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明+杨慧

摘要：信任是影响国家间互动的重要变量，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学把信任问题的研究从国内社会层面扩展到国际社会，开始探讨国家间的信任建构问题，信任由此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广义的信任概念出发，分析国家间信任的内涵、结构、条件和路径，构建国家间信任的理论模型，并以此为框架评估当前东亚国家间的信任状况，探讨东亚地区互信建构应遵循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社会网络 信任建构 东亚研究 国家间信任

信任是一个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系统中产生并维持团结的整合机制。它可以预期人们的行为、创造共同体意识、简化合作关系，从而对维系社会秩序和稳定社会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同样，国家间的信任也会增信释疑，减少误判，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成为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条件。近年来，国家间的信任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学术界也将信任从传统的社会学领域拓展到国际政治研究中，从不同的理论视角研究国家间信任的内涵、构成要素和生成机制等问题。

长期以来，受地区政治文化多样性和现实复杂性等因素的影响，东亚国家间一直缺乏必要的相互信任，特别是21世纪以来领土领海争端和核扩散等传统安全问题的频发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不信任感。国家间信任的缺失使东亚地区制度化的集体交往和行动十分困难，这不仅滞缓了东亚区域合作的深入发展，而且成为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消极因素。因此，构建东亚国家间的互信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十分迫切。本文运用社会学关于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的相关理论，尝试从社会网络视角构建国家间信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此评估当前东亚国家间的信任状况，探讨东亚地区互信建构应遵循的现实路径。

一、国家间信任建构的理论框架

（一）“国家间信任”概念的理论阐释

信任问题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初的社会学领域。学界普遍认为，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在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是研究信任问题的开山之作。该书主要分析了货币、信任和价值交换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任何信任都暗藏着一种风险”，由此揭示了信任的功能和本质。20世纪50年代，信任问题受到心理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从人际之间理解信任的含义，将信任解释为一种个体的心理特质。如美国心理学家莫顿·多伊奇把信任看作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个人行为，是对情境的一种反应，认为信任是“预期这件事会发生，并且根据这一预期做出相应行动。”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领域掀起了对信任问题研究的新高潮，除了对信任问题进行概念化、系统化总结外，更重要的是在研究视域上实现了从微观的人际信任向宏观层面的扩展，提出了“制度信任”、“社会信任”等概念，探讨了信任的功能和分类，提出信任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论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献有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的《信任与权力》、美国学者伯纳德·巴伯的《信任的逻辑与局限》和波兰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的《信任——种社会学理论》等。

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学界也认识到信任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影响和作用，并将信任研究从人际、社会层面扩展到国际社会，提出了国家间的互信问题。美国学者霍夫曼从国家利益互惠的角度定义国家间信任，认为“国家间关系里，当领导人实行的政策表示他们认为对方是可信的，愿意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委托给对方的时候就表示两国之间有信任关系。”保罗、金伯莉等学者则从民众的信任角度界定国际信任，认为民众对世界事务的看法与国家之间的信任程度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国内政治、社会因素、党派和民众年龄等都是国际信任的影响因素。安德鲁·基德则运用博弈论分析国家间信任与合作的关系，认为信任就是相信另一方是值得被信任的，愿意加强相互之间的互惠合作。国内学者对国家间信任的关注相对较晚，但也尝试对这一概念进行梳理和归纳，提出中国学者的解释视角。如有学者认为“信任是理性的国家为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不可预测的未来行动赋予良好期盼的一种制度安排，是解决不可控制的、复杂的国际和地区问题的一种重要策略。”还有学者把国家间信任定义为一国认为另一国会把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进它对自身利益寻求中的行为的预测。

