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越　邵广侠

摘 要：党史专家石仲泉先生说过，周恩来是新四军的“助产婆”。实际上，就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所取得的斐然战绩而言，与周恩来是分不开的。周恩来力促各方巧组新四军，勇破难题发展新四军，呕心沥血智救新四军，殚精竭虑守护新四军。在缅怀新四军将士为抗战胜利立下的丰功伟绩时，我们不能忘却周恩来对新四军的卓越贡献。

关键词：周恩来；新四军；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1-0026-04

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战绩斐然。他们怀揣抗日必胜的信念，与日军作战两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四十一万余人。提到抗战，我们既要讲八路军，又要讲新四军；说到新四军，我们不能忘却周恩来。周恩来如同新四军的“管家”一样，奔走在力促各方巧组新四军、勇破难题发展新四军、呕心沥血智救新四军以及殚精竭虑守护新四军的征途上。大量史实证明，周恩来对新四军这支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力促各方巧组新四军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入中国的国土，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步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如何将南方八省的游击队组成一支抗战的力量，已经迫在眉睫。周恩来受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同志的委托组建新四军，既要在我党的领导下，又要让国民党接受，在当时的情况下难度是很大的。周恩来凭借其超凡的智慧与崇高的人格，在与国民党就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交锋中，始终坚定正确立场与方向，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以前蒋介石一直把南方红军游击队看作是“乱匪”，为了消灭这股异己势力，他曾派遣40个正规军、60个保安团先后对其进行无情的剿杀，即使是国共双方正在谈判的情况下，仍不罢手。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这支曾经的“乱匪”一跃成了抗日的武装力量。为了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进行有效的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审时度势，提议将这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成立一个军，用于抗日。尽管周恩来的提议合情合理，但是新四军组建的道路还是充满着艰难险阻。在是否改编这支部队以及任命军长方面，周恩来与国民党展开了多轮谈判。由于蒋介石害怕这支部队，更不想中共打着他的旗號壮大自己的武装队伍，所以蒋介石一开始就拒绝给予正式番号，还试图削弱和控制红军游击队。后来干脆提出，若要改编这支队伍，国民政府就要派人在这支队伍中任职，部队整编由国民党全权指挥，并由他们安排集中地点，企图分化瓦解中共这支久经沙场的部队。然周恩来等人洞悉了国民党的阴谋，据理力争，一再努力，加上当时特别的情况，国民党才迫不得已同意改编。

中共争取到改编南方八省游击队的机会实属不易，但究竟由谁来担任新四军军长，也是颇费了一番脑筋。对于周恩来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寻得一位有才干的新四军军长，他既要获得国民党同意也要愿意服从中共领导。正当国共双方为新四军军长人选焦灼的时候，周恩来从潘汉年处得知北伐名将叶挺回到了上海，他灵机一动认为叶挺是最适合的人选，理由很简单，叶挺既不是国民党，也脱离了共产党，无党无派。所以，周恩来当机立断于次日就跟叶挺会了面。叶挺和周恩来此次是老友重逢，兴奋不已。当周恩来问及他归国后的打算时，叶挺道出了“此番回来只为报效祖国”的心愿，周恩来闻听此言，觉察到叶挺虽遭受了个人委屈却依然斗志满满，于是满含深情地对叶挺说：“国共已就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达成了共识，而且南方游击队的许多领导骨干，都是当年北伐时铁军的成员，我希望你能够继续领导他们。”叶挺当时正感报国无门，听完此言激动不已地说：“恩来，你认为我合适，我就来挑这个担子。”[1]33两人一拍即合，可是这还需要说服蒋介石才行，于是周恩来又给叶挺出了一招，叶挺与蒋介石的心腹陈诚是老同学，而且张发奎也是他的老长官，周恩来告诉叶挺，只要做好这两人的工作，取得他们的支持，说服蒋介石也就容易了。在叶挺的自荐以及陈诚的说服下，蒋介石也觉得叶挺适合做新四军军长，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如果启用了叶挺，共产党人选就会被排除，而且他相信只要多做叶挺的思想工作，叶挺就会听从他的号令。所以在1937年9月，国民党军委会单方面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不久，中共在考察了叶挺后也承认了他。应该说，在新四军的组建上周恩来功不可没。正因为如此，党史专家石仲泉才说周恩来是新四军的“助产婆”。

二、勇破难题发展新四军

新四军虽然活跃于大江南北，牵制了大量日伪兵力，其战绩在全国也有广泛影响，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缘等原因，新四军还局限于江南一隅，受到日伪军的包围和国民党军的牵制，回旋余地不大，如不迅速发展，恐难有大的作为。针对如此局势，周恩来没有退缩，而是勇于面对和解决难题。在1939年2月18日，他决定亲自前往云岭视察工作。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纠正新四军内部存在的错误思想，真正落实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同时处理好叶、项之间的矛盾。

