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超（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400715 ）

胡长春（西南大学 美术学院，重庆 400715）

六国文字与隶变关系的再思考
——黄惇先生《战国竹简墨迹的笔法问题》一文阐微①

马 超（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400715 ）

胡长春（西南大学 美术学院，重庆 400715）

“笔法”是与“形构”同时发生隶变的重要内容，然而以往的隶变研究中往往忽视了“笔法”问题的探讨。“六国文字”与“秦文字”在形体演变和笔法演变上均具有共同趋势和个性差异。形体和笔法演变上的共同性导致六国文字中偶有与隶书相似的形体和笔法；而二者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六国文字不会成为隶书似的文字。没有正确认识六国文字与秦文字在形体和笔法演变上的共性与差异，是导致一些学者误认为六国文字有隶变的原因。

隶变；笔法；六国文字；墨迹文字

黃惇先生《战国竹简墨迹的笔法问题》一文，[1]136探讨了战国墨迹文字中的“倒薤”（“蝌蚪”）笔法问题，并详细分析了这种笔法在战国墨迹文字中的具体表现和演变。文中通过研究近年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帛书、盟书等手写汉字材料，指明了倒薤笔法与后世波挑、掠笔等隶书、草书以及楷书笔法的关系，这对于隶变问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在黄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六国文字与隶变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黄惇先生以及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忽视“笔法”问题是以往“隶变”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在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中，由篆文演变为隶书是最重要的一次变革。这次变革使汉字的面貌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对汉字的结构也产生了很大影响。[2]“隶变”一词最早出现于唐文宗时期唐玄度编著的《九经字样》一书。[3]如果唐玄度算是最早对隶变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那么从唐文宗时期一直到现在，“隶变”已经被研究了上千年。然而关于“隶变”中的一些问题，学界迄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其中不乏一些完全相左的看法，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文字”与“隶变”的关系问题即是其中之一。

而另一些学者则坚决反对六国文字与隶变有直接的关系，如：姜宝昌先生在《文字学教程》一书中就明确地将隶变限定为秦篆向隶书的演变过程中的现象。[7]赵平安先生也说：“我们认为，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秦系文字的小篆经由古隶向今隶的演变，就是隶变。隶变始于秦文字……文字学界的大多数人认为：隶书是六国文字发展的共同的倾向……这一观点是根本站不住的。”[3]6-8

王贵元先生分析这两种观点之所以对立的原因时说：“持论隶变是各系文字的共有现象者，主要是发现了六国文字有与隶书同样的形变现象；而持论隶变是秦系文字独有现象者，思路是从后向前推，既然秦汉隶书是因秦始皇统一全国而由秦国文字发展来的，自然隶变也只是秦系文字的事。”王先生的总结是有道理的，但是却忽略了有学者坚持“六国文字有隶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六国文字有后世隶书笔法的影子。饶宗颐先生所说的楚帛书“分势开张，刻意波发”，明显就是针对楚帛书的笔法与隶书有关而言的。

黄惇先生指出：“笔法”是与“形构”同时发生隶变的重要内容，而古文字学界对隶变的研究多指形构，而鲜涉笔法。[1]144黄先生此说一针见血地指出隶变研究中存在的一项不足之处，对“隶变”过程中汉字笔法问题的忽视，是导致一些学者对“六国文字”与“隶变”关系产生误解的重要原因。汉字演变过程中不仅“形体”（文字学研究中“形体”一词较“形构”常用，故下文用“形体”替换黄惇先生所说的“形构”一词）一脉相承，“笔法”更是如此。战国时期是“隶变”发生的重要阶段，只有辨明“六国文字”与“秦文字”在“形体”和“笔法”两个方面演变的共性与个性，才能正确认识“六国文字”与“隶变”的关系。

二、“六国文字”与“秦文字”形体演变上的共性与个性

（1）“简化”是“六国文字”与“秦文字”形体演变的共性

简化是汉字发展的基本规律，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与秦文字也均在这一规律的支配下各自发展。何琳仪先生在《战国文字通论》中指出：“汉字的部件多源于对客观事物的摹写，所谓‘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然而文字部件越是酷似客观事物，就越不便书写。趋简求易，是人们书写文字的共同心理。因此，从文字产生之时就沿着简化的总趋势不断发展演变……战国文字简化现象，不但在各系文字中普遍存在，而且简化方式比殷周文字尤为复杂。简化方式往往由约定俗成的习惯支配。”[8]

