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皓

摘要：加拿大智库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在冷战时期趋于成熟。最初智库的研究者主要侧重国内公共政策研究，政府部门从事外交政策制定的中高层职业官僚通过“旋转门”加入各类智库，增加了智库的对外政策应用型功能。在加拿大对华政策制定中，智库的作用显著。本文选取亚太基金会、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和蒙克全球事务学院亚研所三家主要智库作为研究样本，探究智库在加拿大对华“深度接触”、

“向前走”和南海“不站边”政策中的作用，本文认为加拿大智库在对华政策中很好地发挥了“二轨外交”和“思想的掮客”的作用。

关键词：加拿大研究 智库 加拿大对华政策 中加关系

加拿大是一个先有外交实践、后有外交思想和理论的中等国家。在其外交发展史上，智库对加拿大对外政策以及参与全球事务提供了包括日程设置、参与途径、角色担当在内的政策咨询和提案。依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2016年2月9日公布的“2015年全球智库索引报告”，2015年全球智库为6846家，加拿大有99家，其中费雷泽研究所、国际治理创新中心、亚太基金会三家智库均被列入全球顶级智库排行榜。加拿大最早的智库是成立于1928年的加拿大国际事务研究院，为一家非营利、非党派、非政府组织，现改名为加拿大国际理事会。该智库的最初宗旨是致力于加拿大外交啟蒙和咨询。由该院主办的《国际杂志》是加拿大智库最早向加拿大人提供国际事务观点和信息的杂志之一。1960年后在加拿大外交部高级职业外交官约翰·霍姆斯加盟并担任院长后，研究院致力于与大学合作，研究、讨论和分析国际事务，并最终一跃成为加拿大最为重要的战略和政策咨询思想库。作为加拿大首要外交政策和战略智库，该研究院开启了“旋转门”先例。此后，加拿大智库或以独立、非营利性、非党派、非政府形式承接政府和企业委托项目，吸纳大学研究人员担任特聘研究员，或以大学为基地，发挥智库作用。本文选取的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和（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亚研所则是此二类智库的典范，并在加拿大政府对华政策中以“思想的掮客”的角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杠杆作用。下文将重点阐述并分析此三家智库在加拿大当下对华政策中的作用，并辅以案例加以论证。

一、亚太基金会与对华“深度接触”战略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位于温哥华黑斯廷斯西街675号，成立于1984年，为非盈利组织，聚焦加拿大与亚洲关系，其宗旨是担当加拿大与亚洲的桥梁。亚太基金会的优先主题包括：促进贸易、投资和创新；调动能源资产；建设技能和能力；了解当下的亚洲。在过去的33年中，亚太基金会与渥太华政府官员建立了良好的“旋转门”机制，政策实践者和学者保持良好的互动，这确保了基金会与本国乃至亚太地区各国决策者、商业领袖、学界和舆论制造者建立了非常紧密而良好的关系，并一直是加拿大——亚太关系的旗舰思想库之一。基金会每年向外交部长提供年度报告，为政府提供清晰、专业以及可操作的政策建言，而外交部长则将报告副本提交给下议院，供议员讨论对外政策时作为核心参考文本。

