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艺兵

我们也活过:以口述史为证
——论口述史在音乐学领域的运用

臧艺兵

引言:口述史引入音乐学领域的肇始

哲学史有三个关键性命题: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我们是如何知道的?知道了,我们又是如何表达的?这第三个问题,就是语言哲学时代围绕讨论的核心问题。2002年底当我疲惫不堪地把大部分田野调查资料带回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所面临的写作折磨绝不比田野调查的困难更小,围绕着一个不识字的民间歌手,一篇博士论文要写他一个人,写什么?如何写?弄不好写成传记吗?写成电影剧本吗?一篇哲学博士论文需要以思辨逻辑对一手的田野材料进行学理的建构。可是,民间歌手的人生经历和他所演唱的歌曲都是文学性的,我们所参访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的故事性的。卢梭固然可以写《爱弥儿》,帕斯卡尔可以写《思想录》、尼采也可以写《瞧这个人》这样文本风格的哲学著作,但是,我是谁?一个需要以这篇论文拿到学位的学生。我完全没有为了学问,牺牲学位的念头,也没有这样的才华,这样的情怀。所以,这也是,后来当我读到哲学家斯宾诺莎身世的时候,感动的流下了那么多卑微眼泪的原因。①斯宾诺莎是哲学史上人格最为传颂的哲学家,一生无数次拒绝了国王和贵族的荣华富贵,潜心追求自己的学问,靠磨制眼镜片为生,完成了自己不朽的学术著作,最后患肺病去世。见《斯宾诺莎读本》斯宾诺莎著,洪汉鼎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我只有一条路,就是苦读书和勤思考,寻找表达的方式。谢天谢地,有一天。观音菩萨终于让我读到了马尔库塞、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②[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译者王铭铭/蓝达居:《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版。第87—101页。这本书。他在书中所介绍的五种民族志展示的“常识性”框架和手段。这五个框架是:生活史、生命周期、仪式、艺术文体以及戏剧性冲突事件。特别是关于生活史的过往学术研究,使我觉得,音乐研究,特别是关于音乐人的个人研究,必须考虑其个人的生活史,只有将个人的生活历史梳理清楚,我们才能更好理解这个人创造音乐的过程,也才能理解他所创造的音乐本身。现在有一种声音是说民族音乐学是“没有音乐”的民族学,事实上是对这种深层音乐研究的一种误解,这类研究不是没有研究音乐,恰恰是为了更深入的理解人类的音乐内涵。特别是探究音乐与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层真相和普遍联系,如果我们不在乐谱和声音的更深层面去理解音乐与万物世界的千丝万缕的关联,音乐在社会上的一般价值,终归只能被那些没有艺术趣味的政客和科学怪人说成是弹琴唱歌凑热闹的人。音乐对于人类社会的更多价值就会流失和被遮盖。

关于人文学术表述的五种方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原来学术表达真的可以以剧本的方式来表述的。再后来我就读到了关于口述历史的著作。看到了将普通的人进入大历史的学理依据,于是我就决定用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来表达一个农民歌手的人生历程这些内容,其他的研究内容围绕着这个口述历史的基本内容展开,于是我在论文写作中独创了“民间歌手研究的口述史模式”。③臧艺兵:《民间歌手研究的口述史模式:理论视角与方法》,《音乐研究》2005年第4期。此后,我将我学习口述史的心得写成了一篇文章《口述史与音乐史——中国音乐史写作的新视角》一文。④臧艺兵:《口述史与音乐史——中国音乐史写作的新视角》,《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根据中国音乐学院第一届全国音乐口述史学会会务组的文献检索,认为2005年笔者发表的这两篇文章是口述史引入中国音乐学学术研究的开始。此后,约5年之后又有人开始以口述史方法研究音乐领域的论题。现在全国已经拥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口述史研究方法在音乐界被广泛应用之后,仍然还会有对口述史的学术性提出质疑,对于口述史存在的价值提出质疑,就此,关于口述史发展历史来源的正面知识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的专著和学术论文进行系统的梳理了,这里没有必要赘述,我想就音乐学术界不解者或者刚刚接触到口述史的同学,面对一些质疑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理解。请大家指正。

一、回应:口述史是历史吗?