总的来看，国际关系学界目前尚没有形成关于国家间信任的统一定义。同时，为了便于理论上的简化和分析，多数定义往往将信任构建的主体设定为理性的单一国家，认为信任是国家在权衡利益得失后做出的理性选择，是在多次理性选择的互动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但是，这一假设的缺陷在于忽略了国家在本质上是由人构成的，国家的决策也都是具体的人做出的，尤其是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府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未必是决策者个人的意志，更可能体现的是国内民众的意向。国家所具有的拟人化特征使国家间的信任关系也就具有了人际之间信任关系的一般属性。首先，人际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相对固化的心理态度，信任的本质是“信任感”。国家之间的信任也是一种心理倾向，即组成民族国家的个体民众对另一个国家是否可信的心理判断，这是国家间信任包含的软性因素，即国家间“软信任”。其次，人际之间的信任还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关系包含对风险的承担，也包含对义务的履行，这种关系在人际互动过程中会逐渐形成各种类型的制度化安排。国家间信任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类似的社会关系，国家之间建立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安排，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帮助国家之间建立对彼此行为的正向預期。这种制度化的信任是国家间信任包含的硬性因素，即国家间“硬信任”。由此可见，国家间信任包含了软信任与硬信任两种类型，是人际信任在国际社会层面的扩展，它既具有人际信任的一般属性，又具有国家间关系的特性。

（二）国家间信任的结构

在社会学领域，信任的结构一般分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也有学者把系统信任称作社会信任）。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二者“事实上存在渐进的、扩展的信任的同心圆，从最具体的人际信任到对社会客体的更抽象的信任。”一般意义上的信任最直接的对象是社会中的个体，构成人际信任。信任的另一类对象是社会组织和机构、社会秩序或政权制度等，这构成了社会系统信任。系统信任既是人际信任在社会层次的扩展，同时也属于程序信任，即一种认为如果制度化的惯例或程序被遵守就将产生最好结果的信仰。如对法律程序的信任是达到公平公正判决的最好方法；信任市场竞争有助于获得最好的商品和服务等。系统信任表现为多个层次，从个人到社会角色、社会群体、制度程序、最终到达社会系统。信任在不同的层次之间发生扩散，实现了信任半径的延伸。在社会学中，这种现象被定义为“扩散的信任”（Diffused Trust）。由于信任与不信任一样都具有传染性，从一个水平到另一个水平的信任或不信任扩散的发生是十分常见的，并且在很多情况下信任是从上到下传播，不信任是自下而上传播。

如同社会系统信任一样，国家间信任也存在着一个类似的多层次结构，信任和不信任在这一多层次结构中发生着扩散和转移。如前文所述，国家间的信任看似取决于国家领导人的决策和政府的行为，但其背后往往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因素。普通民众、媒体、政党、利益集团、政府等都是影响国家间信任的结构要素，国家间信任本质上是这些要素之间信任的集合和反映。具体来讲，A国民众对B国是否可信的看法可直接影响A国政府对B国是否可信的判断。例如，由于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民众对日本普遍抱有不信任的态度，潜意识中认为日本是中国的敌人。这是中国对日本不信任在民众层面的表现，也直接影响着中日两国政府的行为和两国的外交互动。但日美两国民众互信状况则好得多。2015年皮尤公司对美国和日本各1000名分别来自不同阶层的受访者进行了电话调查，结果显示，2/3的美国人很信任或是相当信任日本人，同時3/4的日本人信任美国人。这样一份调查结果对日美政府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要素支撑。这一调查也显示，30%的美国人很信任或是一定程度信任中国，而只有7%的日本人选择一定程度上信任中国。1/4的美国人和一半的日本受访者一点也不信任中国。因此，当我们探讨日本是否信任中国或美国是否信任中国时，民众的态度是需要引入的重要变量。

媒体作为大众化的传播媒介，不仅为政府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而且也通过创设社会议题、主导社会舆论来影响公众的政治倾向，从而成为影响国家间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从一国媒体对另一国报道的主题和用词中就能反映出两国间的信任状况。例如，在2015年中国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前夕，《经济学人》杂志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阅兵的象征性在中国的邻居那里将产生意义，它将使周边国家心神不安，对东亚国家来说，这是一股已经不再由日本掌控的，正在上升的、有破坏性的力量。”文章的措辞很明显地反映了惯常的对中国的质疑和不信任情绪，对国家间信任是一种负面因素。