亚太基金会拥有一批优秀的中国通学者和退休的政府高层官员。借助温哥华的地理优势，基金会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UBC）亚洲研究院保持密切联系，并积极吸纳该大学的亚太和中国问题专家参与基金会的研究项目或直接聘请他们为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目前基金会拥有13位亚洲问题资深研究员，其中来自UBC的特聘研究员就有五位，他们分别是：亚洲研究院院长肖逸夫（Yves Tiberghien）和副院长布莱恩·约伯（Brian Job）；加拿大前驻日本大使、亚洲研究院荣誉教授约瑟夫·卡隆（Joseph Caron）；法律教授皮特曼·波特（Pitman Potter）和尚德商学院荣誉院长迈克尔·高柏教授（Michael Goldberg）。此外，基金会还特聘了加拿大原驻华大使马大维（David Mulroney）以及多伦多大学全球社会政策中心主任彭伊藤（Ito Peng）担任基金会亚洲问题资深研究员。基金会高级战略顾问有来自曾任加拿大外交和国际贸易部副部长（负责贸易部）、加拿大前驻日本和韩国大使等职位的唐纳德·w.坎贝尔（Donald W.Campbell）；加拿大政府财政董事会前任总裁、亚太地区部前部长斯托克韦尔·戴（Stockwell Day）；加拿大外交部前副部长伦纳德·J.爱德华兹（Leonard J.Edwards）以及加拿大外交部助理副部长休·斯蒂芬斯（Hugh Stephens）。亚太基金会的重量级学院派和政府退休高级官员实务派所组成的研究团队确保了该智库研究报告的理论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同时鉴于基金会每年三月须向外交部长提供年度政策报告，这从机制层面确保了基金会建言建策的通道流畅，而基金会实务派与政府决策圈良好的人脉关系使基金会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达政府决策圈并推出智库的政策提案，实行有效游说。

在哈珀政府执政的最初两年（2006-2008），由于哈珀本人强烈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他对中国的“偏见”，中加关系一度处于停滞阶段。2012年2月哈珀第二次访华后，中加关系也仅停留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政治和文化层面虽有些局部突破，但很快出现滑坡，特别是在双边一轨外交层面。在此情形下，亚太基金会的研究议题“1.5轨外交”和“二轨外交”成为突破双边一轨外交僵局的抓手。2014年亚太基金会联合UBC亚洲研究院建立了“2.0版安全合作”（CooperativeSecurity 2.0）项目，这是一项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国际合作项目，致力从学术界和智库层面展开中加“二轨外交”，促进双边高层合作。在基金会和UBC共同资助下，UBC亚洲研究院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双边对话频繁。由于双方都有长期承接政府和企业委托项目以及向政府建言建策的历史、功能和渠道，且两院的高级研究员有相当一部分通过“旋转门”来自各自政府决策部门或外交部，此“2.0版安全合作”项目虽立足“二轨外交”，但常常达到“1.5轨外交”的功效。该项目加方主要协调人为UBC亚洲研究院包爱文（Paul Evans）教授，他曾任基金会总裁和执行委员会主席（2005-2008），长期致力于加拿大对华政策的制定，是加拿大对华政策核心智囊人物。包爱文曾撰写了中加关系二卷本《不情愿的对手：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0》和《接触中国：从特鲁多到哈珀的加拿大政策中的神话、志向和策略》，被中加两国学界公认为中加关系研究的经典读本，也是中加两国高校政治学专业加拿大外交方向研究生的必读文献。2015年10月大选后，包爱文与多伦多大学教授温迪·多布森（WendV Dobson）呼吁贾斯廷新政府对中国采取新路径，提高中加经济的互补性，同时坚持加拿大民主价值观。这一新路径还认为加拿大应该以一个更为主动的中等国家形象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作用，并将中加关系和加拿大与亚洲关系视作最优先的战略。今年1月，包爱文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的《国际展望》英文版刊物（《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季刊》）发表了题为“寻求2.0版安全合作：从安全结构到亚太安全秩序”的文章。该文针对“从结构到秩序”、“当下的理念”、“2.0版安全合作”和“从此处出发”四个方面详细地讨论了亚太安全结构和安全秩序的建构。包爱文认为在亚太安全机制中，中国是一个上升的大国，而作为传统的中等国家，加拿大应该与中国实现全面和深度的接触。

