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兰芳（南京艺术学院 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13）

中国古代“意象化”风格品评的发展脉络①

张兰芳（南京艺术学院 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13）

风格品评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历代批评家所关注，经常采用“以物譬喻”的方式对作家作品风格进行意象化品评，代表了古人认识与理解风格特征的独特视角和审美情趣，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艺术批评、独具民族特色的品评理论。本文拟对相关理论文献予以考察分析，探究其理论根源的同时，厘清意象化风格品评的发展脉络，进而加强对古代风格品评特征与方法的认识与理解，实现对意象化风格品评普遍性特点的整体观照。该论题直接关涉古代艺术批评理论学术资源的挖掘整理和中国特色艺术学基础理论的建构与完善。

中国古代意象化;风格品评;发展脉络;理论文献

风格品评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历代批评家所关注。古代诗、文、书、画、曲及小说等批评领域相关作家作品风格品评的著述文献比比皆是。理论家们经常采用“以物譬喻”的方式对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予以“意象化”品评，代表了古人认识与理解风格特征的独特视角和审美情趣，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艺术批评、独具民族特色的品评理论。

“意象化”之于风格品评，既是品评方式，又是品评特征。说其是品评方式，即批评主体通过喻象方式，对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质、创作技巧、审美意味以及艺术成就等进行形象化评说的方法；说其是品评特征，即各门类艺术批评理论相关风格品评的言论普遍呈现出“意象化”特征。张伯伟先生曾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首次提出“意象批评”概念，认为意象批评是一种重要的批评方法：“以具体的意象，表达抽象的理念，以解释作者的风格所在。其思维方式上的特点是直观，其外在表现上的特点则是意象。”[1]可见，意象批评主要指向风格问题的阐释，是古代艺术批评的显著特点。

作为一种针对风格的特殊批评方式，“意象化”品评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理论根源，其发生发展随同历史时代的变迁与各门类艺术的渐次成熟，在不同门类艺术批评领域相互影响、不断承传发展，已然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品评特征。本文拟对古代文学、艺术批评领域相关意象化风格品评理论文献予以考察分析，探究意象化风格品评的理论根源的同时，厘清意象化风格品评的发展脉络，进而加强对古代风格品评特征与方法的认识与理解，实现对意象化风格品评普遍性特点的整体观照。

一、“意象化”风格品评的理论根源

“意象化”方式用于古代文学、艺术风格品评，并非个案特例或偶然形成，其萌发、生长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土壤中，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趣味的体现，有其独特而深沉的理论根源。

1.《易》象与意象

“意象”之说最早萌生于上古《周易》对卦象的解释，主要通过具体形象来传达抽象义理。《易传•系辞下》载：“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说明易“象”是对天地万物的模拟与写照，是表情达意的媒介与载体。当言语无法表达或表述不清楚的时候，可以用“象”来表示，以弥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不足，“圣人立象以尽意”说明“象”比“言”在表达主体之意方面更具优越性，尤其是对于曲折、隐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物，以“象”尽“意”更符合万物之情状。《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表明“象”在古人那里，是对天地万物仰观俯察的具体体现，动静兼具、无所不包，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手段。

这一思想后被古人创造性地运用于阐释艺术创作的基本法则，尤其是被作为风格品评的基本方法。许慎《说文解字序》认为，汉字形态是对天地万物的模拟，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五代荆浩《笔法记》：“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清叶燮《原诗•内篇》说：“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等，说明“象”在创作实践中的重要性。批评领域，《诗品》、《书品》、《画品》、《曲品》等理论批评著述，汲取《易》象思想内涵，采用“象”喻方式品评名家杰作，使其风格特色得以彰显。可见，《易》象不仅是后世意象论的理论源头之一，也是风格品评的理论根源之一。