周恩来千里迢迢来到云岭，不顾辛劳就投入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当中。他一到新四军军部，发现会议室里没有悬挂孙中山的像，当即指出在国共合作敏感时期，应当注意彰显中共态度，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式和良好氛围。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发现在新四军第二次政工会议的一个文件中有反映王明右倾错误的思想内容，不仅如此，他们还宣传蒋介石的演讲稿。周恩来严肃地对项英说道：“你们不挂孙中山的像，这是‘左，但是又主张一切听从国民党，居然还用蒋介石的话当作教材，这完全没有坚持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岂不是又很右吗？你们必须按照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把这些错误即刻改正过来。”[2]583他还逐条逐句地指出文件中的问题。

在视察期间，周恩来同叶挺、项英等人进行过数次交谈，到新四军每一个部处进行实地走访，多方听取同志们的意见。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最终为新四军确定了符合当时形势的发展方针：“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这是周恩来从抗战的实际出发首先提出来的战略方针，为新四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3月6日，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大礼堂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在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报告中，他精辟地分析了武汉失守后的形势变化和特点，指出越向敌后，越能发展；越深入群众，越能创建根据地。他根据中共中央会议安排以及当时局势变化，为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提出了三条有建设性的原则：第一，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第二，哪个地方危险，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区域；第三，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还没有去活动的，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2]590。周恩来还指出，游击战依然是新四军的一把利刃，要因地制宜地使用，要大胆发展游击战术，切不可因循守旧，好的游击战应当“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3]124。

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商定新四军发展方针之后，周恩来又马不停蹄地开始着手调解叶、项之间的矛盾，协调新四军内部领导层的关系。

在视察之前，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就已获知叶、项之间有矛盾，而且都做过一定的努力，可是收效甚微。譬如，早在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就特意叮嘱过项英：“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可项英并未听进去。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述，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事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后来即使是叶挺负气离开，项英在电告周恩来时还说：“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显然叶、项的问题始终没能处理好[4]26。

叶、项的矛盾说到底就是权力的分配问题，由于项英不信任叶挺，加之历来是党指挥枪的惯例，所以项英轻而易举地就架空了叶挺，使得叶挺郁郁寡欢，空有抱负。周恩来深知其中问题所在。于是在1939年1月8日，他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原则：“叶回四军，我的解决原则是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4]27不久，中共中央回电，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并要求他务必处理好新四军问题。周恩来接电后，当即与蒋进行交涉，表明中共不同意更换叶挺的坚定立场，接着又几次约见叶挺，与其敞开心扉，晓以大义，最后动之以情说服了叶挺。为了真正地处理好叶、项的问题，周恩来决定亲自送叶挺回军部，叶挺颇为触动，决定立即返回军部工作。

在新四军视察期间，周恩来一面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宣布了叶挺的工作安排，一面多次找来项英，要求他以大局为重，处理好与叶挺的关系。周恩来甚至严肃地批评了项英：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不能因为他暂时不是共产党员就不信任他，他留在党外比留在党内发挥的作用还大些。如果不能团结叶挺这样的人，还能团结什么样的人呢？[3]127这其实是在告诉项英，新四军内部的团结是首要的，与叶挺的关系处理不好，是要犯错误的。周恩来的话言简意赅，项英当即坦诚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会改善与叶军长的关系。

周恩来的工作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项英开始转变对叶挺的态度，两人的关系也一度改善。而且中央来电也从过去只发给项英一人改为“叶项”两人。军参谋处也重新搬回了叶挺的住处，这些使得叶挺军长的作用更好地得到发挥。周恩来还特意和叶、项在钟墨园拍照留念，希望叶、项精诚团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更大贡献。

周恩来的皖南之行，推动了新四军继续东进北上，打开华中局面，鼓励了新四军各级官兵的斗志，也改善了叶、项的关系，一度讓叶挺掌握了新四军的军事指挥权。叶挺也不负重望，发挥了英勇善战，机智果断的指挥才能，粉碎了日军的多次“大扫荡”，取得了繁昌、父子岭、泾县等战斗的辉煌胜利[2]593。

