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冬阳

提 要：《日本政记》是一部汉文编年日本通史，1845年初刊，是江户时代后期汉学家、史学家赖山阳晚年的主要著作，其议论皆系山阳亲笔，叙事则与门人分担。作为《日本外史》的姊妹篇，《日本政记》体裁严谨，记事简约，夹叙夹议，论古格今，直笔批判，有很强的经世意义，既是赖山阳史论的集大成之作，也可视为日本近世史论的最高峰。其儒家的政治论和诸如“养民造士”、“富国强兵”等主张引领了当时日本的时代潮流，对幕末的尊王攘夷与倒幕维新，以及近代天皇制国家的诸多设施，都有不小影响。

关键词：赖山阳；《日本政记》；《日本外史》；日本史学；日本汉学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1.014

在日本山口县档案馆，藏有一套《日本政记》手抄本（共三册，原藏山口县图书馆），系前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年）遗爱。文久三年（1863年）五月十二日，22岁的伊藤博文（时名“伊藤醇”）与井上馨（1835—1915年，时名“志道精”）等长州藩士结伴，在横滨登乘英国轮船前往英国，随身即带此抄本。其扉页上有伊藤、井上联名题注：

《政记》若干卷，艺国赖子成所著。书中概举吾朝政治所系，论定之，又以足审古今成败之迹矣。然而今将携之海外，虽于此行，素为无用之书，又将有望于归来之日者也？文久三癸亥四月十有三日，志道精、伊藤淳志。1

当船行驶至北冰洋时，伊藤博文读书有感，又在书后题写跋文道：

山阳赖子成所著《政记》若干卷，读之以足识祖宗开辟来二千有余年之事矣。其间世之变迁污隆至于今日者，又可以观矣。然而我王朝衰弊，武臣倨傲，又无甚于今日者。一读此书，不起勤王之志，虽知亿万年之古之事，何益之有！于是乎书焉。北冰洋漂荡志。2

《日本政记》16卷，16余万言，江户后期汉学家、史学家赖山阳（1780—1832年，名襄，字子成，号山阳、山阳外史、三十六峰外史，通称久太郎）所著，是一部汉文编年日本通史，论述从传说中的神武天皇至后阳成天皇（1586—1611年在位）的史事。该书对幕末的尊王攘夷与倒幕维新，对近代天皇制国家的诸多设施，都有不小影响，声名远播海外。至今北京故宫仍藏有一套1845年初刻的木活字版《日本政记》（一函，十册），印刷精美，装帧考究，乃光绪皇帝“御览本”，上以朱笔标点、注音与纠误，每卷末钤藏书印，其所受重视可见一斑。

《日本政记》倾注了赖山阳晚年的主要心血，是其另一部重要史著《日本外史》的姊妹篇。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1858—1927年）编写《日本书目志》，搜集对新政有益的日本书籍，作为《日本变政考》的参考文献与后者一起进呈光绪皇帝。在《日本书目志》中，打着“增补”、“校刻”、“校正”、“标注”之名的《日本外史》、《日本政记》诸版本，比目皆是。1可是，国内外研究赖山阳的学者大都聚焦于《日本外史》，而对《日本政记》重视不足。2其实作为“伊藤博文公最爱之书”，3撇开文笔、体裁与思想等方面的特点，单从影响看，《日本政记》也是一部够分量的日本史学名著。本文论述该书的撰写经过、体裁思想特点与版本等情况，以补学界之缺。

一、《日本政记》的成书经过

赖山阳于安永九年（1780年）生于大坂，出身书香世家，是安艺国（今广岛县西部）广岛藩学头赖春水（1746—1816年）独子，叔父春风（1753—1825年）、杏坪（1756—1834年）亦为名士，“举族皆以才名动天下，犹宋时眉山有苏氏”。4他“幼锐敏，崭然见头角”，518岁入昌平坂师事尾藤二洲（1747—1813年），21岁因脱藩被软禁废嫡，30岁投奔备后（今广岛县东部）大儒菅茶山（1748—1827年），32岁再度脱藩自立门户。他自称“非仕途人”，“天资疏狂，不能从物俯仰”，乃“放浪自适”，“喜平安山水幽秀”，“乐居之，托迹市陌，杜门戢影，除看竹寻花之外，未尝与人相往来”。6文政五年（1822年）冬，买家于京都三本木，家称“水西庄”，庭中草堂称“山紫水明处”，“身优游于京华最胜之地”，7“批山批水，诗酒自适”，又广收门徒，“来学者相踵于门”，8使“关西文坛的主导权几乎全归入他一人之手”。9平生“以气节自持”，“未尝屈己随人”，“诸藩多聘之，皆固辞不应”。10“不独不仕，誓不踏王公之门。”11卒于天保三年（1832年），年五十三。其文、诗、书三绝，僧人大含（末广云华，1773—1850年）视作“本朝东坡”。12斋藤拙堂（1797—1865年）也认为，“髯苏以后七百年，无此风流也。”13