年轻的时候写文章,总爱拿一些经典语句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某某某曾说,然后就阐述自己的观念,似乎某某某说过,我跟在后面说,就是没有错了。当然这作为读书笔记是可以的,学习前人是研究的必要基础。后来反思,觉得逻辑上有问题,学术是要依靠事实为依据来理论,要么就是逻辑圆满、形式逻辑、数理逻辑都可以。如果是对公众讲话,不涉及学术术语问题,那就要通情达理。其实,又通情又达理,还要普通人都懂的是最难的。现在我就试着用通情达理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口述史是历史吗?你去找一个人,让他谈他所经历事情,然后你就把它记录下来,整理成历史的文本形式,就说是历史,只是你加了一个限定性的前缀“口述”。这样行吗?这个人能说自己不光彩的历史吗?这个人会说自己的仇人的好吗?这个人不会有虚荣心吗?从而渲染自己的过去经验吗?这样的历史可靠吗?这是传统的历史学家对口述史的普遍质疑。怎样的历史是可靠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一般的历史是怎样形成的。历史书的撰写,一般有官修历史,就是官方组织人集体编辑撰写,如《尚书》《史通》《资治通鉴》《四库全书》等,还有历史学家自己撰写,如司马迁的《史记》。有自己记录的生活经历,或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写成的,没有想写成历史的,后来成为了另类的历史如《类书》。官修的历史,好处是规模大,信息量丰富,涉及的内容全面系统。但我们也可以想见,在官修的历史中,政敌的好,自己的不是,都是不能载入史册的。官修历史主要是记录了自己当政的时候所创造的各种业绩,不会记录政治灰暗的一面,历史上概莫能外。个人撰写的历史,也是个人的角度,单个人获得的信息量是有限的,但是个人可以不受某些外在势力的胁迫,要是他的历史著作不在他活着的时候出版的话。有志做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人,可能会有超越一般的人的人格,但是他仍然不能够脱离自己对世界的基本立场,个人的人生经历也会左右他的历史写作。历史就是过去的事情,但凡过去的事情都是在一个多维的时空中发生的,任何一种力量要想留住全部过去的时空均是不可能的。能够留住局部的事实,能够保证部分的真实,不颠倒黑白,不严重曲扭事实,历史就算很幸运了。所以说,历史文本原本就是一个让人很沮丧的事实,所以为什么会有考据治学,为什么会有历史研究的学术。历史书写和历史事实真相之间的距离,有史以来,人类都是很清楚的。所以说,把传统的历史学,想象的很完美,然后来评论口述历史,是不恰当的。

下面我们来看口述历史的产生。简单地说,口述史历史是人还活着的时候,我们通过访谈录音或者记录被访谈者所讲述的他所知道和经历的事情,特别是当事人在当时的时空中的特定的历史“现时感受”。我们把这类文本称为口述史。至少我们发现口述历史,从通常的逻辑上讲,它并不会比传统历史的真实性更差的原因,是基于如下几点:

(一)当事人活着,来公开讲述口述历史,面对公众,他从心理上有一种必须对自己的言语负责的压力,他通常不会过度歪曲。这是出于他对自己保护的本能出发,必须要最大程度说出事实真相的心理动因。

(二)当事人讲同时代或者过去的事情,也意味着,或多或少的知情者还活着,有佐证他所谈论的事实的可能性。这对当事叙述者也是一种心理制约。甚至,采访者也有一定对他所言事实与否的某种辨别力。因为大家毕竟还处在一个时空中。同历史学家考证几百年或几千年的历史事实有很大的不同。

(三)当事者亲自讲述的事实,毕竟离事实发生的时间最近,接近事实真相的可能性增大,客观上的遗忘和模糊,颠错的可能性更小。特别是一些历史细节,更能够通过当时人的清晰记忆存留下来。

(四)口述历史讲述者所讲的内容,通常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予以一定程度的佐证,以增加对事实的多角度描述,如同一件事情,我们可以采访多个当事人,听听从不同当事人口中所表达的相同事实。这相比过去的历史,那些死无对证的历史材料来说,的确要可靠很多。

(五)当今的口述历史,还借助了许多当今的科学技术手段,如录音机、录像机、照相机等,将各种真实记录当时事件的现场材料相对客观的保留下来。这也是过去传统历史学所不能具备的条件。