在社会系统多层次结构中，政府无疑是影响国家间信任建构的核心角色。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政府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具体机构，不同国家政府之间机制化的互动是国家间信任的动力和标志。国家通过政府间的互动机制交换彼此信息，减少误解与误判，降低了战争风险，因此政府间的机制互动对国家间的信任构建具有十分直接和显著的效果。此外，利益集团、智库、政党、非政府组织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和路径影响着国家间信任的建构。

为了便于对影响国家间信任建构的要素进行分析，可以将这些要素简化为两类：权力要素和社会要素。其中政府属于权力要素，民众、智库、媒体、政党、利益集团等属于非权力性的社会要素。国家间信任的结构包含权力要素层次的信任和社会要素层次的信任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都直接或间接对国家间信任建构产生影响。一方面，民众、媒体等社会要素影响国家政府的决策和外交行为，社会要素对权力要素层次的信任构成制约。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引导民众、政党、媒体、利益集团对另一国家的态度，权力要素对社会要素具有引导和牵制作用。因此，在一国内部，信任在权力要素和社会要素之间“流动”，在两个层次之间扩散，既可以从权力要素层次扩散到社会要素层次，也可以从社会要素层次扩散到权力要素层次。在涉及两国间的信任建构时，信任在这一结构中从上到下传播，即从权力要素层次扩散到社会要素层次；不信任在这一结构中自下而上传播，即从社会要素层次扩散到权力要素层次。在建构国家间信任时，需要遵循信任自上而下传播的规律，从权力要素层次取得突破，通过政府间信任的构建，带动两国民众、媒体等社会要素的信任，最终为两国间信任在两个层面打下基础。在寻求消除国家间的不信任时，则要遵循不信任自下而上的传播规律，从社会要素层次取得突破，消除一国民众、智库、媒体、政党等社会要素对另一国的不信任感，进而消除两国政府间的不信任。

（三）国家间信任建构的路径

对一个国家整体的信任，是多次互动产生信任的集合。一个国家往往不会在一次互动中将信任完全交付给对方，而是逐步地付出信任，打消不信任。在国家间信任建构的路径方面，根据信任要素的传播规律，需要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建立国家间的信任；二是化解国家间的不信任。如前文所言，信任在权力要素层次和社会要素层次之间流动，信任扩散呈现出自上而下的趋向。A国和B国在权力要素层次构建起的信任，很容易扩散到社会要素层次，因而国家间信任的建构首先应该从权力要素层次着手，致力于建设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机制，而机制一旦建成，就会为双方获取信息提供便利，并能预测付出信任需要承担的风险，从而增加付出信任的可能性。

不信任的扩散呈现出自下而上的传播特点。A国和B国在社会要素层面的不信任，将最终导致权力要素层面的互不信任。因此，要化解两国的不信任，需要从社会要素层次着手，通过倡导互信、合作、共生等观念，减少历史关系中影响信任建立的消极影响；通过开展第二轨道外交，增进民众、学者、公共人物、智库、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通过民间友好往来增进了解，化解彼此之间的不信任。社会要素层次的不信任一旦化解，权力要素层次的不信任也会慢慢消解，从而推动两国间信任关系的建立。

二、东亚地区国家间信任状况与评估

东亚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域内国家唇齿相依，历史文化悠久，战后经济发展迅速，相互依赖日益增强。但东亚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遭遇到了成长的烦恼：对其它国家崛起和未来走向的忧虑。这些忧虑不仅使东亚国家间信任程度普遍较低，而且在中日等大国之间甚至存在严重的战略互疑。信任缺失引起了国家间安全感的流失和安全困境的加剧，最终造成了东亚各国都竞相加强军事实力谋求自助安全的局面。本部分主要以信任维度为理论依据，从理性信任、心理信任和文化信任三个维度对东亚国家间信任状态进行评估，以期对东亚国家间的互信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东亚一系列国际制度的建立表明地区国家间的理性信任已基本形成

