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令远+寇建桥

摘要：日本第24届参议院选举被称之为“战后日本政治史的转折点”、“历史性突破”等，意指通过这次选举，所谓“修宪势力”在参议院已经达到法定修宪门槛的“三分之二”。加上由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众议院议席已经超过“三分之二”，所以“修宪”已经“成为现实可能”。但实际上，“三分之二”在当下日本政坛所具有的真实内涵是复杂的。“安倍经济学”虽然是这次自民党胜选的重要依托之一，但与其说已经被选民普遍认可，不如说是对安倍政权的“缓期执行，以观后效”。此外，本次选举进一步印证了日本政治生态的发展趋势，即总体右倾化使自民党重获“一党优位”地位，以及在自民党内形成“安倍一强”的状况。通过本次选举，执政基础进一步得到巩固的安倍政权，其对华外交必将更加强硬，也意味着中日关系将有新的变数和面临新的严重挑战。

关键词：日本政治生态 安倍经济学 日本修宪 中日关系

日本第24届参议院选举于2016年7月10日落下帷幕，这次的选举结果对日本国内政治生态以及日本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将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因此，对其做一基本评估是十分必要的。

一、“三分之二”门槛与修宪新动向

日本各大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选举结果时，均冠以“修宪势力”在参议院已达到“三分之二”的醒目大标题，并凸显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三分之二”作为标志性的数值，成为这次参议院选举最引人注目的焦点。

根据日本法律，众参两院即日本国会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赞成修改宪法的话，则可以正式启动修宪程序，即可以将在国会获得通过的修宪“原案”，提交国民投票。如果半数以上国民赞成，则修宪成功。日本執政联盟自民党和公明党在众议院已经占据三分之二以上议席，所以这次参议院选举如果“修宪势力”达到三分之二，那么就意味着已经跨越法定修宪门槛，使修宪具有了“现实意味”

实际上，日本各大媒体标榜的所谓“三分之二”只是一种表象，其真实的蕴含需要通过具体分析才能明了。

首先，针对选举后安倍强调“以自民党草案为基础构建三分之二”的修宪表态，作为执政联盟的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则明确表示：“‘三分之二这一数字没有意义”；“宪法如何修改？在国会并未深入讨论，还是从零出发为宜”。被视为“修宪势力”的“大阪维新会”党首松本一郎也表明：“自民党草案过分了，反对！”。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指出：“安倍政权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是有某种程度的限制的。安倍自己也说过：‘这之上做不到。如果修改第9条中的第2项的话，等于全部容忍行使集体自卫权，这在政治上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修改作为和平宪法核心内容的第9条，连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在选举后也坦承：目前“修改第9条的可能性为零”。公明党在众议院有35个议席，这次参议院选举后该党在参议院有25席。在数量方面，虽然其与在野的第二大政党民进党的国会议席数（众议院97席，参议院49席）有不小差距，但其在日本政坛作为第三大政党，即处于自民党和民进党之间，实际上发挥着“四两拨千斤”的特殊作用。譬如在修宪问题上，如果自民党得不到公明党的支持，在目前日本的政治生态下，可以说是难以做到的。前述山口那津男所表示的“三分之二没有意义”，说明公明党不可能支持自民党所拟定的包括删除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变为国防军等内容的“宪法修正原案”，也即明确表达了对媒体把公明党笼统地纳入所谓“修宪势力”的不满。

媒体之所以把公明党视为“修宪势力”，是因为公明党赞成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实际上主要是所谓“加宪”，也即在现行宪法中增加“环境权”、“隐私权”等当代意义上的国民权利。而在关涉修改宪法第9条这一核心问题上，虽然是执政盟友，但其与自民党是有原则分歧的。以“和平”和“中道政治”为立党根本理念，重视与中国、韩国关系的公明党，去年在解禁集体自卫权及相关安保法案问题上，对自民党进行了一定妥协，这在党内、社会支持团体等方面引发了很大的混乱。如果在宪法第9条问题上守不住底线的的话，将对该党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因此，除非发生极端情况，公明党不可能支持自民党安倍政权修改宪法第9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山口代表才明确表示“三分之二”这一数值毫无意义。

