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双+周云亨

摘要：当前，全球能源贸易结构、消费结构、地缘政治结构剧烈变化.催生着世界能源秩序的加速转型。其中中国崛起成为世界能源秩序转型的核心变量之一，从区域、国家、企业等层次分析，中国凭借其独特优势与行为特点在世界能源秩序中扮演着新角色。与此同时，拉美地区对世界能源秩序转型进程产生的影响也日益增强。中拉能源合作从顶层设计、实际合作、替代效应等领域都已揭开新篇章，展现出更好的前景与活力。中国与拉美是塑造世界能源新秩序的重要角色，中拉合作正日益成为构建世界能源新秩序的重要基石。

关键词：世界能源转型 能源问题 中拉能源合作

现行国际能源秩序是国际秩序演变与能源活动发展的综合结果，世界能源秩序建立在一定的能源供需格局基础上，是一个集合了能源利益行为体（国家、国际组织、石油公司等）及其互动行为（合作、竞争、谈判等）、运作规则与保障机制、一致遵循的价值观等多种物质、非物质要素为一体的复杂复合体。在此集合中，核心要素有三个：一是在一个日渐全球化的国际能源市场上决定供需平衡的核心角色，中国、美国以及欧佩克等石油组织属于此类角色；二是在能源市场中约束各能源利益行为体的规则与机制，包括一系列金融、贸易、投资协议与协定、价格机制等；三是维系秩序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如能源安全、低碳、可持续等。

可以说，世界能源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动态均衡的概念，在相关外力与自身内部变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處于不断更新与转型的状态。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全球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利用国外资源的风险和难度加大，国家间的竞争演变为以资源特别是攸关经济命脉的能源资源的竞争为主线。在全球能源秩序中，各能源利益行为体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在能源富裕地区，各种力量激烈博弈，充斥着地缘政治的竞争与角逐，能源秩序中力量对比与力量结构正发生着急剧变化。

从能源价值观上讲，国际能源秩序主导国家能源价值观陈旧，零和思维依然占据主流地位，越来越无法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自由开放市场的发展趋势相协调。而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则日益深入人心，强烈冲击着现实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旧能源安全观。

在全球能源治理架构中，目前仍以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等组织为基本框架，无法涵盖世界能源体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世界能源新秩序的重塑，离不开更有现实意义的全球能源治理架构的重新建立。因此，新兴经济体促使世界能源价值观从旧能源安全观向新能源安全观、从旧治理理念向新治理理念转变，也是全球能源秩序理念与价值观转变的重要内涵。国际能源结构力量变化、能源价值观念更新、全球能源治理架构的重构成为未来推动世界能源秩序转型的主要外部推动力。

世界能源秩序在相互依存的世界能源环境中快速转型，新玩家中国的加入持续、深刻地改变着全球能源治理结构、能源供需结构以及地缘政治结构，在世界能源转型进程中日渐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拉丁美洲，北美油气革命最先辐射到该地区，其域内蕴藏的巨大非常规油气资源储量将对世界能源生产格局带来巨大冲击，同时该地区也是世界上可再生能源使用程度最高的地区，非常规能源、新能源革命性的生产、管理、贸易模式等将促使拉美地区能源秩序深度变化。