2015年11月12日，由亚太基金会联合UBC共同主办、亚洲研究院承办的“庆祝中加建交45周年”学术研讨会邀请了部分中加双方在职和退休外交高官，包括双方前驻加/9大使、中国商务部官员、中加关系研究领域的资深教授以及民间投资者与会，从历史回顾、当下和未来商务合作、文化交流以及政府关系，多维度地讨论了中加未来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并共同倡导中加关系在小特鲁多政府时期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亚太基金会资深研究员、UBC亚洲研究院院长、中加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肖逸夫作为会议主办方在闭幕式上指出：加拿大与中国的深度接触应是新政府的战略。由于双边参会人员大多是政府前任和现任高层官员和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且会议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这为双边推进深度合作提供了交流平台以及互信建设机会，并为双方政府决策圈在中加“深度接触”方面提供了思想准备、舆论宣传以及可行性合作议题。2016年3月31-4月1日，由浙江大学、UBC亚洲研究院和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联合主办的“20国新愿景：全球治理前沿问题国际论坛”作为杭州G20峰会预备会议在杭州浙江大学召开，共有50多位世界知名学者和高级政府官员参会，肖逸夫作为会议发起人和组织者在开幕式发言中指出：在全球政治和经济治理问题中，中国作用不可替代。2016年6月13日，肖逸夫接受了新华网访谈，就中加关系提出“现在是推动中加关系进入黄金时代的最佳时机”。

由于自由党在去年10月大选中获得胜利，贾斯廷·特鲁多当选新总理，2016年1月亚太基金会提前向政府提交工作报告《构建加拿大亚州战略》。在详细的大数据支持下，工作报告精细地阐述了加拿大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全面接触亚洲，成为亚洲合作伙伴的战略。现任基金会主席和董事长斯图尔德·贝克（Steward Beck）也在新总理上任的第一个月里就提出建议，认为“一个充分参与亚洲事务的加拿大将是一个在全球舞台上有影响有价值的昌盛国家”。之后，基金会副主席伊娃·布扎（Eva Busza）于今年4月初敦促渥太华尽快在今年五月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前或在今年9月在杭州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前拿出新的对华和对亚洲战略。5月31日-6月4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对加拿大进行了访问，正式启动两国外长年度会晤机制。6月6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罗照辉会见加拿大外交部助理副部长葛淑珊（Susan Gregson），就落实王毅访加后续行动，加紧筹备两国领导人年内互访交换了意见。在双方政府积极努力下，2016年8月30日-9月6日，应李克强总理的邀请，特鲁多总理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并参加了杭州G20峰会。9月1日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联合新闻稿》，就开启政治对话、深化经济合作、扩大文化交流、拓展司法执法合作、继续开展两军合作等17个领域的合作达成了协议，特别是在政治上，加拿大同意建立中加两国总理年度对话机制，这一外交决定突破了哈珀对华政策中坚持不触及政治层面合作的唯经济外交模式。9月21-24日，李克强总理应特鲁多总理邀请，对加拿大进行了国事访问，标志着中加总理年度对话机制正式启动。两国总理在不到一个月内实现了互访，这一双边外交行为表明中加关系进入新时期，同时也标志着加拿大对华“深度接触”外交的具体化。

二、国际治理创新中心与加“不站边”南海立场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entre for Intem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简称CIGI）位于加拿大东部安大略省滑铁卢厄尔布西街67号，大楼西北翼是巴尔西利国际事务研究院，毗邻滑铁卢大学校区，并与该大学有着紧密的学术资源共享和合作关系，因此也常被称作滑铁卢大学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创建于2001年，为一家独立非党派智库，其目标是成为世界“国际治理”领域的领军智库，并以影响决策者为己任。CIGI重视研究、信息和人际网络，提供政策辩论平台和多边治理创新思想，为开展研究、活动和出版物制定日程设置。该智库的跨学科研究工作包括与全世界的政策圈、商业圈以及学术圈进行合作，三个研究领域依次排序是：全球经济、安全和政治、国际法。在第一个领域中，涉及中国的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在第二个领域中，虽没有关于中国的具体研究主题，但亚太安全、气候变化、网络治理和北极研究议题均涵盖了对中国的研究。在第三个研究领域中有经济法、环境法和知识产权法，中国均位于研究的中心地带。

