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豪

在庆祝建军90周年之际，影片《建军大业》强势登陆各大院线。该片未上映前早已引发各界热议，片中大量起用“小鲜肉”演员饰演八一起义中的历史人物，遭到叶挺之孙叶大鹰等革命军人后裔的强烈质疑乃至炮轰。“小鲜肉”们能否担纲“建军”这一宏大叙事的主角引人关注。

应当说，不同于在偶像剧中的拙劣表现，“小鲜肉”们在《建军大业》中的表演可谓卖力。遗憾的是，“想演好”并不意味着“能演好”。历史知识的缺失和人生阅历的苍白使他们很难有面对镜头时的举重若轻。和前辈们相比，“小鲜肉”的表演之路可谓“道阻且长”。

抛开表演不谈，笔者更关心导演的选角标准。某“小鲜肉”在接受采访时用“吓尿了”三个字来形容获悉自己被邀请出演该片时的心情。他还向记者透露，他的几位好友是“回家问自己父母或者上网查资料，才了解那段历史的”。尽管导演声称选择“小鲜肉”是因为片中那些历史人物“当时都很年轻”，但明眼人都知道，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些“乳臭未干”之辈，实际上选择的是颜值和人气，是希望由此带来高额票房。这种向金钱、资本的主动屈服竟被不少艺术家们看作是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对主旋律电影的拯救。在他们看来，娱乐化乃是对主旋律电影“振衰起敝”的强心剂。

今天看来，“主旋律电影”这一概念明显缺乏理论的严谨。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是有关部门为抵挡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娱乐片泛滥状况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它的权且性、过渡性显而易见。更为糟糕的是，因其缺乏理论严谨，很快产生了严重的钟摆效应——中国电影被人为划分成主旋律电影与非主旋律电影。主旋律影片与商业片（娱乐片），貌似科学地各司其职（主旋律搞宣传，商业片赚钞票），实则导致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思想价值、审美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分离甚至对立。

不过，“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历史概念，如果我们更多地从采取主流价值立场、体现主流意识形态，重大性、严肃性这些角度来加以理解和把握，那我们仍然可以利用其工具性价值。所以，尽管我们对这一概念持谨慎的保留态度，为讨论方便，我们还是在本文中沿用了这一概念。

“主旋律电影”概念一经提出，立即成为了文艺领域的热频词。“主旋律电影”因其承担着宣扬主流意识形态的特殊使命，逐渐出现了重思想性而轻艺术性的倾向。这种倾向愈演愈烈，简单浅薄、直接粗暴的严重“席勒化”，将越来越多的观众拒绝在影院之外。

在此背景下，娱乐化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了。一些顶着“主旋律”光环的影片开始改变以往刻板空洞的说教套路及高高在上的宏大叙事模式，尝试融合商业类型片的叙事法则与娱乐元素，拉近与普通观众的距离，这就是“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尝试”。这种尝试，其初衷值得肯定，问题在于实践中受中国电影发展大环境的影响及大众审美水平的制约，很多影片的主创人员将商业化元素的引入简单地与娱乐化画了等号。继而，对文本层面的考量被源自好莱坞的类型化创作模式所取代，对叙事策略和叙事方式的探索被构建影像奇观的方式替代，对艺术化审美化的追求演变为“娱乐至死”的瞎折腾。最近几年，主旋律电影频频邀请“小鲜肉”加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娱乐化正在逐渐把主旋律电影消解和堙没。

在商业片（实际上是娱乐片）充斥及主旋律电影娱乐化一发不可收拾的今天，我们真的需要冷静地思考主旋律电影的未来。当我们面对娱乐化带来的几亿、几十亿票房浮华，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主旋律电影娱乐化正在和将要付出的沉重代价？