2.人物品评与意象

人物品评是“意象化”风格品评的又一理论根源。《论语》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载有人物品评言论的著作，包含大量以具体物象品评人物的文学性表达。如孔子以“瑚琏”①此处的“瑚琏”，是指古代的黍稷之器，祭祀时用以盛放粮食的器物。见于《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高度肯定子贡，又以“朽木”、“粪土”②“朽木”“粪土”是孔子批评昼寝、不求上进的贬斥，见于《论语·公冶长》：“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批评宰予，子贡以“美玉”③“美玉”是子贡对孔子品德高尚的赞美，见于《论语·子罕》：“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赞美孔子内藏美德，以“墙数仞”④“墙数仞”是对孔子内在学识渊博的比况与褒赞，见于《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赞美孔子学识渊博，孔子以山水比德：“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等等，都将具体物象用于人物品评，旨在通过“象”的譬喻，实现对人物直观形象的品评论说，有效传达批评主体之意。当然，从中也可发现，先秦时期的人物品评是以礼乐德治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衡量标准的品评。汉代，“独尊儒术”的思想格局更加强调“儒家思想”的中心地位，为选拔人才之需所实行的“察举”、“征辟”制度，其目的更多的是为矫治人的情性，培养制礼作乐的顺从者。董仲舒曾说：“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2]由此可知，此时的人物品评依然被束缚于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框架之中。

然而，自汉魏以来，时风转变，曹魏政权倡导“唯才是举”人才选拔制度，促使人物品评冲破了儒家伦理道德标准的禁锢，开始向审美性评价转型，进而引申至对作品本体的审美性评价。刘劭《人物志》主张通过人的外在生理“形质”来考察、识别人的内在本质，《九征》指出：“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3]人物品评提倡“瞻形得神”，讲究容貌之美逐渐成为流行风尚。《后汉书•马融传》载：“马融……为人美辞貌，有俊才。”[4]《后汉书•郭太传》载：“郭太……身长八尺，容貌魁伟”[4]，《世说新语•容止》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5]等等，可见当时对人物美的追求之极端与强烈。除了夸赞面容之美，此时的人物品评还充满对人的整体气质、举止、风神、品格等的崇拜。如《世说新语》相关品评：

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赏誉》）[5]

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游云，矫若惊龙”。（《容止》）[5]

《世说新语》通过丰富的形象化比喻，或山川、或流水、或朝霞、或游云、或植物、或动物等来品评人物，旨在实现以自然之美来衬托人物之美的目的。“这种以物衬我，以景喻人的人物品鉴方式，突出的是‘人’的形象神采个性才情之美，属古代社会美发展的一种较高级、较成熟的形态。”[6]这种人物品鉴方式促进了自然美的上升和凸显，这种“拿自然界的美来形容人物品格的美”[7]是魏晋人物品评的一大特色。作为特殊历史时代的汉魏六朝，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主张个性张扬，使人物品评脱却了外在伦理道德标准的束缚，而将人格自我超越与对自然美的吟味融汇一起，将自然意象作为显示、烘托士人自我人格的背景、喻体，很好地解决了“言不尽意”以及对人物容貌、气质、风度难以下定义的缺憾。

这种以具体可感的自然物象来譬喻人的品格、风度，往往携带着对人充满激情的赞叹，而非采用抽象的概念、判断和逻辑推理进行冷静严肃的评论。这种品评方式对当时、乃至后世的艺术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艺术批评从此获得了以自然意象来品评作家作品风格的批评方式。这种品评方式引导人们通过对自然意象的再造想象，来完成对作品风格的品位。

二、“意象化”风格品评的初步确立

当然，意象化风格品评的确立还与汉魏六朝文学艺术创作领域对艺术性与审美性的重视和推崇有关。曹丕“诗赋欲丽”，陆机“缘情而绮靡”等言论，意指创作不再以实现政治伦理道德教化为目标，而转向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文以气为主”、“体性说”等观念，倡导主体个性的张扬与创作的独立性。这些因素促使批评家对创作主体的品评必然牵涉对其作品风格的品评。加之当时人物品评的兴盛，顺应时代潮流，批评家们将用于人物品评的“意象化”方式挪用到对主体创作个性及作品风格的品评亦在情理当中。不同门类艺术批评领域，由此初步确立具有审美性价值意义的“意象化”风格品评基本模式。