赖山阳“尤留心于史学与经济”，14抱负颇大，“古今史籍制度、兵法及家谱野乘，无不涉猎”。1其《日本外史》22卷，30余万言，“综武门终始”，2乃“生涯精神所注”，3写自21岁被软禁，于28岁初稿告成，“以所谓无求之心著书，取其简约，自便省览”，故“拮据二十余年，藏之箧笥，未尝示人”。4文政九年（1826年）冬，山阳47岁，在送二门人归乡的诗中有“廿岁杀青书才就，一宵浮白酒方酣”之句，诗旁题注道：“时余删改旧著《外史》方成”，说明了《日本外史》的基本定稿。5然“此书事实恐考索未备”，“未肯示人”，称“虽无求于今日，而不无求于千百载，非经大贤之鉴识，不足以保其传也”。6

松平定信（1758—1829年），字贞卿，号旭峯、乐翁（也号风月翁、花月翁），陆奥国白河藩主（1812年转封至伊势国桑名藩），系将军德川家齐（1773—1841年，1787—1837年在职）伯父，八代将军吉宗之孙，曾于天明七年（1787年）至宽政五年（1793年）任首席老中与将军辅佐，总理幕政。他执政时励精图治，“巩固了至19世纪中期为止幕府的政治基础”，7后虽“勇退高踏，久处闲地”，但“犹巍然系朝野之望，所谓儿童走卒皆知识之者”，8仍有国家大事的顾问权，是政界最有声望的元老。文政十年（1827年），松平定信听闻赖山阳修史有成，乃命人“来就襄家，取所著私史，欲赐览观，礼意殷勤”。9赖山阳“窃以其元老劭龄”，认为是个契机，能“取信于天下后世”，乃“不敢迁延，以未定辞，速缮写应命”，10

抄一部献上，并作《上乐翁公书》。该书仿北宋苏辙（1039—1112年）《上枢密韩太尉书》之意，自称“布衣赖襄”，详述著书旨趣。文中有关“义例”部分，如“右族迭兴，甲起乙仆，以成海宇之沿革……故依实创体，以形世变”等语，大触德川氏之讳，相当尖锐，对此山阳都能以所谓“无求之心”坦然论说，展现了他的史家风骨。11

收书后，松平定信从文政十年（1827年）六月十一日开始阅读，至七月五日读完第二十二卷。“既览，手笔题数言其后，大意曰：叙事适繁简之宜，论事不任偏私，而洞中机先。”12遂将自己编纂的《集古十种》一套（二函）与银币二十枚回赠作谢礼。此后《日本外史》洛阳纸贵，姬路藩主酒井氏、彦根藩主井伊氏、米泽藩主上杉氏与广岛藩主浅野氏（山阳旧主）相继索求。13泷泽马琴（1767—1848年）亲抄一本，称“其文佳妙，论辩可听，有史才”，秘藏于家。大盐中斋（1793—1837年）也从山阳处获赠一部，“喜谢以其佩刀”。14

松平定信的首肯，无异为赖山阳私撰史书提供了护身符，强化了他修史立言的使命感。他说：“人有贵贱之相悬，如天地之隔，而知遇之无间，出意念之外者；况昔之所目仰，而今之神契焉！”15山阳“既恃经老侯之许，又感受其知”，16创作热情受到鼓舞，于是始著《日本政记》。

《日本政记》初名《国朝政记》，17约在《日本外史》献上后动笔。文政十一年（1828年）底赖山阳的咏史诗集《日本乐府》，即为撰写《国朝政记》的副产品。山阳年已半百，精力日衰，“自谓性质钝劣，发白齿落，颓然成翁，不知功绪之可见，在不死前者”。1身为儒者，他“自恨解经尚少”，2开始研究《春秋》等典籍。身为文人，他也有计划地整理毕生散文，集成《书后》与《题跋》，作为自家学术精粹。他有感于日本当时的内外危机，又作《通议》二十八篇，宣扬自己的经世说，并以史论的形式加入《日本政记》中。

天保三年（1832年）六月十二日，赖山阳开始咳血，名医新宫凉亭（1787—1854年）认为“是积年劳神所致，所谓‘肺血疾”，以“先生豪杰不怖死”，据实告以不治。3是夜，他召来牧百峰（1800—1863年，名輗，字信侯，号百峰）、儿玉旗山（1801—1835年，名慎，字士敬，号旗山）、关藤藤阴（1807—1876年，养家姓石川，名章，字君达，号藤阴）三名弟子，出示《日本政记》十六卷，分派手稿的修订任务，说：“死生有命。然我上有老母，且志业未成。假令无一生理，宜加医疗，我慎服药，傍为死计耳。”4此时《辽豕录》（赖山阳《春秋》讲义）、《书后》、《题跋》、《通议》诸书皆就绪，“志业”即指《日本政记》。七月七日，山阳在给中川渔村的信中说：“仆以将死觉悟整理著述（《日本政记》），议论大体已了，记事恐死后乃成。虽然，此一片精神依然。天欲成此有用之学乎？仆未遽死也。”5八月八日，赖山阳将《日本政记》记事的修订工作全部委任给牧百峰和关藤藤阴，称书成后可署其名，6嘱咐二人务必尽心完成，自己则专意于史论。此时他“疾益剧”，“乃日夜勉强构稿”，曰：“我必欲成之而入地！”7“其在病床，尚不辍笔，且草且呻。”8九月，《日本政记》最后一篇《论丰臣氏检地》完成后，山阳作《国朝政纪稿本跋》，略述著书旨意：