一、主旋律电影娱乐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淡化民族历史记忆。评论家纷纷指出，对叶挺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建军大业》一大败笔。炮火连天、战况焦灼之际，饰演叶挺的演员跟随着旋律优雅的背景音乐旋转、扬手。那一刻，起义总指挥的形象已然模糊、坍塌，观众看到的仿佛是电影《古惑仔》中心狠手辣的黑帮头目。“暴力美学”是刘伟强导演最鲜明、最为自豪的风格特征，但在此片中，后现代手法的运用把两个阶级殊死决战的场景消解为无意义的暴力游戏。对形式的极度推崇解构了动作场面本身所应承载的历史涵义。被娱乐化魔棒所降服的导演当然并不懂得，南昌起义这一改变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其意义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消解，将起义中产生的时代英豪叶挺塑造成通过战争获得自我满足的军官，实在是对英雄的亵渎，当然也就难以获得观众认同。

纵观全片，娱乐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绝不仅限于叶挺这一人物的塑造。影片对观众试听感官的轮番轰炸不仅将“建军”这一宏大叙事切割得支离破碎，也让观众们对“建军”历史意义的思考和咀嚼成为幻想。影片本该告诉观众：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意识到没有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中国的革命绝难成功，这才是南昌起义的真正导火索。可惜的是，这样的题中应有之义被娱乐掉了。

所谓的“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尝试”的另一个流弊，是带来了主旋律概念的泛化。在一些导演看来，主旋律只是对影片题材的定义，而只要选定了主旋律题材，则作为救世主的娱乐化就大有可为甚至可以胡作非为。著名评论家仲呈祥先生敏锐地指出：“不能简单化地把‘弘扬主旋律’狭隘地理解为只是一个题材选择问题。”以前段时间大红大紫的影片《湄公河行动》为例，这类现实题材主旋律电影只是以类似好莱坞大片的叙述模式和视觉呈现方式激发观众的爱国情感而忘记了承担构建全民族历史记忆的重任。反观《建军大业》，如果忽视了对“建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历史意义的探寻，止步于依靠壮观的战争场面刺激观众的感官，当然难以满足观众对影片的深层期待。

仲呈祥先生指出：片面夸大文艺的娱乐功能，淡化甚至取消文艺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从理论上挖根源，都与消解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甚至公开主张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有关。主旋律电影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电影的娱乐化，势必淡化本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最终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一点理应引起我们高度警醒。

二、主旋律电影娱乐化助长“唯票房论”的错误倾向。娱乐化的手段吸引观众的眼球，目的是掏出观众口袋里的钱。时至今日，不少评论家依旧把观众“接受度”作为衡量一部影片优劣的价值尺度。实际上，没有科学、全面、深入地调查观众对影片好恶的主要缘由，只以票房为依据是很难对一部影片进行价值评判的。在以接受者的名义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评价时，我们既要考虑到形成这种接受现象的特定历史背景，又不能忽视这种现象本身的发展趋势[1]。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站在接受者的立场上对一部艺术作品做出较为符合事实的判断。具体到电影评价，我们务必把观众的趣味放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坐标下进行辩证考察，而非单纯援引票房数据来作为评判影片优劣的标准。

当我们提到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往往是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进行探讨。因此我们常说优秀的作品既要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共时性）又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量（历时性）。对待文艺作品，切忌急功近利。一味强调观众“接受度”的论调实际上是一种改换了门庭的“唯票房论”。在前不久的“7·26”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其中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是一个重要论断。以文化人，以艺养心，经济仅可致富，文化方能致强。只有靠文化把人的素质提高、艺术把人的境界养高，高素质、高境界的人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否则，低素质、低境界的人就完全可能把搞上去的经济吃光、花光、消费光，把人文生态环境搞糟糕。