CIGI主要合作伙伴和主要资助方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安大略省政府以及滑铁卢市政府，因此，三级政府经费的支持和资助使其研究经费充裕，但同时也要求CIGI承接的研究项目既要服务于联邦政府，也要服務于安省政府和滑铁卢市政府。CIGI智库的最主要特色是研究团队由经验丰富的政府退休官员，特别是外交实践家和杰出的院校理论者组成。CIGI拥有来自滑铁卢、渥太华和多伦多等地大学的研究人员。同时，因巴尔西利国际事务研究院捐建人为CIGI董事会总裁吉姆·巴尔西利（Jim Balsillie），而最初建院的目的就是为了联合将CIGI打造为世界顶级智库，因此学院所聘的著名教授和所有师资与CIGI共享。目前该智库有资深研究人员106名，列加拿大智库之首。2005年后，CIGI在研究项目上发展迅速，特别是关于“八国集团”制度创新方面的提案，最终促使“20国集团峰会”机制创立，这是CIGI在全球治理创新上最成功的案例。CIGI资金雄厚，研究队伍庞大，在“2015年全球智库索引报告”顶级智库排名第30位，为加拿大其他智库难以比肩。CIGI影响联邦政府主要渠道是：撰写年度报告、承接联邦政府的委托项目并提交工作报告、接受电视和媒体访谈、参加下议院对外政策辩论会、举办学术会议、出版书籍和撰写媒体文章。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曾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加拿大却选择“不站边”立场。在这一立场的背后，CIGI的工作报告以及研究专家的建言建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2012年5月中菲南海黄岩岛事件将南海争端推向世界舆论中心后，时任巴尔西利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后任CIGI研究员长期跟踪东亚安全问题的青年学者詹姆斯·马尼康（James Manicom）随即在加拿大最具影响力媒体《环球邮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在南海问题上，对加拿大来说，也许最聪明的方法是保持一个学习、安静的模糊立场。”一星期后，他又在《环球邮报》发表了题为“加拿大重新接触的挑战与南海争端”文章并指出：“在加拿大的认知里，中国已经社会化地选择国际规范，但与所有的国家一样，当其国家利益需要时也会偏离规范，特别是其核心利益受到威胁之际。因此，在南海问题上，来自加拿大的额外外交支持可能在事实上不能改变中国的行为。加拿大对美日关于南海航海自由的公开支持声明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导向。在南海问题上加拿大应当继续其模糊态度，尽管会有挑战，但也许是最佳方式。”但2014年之后，詹姆斯又认为，作为太平洋沿岸的中等国家，加拿大可以充当协调者，促使南海沿岸国家坐到谈判桌前，达成妥协。加拿大可以通过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所作为。詹姆斯认为，1）加拿大可以通过提供良好的工作场所来促进东亚区域和当地的法治和良治，从而改进商业合作的经济生态；2）美国决策者应该支持加拿大的区域机制提案；3）美国决策者不应该期望加拿大对可能引起中国愤怒的任何政策表示公开的支持，加拿大不可能将自己直接卷入南海的争端中；4）加拿大在南海争议上的任何有意义的贡献都是独立于美国的亚太地区观念，加美两国在亚太安全方面的联合声明应保持在最低限度。关于加拿大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加拿大与南海周边国家乃至与对亚太安全利益关切的美国之间的关系，詹姆斯除利用加拿大外交部邀请其作演讲的平台外，还撰写了27篇文章和工作报告论述加拿大在亚太、东亚以及南海冲突上应该如何反应和如何作为，其核心观点是坚持“多边机制”南海谈判、与美国保持“距离”和“不站边”立场。由于时任总理哈珀在北极西北通道自由航行问题上与美国存在分歧，并在北极领土归属上与俄罗斯、美国、丹麦也有争议，詹姆斯的“不站边”立场给加拿大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际操作指南，同时加拿大在南海问题上选择“不站边”将最大化地实现国家利益，符合加拿大国民奉行的“加拿大第一”的传统信条，因而受到哈珀总理高度认同，并成为加拿大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2014年3月詹姆斯所撰写的《弥合动乱的水域：中国、日本与东海的海上秩序》一书由美国乔治城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以第三方的角色和海上安全专家的视角全面地阐述和分析了该水域的安全问题，是迄今为止关于东海安全秩序最受欢迎的读本之一。