向乐翁公索余《外史》，既览，手笔题数言其后，大意曰：“叙事适繁简之宜，论事不任偏私，而洞中机先。”侍臣月堂窃写寄示。余感知己之谊，又有以自劝。其后作《通议》二十八篇，泛论古今制度、政体得失。近又仿荀悦《汉纪》之意，修《国朝政纪》，起于开辟，至于晚近，记其大事；作论八十余首，于所谓“不任偏私，洞中机先”者，未知能不负公言否乎？而公逝已四年矣，襄今亦获笃疾，殆乎不起，俯仰今昔，抚卷慨然。9

作为一生绝笔，赖山阳对《日本政记》的苦心，主要体现在议论上。九月十一日，他在给筱崎小竹（1781—1851年）与后藤松阴的信中说：“拙著《政记》，展观日本史事，实论经世之务……其事迹让于《外史》，而议论尤多……皆关世道人心非小者也。”10

《日本政记》在后龟山天皇（南朝第4代，1383—1392年在位）“两统合一之条”，本“已有一论”。11天保三年九月十二日，来客猪饲敬所（1760—1845年）就南北朝正闰发问，称“子非亦北朝之臣子乎，何不讳？”12触动山阳心事，“欲极论之，而有肺疾不可剧谈。”13猪饲走后，山阳对门人江木鳄水（1810—1881年，名戬，字晋戈）说：“苟以北朝为正统，岂以新田、楠诸公为乱臣贼子乎！”“方言之之时，目张眉轩，其慷慨激烈，虽病不衰也。”14当夜山阳“咳不能寐，就枕头腹稿，明日录稿”，作《正统论》，附于初论后，事在其殁前十日，“病困棉缀，精神止此，不能精思也”。15九月廿一日，山阳忽曰：“犹有不可不言者在焉！”“即日草之，《内廷篇》是也”，加入《通议》之中。1

天保三年（1832年）九月廿三日清晨，赖山阳病革，自感神志不清，气力尽失，曰：“我死方逼矣！”2于是卧床向关藤藤阴口授《日本政记》的修订事宜，由关藤执笔写作，他则戴着眼镜在枕上审查进度。午后六时许，正在别室续稿的关藤藤阴被山阳召回病房面授机宜，儿玉旗山一旁侍坐，山阳“忽顾左右曰：‘且勿喧，我将假寐，乃搁笔，不脱眼镜而瞑；就抚之，则已逝矣”，《日本政记》因“记事多成于病中，而终不得全脱稿也”。3

作为在门生协助下的作品，《日本政记》只有议论全部出自山阳之手，且由本人亲自校正。山阳执笔的记事部分，止于元龟元年（1570年）姊川合战。从元龟二年至最末庆长三年（1598年）这四十年的记事，皆由关藤藤阴一力承担。关藤的记事有不少参考《日本外史》而来，故与《日本外史》颇多雷同。作为山阳以外《日本政记》的主要执笔人，关藤藤阴有“校史身曾补缺文”、“千疮百孔犹如斯”之语，自认“校雠未详”，多有纰漏。4明治九年（1876年）六月，赖支峰（1823—1889年，名复，字士刚，号支峰，通称又二郎、又次郎，山阳次子）在《增补日本政记》例言中介绍成书经过道：

余先人尝著《日本外史》，作者例言所谓“阃外一典”者；晚年自谓“王室之事亦不可不记焉”，乃因吕氏《大事记》著此书。于是《政记》为经，《外史》为纬，虽私史，合二书本邦事迹一瞩瞭然、略得具备焉，是作者本旨，读者不可不知。

此书先人起草未几，罹笃疾，尚能力疾构稿。记事则开辟迄永禄间先人身亲记之，元龟以降使门生关君达记焉。君达后附托一本水藩丰田天功，以使正记事。今复重订以上梓，亦未能莫谬误。要之先人病间所著，而遂易簀，其缺校雠，则职是之由，读者请正焉。5叙事简约扼要。其雏形可追溯至赖山阳早年所作“三纪”：“提起神武，至后阳成，大事为三卷”，“以其事略，不谓之纪书”，故亦名为“统略”。6文化四年（1807年）三月十一日，山阳在向池口愚亭介绍《日本外史》的信中也曾披露著有“年表一卷”，系“编年大事记”，“可知皇朝世次与诸家合观处”，但亦仅视为《日本外史》绪余，不深留意，7直到晚年方在其基础上附加议论，扩写成书。