另一方面，主旋律电影娱乐化倾向为顺应时代调整“三性统一”这一过渡性口号制造了阻力。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三者的逻辑起点存在根本差异。观赏性这一概念的逻辑起点是观众的接受效应，属接受美学范畴；思想性与艺术性这两个概念的逻辑起点是作品自身的品格，属创作美学范畴。“三性统一”这个判断误把不同逻辑起点上不同范畴的概念放在一起，是不科学的。尽管导演一再强调选择“小鲜肉”出演《建军大业》是为了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毕竟八一起义时的毛泽东等人年龄也都不大，但导演是否考虑过，年仅37岁的毛泽东接连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及《井冈山的斗争》三篇指引中国革命前进方向的文字，伟人的气度胸襟、非凡阅历远非今人可比，更何况是早已被粉丝们惯坏的“小鲜肉”们。为了年龄和外貌的契合而忽略内在精神气质的相符，导演在选角时难道不是出于“观赏性”的考量？

三、主旋律电影娱乐化不利于大众审美提升。马克思指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审美需要与人的行为实践需要是合一的，人们都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自身。因此，就人类的理想社会形态而言，真善美应当趋于统一。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人们还不能一蹴而就地达到马克思所说的这一境界，“这尚需人们在对认识、道德伦理和审美各领域的充分认识体验之后，才能走向真善美的综合”[2]。

自古以来，西方哲学家始终强调“美”对于完善人格、陶冶情操的重要作用，因此格外重视审美教育。审美教育的思想在古希腊就已萌生，但正式形成自觉而系统的理论则要追溯到著名美学家席勒。席勒给“审美教育”正式命名，把审美教育的作用提高到人类教育的最高地位，阐明了审美教育的恢复人性完整、培养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基本原理及其美学结构，其理论对此后的西方哲学界和教育界影响深远。

尽管早在先秦时代，华夏民族就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实施着审美教育，但现代意义上的“美育”思想在中国不过仅有一个世纪的历史。1903年，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将教育分为“心育”和“体育”两方面，就“心育”而言，又有知育，德育、美育三者。“美育者，一方面使人之感情发达，已达完美之域；一方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3]。此后，经蔡元培等人的倡导，“美育”这一思想才逐渐在我国流传开来。

尽管有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等人的传播和推广，长期以来学界对美育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美育只属于学校教育，而忽视它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将美育等同于艺术教育的也不乏其人。须知美育的范围远比艺术教育的范围广泛，其目的直指人性的完满而非掌握某项特定技艺。更有学者有意无意地把美育当作德育、智育的辅助手段，对其相对独立的意义缺乏应有的认识。受困于上述理论偏误，当前我国国民所受美育教育相对缺失，直接导致国民审美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不足。而审美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的提升一方面有赖于教育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则在于优秀艺术作品的引领。鉴于改革教育制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短时期内难见成效，艺术作品对大众审美的引导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优秀艺术作品对大众审美是引领而不是迎合。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是一项艰苦长期的任务，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如果我们忽视有计划地对大众文化进行引导，则势必导致人们审美情感上的失范甚至混乱。仲呈祥先生说：“一个执政党，如果只讲‘服务群众’而放弃了‘教育引导群众’，也就取消了自己带领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先进性。”诚哉斯言！主旋律电影乃至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电影一味市场化、娱乐化，试问大众审美靠什么样的电影作品来引导？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精神靠什么样的作品来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从何处来又体现在何处？主旋律电影一味滑向娱乐化的深渊，是一种对艺术乃至对民族的未来不负责任的表现，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全民族信仰缺失和审美素养大滑坡。

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电影绝不能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但也不能走向从属于经济、附属于市场的另一极端。在市场化、娱乐化大潮的冲击下，主旋律电影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电影已然成为中国电影尚未被娱乐化彻底攻占的最后阵地。一味的娱乐化或许在短期内可以为我们带来高上座率和高票房，但从长远来看，这绝不是主旋律电影发展的一条康庄大道。

[1]贾 磊 磊 .电 影 语 言 学 导 论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61.

[2]邹广文.审美教育的当代课题[J].辽宁大学学报，1993（4）.

[3]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46—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