在“不站边”立场的背后更多是加拿大希望在此地区有足够的独立空间进行多边外交斡旋。关于如何斡旋，怎样突破，2014年2月CIGI启动了“亚太安全的信心、信任和同情”的补充项目，项目发起者为CIGI资深研究员、滑铁卢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巴尔西利国际事务研究院全球安全项目主持人大卫·A.韦尔奇（David A.Welch）和UBC亚洲研究院包爱文教授。

此项目是为了消除误解，减少冲突和威胁而设立，聚焦研究空防识别区，收集、厘清识别区历史、用途、目的、价值、程序以及国际法地位和意义，并就此提供信息和建言建策。在此项目下，CIGI积极在本国和亚太区域的相关国家举行公众活动，推进双边和多边对话和协商。CIGI在首尔、东京和上海举办了工作坊，以促进该区域的相互理解和沟通。2014年5月28-29日，CIGI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同资助召开了“全球能源治理和20国集团”，旨在促进对全球能源市场关键事件的理解以及20国集团在能源治理中的角色。截至2016年2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CIGI共同主办了7场小型研讨会，会议主题基本以“G20”为框架，探讨中加乃至其他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以及合作信心的建立。

2016年2月，韦尔奇与约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大卫·德维特（David B.Dewitt）合作撰写了题为“加拿大与南中国海”论文，并在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召开的纪念中加建交45年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论文指出：目前加拿大可以做并已经做的工作是：1）激励官方支持“二轨外交”提案；2）确定和优先考虑加拿大可以在南海发挥宝贵的功能性作用，如航空安全、休斯空防雷达以及海上安全；3）加拿大应继续保持向更深层次、全方位介入此地区的全部区域问题的兴趣；4）继续寻求东亚首脑会议的成员资格。此文的另一位作者德维特目前担任“亚洲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咨询委员会的主席，曾在2011-2015年间担任“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的项目副总管，长期为加拿大外交、防务、安全政策以及亚太国际和区域安全、武器控制和核扩散安全建言建策，因此两位作者关于南海的工作报告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并已引起加拿大政府的高度关注。

2016年3月30日，加拿大向东盟派驻了第一位全职新大使，到职的玛丽·路易斯·汉南（Marie-Louise Hannah）大使向东盟秘书长黎良民（Le Luong Minh）递交国书时表示希望通过区域合作机制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合作，以及加拿大希望加入东亚峰会和东盟防长会议的意愿。加拿大还向柬埔寨和老挝派出常驻代表；在仰光开办了大法庭；扩大了加拿大对亚洲发展援助的国家重点，包括东盟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和越南，后两个国家正是南海冲突中的主要国家。虽然目前特鲁多总理尚未有明确的南海行动路线图，但从当前政府的国内和国外言行分析，选取多边机制参与南海问题是加拿大首选路径，“不站边”是其立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是其目标，在有条件下担当南海的调停者是其意愿。

三、蒙克全球事务学院亚研所与“向前走”对华政策

蒙克全球事务学院（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旧称“蒙克中心”（MunkCentre），最初由加拿大商人和慈善家彼得·蒙克（Peter Munk）个人捐资640万美金于2000年建立，坐落在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院址，为多伦多大学下属学院。2012年在彼得一梅兰妮蒙克慈善基金会、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安大略省政府共同捐助下进行了扩院建设，现有十个研究中心/所，其中亚洲研究研所（以下简称“亚研所”）无论在政府项目承接、人员配置还是学术活動频率方面均位列各中心之首。亚研所拥有100多位全职和兼职研究员，每年举办近140次各类研讨会，政策讲座和学术活动，为加拿大政府亚洲政策重要的孵化平台之一。由手加拿大外交部许多官员毕业于早先的“蒙克中心”，因此该院也被视作加拿大外交人才的摇篮。该学院毕业生加入外交部和外交部高级外交官卸任后加入该学院成为一种常态。如此丰富的学术资源和直达决策者的畅通渠道将该学院锻造为加拿大的旗舰智库，而亚研所也成为加拿大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咨询机构。