实际上，在“三分之二”即修宪门槛问题上需要特别注意的，应该是民进党由这次参议院选举所引发的变化动向。作为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在这次选举中打出的口号是：“阻止‘三分之二”——也即阻止自民党安倍政权企图修改和平宪法的企图。但由于自民党在选举策略上避免修宪问题成为选举的论争焦点，而主打经济牌，所以民进党的选举口号成为“无的之矢”，因而效果不彰；同时在经济方面也没能拿出可以令国民信服的替代安倍经济学的方案，所以最终导致丧失两位数以上议席的结果，即由选举前的63席，减少为现在的49席。

民进党在这次参议院选举中的另一重大举措，是与日本共产党、生活党、社民党联合作战，共同推举候选人，因而在比例选区取得了不俗的战果。但从总体看选战失利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表示为此承担责任的民进党党首冈田克也没有马上引咎辞职，但他已表示在9月份任期到后不再谋求连任，也就意味着这次选举导致民进党内的权力再分配，并会影响到民进党的内外政策。民进党内的保守派如前党首前原诚司、细野豪志等，将选战失利归咎于冈田与日本共产党联手等原因。现在，莲舫当选为新党首，说明冈田路线在参议院选举后基本得到认可和继承，但仍存在很大的风险和不稳定性。今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果不能满足前原等党内保守派的政治诉求的话，则难以保证民进党不陷于分裂。如果民进党内赞成修改和平宪法的保守势力得势或分裂出来的话，那么，即便公明党不赞成修改和平宪法，但“修宪势力”依然可能达到“三分之二”这一指标性数值，这是特别需要关注的。

当然，自民党内也有不赞成修改和平宪法的国会议员。所以，安倍在选举后表示，要运用“政治技术”使修宪成功。其所谓“政治技术”，即包括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民进党，以便与该党保守派联手保证议席数；同时，也尽可能争取公明党有条件地赞成其修改和平宪法；此外，还要想方设法拉拢大阪维新会等所谓“第三极”力量、以及无党派的修宪势力；同时利用自民党总裁的权力，最大限度地通过威逼利诱等手段，使自民党内不赞成修宪的国会议员就范。

可以说，今后在日本政坛的保守势力、中间势力、护宪进步势力之间，围绕“三分之二”这个门槛的博弈力度将大大增强，这是本次参议院选举留下的重大政治遗产。

实际上，“三分之二”虽然是一重要门槛，但最终决定修宪结果的，则是过半数即二分之一以上国民投票。而根据这次参议院选举时日本共同社的民意调查，赞成修改宪法的仅占39.8%，而反对者则占50%，另有10.2%无回答。其实，对修改宪法，日本社会有很多不同的诉求。如前述公明党提出的增加“环境权”、“隐私权”这些颇具“现代性”的内涵；大阪维新会则提议将“教育无偿化”、“国家统治机构改革”等作为修宪基本内容；民进党也并非认为现行宪法的修改是绝对禁区。问题的关键在于，自民党2012年制定的宪法修改原案中，要修改宪法第9条，设立国防军，也即改变战后和平宪法的性质，而安倍将此视作修宪的核心。

但安倍从自己的政治实践中，也深感修改和平宪法不得人心，至少现阶段并没有得到多数国民的认可。譬如他第一次登上首相宝座的2006年，便急不可耐、不遗余力地推动修宪，使关涉修宪的国民投票法案在国会通过。但当他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一意孤行时，结果输掉了2007年的参议院选举。在121个改选议席中，安倍领导的自民党仅获37议席，而民主党获得60议席，致使自民党1955年建党以来第一次丧失参议院第一大党地位。因此，2012年重新登台之后，安倍汲取过去的惨痛教训，包括2012年使其得以“梅开二度”的众议院大选、2013年的参议院选举、2014年的众议院大选，以及本次参议院选举，安倍不仅都未把修宪作为选举的主要诉求，而且还刻意回避。因此还被冈田克也揶揄为在宪法问题上不敢堂堂正正地应战，而采取不光彩的挂“免战牌”的遁逃手法。