1.诗、文批评领域

诗、文批评领域的风格品评理论成熟较早。曹植《前录自序》评“君子之作”：“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8]，用高山、浮云、秋蓬及春葩等具体物象阐释与区分不同类型的风格特色，使原本严肃、理性的品评变得更加感性、富于美感。《世说新语•文学》引孙绰语，评价潘岳与陆机的风格：“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5]唐李延寿《南史•颜延之传》载鲍照语：“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9]，都采用意象化方式对杰出诗人诗作风格进行比较，具体形象地阐释了批评家对风格的感受与评价。

钟嵘《诗品》作为系统的批评理论专著，采用丰富奇特的喻象对一系列诗人诗作的风格特色作了品评。如评曹植：“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评陆机与潘岳：“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评谢灵运：“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10]等等。如此品评完全没有政治伦理道德的凝重和庄严，品评言语传达了批评家的主观感受与审美眼光，通过一系列具体、形象的喻象比拟，使批评活动变得生动活泼、意趣盎然。

2.书法批评领域

书法艺术在魏晋六朝走向成熟，一大批风格迥异的杰出书家书作进入批评家的视野。南朝齐梁间，袁昂的《古今书评》和梁武帝萧衍的《古今书人优劣评》对书家书作的风格品评最具代表性。

《古今书评》：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孟光禄书如崩山绝崖，人见可畏。

《古今书人优劣评》：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薄绍之书如龙游在霄，缱绻可爱。

这两则文献都以“如”为连接词，选择自然界或生活中人们熟知的各种物象，或静或动、或实或虚，对不同书家风格特色作了意象化品评。有的物象或情景甚至是现实中所不存在的，须借助人的想象，在头脑中营构与作品风貌相似的“图景”才能完成对风格的品评。这样的品评，与其说是创作风格的评价、指摘，不如说是对风格的赞赏和审美再造，是在批评家“玩味”作品的审美体验中完成的。且不论品评结果是否妥当，能否对作家作品风格进行准确、合理的评价，仅就其品评方式的审美特质来看，无疑是对魏晋时期创作实践审美风尚与艺术功能转变的理论回应，标志着艺术批评从此挣脱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绑架与束缚，真正迈向了张扬个性，崇尚审美的新阶段。

意象化风格品评在魏晋时期得以确立是时代使然。不同领域丰富而统一的品评言论与体例，使意象化风格品评行成了扎实稳固的理论模式，进而成为后世风格品评的先导。而且这种以意象为核心的批评模式一经确立，就以一种近似“标准化”的品评模式被历代理论家、批评家所认同、效仿。唐、宋、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相关意象化风格品评理论持续承传拓展，从未间断。

三、意象化风格品评的加强与深化

入唐之后，意象化风格品评随着文学艺术的高度发展，在诗歌、散文及书法等批评领域进一步加强与深化。

1.诗歌批评领域

唐代是诗歌繁荣兴盛的时代，创作领域涌现出无数的杰出诗家，为风格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此时的风格品评理论，并非仅对个别诗人诗作风格进行品评，而是采用类型划分的方式，从宏观层面对不同风格类型予以整体概括与品评。而且受唐诗的影响，诗歌风格品评在语言表述上还呈现出“鲜明的诗化倾向”[11]，更强调通过一系列的“意象”组合来营造“意境”，将意象化品评推向了新的高度。

皎然《诗式》“辨体一十九字”从“意境”角度对风格类型予以品评，如对“静”“远”的品评，初具意境描绘之倾向：

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

远：非如淼淼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 。

王昌龄《诗格》、齐己《风骚旨格》等著述，采用诗歌化与意境化相结合的方式对风格类型予以描述和品评。

褒贬体：曹子建诗：“大国多良材，譬海出明珠。”此褒体也。刘越石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此贬体也；（王昌龄《诗格》）