也就是说，战国时期虽然各国文字形体有别，正所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但是都在经历着相似发展趋势——简化，更重要的是各系文字在简化方式上也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战国文字的简化可以参考裘锡圭先生的意见从字形与字体两方面来论述。字形指一个个字的外形；字体指文字的字形特点和书写风格。[2]35从字体上说六国文字与秦文字简化的总体趋向是非常接近的，大致都是在从线条化向笔画化发展。[9]156例如：“夫”字金文作“”（膳夫吉父鬲《殷周金文集成》①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版，以下简称《集成》。00704），楚文字中有时写作“”（《郭店楚简•语丛一》109号简）；“祝”字金文作“”（大祝禽方鼎《集成》01938），晋系文字《侯马盟书》中有时作“”；“中”字金文作“”（中友父盘《集成》10102）”，燕国文字有时作“”（《古玺汇编》5351）；“余”字金文作“”（鼄公华钟《集成》00245），齐国文字有时作“”（《集成》11035）；“此”金文作“”（此鼎《集成》02822），秦国文字作“（《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2）”等。通过上述几例西周春秋金文到战国文字的写法变化，可知在各系文字中均出现了将金文的“婉曲线条”简化为“方折”、“直线”等笔画的现象。

至于战国文字字形上的简化则较为复杂，《战国文字通论》一书归纳为：单笔简化、复笔简化、浓缩形体、删简偏旁、删简形符、删简音符、删简同形、借用笔画、借用偏旁、合文借用笔画、合文借用偏旁、合文删简偏旁、合文借用形体十三种类型。[8]203～212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简化方式并不是单独存在于某一国文字之中，而是六国文字与秦文字的共有现象，《战国文字通论》论述上述简化类型时所举的例证已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我校重视青年教师培养和中青年骨干教师选拔培养工作，组织实施“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和“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实行“青年教师培养导师制”，配备一名具有高级技术职务的教师作为导师，对青年教师进行为期一学年的跟踪指导，具体设计教学、科研、进修、学术交流等相关计划，对授课质量进行达标评估，形成一套完整的“传帮带”机制。对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则着重采取吸纳参与重要学术活动、重大项目研究，资助脱产国内外访学和科研项目资金等方式予以重点培养和扶持。此外，鼓励和支持中青年入选“广西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和参加“广西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为中青年教师搭建成长平台。

综上所述，战国时期“六国文字”与“秦文字”形体演变的总趋势是“简化”，并且无论是从字体还是字形上来看，其所采取的总的“简化”方法都是近似的，这是二者的共性。

（2）“六国文字”与“秦文字”具体的简化方式有别

“六国文字”与“秦文字”在字体上的简化，都是从线条化向笔画化发展；字形上的简化也不外乎何琳仪先生所总结的十几种方法，但是两者在形体简化过程中又有一些具体的差别。

首先，具体到某一个字或者某一个偏旁时，“六国文字”与“秦文字”所采取的简化方式以及简化程度有所不同。例如：“定”字在金文中的写法一般作“”，秦文字简化作“”（《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121），变曲笔为直线；三晋文字作“”（《侯马盟书》），将声符“正”改换为写法简单声符“丁”，并将“宀”旁改写为“/”、“”两个斜笔，可见同是形体简化，但是两者所使用的方式不同，且晋系文字中“定”字的简体明显简化程度更高。

其次，“六国文字”与“秦文字”在形体简化过程中侧重于使用的方式有所不同，秦文字侧重于“变曲为直”的方式简化篆体，而六国文字则似乎没有特别侧重于某一种简化方式，虽然“六国文字”中“变曲为直”的简化同样存在，但总体而言远没有“秦文字”中使用的那么普遍。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说：“六国文字俗体的字形跟传统的正体的差别往往很大，秦国的俗体则侧重于使用方折、平直的笔法改造正体，其字形一般跟正体有明显的联系，而且秦国文字的正体虽然并不是一点没有受到俗体的影响，但是没有像六国文字的正体那样被俗体冲击得溃不成军。”[10]

以上两点是战国时期“秦文字”与“六国文字”在形体简化过程中的不同之处。这里还必须强调一点，用方折、平直笔画改造篆书婉曲的线条，是后世隶书形成的先决条件之一。裘锡圭先生指出：“在秦文字的俗体里，用方折的笔法改变正规篆书的圆转笔道的情况很常见。有些字仅仅由于这种变化，就有了浓厚的隶书意味。”[11]可见大量地“用方折的笔法改变正规篆书的圆转笔道”，对隶变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三、“六国文字”与“秦文字”的笔法演变问题

黄惇先生指出，先秦时期手写汉字的原始笔法就是倒薤或称蝌蚪笔法（下文使用倒薤笔法之称），战国时期的墨迹文字斜执笔、侧锋运用广泛，运笔多表现为弧拱形运动，因而横势明显。倒薤笔法之横画加上圆势运动，为波挑之初形。倒薤法之撇画加上圆势运动，为掠笔之初形。[1]144、145黄先生总结出了战国时期手写体汉字笔法演变的规律，即“倒薤笔法”以及运笔的“圆势运动”，导致了隶书笔法中波挑和掠笔的产生。