所以说,口述历史相对传统历史学研究,不说比传统历史学更客观真实,至少不比传统历史学所提供的资料更不真实。这是可以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的。可能还有较真的朋友说一些故意歪曲和掩盖历史真相的情况,关于这种情况,我可以肯定的说是有的。特别是在历史环境特别恶劣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互相残杀、残酷争斗、适者生存,要想还原这样的历史的确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历史不可能是一份破案的卷宗。

二、口述史是历史学一个重要分支

从历史学的分类来看,主要包括了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近代中国人能够看到的各种历史,主要都是宏大的叙事。通史中所呈现的内容大多都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成就、科学发明、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关于过去普通人的生活史是比较难以看到的。传统历史学的政治史、精英史,从上个世纪初,就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批评。这个思潮的转向是以1911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鲁滨逊出版的《新史学》为标志的。他在书中提倡新史学,让传统的史学让位于社会研究。使得当时的土著史、移民史、劳工史、儿童史、家庭史、城市史、心态史、妇女史、社区史、性史等受到重视并发展起来。更重要的是,与口述史相对应的所谓政治精英史,主要是指根据已经写成文字的文字史料进行编辑写作的历史,当然也包括实物证据、图片、绘画等。尽管,文字编撰成的历史,许多内容也是历史学家直接或者间接采访当事人记录下来的内容,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人们似乎总是认为,“口说无凭,立字为证”更靠得住,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正统历史书籍,常常把极其私密的两人对话甚至表情都原原本本地描述出来,好像写作者当时在现场一样,某一个皇帝夜晚同他的妃子说了什么,历史也会一一描绘出来,人们都深信不疑。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口述史会比传统历史一定更接近真相,而是说,文字历史、图像历史、实物历史、口述历史等都是不同表达历史的途径,共同构成了丰富多样的历史学存在,使得后人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接近历史真相,也因此,口述历史成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潮和学科分支。学术界也认为:“口述史改变了史学的研究焦点,改变了历史编纂的形式,改变了历史学家传统的研究方式,改变了历史学枯燥的面貌,改变了历史学眼界的保守格局。可以说口述史在方法、理论以及概念等层次给历史注入了新的生机。”⑤杨祥银:《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6页。而我们从事民族音乐学的学者可以看待,今天我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教学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同历史学新史学所提倡的学术方向是殊途同归的。但比较可惜的是我们中国的音乐历史学领域这些年也开始与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交叉融合。

三、我们也活过:口述历史的独特价值

《中庸》里说: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意思是说,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繁育,是因为万物恰当地处在自己应该存处的位置上。人类的每一个生命也是这样,他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他来到世界的道理。对于世界来说,帝王将相风光过,庶民百姓也存在过,历史不应该只是记录重要的大人物所创造的历史,也应该记录那些微不足道的普通生命的存在轨迹。这个世界是各种不同生命共同构成的世界,历史理当应该记录完整的历史,而不是部分的、残缺的和经过选择的历史。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生命的平等、自由、尊严这样的普世价值越来越多的在人类社会传播和实现,多元世界的每一个部分,都激起人类共同的情感和思考,唤起人类的爱和共享的情感,这就使得人类要把历史记录的目光,投向那些普普通通的人,那些被忽略的人,那些被边缘化的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那些被刻意被抹去的人,那些故意被歪曲的人,那些可以证明不光彩的人,那些可以揭露邪恶者邪恶的人,那些默默无闻的人,那些任劳任怨的人,那些忍气吞声的人,那些蒙冤受难的人,那些手无寸铁的人……,当然更包括那些平平淡淡幸福一生的人。他们的叙述只想对世界说出一句话:我们也活过。同时,我个人还固执的相信,这样的人口中,绝少说出谎言,至少比冠冕堂皇的政治家要少很多很多,也足可以相信,他们口中的世界比通常我从历史书中读出的世界要真实许多。

尤其重要的是,口述历史会更让个体生命的灵魂得到独特而充分表达。这会使历史更细腻、更入微、更深刻、更生动、更确切、也更方便地让人们进入历史的时空中去立体地感受历史的存在。