高古：诗曰：“千般贵在无过达，一片心闲不奈高。”；清奇：诗曰：“未曾将一字，容易谒诸侯。”（齐己：《风骚旨格》）

《诗格》与《风骚旨格》并未采用“犹”“若”“如”等喻词来连接风格特色与具体物象，而是采用“诗化”语言，通过营造意境的方式来凸显不同风格类型的特点；品评语言表述和阐释也更为灵活：《诗格》通过举例方式，以前辈诗句来解析风格类型的特点；《风骚旨格》则直接采用“五言”或“七言”诗歌来阐释风格类型的特点。如果说皎然初步开启意境品评方式的话，王昌龄、齐己等人则将其作了进一步深化。其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将“意境”品评推向了极致。所评二十四种风格类型，俨然就是二十四首优美诗歌，更是二十四种意境。如“纤秾”风格：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

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该品评通过“诗化”语言将一系列意象进行有机组合，把每一种风格阐释得绘声绘色，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再是单一的喻体形象，而是一个个完整丰富的艺术境界，“这境界由若干个富有动感的、弥漫着无限生机的意象构成，和谐自然，丝毫不给人眼花缭乱之感”[12]，它使抽象的风格概念、特征，具体化为亲近可感、诗情画意的意境，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不同风格类型的认识、领悟和把握，而且使人们浸润于某种特定意境的玩味与审美享受当中。也许正是唐代诗歌繁荣境遇下，才能凝结出如此精致的理论硕果，是意象化风格品评的高度升华。

2.散文批评领域

散文风格品评，虽不及诗歌品评那样精致，但也在延续“以物譬喻”的意象化风格品评基础上有所加强和拓展。

《旧唐书•杨炯传》引张说语，对当世10位散文名家的风格作了品评：

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则骇矣。……王翰之文，如琼怀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13]

继张说之后，皇甫湜《谕业》对11位散文名家的风格作了品评：

燕公之文，如楩木柟枝，缔构大厦，上栋下宇，孕育气象，可以燮阴阳，阅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故友沈谏议之文，则如隼击鹰扬，灭没空碧，崇兰繁荣，曜英扬蕤，虽迅举秀擢，而能沛艾绝景。[14]

从中可见，散文风格品评直接承袭了魏晋六朝以“如”为连接词的句式，不同的是，唐代的品评除了对作家作品风格予以褒奖性、审美性评价之外，还对其存在的不足与缺失作了指摘，“虽近游戏之作，且多模糊影响之谈，要亦不失为鉴赏的批评之一种。”[15]

3.书法批评领域

书法风格品评在唐代进一步拓展，甚至发展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唐李嗣真《书后品》承继六朝品评模式，采用大量“以物譬喻”方式对众多知名书家风格特色进行品评。特别是他首次提出“逸品”概念，并将其置于“三品九等”之上，高度评价列于逸品的书家风格，如评李斯小篆：“犹乎千钧强弩，万石洪钟”；评伯英章草：“似春虹饮涧，落霞浮浦，又似沃霞沾濡，繁霜摇落”；评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评子敬草书：“如丹穴凤舞，清泉飞跃”[16]……从一系列充满褒赞、夸羡意味的风格品评中可以见出批评家对“逸品”的肯定，旨在通过意象化生动表述，凸显书家风格特色，抬高“逸品”地位。然而，对列于其他品级的书家风格品评则明显不同。如：

评虞世南（上下品）：真草惟命，“如罗绮娇春，鹓鸿戏沼”；

评刘珉（中中品）：“比颠波赴壑，狂涧争流”；

评刘穆之、褚渊、梁武帝、梁元帝、陈文帝、沈君理、张正见等人：“多类效颦，犹枯林之春秀一枝，比众石之孤生片琰”［16］

李嗣真对艺术水平较高、成就卓著的书家，倾向于采用丰富夸张的“意象化”譬喻对其风格进行多角度品评；而对位于低品级的书家，则很少采用“意象化”方式，即使采用，也是只言片语，还带有嘲讽意味。