三、呕心沥血智救新四军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早就开始谋划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当新四军九千余人按照指令迅速北调，于6日到达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却不曾想一支八万多人的国民党军队早已将他们团团围困，伺机将他们扼杀于此。新四军战士们浴血奋战，几经突围，除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终因寡不敌众，没有支援而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其实在“皖南事变”爆发的翌日，获知新四军遭遇重围的周恩来心如油煎。他先是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接着又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表示抗议。他严正声明：“如果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国共关系破裂，将由国民党负全部责任！”[5]102蒋介石虚假地表示，国民党军队已不继续进攻，新四军北进绝不留难，望继续北上。可实际上，国民党军队继续围攻，而且更加残忍，新四军将士还在流血，还在艰难地突围。

1月11日本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庆祝之日，然而周恩来却收到了中共中央的急电，当他看完电报，脸色刷的变了，紧皱眉头，连拿电报的手都在微微颤抖。接着，他用沉痛的语调宣布新四军的严重局势：“新四军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已经六天了，突不出去，叶挺将军出面谈判，竟被国民党军队扣留。”听到周恩来宣布“皖南事变”的消息后，全场死一般的沉寂。就在此时，电灯突然熄灭，四周漆黑一片，过了一会才亮起来。周恩来巧借这个突发情况，化悲痛为力量，激励大家：“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他意味深长地说道：“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怕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要被冲破的。”[5]103

当晚，周恩来深感事态严重，连夜组织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反击策略，他要求立即组织力量，最大范围地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公之于众。散会后，已经深夜，周恩来连口水都没顾上喝，又伏案写下亲笔信送至蒋介石处，强烈要求蒋把部队调开，让新四军北上。他在信尾写道：“否则新四军渡江无路，后退无援，只有突围四去，散于民间，战于敌后，以求生存。”[5]10413日，周恩来还面告刘为章，请蒋介石电令顾祝同撤出包围地，给新四军让出道路。为了能够挽救新四军，周恩来夜以继日，头不挨枕，他一方面要和国民党当局交涉、抗议，阻止国民党军队继续围攻新四军，另一方面又要带领大家做好一切应急准备。正是因为他有着革命家的恢宏气魄，也有着军事家的卓越才能，因而能够始终从容指挥，力挽狂澜。

1月17日，蒋介石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手段，准备于18日发布一份不顾事实的通令。在这份通令中，他们狡猾地诬陷新四军，无情地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准备残忍地将抗日英雄叶挺送交军事法庭。周恩来一收到这个消息，就怒不可遏地致电何应钦，斥责道：“你们如此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5]105话音刚落，他就重重地摔下电话，立即赶到国民党代表张冲的住处，狠狠地质问了他。

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周恩来觉得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展开了舆论反击，他要把“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出去，以昭天下。17日晚，周恩来可谓是寝食难安，他首先利用中共的輿论阵地《新华日报》来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可是在18日凌晨的时候，周恩来却收到消息，有关“皖南事变”真相的稿件都被国民党强制收缴了，而且国民党方面还派人坐在报社里时刻监视。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冷静地思考应对之策，不久又给报社负责人重新安排了应急方案，就是以快制胜。他要求报纸留两个版面，先用其他内容填充送交查验，之后等他的内容一到迅速替换，迅速印制发行。

周恩来安排好一切之后，满怀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痛恨挥笔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题词，同时加了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二十五个字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被快速赶印出来，分发到重庆的各个角落。一时间山城沸腾了起来，大街小巷飘荡着报童清脆的声音：“卖报了，《新华日报》最新消息，快看啊，周恩来为新四军死难者题词！”很快，《新华日报》被抢购一空，销量更是猛增到五千份。不得不说周恩来的这招很是奏效，就连毛泽东也说：“报纸题字亦看到，令人神往”。而且据有关资料记载，蒋介石得知后拍案而起，大骂手下无能[5]109。尽管这一场“无声”的战斗，周恩来已经达到了目的，让山城的人们知晓“皖南事变”的真相，但是还远远不够，接着他又带领南方局展开更为强有力的舆论攻势，周恩来指示办事处和报社的同志，把“皖南事变”真相迅速印成传单和小册子，秘密发往全国各地。

作为中共外交界的风云人物，周恩来有着全球的视野，此时他正在筹划如何将“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到国际上。他精心安排人员编写外文材料，请各方记者通过他们的渠道在世界各地发表。他还安排人访问中共所熟识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将国民党军队残杀新四军的事实告诉他们。他甚至还联系远在美国的斯特朗，请她把在重庆了解到的有关新四军的情况及国民党搞摩擦造事端的材料发表出来。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亲自出面，与一些外国使馆官员进行接触，宣传国民党暴行。当他将“皖南事变”的经过介绍给英国大使卡尔的时候，卡尔听后气愤地电告英国政府；他还多次会见苏联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向他们讲述国民党军队袭击、残杀新四军的血案，潘友新听后质问何应钦、白崇禧，并敬告蒋介石，“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他还拜访了美国总统代表居里，交给他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居里随后就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关系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美、中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5]121。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的恶行被国内外所知晓，蒋介石不得不在国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缓和与中共的关系，可以说周恩来等人打了一场漂亮的“政治仗”。新四军的冤情已然得到昭雪，可是叶挺军长和一些共产党人还被关押，周恩来并不轻松。为了能够解救他们，每次与国民党谈判的时候，周恩来几乎都要求释放他们，最终迫使蒋介石于1946年3月4日释放了叶挺。