国家间的理性信任是“对交往关系中的利益相关方可能采取的对各方都有利的合作性策略行为的一种概括化的期望、稳定性的期望，从而也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是相关国家基于理性选择下的一种外交策略。信任包含着对风险的承担和对对方未来行为的积极预期。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国际机制有助于构建国家间的理性信任。国际机制建立后，利用制度设计中的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对成员国产生威慑力，提供对称的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从而实现国家间关系的调节、控制和管理。对制度的信心，促进了国家之间信任的建立。从这一意义上说，国际机制是国家间信任的重要来源，对机制的信任“更多的是我们向他人传递的一种信号，告诉他人我们是谁，我们的价值观如何，我们是值得被信任的。即我们认同了某种制度，并已经把它当成我们身份的标志。”因此，国家间是否建立了稳定的互动机制是评估国家间能否建立理性信任的前提条件和标志。

近年来，一系列地区双边或多边机制的建立为东亚国家间的理性信任奠定了基础。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认识到了通过制度建设促进地区合作的重要意义，不同领域的多边合作机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东亚国家间理性信任的建立。在经济领域，包括成员国首脑会议和部长会议的“东盟10+3”机制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渠道。自1997年以来，该机制以每年一度的领导人会议为核心，已建立涵盖各领域的17个部长级会议机制，推动了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人文交流和政治沟通。2005年成立的东亚峰会（EAS）也是东亚的重要合作机制，东盟在东亚峰会中发挥主导作用，每年定期举行外长及高官会晤，已初步形成经贸、能源、环境、教育部长的定期会晤机制。

在政治与安全领域，1994年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已发展为东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官方多边政治和安全对话与合作渠道。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论坛倡导各成员国就安全观念进行对话；通过发布诸如《国防白皮书》等文件增加透明度；鼓励加入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制度；创立一个由防务文官与军官参加的年度研讨会等。截至目前，ARF已经实施了100多个建立信任措施项目。1992年由哈萨克斯坦倡导成立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也是一个有关安全问题的多边论坛，其目标是通过制定多边信任措施，加强对话与合作，促进亚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现已制定了军事政治、新威胁新挑战、经济等五大领域的信任措施。

此外，东亚还建有朝核“六方会谈”、东北亚安全合作对话、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多个次区域合作机制。相对于欧洲等其它地区，东亚合作机制仍处于对话协商、信任措施等方面的初步建立阶段，机制结构较为松散且缺乏具有约束性的条约和协定，但这些机制建立本身不仅说明了东亚国家之间已经有意识地增进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而且在实践中也降低了彼此的交易成本和风险，增进了国家间的信任。

（二）历史问题、主权争端等问题的泛起严重制约了东亚地区国家间心理信任的建构

国家间的心理信任是信任者关于被信任者是否可信的一种心理判断。这种判断不以理性的知识和信息为基础，而是来源于“过去的，渗透着信任或不信任关系的历史”。国家间的心理信任与他们过去互动的经验紧密相关。如果A国与B国在过去存在积极的互动，那么A国倾向于形成“B国值得被信赖”的印象，从而产生对B国的信任。进一步讲，如果A国与B国存在多次积极的互动，B国就会拥有值得被信任的声誉，A国与B国之间就会建立较为稳固的信任关系。

以区域合作机制为基础初步建立起来的理性信任仅是东亚国家间整体信任的第一步和一个方面。由于东亚长期存在的历史、主权争端、核扩散等问题无法有效解决，致使东亚国家彼此仍存在很深的疑虑和心理上的不信任感。这种心理上的疑虑和不信任不仅使“10+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机制发展难有深化，而且也使地区安全困境有不断加剧的趋势。

朝鲜与韩国因主体地位争端和军事对峙等因素长期处于战略互疑之中。朝鲜将韩国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和历次的军事演习视为最大威胁，而韩国则将朝鲜强化军备和研发核武看作最大安全挑战。尽管双方曾多次为改善双边关系做出过努力，但“对方是不可信的”观念已在两国社会根深蒂固，这些努力甚至还导致两国关系对抗加剧和冲突升级。2015年日本《读卖新闻》和《韩国日报》联合进行的关于双方可信度的民意调查显示，73%的日本人表示他们的邻国不可信，85%的韩国人不信任日本人。4%的韩国人认为日本政府对于殖民统治和其他暴行的道歉“足够”，94%的韩国人认为远远不够。