唐代另一书论要著——张怀瓘《书断》，对自古以来的170余位书家作了品评，不仅极富创见性地将他们分列于“神”“妙”“能”三品之中，还采用“意象化”方式对风格独特的书家作了品评。如：

评张芝：“创为今草……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至于蛟龙骇兽奔腾拿攫之势”；

评王献之：“至于行草，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尔其雄武神纵，灵姿秀出，臧武仲之智，卞庄子之勇，或大鹏抟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17]

诸如此类的评价，不胜枚举。值得肯定的是，张怀瓘不仅采用“意象化”方式品评风格，更注重对书家全面、综合的考量评价。他采用人物传记的书写方式对书家的生平、趣好、师承、地位、擅长书体、风格特点、得失短长等，作了全方位、立体化观照与品评。与前代或当世的其他品评理论相比，无论品评范围的广度、深度，都有明显的加强与深化。

四、意象化品评的扩大与理性渗入

宋代，弃武崇文，朝野上下“尚文”风气浓厚，较唐评文、论诗、品书更盛，但批评意识却更强。“唐人重在‘作’，宋人重在‘评’”[15]。意象化风格品评在扩大视野的同时，也渗入了较强的理性意识。

1.诗文批评领域

为论诗之便，宋人开创诗话一体。相关风格品评见诸各类诗话、诗评及诗说著作当中，如欧阳修《六一诗话》、黄庭坚《黄山谷诗话》、蔡绦《蔡百衲诗评》、张戒《岁寒堂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严羽《沧浪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杨万里《诚斋诗话》、敖陶孙《敖器之诗话》、罗大经《鹤林玉露》等著述，都有关于意象化风格品评的论说。就风格品评文献分布来看，既有对个别诗家风格的单独评论，如：

东坡诗，不可指摘轻议，词源如长河大江，飘沙卷沫，枯槎束薪，兰舟绣鹢，皆随流矣。珍泉幽涧，澄泽灵沼，可爱可喜，无一点尘滓，只是体不似江湖，读者幸以此意求之。（许顗《彦周诗话》）

李、杜数公如金鳷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严羽《沧浪诗话》）

也有对众多诗家风格的集中品评。如蔡绦《蔡百衲诗评》对唐宋14位诗家的风格作了品评：

柳子厚诗雄深简淡, 迥拔流俗, 至味自高, 直揖陶、谢；然似入武库，但觉森严。王摩诘诗浑厚一段，覆盖古今；但如久隐山林之人，徒成旷淡。……欧阳公诗温丽深隐，自是学者所宗，然似三馆画手，未免多与古人传神。杜牧之诗风调高华，片语不俗，有类新及第少年，略无少退藏处，固难求一唱而三叹也。［18］

蔡绦继承唐张说、皇甫湜的批评方法，集中对多位诗家风格作了品评，语言通俗平易不乏艺术性，比拟形象生动不乏想象力，品评基本能做到客观中肯、优劣并举，表明宋代风格品评开始逐步由直观审美感悟基础上笼统式、模糊性批评，向具体、明晰的批评过渡，理性批评意识较前也有明显的增强。

无独有偶，南宋敖陶孙的《臞翁诗评》对魏晋、唐、宋的28位诗人风格特色作了品评：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吕居仁如散圣安禅，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殚陈，惟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19]

与蔡绦品评不同的是，该诗评在语言表述上更为简洁凝练、句式规整、想象奇特、内涵丰富，与宋代“尚文”风气颇为吻合。这样的集中品评有助于人们从宏观层面认识与理解风格的多样化，清晰、明了地感受品味不同诗风的特色与差异。

