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蕊

社会角色视角下的嘉绒藏区家庭教育现状

张亚蕊

社会转型改变了传统的家庭教育模式，市场体制改革使得经济因素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凸显，全球化的迎面而来冲击了藏民的婚姻家庭观念，这所有的新变化显示，家庭这一社会设置在某种程度上正面临“重构”。社会心理学一直都在致力于研究个体的人是如何与整体的社会发生联系的，社会心理学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从个体水平上升到族群或者更高水平的纽带，就是人之所以成为社会的人的角色理论。角色一词来源于戏剧，用来解释人们是怎样发送和采取具体的及角色。社会条件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具体的说来，是通过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实现的[1]。本文选用社会角色理论作为基本的理论框架，是因为角色理论本身非常接近现实生活，对于解释家庭成员在家庭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和角色扮演具有非常高的信效度。

社会角色 嘉绒藏区 家庭教育

随着城镇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社会基本单位和细胞的家庭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可以这样来说，家庭的和谐稳定与否直接决定了社会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在藏区，家庭甚至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传统的生产生活、教育、宗教等角色功能与现代的情感维系功能交相辉映。家庭是藏民们生产生活最基础的活动单位，甚至可以说家庭生活囊括了藏民生活的全部。每一个藏族人的个人情感、民族情结和经济利益关系都融入在家庭这个倍感亲切的组织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藏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基就在家庭这个层面上。

在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里，家庭是家庭成员活动的中心，它真切的反映了人们日常起居的特点。藏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家庭中实现，包括生产分配、宗教传承、生育繁衍等，如果把拥有厚重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积淀的嘉绒藏区比作一本书的话，那么嘉绒家庭就是翻阅这本书的页码，家庭已然成为透视宏观藏区社会的显微镜。从旧社会到现在，家庭是藏民们进行生产生活和文化传承的大本营，嘉绒藏区家庭角色的时代变迁，实际上就是以放映机的形式重温嘉绒藏区的社会历史，即嘉绒家庭浓缩了嘉绒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变迁的全部史实。因此，笔者决定从家庭这个微观调查入手，试图了解和探讨藏区四五十年来的社会变迁状况。近几十年来，我国的政治民主改革和社会意识形态对家庭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1959年的民主改革、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在藏区收效显著，使得藏区的经济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相应的，藏区的社会转型改变了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现代要素的大规模渗透使得传统的风俗习惯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新型的家庭角色模式正在出露端倪，全新的生活方式出现在家庭生活中，两性关系和代际关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发展趋势是血亲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父权家庭式微，姻亲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两性平等家庭勃兴。工业周期深刻地影响了家庭周期，女性广泛进入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在城市的大量涌现深刻地改变着家庭的角色，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且必须回应的议题。那么，在这些众多问题背后所显示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流动问题，现代化的流动使得藏区的家庭扮演着怎样的一种角色转换，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又是如何认同自己的角色呢？家庭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探究嘉绒藏区的家庭教育问题主要是指对子女的教育。传统的嘉绒藏区，儿童教育几乎全部由家庭担任。学校教育没有兴起之前，家庭一直承担着对儿童教育的主要责任，尤其是对生活技能和道德规范的教育。在传统的农业文明主导的历史时期里，每个家庭都是独立的生产单位，没有学校教育这样的经济现状就是的家庭的教育角色尤其重要。嘉绒家庭传统的教育包括生产技能教育、道德规范教育、礼节风俗等方面。因为这些是家庭成员适应特殊的自然环境，保持种族繁衍的必要前提。是民族求得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必要保证。[2]家庭教育对传承藏族文化、形成藏族人的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起到了主要作用。[3]家庭教育也是一个人一生中社会化的起点。藏族的家庭教育又因为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特殊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儿童最初的社会化靠家庭。在城镇一级普遍是跨代抚养。家庭和社区是儿童社会化的真正地区，学校带来更多是社会影响。这些影响输入家庭就是家庭要花钱，家庭没有能力满足就容易在学校形成对社会等级的不满。家庭供养呈现出“货币化贫困”，也就是维持生活所需的基本农牧产品由家庭生产提供，但对外交换所需的货币不足，而在学校接触的社会消费与“货币化贫困”显示出矛盾。藏族家庭一直很重视家庭教育，民族历史、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待人接物、求生本领等，都是由家庭进行传授。特别是在牧区，对一个孩子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强健的体魄，耳聪目明，因为这是在草原上生存，做一个合格的牧人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拥有身体素质之外，孩子还要跟随父母学习畜牧业生产技能。比如，对于牲畜，如何识别其品种、生育周期、习性；放牧的基本技能，如骑马（现在摩托车已经在牧区普及，很多男人都是骑着摩托车赶牲畜）、赶牛羊的方法；畜牧产品的加工，宰牛杀羊，挤奶，割皮绳等；还有观天象，时刻注意天气变化，地理方位知识等。经过这样的训练，一个牧区孩子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合格的牧人。其次，家庭还对孩子进行品行上的教育，要求孩子尊敬长辈、勤劳、勇敢、礼貌，具有良好的品德。最后，家庭教育还要求子女了解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信仰藏传佛教。