针对《日本政记》体裁，赖山阳自称是“仿荀悦《汉纪》之意”，赖支峰称“乃因吕氏（吕祖谦）之《大事记》”，黄遵宪（1848—1905年）则以为“实仿朱子《通鉴纲目》”。8其实无论《汉纪》、《大事记》还是《资治通鉴纲目》，都是简化的编年体，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方便实用，由此也可看出《日本政记》的宗旨所在。明治九年（1876年）佐藤牧山（1801-1891年）在其《日本政记摘注》自序中说：“先辈山阳氏《政记》一书，缩二千年行事于数卷，举其大紧要处，足以观治乱、识成败、考存亡、辨得失、知世变，了然如指掌。”9

比起“刻意锻炼、经年乃成”的《日本外史》，10赖山阳作《日本政记》仅用三四年，得多人相助，“不甚费力气”，正因“编年依年月直叙，作者易，读者亦易”。1从创作动机讲，《日本政记》补充《日本外史》的用意非常明显。《日本外史》状人叙事，“要详各家兴废，以资览观”，“故多琐细难快读处”。2加上“事系一姓之下，而不有统纪以总之，列将家而杂以雄长，举今代而称谓论说”，义例有“欠尊崇者”。3且既以征夷大将军为“正记”，又将南朝武将新田氏“扶正”，“创未曾有之体”，4也难以自圆其说。岩村南里（1784—1842年）论《日本外史》体裁道：

盖镰仓氏以降，武人代管辖天下，必受征夷之宣于朝廷者，而后乃得列“正记”，所以正名分而一统纪，其意固美矣。然新田氏未膺征夷之任，特以专兵马之权，得列“正记”；而织、丰二氏，总军国之重，顾以无征夷之拜，置诸“前记”。一与一夺，自乱其例，有未厌人意者。5

《日本外史》本为各家单独立传，“家别纪之”，6最后合为一书，临时附加“正记”、“前后记”的名目而已，“大抵主明白质实，直写情势，不敢文饰”，“特其中以帝王年号几年几月，表明条理耳”。7赖山阳深知《日本外史》“招外人指摘者，混称姓氏也，以割据豪雄列主将之统也”，早年亦“尝欲作年表大事记冠之，未果也”，8所以将书公开后，即撰《日本政记》补其缺。《日本政记》始自神武，迄至近代，以历代天皇为序，以皇室为中心，以南朝为正统，体裁严谨。“今朝廷者，神武以还大一统之朝廷也。”9比起《日本外史》，《日本政记》“正名分”、“序皇统”之意浓厚。“忠于皇室即忠于祖宗”，“南朝忠臣即祖宗忠臣”，是《日本政记》一大主题。不过赖山阳的皇国思想虽强烈，与国学者的复古神道仍有本质区别，因其理论基础来自儒学。在“崇神天皇论”中，山阳道：

孔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故敬神无如务于民也。世之称神道者，悠谬荒诞，而无益于民，皆崇神之罪人也。吾尝称：“王业衰而神道兴”……当王政盛时，谁敢腾之口舌，以树私说哉！10

《日本政记》的儒家史观，不但体现在对神道的抨击，其对佛教攻排尤甚，视为败坏伦常、亡国灭种的祸根。“崇峻天皇论”道：儒学与佛说，皆自外国来者，无择也。而佛说一入吾国，有好之崇之，以易君父者，何哉？儒学叙人伦，平易无可喜，其文虽外来，而其实固在我，不如佛说之新异，宏阔夸大，足耸人听也。吾尝读三韩之史，其君之惑于佛说，以致乱亡者皆是，吾邦未至如彼也，而有酷肖焉者……佛说……颠倒是非、混淆善恶，烈于洪水猛兽之害。奸雄之人，每借之以解其心，下及北条、足利之崇禅教，莫非宗此旨也。我邦君臣之义，度越万国，而西竺之说坏之，归之于土灰沙尘而止焉。而开其端者，厩户（圣德太子）、（苏我）马子也，可胜慨哉！千载之下，独织田氏断然不惑，庶几匡正祖宗之国者矣。是以今之佛说，行于愚夫愚妇，而为人上者之信之，不至如古昔之太甚，是我邦之幸也。11

赖山阳的“佛教祸国论”慷慨激昂，似乎正是明治初年“废佛毁释（排佛弃释）“运动的理论来源，《日本政记》的儒家立场由此可见一斑。山阳51岁开始治《春秋》，称“《春秋》之旨，在我国，最似不可不识，而未有专攻者”，12将注本命名为《辽豕录》（初名《春秋臆断》），借用“辽东豕“的典故，犹言“井底蛙”，以示自谦与自嘲。和早年仿《左传》、《史记》著《日本外史》一样，山阳的《春秋》研究现学现用，与同时撰修的《日本政记》息息相关。《辽豕录》在卷首“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一句注道：

是夫子开卷第一之特笔也。盖正朔者，王者既命统，所以一天下也。当时诸侯所用，皆周之正月也，苟用之，朝觐贡赋，不可不以致臣职也。而忘其出于周，无致臣节者，故夫子先揭之，以示在今日之天下者，无一人不为周臣者，可谓明白著见矣。公羊氏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左氏曰：“春，王，周，正月。”公羊氏又曰：“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是皆其得经旨一端者也。1