在对华政策中亚研所表现积极。庞大的研究队伍以及通过“旋转门”进入该所的高级研究员不仅给研究所带来了新思想、新理论和新视角，而且带来了政策日程设计的实际经验和老道的斡旋手段。同时，他们曾任驻华使馆官员的背景以及在华所建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人脉关系也给亚研所提供了获取中国第一手信息和资料的渠道。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最早的文化外交官员傅尧乐（Bemie Michael Frolic）从外交部退休后在担任约克大学亚洲商务管理项目主任的同时兼职蒙克中心研究员。他在中加建交初期的1970年代曾两度出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一秘和文化参赞，是加拿大方面中加关系研究奠基人之一，其主要著作为：《不情愿的对手：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0》（与包爱文合著）、《中国第二波发展：长江三角洲》、《中国市民社会》（主编之一）。傅尧乐曾近百次地访问中国，深入中国内地学校、工厂和贫困地区调研，对中国国情了如指掌，经常撰写短文和简报刊登在蒙克院刊等其他刊物上。

另一位退休外交官马大维大使（David Mulroney），卸任后受聘于蒙克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马大维在2009-2012年间出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也曾任哈珀政府时期的高级外交和国防政策顾问，熟悉中国事务。2015年马大维出版了加拿大学术界有关20世纪中加关系的第三本书《中等国家，中央王国：加拿大人应在21世纪了解中国什么》，就中加关系、加拿大外交政策以及现代外交官素质进行讨论。马大维认为加拿大近年来在外交政策上有一系列问题，包括重点不清，对待外交问题不够严肃，没有抱负，这些也都反应在对华关系上。马大维特别对加拿大如何调整与中国的关系发表了独特的见解，马大维对加拿大时任外长贝尔德（John Baird）在与中国交往时的天真和直率方式提出批评。同时，马大维也对加拿大接受中国富人在加拿大投资房地产表示担忧，认为一是可能助长中国腐败，二是扰乱加拿大房地产业。马大维还根据自己在华的经验批评了加拿大近年来没有能够对中国影响力在世界的增强做出应有的回应。他认为加拿大的外交政策过去一直习惯于以美国为主导，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安全问题，都可以通过与美国的紧密关系得到解决。然而现在，加拿大在面临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诸如环保、食品安全，还有更重要的网络安全和人权等问题时，北京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华盛顿。马大维外交生涯长达30年以上，具有职业外交官风范，他在赴华任职之前担任阿富汗特别行动副指挥，因此其在对华政策建言中行动派特质明显。