一、世界能源秩序转型趋势

世界能源理事会认为，世界能源体系正处于一个临界点，我们今天所作的决定将影响未来几十年的生活。未来能源领域有三大主要问题：未来气候框架协议和二氧化碳排放代价的持续不确定性；显著的能源价格波动和投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不可预知的物质与观念因素变化正持续而强烈地冲击着世界能源原有格局，世界能源秩序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剧变，发生着根本的结构性变化。世界能源秩序转型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世界能源贸易结构正在快速转变。近年来，美国致力油气的快速开发，使美国开始从世界第一能源进口大国逐渐向世界第一能源出口大国转变。在需求一方，中国需求增长强劲，成为世界能源需求最大的国家，以中国为领头羊的东亚地区正取代美国和欧洲成为中东地区油气资源的最重要买家，使全球能源需求的重心东移，因而中国也成为重塑世界能源新秩序的主要变量。中美两大国能源供需身份的换位使世界能源贸易结构激变，此种变化悄然改变了中美两国能源安全与能源利益形势、能源政策与能源安全理念，同时也对世界能源安全生产与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全球能源消费结构持续转变。英国石油公司（BP公司）预计未来大部分的全球能源需求将继续依赖化石燃料。到2035年，化石燃料将满足三分之二的新增能源需求，但可再生能源、非常规化石燃料以及天然气的比重将有所提高。随着天然气清洁、低廉的价格优势凸显，天然气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并日益全球化。天然气将成为增长最快和最清洁的化石燃料，其满足的需求增量是煤炭和石油的总和。与此同时，随着新兴亚洲经济体工业化进程的趋缓以及全球能源政策的环保要求日益严格，预计煤炭将是增长最慢的燃料。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将有利于世界能源消费格局向清洁、低碳化转型，也将导致一连串产业、技术甚至理念的革命。

第三，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结构加速转型。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能源生产大国及逐渐走向“能源独立”的新形势无疑将增强其霸权地位，增加其欧洲盟友的能源供应安全，降低了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美国及其欧洲、亚洲盟友在世界、地区事务中主动性提高，结构性权力增强。这一变化将会相应地削弱欧佩克成员国、俄罗斯等传统能源供应国的地缘政治地位。

在此结构性转变中，中国作为最大的能源需求国迅速崛起，对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结构的震动巨大，中国在世界能源地缘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不断增强，同时中国加快在中东、北非、拉美等能源资源丰富地区的布局，在上述地区能源地缘政治中的地位逐渐提升。随着对外能源投资、贸易活动不断增加，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能源秩序转型中最重要的新角色。同时，力量与角色变化也推动着全球能源治理结构的转型。

二、中国在世界能源秩序转型中的新角色

在现行的世界能源秩序中，中国和中国企业作为行为体变量的权重变得极为重要，而在与欧美国家的能源互动中，中国及其国有石油（能源）公司与欧美国家国际石油公司在油气富裕地区的购买与投资的竞争也正变得日益激烈。探索中国在世界能源秩序转型中的角色，需要兼顾宏观的中国国家层面与微观的中国企业层面两类不同行为体的不同表现及其发挥的作用。

（一）全球層面：中国在世界能源地缘政治中的关系网络

为在实现资源供应长期稳定的目标，以支持经济崛起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中国在其周边及全球能源富裕地区展开了积极的能源外交。作为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的新角色，中国正加速改变和塑造着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版图。中国的能源政策产生的国际影响日益增强，影响到地区、全球对能源供应可得性、环境安全以及地缘政治的预期。此种趋势增加了本已高度互联的全球能源与环境安全图景的复杂性。中国不断加强与邻国和重要能源生产国家的战略与经济关系，以确保本国能源供应安全，而其他国家则要适应中国作为重要的战略与经济行为体在全球的崛起。

为降低海上能源运输通道对中国能源稳定供应的不利影响，中国意识到需要通过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战略减少对地缘政治动荡的中东能源的依赖程度。因此，中国日益重视通过陆上通道获取国外能源，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缅甸等周边国家丰富的能源储备为中国能源安全战略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

能源消费量的持续增长使中国与主要能源出口地区联系日益密切，出于对石油的渴求，中国在地缘政治复杂的中东与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建立了密切的能源关系，逐渐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重要参与者，中美两国在传统的能源供应“核心地带”的竞争将日趋激烈，也将重塑该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形态。

在西半球，中国通过在加拿大和委内瑞拉大力投资开发重油，成为继美国之后最重要的能源角色。在拉美，美国在逐渐淡出该地区能源进口的同时，却不愿意放弃对该地区的影响力。为了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的目标，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该地区市场最强有力的买家与竞争者。未来中美在美洲地区的能源竞争将日趋白热化。