中日之间因历史问题和现实矛盾形成的战略互疑已根深蒂固。日本在历史、东海海上划界、钓鱼岛等问题上的态度加剧了中国对日本的不信任感，使中国对日本追求“正常国家”的目标始终存在疑虑。而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军事实力的提升使日本社会心理严重失衡，出于对中国的忧虑和不安全感，日本积极宣扬“中国威胁论”。正如有学者所言，“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许多中国人往往是以一种不信任的心态看待日本的实力和行为，因此，对日本再军国主义化的担心和疑虑仍然存在。许多日本人也总是以一种复杂甚至是敌意的心态来面对中国的发展和壮大，认为中国的崛起对日本必然是一个威胁”。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的心理信任状况也值得关注。由于东南亚国家对“朝贡体系”的历史记忆，把近年来中国对南海岛屿主权的合法维护解读为谋求地区霸权，对中国崛起后的未来走向疑虑重重，甚至在外交政策和行动上借域外大国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总之，东亚国家都是基于各自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角度对对方进行战略判断，但受历史、现实和民族主义情绪等各种因素的困扰，这种判断难免造成消极或错误地解读对方的战略目标和意图的情况，引发东亚国家间的心理信任危机。

（三）东亚在身份认同、规范等问题上尚未形成地区共识反映了地区国家间的文化信任处于较低水平

文化信任是分析国家间信任的第三个维度。文化主要体现为价值观、规范和认同。信任文化是“特定的社会、社区或社会群体的历史积累的集体经验的沉淀物。”信任文化一旦生成就产生了内在的约束力，不受对对方可信性的估计或内在心理倾向的约束。国家间的文化信任是国家间信任的最高维度，来源于国家之间的类似亲缘性的因素，这种类似的亲缘性又具体分为国家间内生的亲缘性和培育的亲缘性两种类型。内生的亲缘性受意识形态、种族、民族、宗教、政治制度、历史的延续性等因素的影响。培育的亲缘性是指国家之间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彼此相似性的认知，如对历史的相似解读、对地区事务的共同看法、对未来命运和发展道路的相似认知等。国家间的信任只有深入到文化层次并最终建立起文化信任才能表明彼此的信任关系具有稳固的基础，而文化信任又取决于国家间的内生亲缘性和培育親缘性的发展程度。基于现实的考察，东亚地区国家间的这两种亲缘性都比较低。

首先，东亚国家间所具有内生的亲缘性程度较低。前文提及，内生的亲缘性可细分为意识形态、宗教、民族、价值观、政治制度等具体要素。这些要素相似度高的国家之间更容易形成信任；反之，相互之间的不确定性较大，彼此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就较小，国家之间的信任更难形成。东亚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多样性地区，加上各国民族众多，历史发展进程差异巨大，使得东亚地区的文化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图景。按照亨廷顿的划分标准，东亚地区的文明有三种，即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日本文明。其中中国、新加坡、越南等属于中华文明，日本属于日本文明，印尼、马来西亚、文莱则是典型的伊斯兰文明；菲律宾的主流文化是基督教，但本身是多种文明的聚合体，归于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断裂带。地区文化的多样性使东亚国家之间的内生亲缘性程度较低，在东亚地区，不仅分属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难以达成信任，同属一种文明的国家因受到主权争端等现实矛盾的影响往往存在互不信任的问题，地区的身份认同和归属难以形成。

其次，东亚国家间培育的亲缘性也严重不足。在国家间内生亲缘性较低的情况下，通过社会要素之间的积极互动，形成地区共有观念，也可建立起地区国家间的文化信任。当前，东亚国家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例如，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培育东亚国家亲缘性的积极尝试。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正视历史的态度、敢担当的勇气、善求同的智慧以及能包容的精神，呼吁东亚国家摒弃前嫌，放下猜忌，共同面向未来。“命运共同体”理念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贯穿于中国外交的实践，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这一理念能否深入东亚国家的内心并成为他们考虑和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是化解“东亚困局”的关键。除了中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外，日本在鸠山由纪夫执政时期也曾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并一度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但总的来看，多样化的地区文化尚未孕育和整合出能为地区国家所认同的东亚价值观，东亚的共有观念还非常有限，还不足以满足东亚国家间文化信任的构建条件。

