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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耳他岛的犹太人》和《威尼斯商人》看马洛与莎士比亚的犹太观(下)

2017-02-13

影剧新作 2017年4期
关键词:马洛基督徒马耳他

李 江

作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经典戏剧作品,《马耳他岛的犹太人》和《威尼斯商人》反映出作者许多彼此相似的、反传统的犹太观。

首先,马洛与莎士比亚在作品中都认可犹太人的商业成功,着意将巴拉巴斯和夏洛克刻画成守法经营的商人,并将巴拉巴斯和夏洛克对财富的追求与他们对金线的吝啬结合起来,表达了对犹太人财富观的一种肯定。在《马耳他岛的犹太人》第一幕第一场,马洛就表现了巴拉巴斯在商场上英雄般的气度。当商人向巴拉巴斯报告他的商船已经平安到达,巴拉巴斯命令他:“去,让他们靠岸,让他们带上入关证明,我希望他们在海关的信用就和我在场时一样好。给他们送去六十匹骆驼、三十头驴、二十辆马车,驼运货物。你是不是我的一船之长,你的信用够用吗?”这里两次提到“信用”;在第一幕第一场巴拉巴斯的对白也体现了犹太人的财富观,“给我印度的矿产商,他们用纯金属块交易。东部岩石地区富裕的摩尔商人,可以无限制地捡拾财富。在他们的房子里,珍珠像卵石一样堆砌,免费得来,按重量出售。一袋袋火焰般的蛋白石,蓝宝石,紫晶,紫的玛瑙,硬的黄玉,草绿的祖母绿,美丽的红宝石,闪闪发光的钻石。少见的昂贵的玉石,随便挑一个估估价,一克拉的量,在灾难来临时就可以——把君王从监禁中赎救。”如果我们再看看伊萨摩尔在第四幕第四场对巴拉巴斯日常生活的描绘“我很奇怪,那个犹太人以膝煌虫和腌蘑链为食,……自他行割礼以来,他从未穿过干净的衬衫,……他戴的帽子,还是犹大吊死时留下的。”从这里人们完全可以看出,巴拉巴斯对财富的追求和占有与享乐无关。而夏洛克也具有同样的品质。夏洛克一再表示借钱要利息是上帝所允许的,也是以钱生钱的理财之道,而安东尼奥借钱不要利息就是大傻瓜,当他得知女儿带着他的贵重珠宝与情人私奔后,他的反应是“哎呀,糟糕!糟糕!糟糕!我在法兰克福出两千块钱买来的那颗金刚钻也丢啦,咒诅到现在才降落到咱们民族头上我到现在才觉得它的厉害。那一颗金刚钻就是两千块钱,还有别的贵重的珠宝。我希望我的女儿死在我的脚下,那些珠宝都挂在她的耳朵上;我希望她就在我的脚下入土安葬,那些银钱都放在她的棺材里!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吗?哼,我不知道为了寻访他们,又花去了多少钱。你这你——这一损失上再加损失!贼子偷了这么多走了,还要花这么多去寻访贼子,结果仍旧是一无所得,出不了这一口怨气。只有我一个人倒霉,只有我一个人叹气,只有我一个人流眼泪!”夏洛克不因女儿失踪而伤心,却因财产损失而着急的吝啬劲,受到许多剧评者的批评,认为这体现了犹太人爱钱如命的民族特性。但换一个角度,它正体现了犹太人的财富观--对财富的贪婪和对生活的吝啬结合在一起,这非常符合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伦理,符合伊丽莎白时代的对财富的需求。

