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德方

李叔同《送别》与美日歌曲关系初探

季德方

李叔同的歌曲《送别》，采用美国作曲家奥德威的乐曲，选取中国古典文化意象填词，同时也受到日本歌词的影响。这首歌曲词曲交融，独具韵味。本文探求李叔同留学日本时所接受的外国音乐文化熏陶对他后来创作《送别》的影响。

李叔同 送别 美国 日本 歌曲

《送别》是李叔同写于1914年并广为传唱的一首歌曲，是他在杭州教学时写下的大量学堂乐歌中的一首，后被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用作插曲。随着这两部电影的热播，《送别》在中国大地上流传更广，成为不朽经典。其歌词如下：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首歌词读来琅琅上口，咏唱起来也是荡气回肠、感人肺腑。并且“这首流传至今的乐歌，就词的情调和语言风格而言，是趋向于‘雅言’的，但在形式体制上却是典型的现代歌词结构”；[1]而且，“它严格遵循现代歌曲通行的三段式的音乐‘技术’模式，因此其结构所体现的是一种现代诗歌的形式美感。”[2]这首歌曲采用的是美国作曲家奥德威的通俗歌曲《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节奏柔缓，苍凉中略带慷慨，恰到好处地刻画了离别时刻的惆怅。

这首歌词讲究辞藻，字里行间传达出缠绵忧郁的情绪，是受了日本歌词作者犬童球溪《旅愁》的影响。《旅愁》的歌词是：

西风起，秋渐深，秋容动客心。独自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忆故土，思故人，高堂念双亲。乡路迢迢何处寻？觉来归梦新。

《旅愁》发表于明治四十年（1904）山田源一郎编的《中等教育唱歌集》。当时，词作者犬童球溪在新泻女子高等学校任职，深深怀念着远在九州的故乡亲人。这种情感对这首歌词的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李叔同的这首《送别》乐谱初见于1927年裘梦痕和丰子恺编的一本《中文名歌五十曲》。

《送别》与《旅愁》情调极似，但主题意境的深浅隐显不同：前者叹知交零落，后者抒思乡思亲之情；前者是淡淡的哀愁，后者是深深的伤感。前者含蓄，后者直露。《送别》意境深邃、形象生动、情绪浓重，词曲的配合十分贴切，可谓天衣无缝，堪称填词学堂乐歌中的一首杰作。可以相信，许多欧美曲调是经过日本作家的填词并在日本广为传唱后，被中国的学堂乐歌作者们所熟悉并采用而成为中国的学堂乐歌的。这体现了一种文化交流、文化浸润和文化传承的关系。

《送别》体现了一种含蓄典雅的风格类型，它的意境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作者没有刻意地表现送别时的伤感，而是用极常见中国古典意象描绘出了送别时的情和景。“长亭”、“古道”、“芳草”、“晚风”、“笛声”、“夕阳”等意象，都象征着惜别思念。先由送别的时间和景物营造凄清和缠绵不尽的氛围，再进入惜别情感的直接抒发。而“长亭”、“古道”、“杨柳”、“笛声”这些意象所引起的联想和想象，绝不是四种物质的简单罗列，而是旅人游子、背井离乡、古道西风、柳丝依依、笛声凄凄的深邃凄清的意境。

“长亭外”是个多么古典而忧伤的意象。江淹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写崔莺莺在“十里长亭”外送别张生，便有那催人泪下凄楚哀怨的“碧云天，黄花地，晓来谁染霜林醉，只是离人泪。”“古道边”使人想起元朝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的千古名句：“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一幅多么坎坷彷徨的旅途景象啊！从情义上说，“芳草”是为下一段的“天涯”暗作铺垫，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意味着人的情丝绵绵。“自古多情伤离别”，当那即将奔赴天涯之外的游子见到依依不舍的柳丝，听到呜咽的笛声，难免触目伤怀；更何况“柳”字暗合“留”意，勾起多少古人彼时的情怀！《送别》打动人的就是它至情至性，这种性情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一部分，突出表现在中国的古典诗词文化中，具体说就是一脉相承的“夕阳”情结，即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山外山”又为衰落的古道增添了重重障碍，就如“一山放过一山拦”，喻示着人生的旅途是多么艰难！

这首词采用了古典诗词常见的写景抒情手法，即第一段重在写景，第二段重在抒情，表现“天之涯，地之角”、天各一方、各自飘零的伤感。第二段的用词也都惜墨如金，准确无误。比如，“知交半零落”，所谓“知交”既非“知己”，又非一般交往，大约相当于今天有交情的老朋友。“半零落”说明并非全部断绝，而是处于遥远相隔、似有若无的境界。“一瓢浊酒尽余欢”，既点出了双方生活的拮据、贫寒，又流露出一种情重无奈的苦涩心理。“今宵别梦寒”更使人心情阴冷凄惨达到极点，是将时空无限延续，意味着今后将长期忍受离别思念之苦。