《日本政记》开篇记神武天皇道：“元年（辛酉），春正月，庚辰朔，天皇即位于大和橿原宫。”2明白效仿《春秋》笔法。《日本政记》模仿《春秋》的微言大义，历代天皇篇首皆用“天皇即位于XX（宫殿、行宫名）”的统一模式；对于名实不相符的，如天智天皇（中大兄皇子），则书“壬戌岁，春正月，皇太子素服制军国事”，登基后再补上“天皇即位”。3又如未曾登基的大友皇子，《日本政记》称为“天皇大友”，虽不书“即位”，仍以一代帝王置于天武天皇（大海人皇子）前，其死曰“崩”。4山阳称“《春秋》之书，有文例，有特笔，有隐讳，是三者而已。有文例，以知彼此之可推；有特笔，以知大义之所系；有隐讳，以知不忍言国恶。”5《日本政记》亦复如是。国学者清宫棠阴（1809-1879年）道：

子成作《政记》，书法谨严，义例简明，以故奄有群史。且立论正大，能出新意，其所言皆人人欲言；不得言者，如书仲哀大皇“病崩”，书阿倍仲麻吕“死于唐”，至神功、应神书“称帝、为皇太子”，至和气清麻吕则书“具官”，此等皆出特见。而天皇驾崩必系年月、立后必书其父之类，通观二千年，一丝不紊。又如以陆奥浮浪之徒戍边，及建武中兴诸论等，最为得当。噫！士生于世，以铅椠为业如子成者，可谓不愧其所学！6

江户后期尊王论甚嚣尘上，《日本政记》体裁严谨，顺应了时代思潮，但一定程度也意味着记述的失真。黄遵宪说：“正闰之辨，为史家聚讼之端。至朱子法《春秋》作《纲目》大书以纪年，论史者尤于此龂龂焉。然余考统系绝续之交、疆域分析之世，古今事变至多，欲强举正统以归之谁某，终不能执一义以自圆其说。”7对《日本政记》国家起源与涉外思想中的“日本本位主义”，黄遵宪也视作“儒者拘墟之见”、“文人浮夸之习”，8说：“《梁书》言日本自称为吴泰伯后，相传亦称为徐福后，彼国记载本以此为荣。其后学者渐染宋学，喜言国体，宽文中作《日本通鉴》，源光圀驳议曰：‘谓泰伯后，是以我为附庸国也！遂削之。赖襄作《政记》，并秦人徐福来，亦屏而不书。”9“源光圀作《大日本史》，青山延于作《纪事本末》，皆谓通使实始于隋，而于《魏志》、《汉书》所叙朝贡封拜，概置而弗道”，《日本政记》继承这一隐讳，“断自隋唐，所以著其不臣也”。10

由于体裁“无懈可击”，《日本政记》的记事也显得刻板与程式化。冈鹿门（1833—1914年）比较《日本外史》、《日本政记》优劣道：

《外史》起于源、平，实仿《通鉴》始于韩赵魏为诸侯，寓惩武门僭乱之微意，深得《春秋》笔削之旨。然此书揭霸统，举朝廷之赏罚黜陟归源、平二氏。故幼童若熟此书，唯知源氏、织、丰，而不知有朝廷。此但长奸雄之心，去笔削之旨甚远。赖氏果若欲师《春秋》，则宜首揭大统，大书特书，以表大一统之意。当如北畠准后《正统记》、习凿齿《汉晋春秋》。赖氏不虑及此，将欲何为？

赖氏晚年著《政记》，盖悔《外史》之体裁，特撰此书，以掩前失。其书颇用力于议论。至记事，则汇集群书，其文拉杂。或云：赖氏属稿未半，罹疾，其记事多成于门人之手。其文不妙，固其宜也。《外史》行文畅达，足称良史，而体裁欠妥；《政记》议论剀切，而事迹拉杂。11

三、《日本政记》的史论特点

《日本政记》的重点不在记事，而在议论。赖山阳“以经世之学自许”，“平日以人伦世道自任，抵死不衰”。1他年少气盛时素有澄清天下之志，好论兵政世务；后来虽以处士终其生，未尝一试，却“无念不系属朝廷，无时不痌癏民物，感慨流连，情见乎词”，2将胸中抱负悉数带进著作里。身为史家，他明知“史，记事而已，赞不赘疣”，3却依然在《日本外史》、《日本政记》中插入大段议论，甚者累累上千言。对此他犹嫌不足，更有《新策》、《通议》两部论文集，尽情宣泄自己议论国事的欲望。《新策》完成于文化五年（1808年），分为“六略”、“八议”与“二十三论”，“梳其治乱之概、制度之略、兵食刑法之沿革”，4主要模仿正史志书、先秦诸子、贾谊论策、苏轼论策与明清制艺文，是山阳史论与政论的开山之作。《日本外史》虽以状人叙事为主，却也有序论、论赞共18篇，“俯仰古今，感慨系之，其中亦有分疏已修撰之意者矣，有补足叙事所不至者矣”，5与本传相得益彰。山阳晚年，“文益精，识益确”，6又将《新策》删订为《通议》28篇，“通论古今和汉”，7阐发“学之所诣、志之所存”，8