2.书法批评领域

宋人一改唐人采用丰富夸张的譬喻品评书家风格，而更侧重于以“平淡”朴实的语言进行品评，其间还渗透着强烈的“以人论书”思想。朱长文《续书断》虽采用张怀瓘的品书体例，但却将书品与人品相联系，并辅以具体作品予以佐证，使品评既不脱离感性的审美譬喻，又不乏理性的分析思考。如评颜真卿：“为奸雄所挤，以使叛虏，秉节就死……可谓忠烈之臣也，……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故观《中兴颂》则闳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夫承家之谨；观《仙坛记》则秀颖超举，像其志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20］可见，朱氏评书更强调书法风格与主体人品道德、人生阅历及境遇的联系，以论证其“书如其人”思想理念的正确性。

无独有偶，苏轼《论书》也有类似表述，如评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知书者，凡书象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尽管宋人“以人论书”的思想，似有回归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评判标准之嫌，但二者之间却有本质区别。宋人品评书家，是在品鉴书家审美性风格的基础上，通过作品风格之外在意象，联系其生平、处境及行为道德思想作出的理性评价，不同于先秦时期人物品评单纯以政治伦理道德为标准的品评视角。

当然，宋代书论也不乏意象化风格品评的体例。如黄庭坚《山谷论书》：“常山公书如霍去病用兵，……至其得意处，乃如戴花美女，临镜笑春，后人亦未易超越耳”，朱熹《晦庵论书》：“米老书如天马脱衔，追风逐电”，朱长文《续书断》：“欧阳询行书黝纠蟠屈，如龙蛇振动，戈戟森列，自成一家”等等。“意象化”方式用于书法品评，自六朝以来不断延续拓展，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也曾遭到某些书论家的批评、贬斥。唐孙过庭《书谱》说：“至于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今之所撰，亦无取焉”。宋米芾《海岳名言》指出：“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词求工，去法逾无，无益学者。”这些批评针对意象化风格品评比况过度的弊端作了批评，虽然未能阻断意象化风格品评的沿袭，但也引起了书论家的重视。宋代书法品评注重将风格特色与书家其人其作相联系，力求克服笼统模糊、一概而论的弊端，走向明晰细致的分析判断，显然渗透了较强的理性意识。

五、意象化风格品评的激增与普及

明清时期，整个社会弥漫着浓厚的复古思潮，承继前代范式、体例进行创作或批评是一种流行时尚。效仿、移植、照搬前人的品评模式、框架及方法的案例不胜枚举。意象化风格品评由此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不仅在原先诗歌、散文、书法批评方面进一步激增拓展，而且还弥漫至绘画、戏曲、小说等批评领域。姑且不说大量零星散落的风格品评，仅就集中性品评来看，其品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为历代所不及。

1.诗文批评领域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采用意象化品评方式对当代118位诗人和65位散文家的风格作了品评：

《诗》：高季迪如射雕胡儿，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靓妆，巧笑便辟。……魏顺甫如黄梅坐人谈上乘，纵未透汗，不失门宗。［21］

《文》：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丰饶，而寡芍药之和。……李子鳞如商彝周鼎，海外瑰宝，身非三代人与波斯胡，可重不可议。［21］

王世贞以形象具体的象喻比拟对所评对象的优点缺失作了客观评价，体现了他犀利而独到的审美眼光和批评视角。其所评人数之多，将意象化风格品评推向高潮，成为批评家们竞相效仿的榜样。

清牟愿相《小澥草堂杂论诗》专列“诗小评”，对自汉至唐的72位诗人风格作了品评，如：“《十九首》如星罗秋旻，芒寒久耀。苏李诗如清庙朱弦，古音嘹唳。古乐府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温飞卿诗如绣文罢刺，双倚市门。皮袭美陆鲁望诗如疥背骆驼，全无妩媚。”［22］丰富多彩的意象化风格品评，已成为批评家所乐于“玩弄”的品评模式。