其二,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关切犹太人的不幸境遇,肯定犹太人的守法经营。马洛通过剧情、台词表现了犹太人作为受基督教压迫的受害者、守法商人的形象。当土耳其使者前来马耳他,向马耳他总督催缴拖欠多年的贡赋时,总督费南兹无钱缴纳,马上想到要从犹太人处没收财产缴纳贡赋,并且仅仅只在犹太人中收缴钱款用来上缴的贡赋。在第一幕第二场,费南兹让执行官公布了他的命令:第一,“所有向土耳其缴纳的贡赋都在犹太人中收缴,每人上缴自己财产的一半”。第二,“如果有谁胆敢违抗,立即皈依基督教”。第三,“违抗第二条,立即没收所有财产”。费南兹还给出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犹太人,就像异教徒,你们可恨的生活让我们受害。由于你们被上帝所诅咒,贡赋和痛苦才会降临。因此我们决定这么做。当巴拉巴斯没有卑屈地立即表示同意,费南兹答道:“先生,没收一半是强制命令。要么上缴一半,要么我们没收全部。”,总督的手下也来帮腔:“首先诅咒就已经重重落在你们头上,使你们贫穷,使你们被全世界遣责。这可不是我们的错,这是你们前世犯下的罪!”将基督教徒对犹太人压迫、剥夺的蛮横无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接着,巴拉巴斯理直气壮地进行反驳,直指基督教的邪恶,并高调宣称犹太人的正直:“某些犹太人是邪恶的,但所有的基督徒都邪恶。说我的种族,由于“罪”全部被抛弃。我该为他们的罪过被审判吗?生活正直的人应当理直气壮地活着!你们谁可以指控我不是这样的?”面对巴拉巴斯正直生活的“宣言”,总督费南兹承认巴拉巴斯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基于“公义的”。随着剧情的进一步推进,反倒是表现了总督、修道院里的基督徒们获取财富的手段卑劣。体现了马洛对被压迫的犹太人的同情,对犹太人守法经商的肯定,对基督徒实施宗教压迫的谴责。有了这些铺垫,巴拉巴斯其后丧心病狂的极端报复,也都是基督教迫害的结果了,换句话说,犹太人的某些魔鬼般的行为,都是基督教迫害导致的。而莎士比亚则通过《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一场夏洛克回答萨拉里诺那段著名的台词,表达了他对犹太民族不幸境遇的深切同情。“他(指安东尼奥)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我的亏蚀,挖苦我的盈余,侮辱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感情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血气吗?……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难道我们不会复仇吗?要是在别的地方我们跟你们一样,那么在这一点上彼此也是相同的。要是一个犹太人欺侮了一个基督徒,那基督徒怎样表现他的宽容?报仇。你们已经把戏虐的手段教给我,我一定会照着你们的教训实行,而且还要加倍奉敬呢”。同时,整部剧除了对夏洛克坚持要求一磅肉有危害基督徒生命的“犯罪企图”之外,也没有对夏洛克有其他指控,夏洛克也是一个守法商人。

其三,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家,作为信仰并不自由的时代,马洛与莎士比亚的犹太观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旧传统的烙印和痕迹。与他们认可、肯定犹太人商业经营的成功、守法不同,他们对犹太人思想品行的看法基本上符合中世纪反犹太传统的情感标准--认为犹太人奸诈、恶毒。巴拉巴斯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他表示可以皈依基督教;为了拿回自己的财产,可以让女儿假装皈依基督教;为了报复总督,他设计挑起总督之子与马修斯之间的决斗;他挑拨修道院的修士,让他们自相残杀;他还熬了一锅恶粥,害死了修道院的所有修女和自己的女儿。但是,最典型、直接的是三处。一处是第二幕第三场给巴拉巴斯安排了一段自画像般的描述“我们犹太人高兴的时候可以像西班牙猎犬那样阿谀逢迎,我们露齿而笑并开始撕咬;但表面上看来,我们就像羊羔那样无辜而无害”,马洛通过巴拉巴斯之口,表达了自己对犹太人善于欺骗之特性的鄙视。第二处是在第二幕第三场,巴拉巴斯炫耀自己所干过的坏事“我晚上到处转悠,干掉在墙根下呻吟的病人,有时候我会在井里投毒。……而在德法战争之际,我打着帮助查理五世的幌子,杀害朋友和敌人,手段高明。”第三处就是作品中的反复使用的旁白手法,将巴拉巴斯两面派的欺骗形象化、生动化。例如在第一幕第一场,三个犹太人前来向巴诺巴斯咨询土耳其战舰到马耳他来的目的。巴拉巴斯说道:“那么,让他们来吧,只要他们不是来打仗;或者让他们打吧,只要我们能得胜。——[旁白]不,让他们争斗、征服、杀死所有的人,只要他们能放过我、我的女儿和我的财产。”夏洛克也同样仇视基督徒,蔑称他们是夏甲的后代,说宁可把女儿嫁给强盗也不嫁给基督徒;他放贷取利,对借钱不要利息的安东尼奥,处心积虑地想要抓住他的把柄,以便“痛痛快快地向他报复我的深仇宿怨”;他口蜜腹剑,当他借钱给安东尼奥时,说“完全是一片好心”,愿意忘记他给自己的羞辱,和他交个朋友,却又提出在借据里载明,如果违约,就得“在您身上的任何部位割下整整一磅肉,作为处罚”,而且强调这只是开个玩笑,“这一磅肉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而当安东尼奥不能如期还债时,他露出了真面目,坚持要割一磅肉;他嗜钱如命,只因女儿随人私奔带了些首饰,便恶毒地希望女儿死在他的脚下。……《威尼斯商人》一方面闪现出反传统的光辉,表现出对苦难的犹太民族的真切同情,另一方面又不可能不受到西欧长期存在着的反犹主义的影响,这也是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代特征。