对安倍获得上述选战四连胜采取的手法，《朝日新闻》总编辑中村史郎深刻指出：“安倍每次都打出经济牌，而刻意回避使修宪问题成为选战政争的焦点，但得逞以后则马上去力推如‘解禁集体自卫权——解释修宪，以及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之类配套法制等。也即，他在选举时对国民是刻意回避的，在选后却又竭尽全力去推行。这种言行的分裂和乖离，不是负责任的政治家所为，而是一种典型的政客行径。”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安倍的“无奈之举”，即他深知修改和平宪法是不得人心的，但他又亟盼实现他的夙愿，所以也只能出此下策。

此次参议院选举结束后，安倍依然是老套路，即首先在第一时间指示负责经济的大臣石原伸晃及时拿出所谓新的经济对策方案，意在彰示他将继续推进“安倍经济学”的决心。而对修宪问题，反而表示修宪不是政府能管的事情，应该在国会的宪法审查委员会展开议论；但他同时又强调，作为自民党总裁，按照党的纲领，他有责任和义务以自民党宪法修正方案为基础，积极推动修宪。

安倍的基本考量是，以删除宪法第9条为宗旨的愿望在目前依然难以实现，即便在众参两院获得三分之二支持。如果在国民投票时被否决，以后再想实现修改宪法第9条的梦想，将更加困难。与其如此，不如先将目前“紧急事态条款”作为自民党修宪的主要内容。所谓“紧急事态条款”，是指在遭遇重大灾难时，政府有权实行特别行政措施；或者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等。也即以有条件支持其他政党如公明党、大阪维新会提出的修宪或“加宪”诉求为前提，连带提出自民党的“紧急事态条款”，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因为不涉宪法第9条等敏感问题，因此推测包括在国会和国民投票时较易通过。这样，才能确保战后第一次“修宪”获得成功。而一旦成功，那就意味着战后宪法也是可以撼动的。有了成功的第一次，以后修宪则应该相对方便。可以说，对这一包含着自欺欺人意味的如意算盘，本次参议院选举确实为它的实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但这对于修改宪法第9条真能打开方便之门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另一方面，關于安倍希望任期内实现修宪的问题也与这次参议院选举有密切关联。根据自民党党章，安倍的自民党总裁任期到2018年9月结束，也即还剩两年时间。按照现状以及法律程序等一般估量，在此期间修改和平宪法显然没有可能性，因此，安倍谋求改变自民党党章关于总裁任期的规定。这次参议院选举后他利用内阁及党内领导层人事调整之机，首先启用二阶俊博为自民党干事长。此举虽然也出于多种考量，但二阶明确表示支持改变党章以使安倍得以延长任期，应是其获启用最重要的因素。因该说，这次参议院选举使安倍在党内地位进一步稳固，增加了他争取延长任期的可能性。同时，正如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著名政治学家御厨贵所指出的：“一般首相在做了三年之后，其接班人应该已经浮出水面。但与安倍谋求延长总裁任期相表里，他一方面竭力打压党内有意问鼎首相宝座的有力竞争对手石破茂，同时对期待‘禅让首相位置的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暗中制约之外，又有意无意地培养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来作为牵制岸田文雄的一张牌。安倍所要的效果，是‘安倍之后还是安倍”。

二、参议院选举后“安倍经济学”走势

如前所述，安倍在2012年众议院大选时，接受其第一任期时由于热衷于修宪、并在经济上毫无建树而惨然下台的惨痛教训，在做好研习揣摩功夫之后，打出“安倍经济学”大纛，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一蹶不振，以致有“失去十年”乃至“失去二十年”叹谓的日本似乎看到了希望。同时，此前执政的菅直人民主党政权由于对“3.11大震灾”处理不力，招致民怨沸腾；野田佳彦内阁硬闯消费税增税禁区大失民心等，使安倍赢得了大选，重执日本权柄。