2.书法批评领域

明清时期，效仿前人对近世或当世书家进行意象化风格品评的著述文献数量更为可观。既有针对个别书家风格意象化品评的散论，如：明代方孝孺《逊志斋集》评赵子昂：“如程不识将兵，号令严明，不使毫末出法度外，故动无遗失”，评鲜于伯机：“如渔阳健儿，姿体充伟，而少韵度”；明祝允明《评胜国人书》采用简约俭省的语言品评书家风格，如“虞集如卤簿礼官，赞道应节”“倪瓒如金钱野菊，略存别韵”；清代陈玠《书法偶集》评萧子云书：“如上苑春花，远近瞻望，无处不发”，评褚河南书：“如瑶台仙子，不胜绮靡，乃其人以大节著”等等。

还有大量书论对多位书家风格作了集中品评。如清桂馥《国朝隶品》对当朝30余位书家风格作了品评：“傅青主如蚕丛栈道，级幽梯峻，康衢人裹足不住。王觉斯如壮夫挽强，徒以力矜，不必中的。……朱青雷如顾绣屏风，与画梁辉映”［23］；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谭》对由唐至明20位书家风格作了品评：“永兴如白鹤翔云，人仰丹顶；河南如孔雀皈佛，花散金屏；……山谷如梁武写经，心仪利益；……宗伯如龙女参禅，欲证男果”［24］；康有为以数十个出土的南北朝碑书造像为品评对象，专设《碑评》对其作了品评：“《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石门铭》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龙藏寺》如金花遍地，细碎玲珑。《舍利塔》如妙年得第，翩翩开朗。《苏慈碑》如手板听鼓，戢戢随班”［25］等等。

可见，明清书法风格品评关涉视野与对象相当广泛，已由历代或当世知名书家书作，拓展至不知名姓的碑文造像，品评数量的激增、譬喻比况的丰富，再次表明，意象化风格品评已成为古代艺术批评约定成俗的惯例和固化模式。

除了在诗、文、书等文字性批评领域激增拓展之外，意象化风格品评还以强烈的燎原之势在其他门类艺术批评领域全面普及。

3.绘画批评领域

明李开先著《中麓画品》，弥补了绘画领域尚无意象化风格品评的空白。《画品》以明代诸多画家风格为品评对象：“戴文进之画如玉斗，精理佳妙，复为巨器。……倪云林如几上石蒲，其物虽微，以玉盘盛之可也。……王谨、王谔如五代之官，帽则乌纱，身则屠贩。”［26］作为具象性艺术的绘画，本身通过画面形象就可使欣赏者领略到作品整体风貌与风格气象，然而，批评家却将意象化品评方式运用到绘画批评上，一方面可能是明代复古之风蔓延所致，另一方面，恐怕与意象化风格品评自身的魅力有关，意象化风格品评使欣赏者不只限于对画面“物象”的关注，而且在象喻语汇的引导下进入一个超乎有限的“象外”。这个“象外”可能是批评主体在头脑中营构的虚空之象，但却使风格特色获得淋漓尽致的阐释与彰显。

4.戏曲、小说批评领域

戏曲、小说艺术经过长期酝酿发展，在明清时期趋于成熟繁荣。无数名家杰作迥异的风格特色引起批评家关注。采用意象化方式对戏曲、小说风格进行品评，再次拓展、延伸了意象化风格品评的视野范围。

戏曲批评方面，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对元代187人、明初16人，共计203人的风格特色作了集中品评，所评曲作家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该品评的第一部分，详尽细致地对多位成就卓著的曲作家风格进行品评，既包括对个体风格的整体概括，也有对其用词、风格技巧以及成就地位的解析：“马东离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而相颉颃。有振鬣长鸣，万马皆瘖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白无咎之词，如太华孤峰。孑然独立，岿然挺出，若孤峰之插晴昊，使人莫不仰视也。宜乎高荐”；第二部分较为简略，所评对象的艺术成就逊于前者，仅以四字喻象对其风格特色进行简评，如：“贯酸斋之词，如天马脱羁。……尚仲贤之词，如山花献笑。王伯成之词，如红鸳戏波。[27]朱权以宏阔的视野对200多位曲作家的风格特色逐一进行意象化品评，辨察毫厘、精微细致，实属不易。如此丰富多彩的品评，一方面表明戏曲创作实践的成熟与繁荣，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理论家对多样化创作风格的敏锐感知与积极的理论回应。该品评开创了戏曲风格品评的新纪元，充分凸显了元、明戏曲风格特色的多样化，而且还延续了古代一以贯之的风格品评方法与传统，进一步推进意象化风格品评的多向度拓展。