如今家庭教育功能正在逐渐被学校教育所替代，传统与现代的冲击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对比下越发明显。一去不复返的单一农耕生活致使家庭原有的最重要的生产技能教育功能黯然失色，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得中老年群体不得不向子辈们学习和请教，学校里的思想道德课程也使得青少年们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年轻一代在现代化教育中开始慢慢将重心由家本位向个人价值实现转移，家庭教育功能正在发生转化。

1.母亲成为家庭的思想品德教师，父亲角色缺位

藏族传统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生产、生活、自然知识和生产技能、因为其是民族成员适应特殊的自然环境，保持种族繁衍的必要前提，是民族求得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必要保证。[4]藏民的生产生活技能都是跟着父亲模仿而来，男孩子从小就跟着父亲和兄弟学习怎么种地、放牛。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经济角色的转变，父亲所拥有的农业生产经验不再被子辈看重，家长的生产技能教育就失去了光彩。家长们也逐渐意识到孩子自身价值的发挥，他们的教育观念也在转变，现在家长们意识到不应该将孩子束缚在家中，应该让他们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学习知识文化以此来实现个人价值，他们将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放在了培养孩子的品行、做人的道理以及理想的追求上。由于社会流动和男女性别角色的影响，这种对孩子品行教育的重担无疑就落在了负责家庭内部事务且更适合情感交流的母亲身上，笔者在调研的过程中也发现这种家庭教育角色的转化因此也深化了母子的关系。

2.文化反哺初露端倪

前面讲到家庭教育角色正由传统的生产技能教授转向品行个性的教授，毫无疑问，子辈们一旦接受了现代教育，接触了前沿的生活理念，便有了自己的理想追求，他们的观念和思想要胜于他们的前辈，所以现在很多长辈开始向晚辈学习，叫做“后喻文化”。这种文化反哺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上就是一种反向社会化现象。米德提出了“三喻文化”概念,即晚辈向长辈学习的前喻文化,同辈之间相互学习的并喻文化,长辈向晚辈学习的后喻文化。[5]米德认为在社会迅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长辈在学习能力上的劣势地位必然会引起后喻文化的浪潮。本来应该受教育的晚辈转变成教育者的角色，这就是所谓的后喻文化。我国社会心理学专家周晓虹[6]借用米德的后喻文化理念，在我国首次提出“文化反哺”的概念。即在急速的社会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7]嘉绒藏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过去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长辈们对外界的发展几乎一无所知。如今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手机、电视、网络这些新兴事物已经成为最普遍的设备，然而长辈们对这些东西的接受能力比较差，因此就出现了跟不上时代节奏的现象，这个也是难免的，子辈们本来学习能力就强，善于接受新事物，同时观念更新的又比较快，这样一来，家长们就成了技术时代拖后腿的一族，为了赶上信息时代的步伐他们只能接受自己落后的事实，向子辈们学习新兴技术和先进理念。

3.家庭教育内容由生产技能教育向品行教育转化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经济角色的转变，父亲所拥有的农业生产经验不再被子辈看重，家长的生产技能教育就失去了光彩。藏族家庭教育的的道德规范教育其实就是向孩子们传授藏传佛教的因果轮回和善恶观念，虽然家庭的生产技能教育逐渐退化，但是家庭仍然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家长们也逐渐意识到孩子自身价值的发挥，他们的教育观念也在转变，以往家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维系一个家庭的团结，保障家庭每个成员的正常食物供给，所以家庭教育的中心就是保证家庭充裕的劳动力，让孩子学会种地并维持家族的血脉继承俗话说就是养儿防老。现在家长们意识到不应该将孩子束缚在家中，应该让他们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学习知识文化以此来实现个人价值，他们将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放在了培养孩子的品行、做人的道理以及理想的追求上。这种家庭教育方式的转换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现在嘉绒藏区评价子女好与不好的标准主要在品行和是否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但是文化教育的功能已经被学校所代替，因而品行教育就成为家庭教育的主要方面。

[1]周晓红著.现代社会心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6.

[2]傅千吉.藏族家庭教育初探[J].当代教育与文化，2001,(6).

[3]吕振波.网络时代“文化反哺”视阈下的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析[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2.

[4]周晓红.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J].社会学研究，2002，(2).

[5]刘浩,梁树清.藏族家庭教育青年文化反哺现象及对策研究[J].青少年研究，2008，(1).

[6]傅千古.藏族家庭教育初探[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1，(6).

（作者介绍：张亚蕊，阿坝师范学院基础教育系助教，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