四、殚精竭虑守护新四军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王震、王首道等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以及王树声等率领的嵩岳军区部队整合为一，成立以新四军第五师为主体的中原部队，并任命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委[6]778。

这支部队原本按照既定的协定是该撤出这里的，谁料想蒋介石背弃协定，派遣几十万的大军，将中原军区的几万人团团包围在宣化店这块狭小地带，而且在4至5月间，国民党意欲在中原发动突袭，以挑起全国性的内战。

面对中原局势的恶化，周恩来深知内战一触即发。为了防止中原内战的发生，周恩来一方面机智地利用和谈的机会，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进行严正交涉，力主中原实地调处；另一方面借助舆论的力量，向外界表明中共态度：争取和平，应“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7]75周恩来的要求是正当的，国民党、美国双方代表也无理由推脱，于是只得接受建议，同意前往宣化店调处。

5月8日，周恩来等调解人员成功抵达了宣化店。在调处会议上，蒋军的暴行被中原军区领导一一揭发，在事实面前周恩来极力地呼吁：“现在全国需要和平，内战应无条件停止，千百万人的生命所系，如何能拖，又如何忍拖！”[7]76两方代表无言以对，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观点。就在5月10日，《汉口协议》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应运而生，这一协定在这关键性的时刻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它既扰乱了蒋的部署，又帮助军区合法转移两千多名人员，还解决了部分经费、粮食、医药等问题，为武装突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视察期间，周恩来还参与了中原军区领导干部会议。当面对五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时，他一面认真地听取汇报，一面不时地用红蓝铅笔打着记号。在会上，他严肃地告诫大家，国民党反动派从来都是不遵守协议的，他们假和谈，真内战。千万不要指望国民党发善心，必须靠自己的实力，用枪杆子设法突围出去。周恩来的每一句话都拨动着同志们的心弦，鼓舞着大家的信心和勇气。在昏暗的房间里，周恩来与中原军区干部一起集思广益，研究制定了“金蝉脱壳”的武装突围方案。敌情、我情，地形、路线，哪里有山、哪里有水，哪里有敌军，哪里有碉堡，都做了详尽的分析和周密的考虑[8]161。

不久，蒋介石撕毁协议，再一次露出锋利的牙齿，撕咬着中原军队，全面内战就这样爆发了。按照国民党蒋介石的计划，企图用大量军队封锁东线和北线，阻断中原军队与新四军主力会和的去路，将其扼杀于此，然而中原军队在周恩来的精心部署以及《汉口协议》的拖延之下，早已做好了充足的战斗准备。中原军队遵照原定方案，以少数兵力牵制大量敌军，给中原主力军向西突围创造了极好条件，最终一举突围成功，周恩来等人的这招金蝉脱壳成功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如意算盘。在中原突围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一直不敢掉以轻心，他时刻关注国内局势，支援突围军队。当国民党扭曲事实，将挑起战争的不义之举推给中共的时候，周恩来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政府的计划，是要聚歼该地我军，而政府却在宣传我军向西移动”，“据我想，该地我军为自卫计，可能于政府军力薄弱处，设法避开惨遭消灭之命运。”周恩来还说：“现在平汉路西政府有五个军追击，一个军堵截，情况极其严重”，国民党必须停止这一行动[7]77。

此次突围成功意义是非凡的，这既使得国民党聚歼中原军队的阴谋未得逞，又牵制了大量敌军，还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其他的解放区。在整个突围过程中，周恩来可谓是劳苦功高，他敏锐的政治嗅觉、高超的谈判技巧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此次突围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最终帮助中原军队以少胜多取得突围的重大胜利。

参考文献：

[1]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新四军统战纪实[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2]施士明.未授衔的元帅叶挺（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周恩来世纪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4]童志强.关于新四军[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

[5]吕荣斌.周恩来在国统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

[6]金冲及.周恩来传（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7]曹应旺.周恩来的智慧[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8]温乐群，陈答才，江英.谈判大师周恩来[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