小说评点方面，意象化品评别具特色。基于小说的叙事性特点，风格品评始终注重与叙事节奏、写作技巧等的紧密相随，做到了细致、精微。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对小说故事情节发展变化引起风格的不同作了品评，如：“上文神橱来捉一段，可谓风雨如磐，虫鬼骇逼矣。忽然一转，却做花明草媚，团香削玉之文”，“上文如怒龙入云，鳞爪忽没忽现，又如怪鬼夺路，形状忽近忽远，一转却别作天清地朗，柳霏花拂之文，令读者惊喜摇惑不定”[28]；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结合小说创作技巧、情节叙事等风格特点进行品评，指出《三国》一书：“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29]等等。意象化小说评点使品评由对作品整体风格的把握，转向了对作品细部风格特色的品赏，有效地弥补了小说故事情节复杂，难以用笼统、模糊的譬喻对其风格特色进行整体概括的缺憾，使严肃、犀利的批评转化为形象可感、极富审美特点的赏析。这是意象化风格品评的创造性发挥与运用，对欣赏者从多角度审视、品鉴作品风格发挥了积极作用。

结 语

综上，意象化风格品评是中国古代艺术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诗、文、书、画、曲及小说等不同批评领域的全面普及，与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土壤与审美情趣密切相关。古代《易》象理论与人物品评为意象化风格品评奠定了深厚而扎实的理论根基，尤其是汉魏人物品评功能的转型，以及文学创作实践对个性的张扬与审美的追求，为艺术批评引申至对作品本体风格进行审美层面的“意象化”品评提供良好的前提。中国古代采用“以物譬喻”的意象化方式对风格进行品评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从魏晋六朝初步确立，到唐代的进一步加强与深化，再到宋代的扩大与理性渗入，直至明清的激增与普及，不断承传延续的发展脉络表明，意象化风格品评是古代艺术批评最为重要、最为显著的品评方法与品评特征之一，其侧重于审美直觉感悟，注重通过极富感染力和虚拟性想象营造来完成对作家作品风格的品评。虽然对风格的品评难免存在笼统、模糊、不确定的缺憾，也曾屡遭批评家指摘贬斥，但这种品评方式却很好地区分了文学艺术评论与自然科学逻辑判断之间的差异，比理性评判更强调感性、直观和想象，更符合艺术审美的规律，因此更能够以稳定固化的“程式”被世代承传发展。古代意象化风格批评，作为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品评方式与理论资源，非常值得珍视与关注。

然而，目前相关风格品评研究，多从文学或门类艺术学视角切入，针对某一理论文献或具体品评问题进行个案分析，尚未从宏观层面对各门类艺术批评所具有的共性问题予以关注，由此造成了风格品评研究相互独立、互不干涉的分离状态，不利于对古代文学、艺术理论学术资源的系统考察与全面整合。为此，本文在对相关风格品评理论文献考察分析的基础上，力求打通门类艺术之间的壁垒，从艺术学理论学科视角出发，从宏观层面对中国古代意象化风格品评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旨在实现对古代意象化风格品评普遍性特点的整体观照。不仅有益于对古代批评理论学术资源的挖掘整理，而且对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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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吕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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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8-9675（2017）01-0011-08

张兰芳（1974-），女，山西太原人，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艺术理论、艺术传播。

2016年度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项目“中国古代艺术风格范畴整体研究”（16DA01）；2016年度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资助项目“唐宋艺术风格范畴的转型与发展研究”（1601176B）；2016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时期的艺术风格范畴研究”（2016SJD760016）；2015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建构与文化创新研究”(2015ZSTD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