自称“蜻洲开辟以来，经世之文纵横极论者无出于此”。9《日本政记》与《通议》同时撰写，最后告成，共有论文92篇，汇集了《日本外史》、《新策》、《通议》的精华，是赖山阳毕生议论的集大成之作。天保九年（1838年）四月上旬，林靏梁（1806—1878年，名长孺，通称伊太郎）为“拙修斋丛书”《日本政记》作序道：

《政记》之书，自神武至后阳成，凡百有八世，上下二千年，教化之隆替，纪纲之张弛，盛衰治乱之交代，莫弗记载焉。间亦加以其平日所见，可谓其论痛快、切当事情乎！余谓，天下之论政者何限，要皆不能出乎山阳之右。而《外史》、《通议》亦皆言政之书。而《通议》仅仅二三卷；《外史》虽卷帙浩瀚，大抵止记人之忠奸淑慝，二书皆不若《政记》之博且详也。然则天下之论政者，莫善于山阳，而山阳言政之书，莫备于《政记》。呜呼！山阳虽不在位，而识者或取，以供其赞治辅化之一助，能出察机慎微之政，使人士奢侈之风止，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亦莫足道者。10

赖山阳“殚毕生心血者，《外史》也，弱冠起稿，强仕就绪”，“上乐翁公后，犹加笔削”，“用心不苟”，“故叙事明快，考证精确，世谓不让马、班”，至于《日本政记》，“其本志在概论治乱兴亡，不在深考事迹”，“于是摭录事之关大体者，冠论首，以期参观领要”。11《日本外史》虽有议论，但“皆指隐微难言之情事，半吞半吐”，“自叙编述之意，或取与叙事相发，不敢甚高论”。12而在《日本政记》中，议论则突破了附属、陪衬的框架，篇幅浩瀚，畅所欲言，与记事相辅相成。“叙事中有议论者，史也；议论中有叙事者，子也。”13《日本政记》“半史半子”，特点突出。明治七年（1874年）正月，石津灌园（1843-1891年）为林南轩（名正躬）《日本政记考证》作序道：

予谓，《政记》与《史略》诸书稍异。盖《史略》主于记事，以便后学；《政记》则主于论断，以审治术。譬如讼狱，记事为讼词，论断则为法律。由讼词征法律，据法律断讼词。史学上，记事、论断相须亦犹是。其相兼者，即《政记》之体然。1

《日本政记》的议论围绕重大史事与主要人物展开，论点以儒家德治主义为基轴，在高举大义名分时，能就事论事，强调即使有名分也应有善政，从而弥补了体裁上的形式主义缺陷。赖山阳推崇中国式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治，认为帝王应“刚健勤政”，2称“所贵于人君者，刚也，健也”，“自古守文之君，生深宫，长妇人手，坐享成业，谓其当然，不肯励精勤政，外威严而内懦怠，惮见外廷公卿，而好居于内，委祖宗之天下于他人而不省者，比比皆是”（文德天皇论），“仁明寿四十一，文德三十二，其不永年者，亦不勤之效也”。3《日本政记》强调皇室婚姻与立后建储的重要，称“人事莫重于继续，而继续原于婚姻，二者，祸福之所由分也。”4“国家盛衰之机，每由于继续之际”，“爱憎主其中，而党援乘其外，大利所在，大祸所伏也”。5山阳批评圣武天皇“听宫闱之劝”，“不能制其妇也”，以致大权旁落，“积之如筑山，而丧之如燎毛”。6称“冷泉、圆融、花山之际”，“以帝王之贵、宰辅之重，宗庙社稷、生民之所寄，而其废立黜陟，一依闺阁之私”；藤原兼通、藤原兼家兄弟争权，“至以天位博弈”，“其噪竞无耻，狡悍不忌”，亦“人君初使之然焉耳”，将祸根直接归罪于天皇“不慎其德，欲败度，纵败礼，以私灭公”，终于“使权下移”。7对崇德天皇，《日本政记》更说“举朝之士皆丧心者也”，“君臣徇私，廉耻丧亡，国家纪纲所以维持天下者，无一存者”。8如果说赖山阳在《日本外史》中的潜台词是“武臣勤王”的话，那么《日本政记》的主要命题则是“天皇亲政”。《日本政记》批评后世朝政的反面，即是对上古帝王“画一之政”的赞美。9山阳在“孝德天皇论”中说：

大凡国朝，以简质治民，上下同心，国如一人，是国势所以威四外也。及通隋氏，变质为文，殆失其故。及至天智，百度大定，后世莫改，大抵取于李唐之制，而所以胜于唐氏者，曰“立吏简，取民廉”，是不失我邦固有之美也。后王之过于模仿，文缛太甚，务于刻剥，则不达祖宗立法之意，而武门之始，民反便之，未必不由于此。虽然，武治有其简，而无其廉，所以不如王政也。10