在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影响着其关键盟友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尼、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政治、军事的竞争状态必然蔓延至能源领域，现实主义地缘政治阴霾严重威胁着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与区域能源合作。为了更好地保障未来危机时刻海上能源运输安全，对冲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中国积极同缅甸、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周边友好国家开展能源合作，密切海运关系，建设能源战略基地。

现今，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前沿地区，中国正将俄罗斯一中亚、中东、东南亚等有着丰富资源的地区与其强大的工业产能紧密结合。为了更稳定地获取海外能源，中国与上述地区的国家展开了更广泛、更深入的合作。目前，以中国需求为核心的“丝绸之路能源秩序”正在成型。然而，“丝绸之路能源秩序”并不必然成为世界现有能源秩序的替代，而更有可能融入并成为更大的全球能源治理系统的一部分。对于中国而言，促使世界能源秩序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转型而不是创造替代更符合本国的实际利益。

（二）国家层面：中国在世界能源秩序转型中的独特性

作为世界能源秩序中的新角色，中国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与行为特点。

一是中国不以政治、人权等问题作为评判标准，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并注重互利双赢。不干涉内政是中国一向坚持的外交原则。在对外经贸领域，中国更加务实，敢于贷款、投资于被西方封锁、制裁的政治经济环境复杂的“问题”国家，中国投资者敢于尝试其他投资者不愿尝试的前沿新项目，中国在资源丰富地区的拉美、非洲等地区的投资爆发式增长，竞争力越来越强。

同时，通过“工业产能合作”，中国不吝向投资对象国授之以渔，注重提升基础设施和人才水平，显然更有利于投资对象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互利共赢。这是中国在西方处于统治地位的投资环境下，开拓合作空间的独特方式，同时也是中国维护本国能源安全、实施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战略的必然选择。

二是中国有着雄厚的资本实力与强大的国家战略意志。随着竞争的不断升级，中国参与能源获取的手段从传统的直接购买到通过间接投资参与到油气富裕国家的油气基础设施建设、获取油气开发项目的分成与股权，甚至是通过融资支持投资对象国国内非石油部门的发展，以换取一定的油气资源控制权，以上都离不开中国越来越雄厚的资本优势。

为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支撑国家崛起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强大的国家行政动员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现实情形下，中国有着更强的动机与动能开拓海外市场，成为世界能源新秩序中最有影响力的塑造者。

三是中国已经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开发利用领域成为新的领导者。中国在水电、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总量、装机总量、布局与技术研发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导地位。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代表世界能源新兴方向的领域内占据了一定优势，这也赋予了中国在世界能源新秩序构建中更多的话语权。

四是在全球能源治理领域，中国日渐占据舞台中央位置。巨大的能源需求、强大的购买力、规模庞大的海外能源投资存量，都有助于中国与主要能源供应国建立良好的能源合作关系，增强中国政府和国有能源公司在产油国的影响力。在全球能源治理结构中，中国的政策倾向与态度在合作治理中的份量日益增加，能源安全、低碳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能源治理热点问题上未来成效如何，中国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三）企业层面：中国企业在世界能源秩序转型中的角色与风险

中国能源企业在国际能源秩序中快速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规模与能力都处于不断扩展中，但因其后来者地位，也面临诸多问题与风险。

首先，中国能源企业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灵活性和适应性，灵活应对东道国政策、法律、金融等方面风险，可以很快适应本地社会与劳工组织环境，并与当地市民社会和谐相处。中国借助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优势，能满足东道国的经济发展需求。在策略上，中国采取了一种更加谨慎更为耐心的融入策略，中国企业在一些投资风险较高的资源丰富国家，受到了比西方跨国企业更友好的欢迎。