这就是口述历史存在的独特价值。

四、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口述史

关于民族音乐学与口述史的问题,笔者在另一篇文章《〈清稗类钞〉中的音乐史料——兼论民族音乐学观念与音乐历史文献解读》⑥臧艺兵:《〈清稗类钞〉中的音乐史料——兼论民族音乐学观念与音乐历史文献解读》,《音乐艺术》2011年第4期。一文中略有提及。这里我想说口述史与民族音乐学或者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的确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在材料的获取方面确实有共同之处。事实上,我们常常对过往的人类学家很难和口述史作家划清明确的界限。只不过人类学家更多把田野调查的口述材料通过自己的文字转述出来。但是他们也常常直接引用田野调查者的口述材料。在中国的各类历史文献中,过去的一些类书,记录了过去人们收集各种零散的历史事实,有些也可能是某些探险家,游侠文人作者在游历过程中记录的某些口述资料,到今天成为了另一种历史,正统历史将他们称作“野史”也好,自有历史评说,自有后人评说。鉴于此,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今天民族音乐学做的田野调查工作,所记录下来的一手研究文献,是不是也是未来的音乐历史著作呢?从逻辑上说,这是可以的,但是要看我们今天的田野调查做的是否细致、真实、可信,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口述史和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是没有区别的,事实上他们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首先,口述历史是在相对严格的学术条件限制下,对自己的采访对象进行口述的录音,记录,同时也需要佐以相关的历史辅助材料,帮助读者鉴别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是,历史学并不承担对历史史料内容的解读和阐述,它只需要呈现事实就可以了。

但是,民族音乐学呈现了口述史料之后,还要对口述史料所呈现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文化分析和文化阐释,甚至还要对自身在录制口述历史和采访口述历史对象的过程中,自己所体验到的和思考的问题在自己的写作文本中呈现。以期深入地揭示田野调查所接触到“文化的富饶性”。也包括呈现自己的文化立场,表达自己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文化建构意识。这些都是口述历史学家所不能做的,这也是不同人文学科的一些学科边界和学术规范。

这个方面的写作实例是笔者在《民歌与安魂——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⑦臧艺兵:《民歌与安魂——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商务印书馆2009年。一书中的探索,书中将口述史的写作方法用于对民间歌手姚启华和他妻子的讲述文本,解决了口述史与人类学表述的学理阐释。关于这个方面的理论归纳见于笔者发表在2005年第4期《音乐研究》上的《民间歌手研究的口述史模式——理论视角与方法》一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这篇拙文。我自己觉得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特别是对个体对象的长篇叙事,任何进行学术意味的人本表达,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不认为自己这个探索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学术成果,而只是觉得,这个“模式”对于研究个体对象所讲述的具有历史特点的田野材料处理起来特别方便,同时,也便于从不同的角度对材料进行文化意义上的解读和阐释。后来我指导我的硕士研究生2011级的袁芳艳同学写了一篇名为《含泪的微笑:中国知识分子音乐生活个案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和2012级张雪程同学写的《道是无情却有情——周维及其始创的湖北道情》(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也是运用这个口述史模式来进行研究和文本表述的。纯粹是一种学术探索,也请大家指正。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生在抢救性的录制年龄较大的文化人的口述历史,有特殊人生经历的老人,他们是社会历史的可贵的承载者,事实上,自己所知道的那些事情,对于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行业、一个区域、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人类的历史价值,常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记得台湾出版过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大家来做口述史》,其目的,我想就是不让那些可贵的历史存在随着一些老人的过世,而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我个人有过一个刻骨经历,我认识一个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也曾是我国一个大城市的基督教总干事,同时,解放前从年轻时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文革时红卫兵说他是资产阶级教会头目,毒打他,他坚持不过,就让红卫兵叫来公安部门的人作证,虽解救了他,这样他在基督教界的身份也暴露了,但是他在基督教的影响依然很大,后改由他夫人做总干事。他的这种三重社会身份的历史角色是非常有意思的,当时我准备做他的口述史,觉得他的身体还好,没有太过急迫,但是因为我的迟疑,结果不久他们夫妻二人几乎半年内相继过世,让我深深的遗憾。

为学术研究寻求一种恰当学术表达文本,永远都是一个常新的学术领域。因为学术的新发现,通常会伴随一些新的学术表述方式,有时候是观点,有时候是词汇,有时候是文本的结构或者其他新技术的运用策略。总之,学术研究的观点、材料内容是最重要的,表述的方式是讲求有效性。口述历史就是人类呈现自己的历程的一个有效的方式,重要的是这个方式对于人类的每一个成员来说,体现了一种生命存在的公平。

2016年11月11日于厦门集美大学

2017-02-28

J609.2

A

1008-2530(2017)01-0024-06

臧艺兵(1962-),男,集美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厦门,36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