江户时代“崇儒重道”，“人人知儒术之贵，争自濯磨”，“文治之隆，远越前古”。11《日本政记》明言快论，言之凿凿，从体裁、文笔乃至思想都相当纯熟，可以说反映了儒学日本化的最终完成。《日本政记》“应神天皇论”道：

道一而已矣……我邦列圣，保民如子，不让尧舜禹汤，其风俗尊君亲上，相爱相养，又有过唐虞三代之民。则虽无经籍，其道固具在，特未有名而教之曰“仁”曰“义”者耳……今天下之仁义也，儒者指而私之曰：“是汉之道也！”有称国学者斥而外之曰：“是非我之道也！”皆非也。道岂有彼此！载之以文，彼较旧于我，彼来而贡之，我取而用之，与酿冶织缝之工何异！12

19世纪初的文化（1804—1818年）、文政（1818—1830年）年间，市民文化达到鼎盛，《日本政记》吸收了明末清初的民主启蒙思想和江户中期以来的“社会批判思想”，13史观上比“名分论”更突出的是“天道论”，认为民心、士气才是立国之本。“政贵实，不贵名”，“国与民，相须而存者也”，“天之立君，为民也，非为君也”，“夫天托一人养万民，非取万人养一人也，故明王必躬勤俭以恤天下”，“官爵，名也；权力，实也。名出于朝廷，而实出于天。天以其实与源氏，曰：‘是尝竭力于民者也！故源氏收天下之实，而朝廷拥其名而已”。14北条氏“终于相摸守、武藏守”，而“敢废立天子，进退宰辅，易置大将军，如弈棋然，而其家得传九世”，正因其“自俭勤以养民，是不有天位而为天职也”。1《日本政记》末尾论丰臣氏检地，称其“剜未剜之肉，浚未浚之膏血”，此“一举而丧先王之泽、绝天地之性、夺生民之命”，“流毒未可知其所底也”。2除了“民本说”，《日本政记》还有“士气说”，认为“士之气节，关系天下国家”，“国之有士气也，犹家之有柱也，舟之有楫也。舟无楫则覆，家无柱则倾，国无士气则亡”，“国之所以盛衰者，以士气之振与不振”。3

赖山阳“有用世之才，不得一试，而发诸史笔文章”，4以“泄其牢骚不平之气”，5其论大江广元，称“抱济天下之才，而不之用，士之所以为不幸也”，也隐含对个人身世的感慨，国家“所以兴且治者，由上下之相近；所以废且乱，出于其相远，无和汉古今一也”。6“自古国家之乱亡也，必由其威权陵替，纪纲废坏，而英雄之人树大功其间，是以能操其权、遂至移其国者皆然。”7《日本政记》对源赖朝、楠正成、丰臣秀吉等草莽英雄的讴歌，其“英雄不失机”的论断，8与幕末志士相共鸣，也为萨、长诸藩的“造反有理”提供了理论支撑：

大凡治安之久，上者亢而不下，下者滞而不上；上下之间，痞隔不通，而天下覆矣。下者反制其上，上者反制于下，必然之势也！当是之时，英伟俊杰之士，多生于下；而上者，皆猥琐顽钝无耻之人，是之谓气运之变，故其势不得不反覆也。9

由于赖山阳的庶民身份和狂放性格，他在《日本政记》中对国事天下事的关怀思索，以及对天皇以下显贵权门无所顾忌地批判，使该书“又超出了单纯的史学、文学的范畴，带有社会启蒙、政治纲领与思想宣传的意味”。10大盐中斋就说山阳“有胆识”，“于人之难言时事，彼独能开口言之，而无有忌惮之情态”。11山阳“大众的正义感”12是《日本政记》史论的魅力所在。元治元年（1864年）五弓雪窗（1823—1886年）著成《政记存疑》，称“其言脱腐苛，洞观二千余年人情世态，俾忠奸两服于九泉，亦谓‘本朝金鉴录可。”13明治六年（1873年）五月长三洲（1833—1895年）为长川东洲《读外史余论》作序说：“山阳著书如钱谷药饵，医时济世，兴发人心，功所博及，至今日大政复古之盛，山阳书与力尤甚。”14明治十四年（1981年）二月廿三日，龟谷省轩（1838—1913年）作《请褒赠赖襄上书》，称“当时幕府威权炽盛，不可触犯。襄独抽直笔，不避强御，论古以格今，其心诚苦矣……其感奋振起，不知几千万。推而论之，谓维新之业，襄与有力焉，亦可也。”15