其次，中国能源企业以国有石油公司為主体。在海外业务中，中国政府赋予国有石油公司很大的权力和自由度，使用各种资源帮助国有石油公司开拓业务。然而，国有石油公司和国家利益却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中国的国有石油公司基本行为逻辑是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完全服从于政府的能源安全战略，这种一味追求商业利益的行为损害到政府更广泛的海外利益。

最后，在能源布局中，中国石油公司作为能源投资开发领域的后来者，在国外开发油气田项目面临极其复杂的现实、困难与风险，致使能源计划与目标难以实现。在世界油气田版图上，西方跨国石油公司早已垄断和瓜分了世界绝大部分高品质的油气田，而中国作为能源领域的后来者，进入这些领域面临很高的门槛。

因此，在中国能源企业的布局中，投资目的地往往都是西方国家和公司优先排序较低、甚至不愿意去开发的区域，这些区域普遍政治风险高、法律不透明、社会安全度低、营商环境差，特别是在伊朗、苏丹、缅甸、委内瑞拉、古巴等中东、拉美地区的国家，政治动荡、能源政策有较大不确定性，如保护主义、国有化油气资源政策等（以拉美地区为代表）问题，使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能源投资面临诸多不可控的政治、法律等风险。

此外，中国企业还涉足开发成本高、油品质量低的地区，可能使其面临较高的运营风险与金融财务风险。

三、拉美地区能源秩序：变革与趋势

拉美地区化石能源储量仅次于中东地区，居世界第二位。排除深海地区与页岩气等非常规化石能源，其储量依然占据世界总储量的20%。此外，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EIA）和高级资源国际（ARI）的报告显示，拉美地区的页岩气资源非常丰富，且分布广泛，如阿根廷的哇卡穆尔塔、墨西哥的伊格尔福特、巴西的蓬塔格罗萨、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共有的拉鲁那等地都有广泛分布。

（一）化石能源政策变革

受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和主要贸易伙伴进口需求不足的影响，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出口需求下滑致使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等该地区国家石油产量衰退，整个地区表现不佳。

巴西、哥伦比亚、智利等国对外国投资者抱有温和态度，给予外国投资者切实的优惠条件，凭借着持续而有序的经济管理改革，创造出开放的贸易市场和友好的投资环境，因而也使其能源部门发展受益。由于国际油价的一路走低，导致依赖能源出口的国家财政收入锐减。为顺应国际能源合作趋势，一些原先长期奉行保守的资源民族主义政策的拉美国家出现了政策变化，开始积极酝酿并实施能源部门的开放与改革，这在墨西哥、委内瑞拉、古巴等国家都有所体现。

随着美国页岩油气产量的急剧增加，美国对墨西哥石油的进口量大大降低，美国在墨西哥的能源利益也随之下降。国际油价的不断走低使墨西哥国有企业Pemax面临更严峻的生存环境，促使其不得不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与投资。在能源改革不断推进与政策法规日渐完善的背景下，墨西哥历史上能源部门最开放的时代或将来临。

面对极度脆弱的经济状态，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希望通过与中国等意识形态接近的新兴投资者展开国际合作，加快国内高度垄断的能源资源的开发，缓解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压力。而与其有着相似内部环境的阿根廷，也在努力寻求国际援助，争取更多的国际融资以开发本国丰富的能源，特别是页岩气资源。

古巴的动向值得重点关注。近期美古关系实现了从长期敌对到关系正常化的急剧转变，无疑将对整个地区的地缘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美古关系正常化将使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掌控能力变得更加强大，古巴也将从中得到一定的政策优惠，但这对该地区左翼势力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经济领域，古巴也表现出积极的开放姿态，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是其开始接受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第一步，未来该国的能源资源开发或将引来更多国际资本的注入。而古巴的转变也会对拉美左派掌权的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的能源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促使这些国家发生实质性改变。