这种观点与战国时期墨书材料的实际情况完全相符。《包山楚简》中有如下几个字：（乙，171号简）、（九，55号简）、（巳，21号简）等，张传旭先生指出，这几个字已经出现类似隶书成熟之后的波挑，张先生还使用了“特别令人感到吃惊”来形容这种现象。[12]其实明白了战国墨迹文字笔法的演变规律之后，这种现象就显得丝毫不足为奇了。黄惇先生已经指出：“圆势运动”以及“倒薤笔法”是战国墨迹文字笔法的共同演变特点，楚简文字在此规律下发展，自然就会产生出后世隶书中的“波挑”之笔。楚简文字中还存在着掠笔雏形，黄惇先生论文中已有详论，此不赘述。

除此之外，邢文先生指出：“晋系侯马盟书多见蚕头与燕尾的早期形态；楚系湖南子弹库帛书、湖北望山楚简、河南葛陵楚简等，都见早期隶书的结体与用笔。”[13]邢先生说明的这些六国文字笔法现象，同样是战国时期墨迹文字笔法演变具有共同规律的具体表现。

“六国墨迹文字”与“秦系墨迹文字”在具有共同笔法演变规律的同时，也各有一些笔法上的特点。张传旭先生将楚文字的笔法分为四种主要类型：第一类，侧锋重按入笔，然后改变笔锋的角度，提笔出锋，下笔处形成一个三角形斜茬；第二类，两头都是露锋，笔锋顺锋滑入，逐渐下按笔锋，至笔画的中前部，逐渐提笔出锋，形成两头尖细，“胸部”肥大的形状；第三类，中锋入笔，下笔稍顿。然后提笔出锋，出锋时速度稍放慢，笔锋能留得住，整个线条无有尖细的露锋；第四类，与第二类入笔、出笔类似，在行笔过程中线条回旋屈曲，是受鸟虫书影响所致。[12]40按照黄惇先生对“倒薤笔法”的总结，此处可以补充第五种类型：“头锐尾粗（起笔出锋，收笔略按）”。[1]142

因为楚系墨迹文字资料及笔法的丰富性，这五种楚系墨迹文字笔法大概也是战国时期墨迹文字笔法的主要类型。这五种类型的笔法均存在于楚系简帛文字中，尤其以第一类、第二类居多，第四类笔法因是受鸟虫书影响而产生的，故应是楚系墨迹文字中的特色笔法。

秦文字中的笔法受到秦文字多用方折、平直笔画的影响，整个字形横势明显，圆弧形笔画较楚文字为少。以战国中期的青川木牍为例：“月”字作“”，“己”作“”，“草”作“”，“时”作“”，大致是以平直的笔法居多，并且笔画均匀，倒薤笔法较少，[12]36隶书及其笔法源自战国秦系文字，笔者近来整理新出土青铜器铭文时，偶然发现秦国上郡所造的兵器上常有“工隶臣某”的铭文， 这些兵器上的刻划铭文（殳书）应是隶书的最早源头之一。这类文字是刻画上去的，须用很大的力气，因而也形成了与篆书完全不同的握笔（刀）方法和运笔（刀）方法，笔者经过反复研究琢磨，发现刻画这类字体的发力点不在腕部，也不在肘部而在臂部，是以臂关节为支点，从左向右刻画的，故其横画常向右下倾斜，这就是隶人契刻之法。隶书的笔法来源于这种执刀法和运刀法，故古隶的横画也常向右下倾斜，至汉隶始能平直。[14]笔法的圆势运动不如楚系文字的包山简、清华简、郭店简明显。秦文字多用“方折”和“平直”笔画改造篆体，就会增加“横画”在整个秦文字系统中的数量，造成了秦文字的横势明显强于六国文字，横画的增多加之圆势运动的影响，使得“波挑”等隶书笔法在秦系墨迹文字中的快速发展和成熟。从同时期的资料来看，秦文字“波挑”笔法成熟的程度远高于楚文字，比如战国末期至秦代的《睡虎地秦简》中隶书的成分均已具备，且“波挑”十分明显，[12]88而战国晚期的楚系墨迹文字中此类笔法则较为罕见。

四、“六国文字”与“隶变”的关系

不少学者注意到六国文字中有与秦文字相似的形变现象，如：楚文字中的“（夫）”、“（大）、“（天）”等字与后世隶书近似。有人便以此作为六国文字有隶变的证据，如王贵元先生说：“虽然不能说秦汉隶书来源于六国文字，但六国文字同样出现了与秦系文字相同的形变现象，即隶变现象，是符合实际的。”[9]156