上台伊始，安倍即祭出所谓“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其后利用其中的金融量化宽松、大胆的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在次年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安倍继而推出所谓“安倍经济学”的“新三支箭”，具体是指：一、202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增长至600万亿日元；二、平均生育率达到1.8；三、杜绝因家庭护理而放弃工作的现象发生等。无论是去年的众议院选举，还是本次参议院选举，安倍都大力宣扬、强调“安倍经济学”的成效，同时不断提出新目标，“安倍经济学”成为他连续赢得四次国政选举的一块招牌。

关于“安倍经济学”与包括本次参议院选举在内的国政选举四连胜之间的真实关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御厨贵指出，其要诀在于安倍不断地给国民一种一直在尽力推动，而且有连续性新举措的“动感”，这种做法，掩盖了其效果的不彰和严重缺陷。一方面，“安倍经济学”践踏经济原理，以邻为壑，同时还用行政权力操纵相对独立的日本银行（央行）等，理所当然受到诟病。但另一方面，作为其短期效应的日元走低与股价走高，确实也给一直低迷徘徊的日本经济带来一定利好。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所谓“安倍经济学”中关键的一支箭，即“增长战略”，截至目前为止，却一直乏善可陈。正如日本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汤元健治所指出的，虽然“安倍经济学”在带来日元贬值、股价走高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其短期效应已经渐呈强弩之末的疲态。而且，受益者也限于一些出口型大企业。而面向日本国内市场的企业、以及多数中小企业，因为日元大幅度贬值带来进口成本剧增，反而使这些企业的效益遭到很大冲击。其执政的三年间，“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不过0.6%，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率在最近的四个月连续成负数，随着企业收益的增加和工资上涨而带来个人消费的提高——这样的良性循环并没有实现”。

与上述状况相表里，日本经济病入膏肓的顽症之一即“通缩”问题，尽管安倍一直誓言要通过“安倍经济学”予以解决，并设置了2%的具体目标，但直到目前，并未兑现。也即从总体和根本上来说，“安倍经济学”并未真正奏效。那么，为什么安倍却能够以此为标榜，并取得包括本次参议院选举的胜利？除了前述它的短期效应、它给予国民以“动感”——也即不断刺激国民的希望神经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断胜选致使安倍执政基盘得以稳固，逐渐形成日本政坛“安倍一强”的局面。他不断通过选举后的内阁一次次改造，强化和优化了其经济战略团队。如他的政治盟友麻生太郎可以长期占据副首相兼财政大臣位置，与石原伸晃、甘利明等经济担当大臣一起，制定并贯彻执行“安倍经济学”路线的经济战略、政策。这种状况既有助于形成“安倍经济学”不断有“新箭”即新举措出台的局面，同时还能保持基本经济战略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政权的稳固和不断强化与经济战略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这与冷战后日本政坛十年十相，走马灯一样的首相更迭，因而难以制定和实施长期经济战略，形成了鲜明对照。

但安倍执政毕竟已经三年半，如前所述，“安倍经济学”由于没有真正解决日本经济的“通缩”问题，日本经济的前景也未发生由长期暗淡而转向光明的清晰图景，所以，在日本国内对“安倍经济学”能否引领日本经济走出困境的疑虑，实际上在不断加深。《读卖新闻》政治部长前木理一郎把这次参议院选举安倍胜选称之为“静默的胜利”。意思是这次的选举结果并没有在国民中引起对胜选者强烈的期待感，不过是走程序的“应景而已”。

此外，国民对此前民主党执政三年的糟糕状况记忆犹新，现在民主党虽然更名为民进党，并对“安倍经济学”的缺陷及负面效果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民进党拿不出更具说服力、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致使国民虽然对“安倍经济学”疑虑很深，但无奈没有其他选项。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的参议院选举对“安倍经济学”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即便是连续举行的第四次国政选举，国民对安倍信誓旦旦的经济效果承诺，给予了信任性回应——也即一次次给予其实现经济目标的执政机会，但如果再拿不出重大的经济成果清单的话，不仅国民，连自民党内的政治对手也很难再容忍下去。原地方创生大臣石破茂在这次选举后主动选择不再入阁，表明其已正式着手准备“抢班夺权”。