第三段歌词同第一段相同，但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通过那凄凉、感伤的画面，把主人公的离情别绪存留在绵延不绝的景色之中。从而达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审美效果。

这首《送别》的第一段正是把长亭、古道、柳丝、夕阳等同离别相关的许多意象有机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幅优美而凄凉的画面，并在景物中蕴藏着浓郁的伤感情绪。它同第二段所抒发的那种知交零落的哀伤心绪是完全一致的，对于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来说，确如一杯苦酒点点滴滴，沁人愁肠。

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期间，在东京编辑印刷了我国近代最早的音乐杂志——《音乐小杂志》，虽仅出版一期，但这一期发表了介绍西洋音乐和音乐家的文章。其中有李叔同所画的《乐圣比独芬像》，还有他撰写的《乐圣比独芬》，所谓“乐圣比独芬”，就是著名的乐坛大师贝多芬，这是他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也说明李叔同对贝多芬的推崇。另外，李叔同还在杂志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呜呼！词章！》：“予到东后，稍涉猎日本唱歌，其词意袭用我古诗者，约十之九五。我国近世以来，士习帖括，词章之学……挽近西学除入，风靡一时，词章之名辞几有消灭之势……”[3]他对近世以来诗词创作中歌词语言过于直白的时弊也颇感不满，因而提倡“雅言”。在这种审美理想下所创作出的乐歌，就像《送别》一样，曲谱是他国的，语言是祖国的，或者说，曲调上的外来文化民族化，歌词上的传统文化现代化。

不可否认，李叔同是以积极的态度接受具有现代性的外来音乐文化的。在对西方音乐的崇尚方面，他与同时期的音乐家一样，重视其社会作用。在《音乐小杂志·序》中他特别强调：“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矣。”也就是说音乐是使人走向康庄，能振奋精神、培养审美观点的有效工具。他介绍西洋音乐，认为自古代希腊以后，“代有作者，流派灼彰，新理泉达，瑰玮卓绝，突轶前贤，迄于今兹，发达益烈，云嗡水涌，一泻千里，欧美风靡，亚东景从”。对比当时中国音乐状况，他发出了无限的感慨：“呜呼！沈沈乐界，眷予情其信芳，寂寂家山，独抑郁而谁语？”[4]在否定与赞美中，流露出了他要借西洋音乐来改革中国音乐的急切心情，也就是要“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李叔同说过音乐可以令“懦夫丧魄而不前，壮士奋袂以兴起”，[5]他把音乐看作是激励人心、给人以胆气的工具。他不因为传统文化的了无生气、江河日下而一味地攻击甚至否定传统文化，相反，他更感到传统文化的博大和生气，于是便力求挖掘传统文化的美。到日本后的李叔同立志学习新艺术，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对传统文艺的爱好。留日期间，他就写过这样的诗：“古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沈沈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6]

因此，《送别》就体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西方文化的主动学习和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一方面是直接采用西洋曲调填词，另一方面是由产生它的过程所体现。中国历来的音乐传统致使“中国人无尚武精神”，而学堂乐歌“之作用，最足以发起精神，激扬思想。”[7]以《送别》为代表的学堂乐歌的产生与发展，体现了当时的有识之士通过文化来改造国民素质的崇高理想，他们大声疾呼“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正如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也是这种思想的延续，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8]

从对《送别》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学堂歌曲的创作方法和日本学校歌曲的创作方法基本相同。其主要原因是学堂乐歌的创作者在留学日本期间，大多带着学习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思想文化的目的进行过有意识的学习，他们的作品如《送别》，当然会留下日本作品的各方面烙印。日本学校以及它舶来的美国歌曲对中国学堂乐歌的内容、创作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这种影响特别是创作方法上的影响，首先使西洋音乐文化的知识和技能逐渐被中国人所认识和接受，对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其次，这种影响带来学堂乐歌的发展，并使之促成了“五四”以后中国新音乐的歌词词体改造和新型旋律歌曲的创作，最后导致了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应运而生。

《送别》这首为外国乐曲所配的学堂乐歌，无论就其风格、情调还是意境、文词，都能同乐曲配合得和谐完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可谓取中外艺术之长，融古今文化于一体，符合了鲁迅先生所提倡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观点，是“拿来主义”的美妙结晶，也是一个独具匠心的创造。

[1][2]傅宗洪.学堂乐歌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 [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

[3]李叔同《.呜呼！词章！》，李叔同诗文遗墨精选[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167．

[4]李叔同.音乐小杂志·序，李叔同诗文遗墨精选[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236—237．

[5][6]田涛.李叔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112,128．

[7]明言．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8]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作者介绍：季德方，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音乐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