马洛与莎士比亚在性格气质、思想倾向上存在较大差异,这也使得两部作品中的犹太观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马洛作为先驱者,性格狂暴不羁,只身站在一个崭新时代的前列,以目空一切的气魄对当时的宗教传统和政治固习发出挑战,是打破一切伦理规范的“偶像破坏者”、“僭越者”,他把自己难以驯服的血液注入作品人物身上,因此,在马洛的作品中,犹太人对犹太教的信仰并不虔诚,他通过巴拉巴斯之口质疑一切宗教“我看宗教只不过是幼童的玩物”,他笔下的犹太人巴拉巴斯把宗教当成工具,随时可以改变自己的信仰;他对犹太人命运的关切是通过颠覆基督教的道德框架来实现的--“某些犹太人是邪恶的,但所有的基督徒都邪恶”。 因此,在马洛的作品中,没有“好基督徒”与“坏犹太人”的二元道德对立,只有权谋的成功与失败,所有角色在道德层面上都处于同一高度。巴拉巴斯凭借自己的权术和伎俩竟登上了马耳他岛总督的座位;巴拉巴斯的仆人伊萨莫为了取悦妓女,勒索自己的主人;贪婪的修道士为了争夺巴拉巴斯的财产纷纷诋毁对方,拉拢巴拉巴斯加入自己的教派;基督教骑士寡廉鲜耻地违背盟约;总督弗耐泽把自己的胜利归结为上帝的恩惠和仁慈,成为剧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谎言;最后,击败巴拉巴斯的不是代表正义的基督信仰,而是代表权谋的伪善。因此,在马洛的作品,犹太人之不容轻视在于犹太人的权谋;基督徒不比犹太人高一等则在于他们的道德高度。

莎士比亚则性格多面和善,斯迪芬·格林布拉特在《世俗威尔:莎士比亚新传》一书中说:“终其一生,莎士比亚都迷恋于王者的超凡魅力:那种王者驾临时的群情激奋,那种连英雄豪杰都会有的胆战心惊,那种对伟岸者的敬畏。即使很久以后,莎士比亚已了解到王权的阴暗面,王权的傲慢、残酷、野心,王权酝酿的种种危险阴险,以及王权策划怂恿的贪婪与暴力,他仍然陶醉于这种王权引发的欢乐和兴奋之中。”因此,莎士比亚笔下基督信仰是正义的化身,剧中安东尼奥是“世上最仁厚”、“心肠最仁慈”、“充满罗马侠义精神”的基督徒,鲍西娅则不仅温柔多情,而且聪明智慧;夏洛克之女杰西卡嫁给了基督徒,因而她“通过丈夫得救”,成为“又聪明、又美丽、又忠诚”的犹太人;对虔诚信仰犹太教的夏洛克,莎士比亚给他安排的最后归属也是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显然,莎士比亚对犹太人的态度是基于传统道德标准之上的同情和拯救,如果说,马洛的犹太观是犹太人与基督徒一样都是“坏人”,甚至基督徒更“坏”,那么,莎士比亚的犹太观则是犹太人是可以被正义的基督信仰拯救的“坏人”。

[1]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全集》第2卷,朱生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2]Marlowe Christopher.The Jew of Malta.Christopher Marlowe The Complete Plays.Ed.J.B.Steane.New York:Penguin Books,1980:34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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