美洲地区的非常规油气开发是未来世界能源发展的增长点和亮点。近期拉美地区最引人瞩目的产量增长来自巴西，巴西的海上盐下油吸引了众多国际石油公司，其中中国的中石油、中海油等国有石油公司参与了巴西的利不拉油田盐下油开采项目竞标，并获得20%的股权。该领域最新进展是，2016年6月，中国石油公司与相关方一起合作，在该地区里贝拉超大型深海石油项目勘探上取得重大油气发现，这为今后大规模开发该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存在。首先是这些变革所能维持的时间、实现的效果还需进一步观察；其次，先进的开采技术、成熟的新生产工艺、持续的投资带来的长期合同以及政治风险等都是影响产量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可再生能源领域蓬勃发展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碳减排压力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对国家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拉美地区是世界上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最高的地区，在该地区内，巴西、秘鲁、委内瑞拉、巴拉圭和哥伦比亚的水能；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的生物燃料；巴拉圭、墨西哥、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的地热能源，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的风能等，在该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都处于领先水平。

拉美多国制定了比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更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占比计划，领先者如哥斯达黎加，目标是至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达100%；乌拉圭计划至2017年达到95%；伯利兹计划至2017年达到85%；危地马拉计划至2030年达到80%；玻利维亚计划至2030年达到79%，而巴西、智利、巴拉圭等国也制定了相当高的目标。

在拉美地区，由于拥有全球最优质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以及零部件成本的持续降低，使集中式可再生能源变得非常具有竞争力。例如在巴西，从2020年开始，新的陆上风电将获得最便宜的平准化度电成本，大型光伏在2025年左右也将变得非常有经济竞争力。在拉丁美洲的北部，可以预计分布式光伏在中长期将成为发电主角。到2040年，拉丁美洲新增装机中将有26%来自分布式光伏。

巴西是世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佼佼者和地区领导者，巴西政府鼓励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交通等部门的使用，特别是对具有相对优势的水电、生物能进行强有力的政策扶持与激励，培育优势要素。目前这些产业都已具备国际竞争力。

据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21）统计，在水电、生物柴油、燃料乙醇、风电、太阳能热水器等领域，巴西无论是在年度投资额还是在新增装机容量方面都是成绩斐然，各项排名均列世界前五位，几种主要可再生能源形式都有较好的产业发展。在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和发电量上，巴西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位列第三，其中，水电发电量、水电装机量、生物能发电等领域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巴西矿产与能源部预计，包括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在2016年底将占据发电量的82.8%，该比例2015年为75.5%。据BP公司统计报告显示，2015年巴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为1630万吨石油当量，占世界生产比例的4.5%，比2014年增长23%。

墨西哥、智利等地区国家可再生能源投资也比较活跃，近两年两国投资逐年增长，投资额均在10亿美元以上，年度投资增长量位于世界前列。墨西哥是地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另一个重要领导者。丰富的风电、太阳能、地热能和水电资源，以及对新的、更加经济的发电装机容量的需求，正在为墨西哥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活动注入强大的动能。近年来相对欧美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开发项目的急剧减少，墨西哥却巧妙利用世界可再生能源投资开发低迷期，将其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推向国际市场。其发展最好的两个可再生能源产业为风能与地热能，2014年，墨西哥新增风能装机容量782MW，达到历史最高点。2015年，墨西哥地热能装机总量处于世界第四位。

近期，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造成的投资低迷和能源价格的下降，使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动力衰减。尽管如此，可持续发展、低碳减排等理念在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和智利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较高的国家已深入人心，相关国家政府已着手设计更长远的战略目标与激励手段，将使该地区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得以更有效利用。

综上所述，拉美地区无论是从政策还是形势上，无论是在传统化石能源（包括非常规化石能源）还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革新与发展，该地区能源秩序转变进程加快，與世界能源秩序相互调适，并与其他域外力量共同推动着能源转型。