还有学者从“六国文字”有与“隶书”近似的笔法立论，认为六国文字有隶变，事实上这两种认识都有失偏颇。六国文字中之所以会出现与隶书近似的形体和笔法，是因为六国文字与秦文字具有共同的形体和笔法演变规律决定的。如果六国文字在形体简化的时候采用了变篆体为方折、平直笔画的方法，就会偶尔出现与后世隶书同形的文字形体；六国文字的倒薤笔法中加入圆势运动，同样会产生出隶书式的“波挑”和“掠笔”。

事实上隶变的发生以及隶书的成熟，需要“形体”与“笔法”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和相互影响。以秦文字为例，在形体上秦文字主要以“方折”、“平直”的笔画简化篆书；同时在笔法上于“倒薤笔法”中加入圆势运动。“方折”、“平直”的笔画增加了秦文字的隶书意味，并使得字形的横势加强。横画的增多加之笔法中的圆势运动，才使得秦文字中隶书笔法发展成熟起来。

六国文字中虽然同样有以“方折”、“平直”的笔画简化篆书的现象，但是这种简化方法在整个六国文字体系不占主流，只是少数现象。①六国文字的墨迹资料，目前以楚文字为大宗，就楚系简帛资料来看，我们初步认为其形体简化方式主要是通过解散篆体、合并笔画、删减笔画偏旁、改换偏旁以及书写上的圆势运动等方式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战国中期的青川木牍中可以看到较多的横直笔画，而在战国中晚期的上博简、郭店简、清华简以及战国晚期的九店楚简等楚文字中，横直的笔画并不明显的主要原因。因此虽然楚文字运笔过程中圆势运动明显（尤其是纵竖方向的笔画），但是由于整个文字体系中横直笔画数量较少，很难呈现出横平竖直的隶书意味，“波挑”、“掠笔”等笔法的发展也远不如秦文字成熟。

实际情况也可以证明楚文字并没有向“隶书”式的文字发展。战国中期的秦文字墨迹资料《青川木牍》虽已有浓厚的隶书意味，但是仍保留有明显的篆书面貌，隶书笔法更没有清晰地显现出来。到了战国晚期的《睡虎地秦简》中，却已经完全具备了隶书的笔法要素。而拿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竹简》和战国晚期的《九店楚简》相比，完全看不出“波挑”、“掠笔”等“隶书”式笔法有什么显著发展，与隶书形体上的差距就更加明显了。这就很好地说明，六国文字与秦文字的简化道路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六国文字仅是在发展过程中，偶尔出现了与“隶变”相似的形体和笔法等现象，不能以偏概全，因此就认为六国文字有隶变。我们反对六国文字有隶变的说法，但是完全赞成某些六国文字中的简化字可能会对隶变起到借鉴和指导作用。[3]16战国时期各国文化交流频繁，一国文字受到他国影响是完全有可能的，属于楚系文字的清华简中就有明显的三晋文字特征。[15]秦国文化相对落后，秦文字受到东方六国文字影响的可能性很大。

五、结语

对于“六国文字”与“秦文字”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偶尔相似的文字现象，王贵元先生主张给予相同的名称——“隶变”，他说：“如果隶变仅指秦系文字的变化，那么六国文字相同的阶段性形体变化怎么表示?若另外给一个名称，就等于相同现象而有两名。”[9]156我们认为，使用“简化”一词就可以很好地概述六国文字形体演变的规律。这样也可以表明“六国文字”与“秦文字”在发展过程中的区别。总之，完全没有必要借用原本表示秦文字形体简化的“隶变”一词，来表示“六国文字”中的形体演变现象，否则不仅与事实不符也会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虽然六国文字出现有个别与“隶书”相似的字形与笔法，但却无法更进一步向隶书发展，更不可能大量地产生隶书式的笔法和文字形体。这个主要是六国文字与秦文字在形体简化过程中所采用的简化方式决定的。有学者从“六国文字”中有个别形体和个别笔法与隶书近似的现象立论，认定六国文字有隶变是很不恰当的，关键就在于没有正确地认识这类相似形体和笔法之所以出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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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胡长春.从尹湾汉墓名谒木牍谈关于隶八分的一些问题[C].中国书法与古文字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91、192.

[15]赵平安.谈谈战国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现象——以清华简《厚父》爲例[C].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03.

（责任编辑：吕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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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675（2017）01-00168-04

2016-11-02

马 超（1988-），男，河南开封人，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文字学。

胡长春（1966-），男，安徽当涂人，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字与书画艺术。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SWU1609198）；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汉字的写刻与汉字字体发展演变研究”(12YJA74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