三、东亚国家间信任建构的现实路径

通过对东亚信任状况的分析和评估可以看出，地区国家间的信任程度尚处于较低层次，特别是心理互信和文化互信仍处于缺失和建构阶段。这种状况是地区复杂性和诸多矛盾长期以来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东亚国家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性和多样性，这使东亚难以形成统一的地区共有观念和对东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而也就失去了地区心理信任和文化信任的建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东亚的领土争端等现实矛盾不仅导致相关方对自身所处环境是否安全的评估和判断出现偏差，而且常常对对方有关安全政策和措施产生误解或做出错误判断，特别是近来美国操纵支持的菲律宾南海问题仲裁案及执意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行为严重破坏了地区国家间的战略互信。基于前文的理论框架，东亚地区国家间的信任建构在路径上需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在政府层次上需要构建以地区机制为核心的理性信任，其路径是通过国家间多边机制、双边机制建设，增进政府间信任。结合当前东亚地区的现状和特点，可以从理顺现有机制之间的关系，避免不同机制之间的竞争着手。

当前东亚地区存在东亚机制与亚太机制之争。一方面，东亚已经建立了由东盟牵头主导、中日韩共同参与、在“对话合作”基础上的一系列地区机制。这些机制涵盖了东亚大部分国家，在建立信任措施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如《南海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备忘录》等。另一方面，在东亚地区，还存在美国亚太双边同盟体系、亚太经合组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机制。这些机制的成员国涉及众多亚太国家，因此可称之为“亚太机制”。东亚机制和亚太机制都有助于维护战后东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促进地区合作，但两种机制涉及地域范围互有重合，个别机制之间形成了竞争甚至冲突。如东亚峰会的16个成员中，有12个成员也是APEC的成员，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12个成员国全部为APEC的成员国。机制之间的竞争使东亚一些国家，特别是小国不得不在大国角逐中选边站，这无疑加剧了东亚地区国家间的不信任。东亚机制和亚太机制具有相似的功能和目标，其区别在于机制的主导或领导国家。地区多种机制竞争的本质是地区大国力量的博弈。近年来，中国国家实力的全面增长引发了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进而推动着地区权力结构的调整与地区观念和制度结构的变革。当前，东亚地区合作和地区互信的发展都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多种地区合作机制面临着整合。东亚地区秩序转型越来越依赖于中国、美国、日本和东盟国家之间的一种巧妙的平衡，在这一平衡结构下，任何国家都必须放弃谋求地区霸权的设想，在相互之间战略竞争代价和风险最小的情况下，通过机制合作，实现自身利益和影响力的最大化，从而构筑更加稳固的地区理性互信。

其次，在社会层次上需要重点化解影响国家间信任建构的消极因素，其路径是增加国家间社会要素层次的交流与互动，形成共有观念，培育国家间的社会亲缘性。信任是“产生于制度规范系统之外的一种世俗现实的心理现象”。在社会层次上重点化解东亚国家间的不信任因素，就是要通过各国社会要素层次的互动，促进地区认知共同体的形成。国家间的认知共同体是一种网络架构，政府、普通民众、智库、非政府组织都处于这一网络之中，他们因对国家间事务的认知达成共识，形成具有共同目标的结构，从而产生对彼此的信任。东亚认知共同体就是将东亚整体作为思考对象，在共同利益和目标诉求的基础上，形成对地区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东亚国家间的认知共同体构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增进各国学者、智库等社会要素之间的积极互动。“决策的变化首先来自思想的变化、论述的变化和理念观点的变化，而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学者组成的认知群体是传播新思想的重要联盟，支持联盟的持续努力和影响会导致公共政策的变化。”因此，學者、智库成员等社会要素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常常成为促进国家间信任关系发生变化的催化剂。通过第二轨道外交的方式，增进各国学者、智库成员之间非官方身份的交流，沟通彼此间的思维及立场，凝聚共识，构建具有共同认知的人际网络，化解影响国家间信任的消极因素，推动地区国家间信任的建立。东盟地区论坛的设想最初就是通过“二轨外交”这一渠道提出来的。作为当时一个包括东盟各成员国的智囊机构，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促成了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东盟地区论坛的官方文件也肯定了“二轨外交”在增进国家间信任方面的作用，认为“‘二轨外交将有助于与参与者形成共同体意识”。事实上，在东亚地区安全合作展开的过程中，有许多新的词汇如“建立信任措施（CBMS）”、“接触（engagement）”、“透明度（transparency）”等都是通过“二轨外交”的方式提出的。因此，化解国家间不信任要充分重视“二轨外交”，利用学界、智库的知识和智力资源，弥补政府间交流的不足，增进对彼此的社会认知，从而奠定建构国家间信任的社会基础。