四、中拉能源合作的新篇章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拉经济合作谱写着新篇章，经贸合作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都上升到新的高度，而能源合作作为中拉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已成为拉美地区油气资源最具潜力的进口国，中国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雄厚的资本与成熟的技术，而拉美地区则具备丰富的能源资源，中拉能源合作具有先天互补性。随着中国与拉美日益重视彼此的地位，双方经贸往来的日益紧密，中拉能源合作关系也掀开了新篇章。其中，决策层高屋建瓴的顶层合作框架与机制设计、新兴能源产业与开发项目的务实合作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相对于西方模式的替代效应，为中拉能源合作关系深化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一）顶层设计：中拉能源合作步入新阶段

在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能源供应仍然无法实现自给，进口仍将是中国能源供应的重要渠道。因此，加强与拉美地区的能源合作，确保拉美地区稳定的供应来源，实现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将是中国重要的战略选择。

对拉美而言，拉美虽是美国“后院”，但却并不是当前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北美的页岩气革命也使拉美地区的能源资源对美国的吸引力降低。以此为背景，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内谋求发展的拉美国家，最佳选择是利用自身的经济和资源优势，寻求多元的合作伙伴和发展途径。其中，与中国的合作应该是拉美国家明智的重要选择之一。

得益于双方领导层对中拉双边关系的重视，中拉能源合作也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拉美地区为中拉关系开辟了新的历史起点，在能源合作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对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古巴进行国事访问，在能源、矿业、新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签订了巨额合作协议。2015年5月李克强总理对巴西、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四国访问，首次提出了中拉产能合作“3x3”模式，为实现中拉合作新模式与中拉合作升级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2015年1月8-9日，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开创了中拉整体合作的新阶段。“1+3+6”的中拉务实合作框架成型，力争实现10年内中拉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其中“能源资源”作为中国在拉美的重点投资领域，列六大重点合作领域之首，可见能源合作在中拉合作中占据重要地位。

对能源领域的贷款和融资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重要投资手段，中国采取的策略往往是通过强大的资本实力，与相关国家签署“贷款换石油”协议换取油气资源，获取股权与开发权，加强能源来源的多元化，保障自身能源安全。而“贷款换石油”是在委内瑞拉、巴西、厄瓜多尔等对象国融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这些国家及时补充了资本，成为这些国家在国际融资缺位条件下的必要替代。

（二）务实合作：中拉能源关系深化发展

近年来，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和经济利益不断增长。从贸易方面看，中拉贸易额急剧增长，从2000年到2014年双边贸易额增长22倍。现今中国已是拉美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拉美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体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成为拉美地区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古巴等主要经济体最大或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在中拉贸易中，农业及矿产、能源类的初级产品占据70%以上。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能源贸易紧密程度还将继续提高。

拉美地区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多以中国的投资形式实现，特别是能源领域，而这正是拉美地区国家经济发展所亟需的。2015年，在整个拉美和加勒比FDI下降16%的背景下，来自中国的FDI却一枝独秀。据拉美经委会统计，2010年到2013年间，每年中国流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FDI都达100亿美元以上，而这一数据还在继续攀升，这是由于中国企业参与了一些该地区大规模的企业并购，特别是在矿产领域，2014年中国仅购买秘鲁的拉斯班巴斯矿就耗资70多亿美元。据统计，2000-2015年间，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并购占该地区跨国投资总额的17%，仅次于加拿大（21%），超过美国（10%）。

拉丁美洲非传统化石能源储量巨大，巴西的深水盐下石油、委内瑞拉的重油、阿根廷的页岩油气等非常规油气是未来该地区乃至世界重要的油气增长极，前景广阔，急需资本雄厚、技术成熟的外国企业参与开发。现今，中石油与中海油等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已占据了巴西的盐下油项目开发的先手，也已成为委内瑞拉奥里诺科重油带勘探与开发过程中的关键参与者。近期，经济低迷的阿根廷也有意吸引中国金融资本的注入，帮助其投资开发巴塔哥尼亚地区的瓦卡穆尔塔大型页岩气田。