综合以上种种，有日本媒体把这次参议院选举称为是对“安倍经济学”和安倍政权的一次审判。判决的结果则是：“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应该说是非常贴切和形象的。

对参议院选举后“安倍经济学”的走势，安倍选后第一时间就表示，将继续加大推行“安倍经济学”的力度。具体政策是以所谓“四根支柱”为抓手：1、与“一亿总活跃社会”相关联设施（如保育、介护设施）的扩充，无养老金者的扶助对策等；2、21世纪型的基础设施整备，即所谓“面向未来的投资”，包括大型游船港口建设、农产品出口关联设施的扩建、磁悬浮中央新干线计划的提前进行等；3、对中小企业以及在海外展开业务的企业给予投融资方面的支援；4、熊本、东日本大震灾的复兴等。计划貌似宏伟且对策具体，但无奈财源匮乏，前景难料。

日本经济增长乏力，制约经济发展的重大结构性矛盾包括通缩问题，“安倍经济学”迄今并都能予以解决。虽然安倍不断祭出各种“箭”或“柱”，在“动感”中显示其将有所作为，但并未从根本上使日本经济摆脱困境。而这次参议院选举，意味着属于“安倍经济学”的时间不多了，“剧场型”的经济举措似已到了要谢幕的节点。

三、参议院选举对日本政治生态的影响

战后经过一番演变整合，日本政坛于1955年形成了以保守政党自民党与革新政党社会党相拮抗的局面，因之被称之为“1955年体制”。其主要内涵为，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以该党所占国会议席的三分之二弱主导政局，在野的以社会党为主的革新势力以占据众参两院议席的三分之一强，对自民党进行牵制，特别是在修宪问题上。这种所谓保革之间的对立博弈，逐渐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并保持了38年之久。这一在所谓西式民主制度下十分罕见的超稳定政治生态，为战后日本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随着冷战的结束，“1955年体制”也于1993年寿终正寝。在当年7月举行的大选中，自民党被拉下执政党宝座，由经过重新分化组合的在野八党派组成了细川護熙联合政权，日本的政治生态形成了新的格局。其后，在进一步向后冷战体制转化的过程中，伴随着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日本政坛呈现出一片混乱局面：首相像走马灯一般轮换，政党的分化重组令人眼花缭乱，政治生态呈不稳定状态。其中以革新政党著称的社会党，其理念与政策的变化是颠覆性的。正如日本著名政治学者蒲岛郁夫所指出的：“最近的政局不断有惊人之举，以前是仇敌关系的自民党和社会党联手……成立了联合政权……在取得政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在自卫队符合宪法、坚持日美安保体制、发展核电站、容忍君之代、日之丸國旗国歌等方面，大胆地转换了社会党的基本政策。”

以1996年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出任首相为标志，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但与冷战时期相比，由于日本的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后“1955年体制”下自民党的“一党优位”虽然还能勉强维持，但实际上已经“独木难支”。也即自民党必须与其他政党一起组成所谓的“联合政权”才能进行政权运营。这是因为该党在众参两院所获议席数，已经难以达到单独执政的基本要求。也即其后，日本政治开始进入了所谓“1996年体制”。而且，在“1996年体制”下，还经常出现所谓“扭曲国会”的情形。即在众议院，自民党或其执政联盟的议席虽然超过半数，但在参议院，却往往是少数派，致使政权运营举步维艰。

促使“1955年体制”向“1996年体制”转变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1955年体制”首先是冷战时代的政治遗产，其次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种体制是自民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政治手段把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配给那些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的社会集团，并由此谋求政治稳定的一种体制”。虽然通过政治性的收入分配达到“平等的增长”并非自民党本来的政策理念，但随着冷战的终结，以及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自民党失去了长期执政的政治、经济基础。于是日本政坛群雄并起，即便自民党于1996年很快重掌政权，但战后持续近40年的“一党优位”却受到严重削弱。长期的“联合政权”，表明日本政坛已从“两极”走向“多元”。

