2007年加入《申根协定》，它非常担心难民危机对本国经济社会带来冲击。

结语

捷克和英国一样，它们中右翼的保守政党是著名的疑欧党派，且存在号召力强大的疑欧政治领袖和一批追随者。该党长期执政，对国家的欧洲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捷克频频对欧盟说不，并几次与英国立场接近，使其成为东欧最为突出的“疑欧”国家。不过和英国寻求“退欧”的强硬疑欧主义不同，捷克的疑欧主义更表现为一种柔性或温和的疑欧立场。它反对欧洲一体化的超国家主义方向，但不寻求退出欧盟。而且捷克独特而又脆弱的多党联盟体系使得公民民主党必须对自身的疑欧立场有所约束。此外，捷克民众对欧盟的立场更多地受到经济利益的影响，民众中不存在英国人那种较为顽固和强硬的疑欧力量。在捷克人心中，温和疑欧主义只是一种基于本国利益的“欧洲现实主义”，即便是最有名的疑欧派克劳斯也只愿意称自己是“欧洲现实主义者”。

这种捷克疑欧主义与英国之间的重要区别，一方面来自于捷克本身对自身属于“欧洲”一部分的身份认同，而很多英国人则并不认为英国属于欧洲；另一方面它来自于捷克对欧盟的经济利益需要。除了市场依赖之外，根据欧盟发布的数据，捷克自2004年加入欧盟以来，十年内共向歐盟缴纳3428亿克朗，而从欧盟预算获得的资金则是6762亿克朗。因此，十年内共有3334亿克朗（按当时汇率，约合167亿美元）的净收益。而英国则长期纠结于向欧盟缴纳的费用过多。捷克的疑欧主义源于小国心态下被“外来大国”控制的担心。英国脱欧之后，捷克政府对总统泽曼的说法表达了否定意见，表示捷克不会举行脱欧公投。这一方面是由于捷克法律上对全民公决缺少规定；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脱欧公投之后陷入的尴尬境地以及可能带来的严重损失或许给了捷克人一个严重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