第二，保证媒体传播信息的客观立场，扩展信息的多种传播渠道。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渠道，对认知共同体和地区信任的建构具有直接的影响。由于一般民众对于国际关系和他国情况没有直接的接触，其对国际议题的认知主要受到媒体的引导。以中日两国的媒体报道为例，对于日本的修宪议题，中国媒体侧重将其解读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信号，而日本媒体将其解读为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需要。媒体具有非常关键的“中介化”功能，信息在跨国传播过程中被媒体扭曲和变质，对同一个话题产生了不同的解读。针对这一问题，需要注重国家间信息的直接对接，培养新兴的网络传播方式和多样化的信息渠道。互联网的出现方便了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的跨国交流，方便了民众之间的直接交流，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性。直接的信息传播将有助于产生认知共同体，改变对历史冲突和矛盾的印象，培育关于地区事务的共同认知，打消彼此的不信任感。因此，可以将新媒体作为传统商业媒体体系的补充，向民众客观地介绍彼此的情况。虽然，当前这种直接的信息交流方式并不十分普遍，但多样化的信息渠道将是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深化的重要特征，是培育地区认知共同体的重要方式。

第三，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和塑造地区认知共同体中的作用。政治网络中的非政府组织是影响地区认知共同体和地区互信的社会要素之一。通过动员公众舆论，达到直接或间接地向有影响力的政策网络和团体施压，并寻求政策改变，这是国际非政府组织最为公众所熟知的角色，也就是倡议网络的角色。非政府组织的成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认同基础上，因此，非政府组织本身就是认知共同体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凭借专业化的知识和研究能力，非政府组织将其掌握的科学信息传播给决策者和公众，有助于更大范围内共有知识的形成，从而促进认知共同体的构建。当前，东亚地区亟待建立一个专门的以地区互信为主旨的倡议型非政府组织，通过资料收集和权威客观解读，承担互信倡议的功能，改变民众带有民族情绪的认知，推动地区认知共同体的构建。

结论

信任是理解国际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并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信任本质上是国家间彼此相向的一种相对稳固的心理态度，它一般以国家间的合作机制或协议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又以彼此间的社会共同认知、规范和文化等要素为支撑。本文将国家间的信任简化为一种互动的双层结构：权力要素层次的信任和社会要素层面的信任。影响信任建构的各类要素作为社会网络的一个个“节点”，其互动关系构成了政府与社会、政府之间和社会之间的不同类型信任结构，国家间的大多数交易也都是镶嵌在社会网内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国家间信任是信任在国际社会层面的扩展，是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各个要素互动并相互影响的结果，它既有人际信任的一般属性又具有国家间关系的特性。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本文从信任维度视角评估了东亚地区国家间的信任状况，认为地区的多样性和现实复杂性使东亚国家间的信任尚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心理互信和文化互信仍处于缺失和初步建構阶段。东亚互信的缺失导致了地区国家间的战略误判，加剧了地区安全困境。因此，如何建构国家间互信，以破解东亚安全困局就成为地区各国需要共同面对的历史性课题。本文从社会网络角度提出了建构国家间信任的路径，认为既要从政府层次上推动建立地区机制的建设，运用制度框架促进国家间理性信任关系的发展；又要强化不同国家间的社会交流与互动，通过培育共同观念、强化地区意识、构建认知共同体来消除国家间在社会层次的不信任因素，从而形成地区国家间的心理和文化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