在对华政策中积极进言的学院派学者之一是曾于2005-2014年间担任亚研所主任的黄一庄（Joseph Wong）教授。作为一名中国台湾的加拿大人，他对中国问题有着天然的激情和关注。鉴于他个人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旨趣，黄教授一直就亚洲公共政策撰写文献并向政府建言。自2008年1月初访复旦大学后，他本人与复旦大学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学术联系，几乎每年都会来沪参加复旦和上海学术界各类有关社会公正、健康和民主发展的大平台讨论。2014年5月，黄教授在参加复旦举行的“比较政治研究：现状、前沿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探讨了国家能力、权力资源动员、穷人利益保障等问题。黄教授也多次深入中国内地调研城镇一体化进程中产生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资源要素一体化等方面的问题，并希望加拿大市场经济下较完善的劳动保障措施对中国有所启迪和借鉴。黄一庄教授对“九二共识”也非常关注。台湾大选后黄教授于今年1月参加了台湾大学东亚民主研究中心、台北论坛共同举办的“台湾2016年选举的意涵和影响”研讨会。黄一庄教授是蒙克全球事务学院公认的骨干人物，他身体力行，积极组办和参与中加双边的各种学术研讨会，召集学界和智库顶尖人物，致力中加关系的健康发展。为纪念中加建交45周年，推进中加关系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从2015年初黄教授就积极协调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亚研所、中国观察所、政治学系、圣米高学院、公共政策与治理学院、研究生院、文学院、欧特曼国际商务中心和约克大学亚洲中心，共同资助并联合举办了一场标题为“前行”（MovingForward）的“纪念中加建交45年周年”学术研讨会。该盛大纪念会议于2016年2月4日召开，这对刚上任的特鲁多在对华政策以及双边关系上的战略和政策选择是一个很好的推动。黄一庄在会议论文册的序言中说：《前行》展示了学术界最高水平，但最主要目的是激发政策讨论，它将对中加决策人处理双边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为推动新上任的自由党政府修正前任保守党哈珀政府对华政策中经济唯上的偏向，举办方将“纪念中加建交45年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主题设置为“向前走”，由三个专题组成，分别为：“加拿大政治中的中国”、“经济与安全”和“软权力问题”。开篇导论“与全球化中的中国相处：2016年日程”由多布斯和包爱文共同撰写，敦促“加拿大必须学习与全球化中的中国相处，共同繁荣。”为此作者提出五条建言：1）与中国领导人建立长期的双边高层关系；2）渥太华应该在双边关系日程设置中包括在本国的省市级政府、私人企业、教育机构中积极作为，承担沟通者和中间人的角色；3）关于扩大中加双边贸易和投资的五年及十年目标的新政策是可行的。加拿大应参加亚洲基础投资银行，鼓励并帮助中国进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第二轮讨论，并推动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但中加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协商是第一位；4）需拿出一份防务白皮书，评估区域威胁和战略选择以及拿出加拿大重新接触亚太的步骤和路线图；5）加大力度出版中加深度接触的出版物，做好准备接受中国在加拿大更多的存在，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恐慌、摩擦。

在后续的三大专题中，各路学者和智库专家的论文题目分别是：“战略伙伴关系的恢复战略：加拿大与中国的重新构想”、“加拿大国内中国舆论中的政治经济学”、“加拿大与南中国海”、“中加关系中的法律挑战”、“在中国的加拿大国际商务的旧负担、新趨势和未来”、“买家的后悔还是买人并持有”、“中加卫生领域的关系”、“青年参与推进中加关系的重要性”和“从内部突破：改善加拿大人对中国的态度”。这九篇专题文章全部围绕“向前走”主题，分别从理论、应用和日程设置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中加关系存在的问题，并就从哪些领域着手，如何推进以及可能产生的结果等方面提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政策建言和路径选择以及令人鼓舞的“前行”之路。值得一提的是，会议论文册的结论由马大维的发言文稿“45年后，是成长的时候了”作为结束语。马大维在此文中总结：加拿大在对华认知中有四个谬误，即：1）坚信加拿大可以独自决定中加关系的性质和节奏；2）加拿大低估或忽略了中加关系中的结构和机制建设，这对处理双边关键问题尤为重要；3）（加拿大习惯）假设中国要么是不可知，要么不值得花气力去了解；4）加拿大趋向把中国看成我们希望的那样，而不是中国本身的样子。马大维认为这四种谬误阻碍了加拿大对华政策以及中加关系的正常发展。为此，马大维认为在中加关系中既要有乐观主义的态度，也要有现实主义的路径，加拿大需要成长。加拿大需要努力思考希望从中国那里能获得哪些有限而重要的东西；加拿大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训练更多中国通才；加拿大需要谨慎，自我警醒和保持现实。加拿大不应害怕中国，但应尊重中国。加拿大也应该尊重自己。这份重量级的论文册不仅对特鲁多政府对华政策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值得中国学界和决策人参考并制定相应预设政策方案以回应加拿大对华政策。