此外，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技术和经验丰富，在可再生能源丰富、开发程度很高的拉美国家大有用武之地，尤其是在水电、风电、光伏太阳能等项目上的合作正成为中拉能源合作的新增长点。

中国的基礎设施建设特长在与拉美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合作中独树一帜，特别是电网建设领域。中国国家电网国际巴西控股公司现已成为巴西第三大输电运营商，输电线路长度约7000多千米。2016年初，中国三峡公司获得了巴西伊利亚和朱比亚两座水电站的产权，成为巴西第二大私有电力厂商。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承诺将在巴西建设和运营新的输电线，其中包括从贝罗蒙特水电站输出电力的远程电缆线路。而在光电领域，阿特斯、英利、晶科等中国领先光电企业在拉美大幅拓展业务，参与光伏发电站建设，在巴西等主要国家占据了一定市场份额，为该地区光电产业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

现今，在拉美地区能源地缘经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拉美与中国的贸易总量在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拉美与美国的贸易总量却在缩减。随着能源合作关系变化，中国与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也正在不断变化，此消彼长。

在未来能源新版图演变过程中，世界能源形势因能源大国更加多极化而变得更加复杂，而新兴经济体将会成为影响能源需求与全球能源趋势的强大驱动力。中拉能源合作前景十分广阔，空间巨大，随着中拉能源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与拉美将日益成为重塑世界能源新秩序的重要动力源和影响因素。

（三）替代效应：“中国模式”作为替代选择

北美的页岩气革命导致美国对拉美国家的资源依赖性降低，由此美国日益成为拉美地区越来越不可靠的能源贸易伙伴。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成为自由市场的一种有效替代模式，被新兴市场国家所纷纷效仿与推崇。

某种意义上，中国在改变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力量对比状态的同时，还至少提供了一个传统西方主导模式的替代选择。西方是“更广、更复杂且更商业化的角色”，中国境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西方工业发展模式的驱动，不同的是中国具有强大的“应变性”，中国的模式表现更专业、更简化、更务实，是中国实用主义原则的集中体现。通过对资源领域的大力投资，中国提升了在拉美地区资源丰富国家的地位，并减少了这些地区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一定程度上还有技术）依赖。该地区一些激进的领袖对中国寄予很高期望，意图通过与中国合作逐渐实现对欧美国家的独立。

在拉美，中国作为一个主要外部力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该地区许多国家向“左”转、强烈反美主义、本土平民主义以及经济民族主义等思潮。中国在拉丁美洲的能源投资开发行为却较为谨慎，强调其商业属性，尽量避免政治关联与意识形态的议题，如在查韦斯时期的委内瑞拉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然而，中国在委内瑞拉经济势力的扩张仍反映了中国在拉美地缘战略方向实质的转变。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以中国为中心的跨太平洋联系开始挑战，甚至在有些地方开始替代拉美传统的跨洲和跨大洋定位。

结语

世界能源秩序在各种能源利益行为体力量、新旧价值观念的博弈与相互替代进程中不断进化转型，新的能源秩序孕育过程将是剧烈而不平衡的，其中以中国、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此转型中的角色与作用将变得十分重要。

中国、拉美分别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导者和重要地区，积极倡导全球能源治理理念变革，推行自由、开放的全球能源市场与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能源安全价值观，是全球能源治理架构重构的重要推动者，是塑造相互合作、充满活力的世界能源新秩序的中坚力量。以中国、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正成为世界能源消费结构向清洁低碳的“新能源革命”转型的新兴领导力量。

在世界能源秩序转型进程中，中拉在日益深化的互利共赢理念与深化合作信心的引领下，以顶层合作框架与机制设计为先导、以能源开发与贸易务实合作为渠道，以中国经济发展成功模式相对西方模式对拉美国家的替代效应为愿景，逐渐加深认识、相互调适双方在世界能源新秩序中的新角色，从而为世界能源体系转向更自由、更安全、更开放、更有活力的新秩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