这种状况直至2009年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政而骤变，同时使日本国民对美国式两大政党模式充满瞳憬。总体上说，日本国民一方面对自民党长期执政带来的弊端希望通过政权更迭加以纠正，但同时，又对在野党的执政能力持怀疑态度。自民党长期执政带来的后果之一，即在野党的弱化，以及在野党即便获得政权，也因执政经验不足等容易成为短命政权。如保革对立时代的社会党被称为“万年在野党”，1993年八党派拥立的细川護熙内阁执政不足一年即下台；1994年新生党羽田孜内阁成立仅两月即倒台，接任的村山内阁是社会党、自民党与先驱新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勉强维持一年半，最终也不得不让位给自民党党首桥本龙太郎。民主党执政虽然长达三年，但也是“一年一相”。虽然这与自民党政权的安倍—福田—麻生的执政期别无二致，但民主党政权在增加消费税、“3.11大震灾”应对、驻冲绳美军基地搬迁、所谓钓鱼岛国有化等内政外交问题上所暴露出的稚拙，不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执政团队之所为。

以2012年安倍晋三重新执政，并连续四次获得国政选举胜利为标志，日本政治生态呈现出新的状况。“1955年体制”下，执政的自民党与在野的社会党等势力在力量对比上为“伯仲之间”，因而在一些重大国政方面，如自民党修改和平宪法的夙愿能够被有效遏制。但现在的日本政坛，自民党与其它政党间“一强多弱”趋势在不断强化，以民进党为首的在野党对安倍政权的制约作用已大大削弱，前景堪忧。同时，与社会党的政党定位不同，民进党也被视为“保守政党”。从根本上说，其主要政治理念和政策诉求与自民党其实差异不大—_这一方面限制了其对安倍政权制约的向度，同时也决定了其制衡作用的量度。“1996年体制”与“1955年体制”的最大不同，是自民党由单独执政而不得不与其它政党组建“联合政权”，意味着其不但受到在野党制约，同时也受到“执政联盟”的制约，也即“双重制约”，这对防止其独裁和暴走，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联合政权”中的公明党对安倍政权的牵制作用呈弱化态势，这在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可得到印证。

在日本政治制度的设计及实践中，参议院选举虽然并不直接决定政权交替，但它却具有政治“平衡调节器”的功能——日本政党政治中的“钟摆功能”主要是由它实现的。一般来说，参议院选举会对此前的众议院选举进行“修正”——即对通过大选上台的执政党进行“警示”，也就意味着赢得上次大选的执政党在接下来的参议院选举中胜选并非易事，这也就是所谓的“钟摆功能”。但安倍第二次执政后，通过2013年的参议院选举，特别是本次的参议院选举，使自民党在参议院的议席渐次达到单独过半数。这就意味着对于在众议院执政联盟已超过三分之二议席的安倍政权来说，这两次的参议院选举不但没有能发挥进行制约的“钟摆功能”，反而使安倍更加有恃无恐。

上述情况说明，本次参议院选举后与日本政坛“一强多弱”相映衬的自民党“一党优位”的传统得到强化，加之随着自民党内作为“调节器”的“派阀政治”功能的弱化，形成了党内“安倍一强”的局面。而安倍政权今后在内政外交方面，由于内外制约力量的减弱，将更加独裁和“暴走”。

此外，这次参议院选举对日本政治生态的影响，使小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遭到挤压。冷战结束至2014年维新党成立之际，日本国内新组建的政党多达36个。除民主党等少数党尚存之外，平均寿命仅有2年。一方面新的政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说明冷战后日本政治力量的重组带来多变的政治生态，同时它们的迅速消亡，也说明其生存空间的狭小。日本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小党的“沙粒化”。尽管近年“大阪维新会”迅速崛起，并白诩将成为日本政坛的“第三极”力量，但经过数次分化组合，该党在这次参议院选举中虽然小有斩获，但发展空间的有限性也暴露无遗。