随着特鲁多总理访华和李克强总理访加，中加总理年度对话机制已经正式启动，加拿大亦已明确表示申请加入亚投行，并在9月23日两国发表的《加拿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声明》中正式同意启动中加自由贸易协定探索性讨论，同时签署了《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分享和返还被迫缴资产的协定》，这些标志性成果表明“向前走”对华政策正在全面实施，中加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

余论

在加拿大众多智库中，针对中国研究以及中加战略合作的主要大学智库还有蒙特利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约克大学“亚洲商务管理项目”以及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在这三所学术机构中活跃着一批加拿大退休的高级外交官和非常热爱中国研究的领军人物，如碧福大使（Fred Bild）于1990-1994年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现任蒙特利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长期带领团队跟踪中国现状研究，撰写有关中国动态报告。前文中的约克大学傅尧乐毕生致力将中国学者、记者、法官和商业人士组织来约克大学或多伦多大学学习。最值得一提的是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在这所学院里，今年2月去世的布莱恩·L.埃文斯（Brian L.Evans）对中国研究贡献最大。这位中国史和东南亚史出身的学院派教授终身热爱中国研究，长期执教阿尔伯塔大学历史系并曾担任系主任和学校国际交流副校长。由于他熟谙中国文化并通晓外交技巧，加拿大政府曾在上世纪70年代中加建交初期任命他为驻华大使馆文化官员和使馆汉学家，协助制定加拿大对华政策。这位从“旋转门”进入外交部后又回归大学的著名教授在阿尔伯塔大学历史系首开了中加关系课程、中文和日语课程以及相关研究项目，为该大学日后建立的东亚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0年，基于埃文斯教授在中国和东亚研究方面的杰出教育贡献以及他本人对阿尔伯塔省华人社区的贡献，加拿大总督伍冰枝亲自授予埃文斯加拿大公民最高荣誉勋章（The Order of Canada）。退休后，他仍经常前往中国参加学术会议并在高校巡回演讲。埃文斯教授在其80岁高龄时仍笔耕不辍，分别于2012年和2013年出版了在中加学术界好评如潮的两本专著：《追求中国：一个海狸联络官的回忆录》和《非凡的切斯特·朗宁：自豪的中国之子》。

除上述机构外，加拿大官方及私人企业或一些智库为避人耳目，常常将一些敏感类研究课题委托给个人或已经退休的大学教授。这些荣休教授通常是各领域的专家和资深教授，他们在获得项目资金后可前往目标国进行田野调查或访谈。他们或是利用自己的私人学术关系进行访谈、调研，或是在加拿大驻外使领馆支持下开展调研工作，获取一手资料，撰写工作报告。通常他们的研究报告更加务实、更具有指导性和操作性。201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曾接待了来自西蒙菲莎大学政治学系的一位荣休教授，她的调研课题是“中国江西铜业公司在阿富汗的投资和开采”。2016年7月，卡尔顿大学政治学系一位资深中国问题教授在武汉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等地就其研究课题“加拿大学者与中加关系的改善”对中国教授进行了访谈。这种个人承接项目，依托智库或私人学术关系的多样化研究路径和方式值得中国同行借鉴。

2016年4月5日，加拿大新闻电讯报道，一家非党派和独立机构“中国政策中心”（China Policy Center）在渥太华宣布成立。新智库将致力于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探讨中国全球地位的上升给加拿大带来的经济、外交、商务、环境、劳工、国家安全、全球治理问题和机遇。目前该智库通过吸纳其他智库的专家和政府、媒体、非政府、商业同行，撰写以公共政策为主的研究报告，帮助本国公共事务和私人企业的决策者做好政策调研。该智库还计划与中国政府、学术界和私人机构在双边互利政策领域进行项目合作，其远大宏图是将此智库打造成为亚太基金会、阿尔伯塔大学“中国学院”以及其他领军智库的补缺性智库。目前该智库处于机构组建阶段，相信不久将在加拿大对华政策中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