面对艰难的生存空间，在这次参议院选举中，“大阪维新会”之外的共产党、社民党、国民生活第一党等主要在野党与民进党联手，在关键的1人区获得不凡战果，预示着今后在野党合作新格局的形成。其它数个小型在野党如“新党改革”、“守护日本之心”等皆1席未获，选举后或已经解散——如新党改革，或因存在感弱小而考虑另谋它路。日本国民一度非常期待的两大政党化，在安倍自民党重掌政权后，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

总而言之，日本政治生态呈现向自民党“一极”发展的趋势，对于日本政治来说是灾难性的。这种党际间“一强多弱”和自民党内“安倍一强”的政治生态的形成，无疑是近年来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或总体右倾化的反映。

四、本次參议院选举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前防卫大学校长、政治学者五百旗頭真针对本次参议院选举后安倍政权的外交走势指出：“第二届安倍政府上台以后，致力于‘俯瞰地球仪外交。前几天举行东亚峰会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取消了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会谈，但在这种情况下，安倍首相仍对菲律宾总统表示要向菲提供新建的大型巡逻艇。南海问题事关重大，不宜双方意气用事，可以说安倍首相做了较好的弥补。促使安倍外交发生重大转变的是2013年底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会招致中国、韩国的批评，这是安倍首相意料之中的，但参拜之举也引起了美欧的强烈反应。这让安倍首相明白此路不通，于是从右翼外交中摆脱出来，转而采取重视国家利益的外交……在美国势力略微衰退，中国力量增长的情况下，太平洋地区被美中两个大国对抗和协调交织的关系所影响。如果日本加进去，由三国来为亚太秩序制定前进方向会很困难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有先例，英国加入美苏行列发挥了润滑剂作用。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日本的经济基础还没有恢复到足够强劲的程度……积极的安倍外交背后，是在参众两院占绝对多数的强大政权基础。究其原因，安倍政府在内政方面重视经济。不过，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迟迟未发挥作用。美国有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动向不明，日本需要与其他国家一起加以推动。”

就中日关系而言，首先，安倍会凭借本次参议院选举获胜而更加巩固其所谓“强大政权基础”，进一步开展所谓“重视国家利益”的“积极和平主义”之“俯瞰地球仪外交”，而重点则在南海，对美“弥补作用”。安倍利用选举后改造内阁的机会，把对中国一直持强硬态度的稻田朋美任命为防卫大臣，而甫一就任的稻田就祭出与美国一起巡航南海的大旗，恐怕不是信口开河。日本搅局南海的行动会通过不同方式进一步升级和加剧，几乎是可以断言的。这必将为中日关系带来新的极大风险，也绝不是南海沿岸国的福音。

其次，恰如五百旗頭真教授所指出的，虽然赢得了参议院选举，政权基盘牢固，但安倍政权的致命弱点是经济基盘并不牢固。三年过去了，所谓的“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迟迟未发挥作用”。这也就决定了安倍政权的对华外交不能不考量经济要素，所以利用这次杭州G20“习安会”的机会，安倍拿出中日经济合作的五条方案。换言之，经济合作虽然有政治障碍，但仍有拓展的空间，特别是在属于“安倍经济学”的时间不多了的前提下。

第三，在区域合作领域，安倍政权依然会在经济合作框架、机制方面，仰赖美国，并尽可能排斥中国，其对TPP的考量与举措即是如此。在区域安保领域，美国大选后安倍还会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抓手大做文章，除了前述南海之外，在东海、西太平洋方向都会有新动作，并不断通过制造所谓“中国威胁”来实现其修宪目标。这次的参议院选举，虽然所谓修宪势力已经超过“三分之二”是一個伪命题，但安倍仍然会通过纵横裨阖的“政治技术”手段，加大推动力度，而制造“中国威胁论”，被认为是最好的“助推剂”。

五百旗頭真教授期待在地区秩序重构中，日本可以在中美之间发挥“润滑剂”作用。战后日本的对华外交，本也有在中美之间谋求平衡以获取日本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传统，但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外交以及“俯瞰地球仪”外交，不言而喻是与这一传统背道而驰的。这次参议院选举或许为其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对华外交选项，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重构的未来命运无疑仍是一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