《日本政记》史论常“合典故于和汉”，16“借汉事形和事”，17以中国史事、人物作参照，也体现了赖山阳的学术个性。山阳“经说归主洛闽，而不甚墨守，要以通古圣贤立言大义为务”，故“其议论以适用为主”，18不拘一格。《日本政记》论题丰富，往往借题发挥，涉及政治，军事，法律、社会、经济、哲学诸多领域，不少地方“辨博纵横”，1“出人意表”。2山阳称“夫先秦诸子，乃天地精华所钟”，3“礼乐，治治世之具，不可施之乱世”，4故好讲“势”论“术”。筱崎小竹（1781—1851年）就说他“不论知人，而论分权”，“恐与孔氏异宗”，5虽“言近而易行”，却属“申、韩口气”。6古贺穀堂（1778—1836年）则赞其议论“大率经济家所忽”，可“噤俗吏之口”，论兵又“噤兵家之口，足为儒生文人吐气”。7赖山阳酷好《孙子》，称“古书平易而精妙不可逾者，唯《论语》；可配《论语》者，唯《孙子》十三篇而已”，他崇尚武治，认为“武治简率，无论无比”。8“吾邦以武立国，中古以来，又统治于武门，官制士伍，皆寓阵法，治农政，通财赋，皆袭战国之旧，是各藩之所同，所以政简事省，国势常强，非外国之所及也。”9“先王常自俭以抚其民，所以丰其食”，“故其兵强，以威制海外诸国，是王政所以兴隆，礼文所以备具也；其后徒事礼文，而遗其本”，“而委兵于将吏”，“是王政所以衰颓，而武门代之兴也”。10“国之大政”，“曰兵，曰食”。11“兵

权在上，纲维可挈。”12山阳喜谈地理，《日本政记》屡言“京师形势之劣”，称“京师形势，本不及关东，故北条氏、足利氏皆据关东为巢窟，以能制朝廷”，13也成为日后皇室东迁的先声。

江户时代以史论见称的莫过新井白石（1657—1725年），被推为“德川氏一代伟人”，但“其论大率以和文”，文笔与山阳相去甚远。14

《大日本史》标榜“据事直书，劝惩自见”，15虽有安积澹泊（1656—1737年）的论赞，却被日趋保守的藩政批评，于文化六年（1809年）被删，因水户藩“顾身属懿亲，未敢昌言”。16青山延寿（1820—1906年）称当时史家“各议论则醇中儒者也，不似山阳纵横萦论矣”。17《日本政记》篇幅合理，内容完善，简明实用，集学术、通俗性于一身，是满足市民阶层知识需求的普及读物。佐久间象山（1811—1864年）称山阳“不及兼攻海外之学”，“规局偏狭”。18德富苏峰（1863—1957年）拿本多利明（1743—1820年）、佐藤信渊（1769—1850年）相比，称山阳“不通世界思潮”，“毕竟书斋论客”，19都是后人想当然的苛求。《日本政记》史论在广度与深度上，都突破了一般史学的范畴，是当时史书中所仅见的，称为“日本近世史论的最高峰”，也不为过。

四、结语

弘化二年（1845年），江户下谷御徙町，中西邦基（1796？—？年，名邦基，字伯基，号拙修，通称忠藏）用木活字将《日本政记》作为“拙修斋丛书”之一出版，附加天保九年（1838年）林靏梁序文，是《日本政记》最早的刊本。此前该丛书已出版过《日本外史》与《通议》。嘉永年间（1848—1854年），丰田天功受关藤藤阴委托校阅《日本政记》，山阳门人后藤松阴（1797—1864年，名机，字世张，号松阴）与冈田鸭里（1806—1880年，名乔，字周辅，号鸭里）也参与了后期修订。文久元年（1861年）十二月，由京都赖氏当家赖支峰授权，在大坂书商河内屋吉兵卫（浅井吉兵卫，号“龙章堂”，广岛士族）等主持下，赖氏正本《日本政记》在大坂刊行。书用“山阳遗书刊行之记”印，标名“赖又次郎藏版”，末尾有五人列名“同校”：“男：赖复，门人：后藤机、牧輗、石川章、冈田乔”。拙修斋本与赖氏正本差异较大。据《国史大辞典》“日本政记”条，在幕末二十年间，《日本政记》至少有四种异本；明治后在活版外还出过四种木刻版。明治九年（1876年），赖氏正本出“增补本”。明治十九年（1886年），“增补本”改刻，补入了关藤成绪（1845—1906年，关藤藤阴之子）家藏资料。昭和七年（1932年）《赖山阳全书·全集·中卷》所收《日本政记》，以文久元年赖氏正本十六册本为底本，参校明治十九年增补本和拙修斋本，参考五弓雪窗《日本政记考异》（1卷）、林正弼《日本政记考证》（2卷）、雨森精翁《日本政记札记》（16卷）和《日本政记正误》（1卷），是最好的版本。

幕末至明治时代最受欢迎的历史读物是《日本外史》，《日本政记》人气虽逊，但因简明实用的特点，也有像伊藤博文、近藤勇（1834—1868年）这样著名的拥趸。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年）与日本人笔谈时，称“山阳史笔极有生气，识议亦高”，推为日本史家之首。1赖山阳的历史观、国家观与近代“大日本帝国”同声气，故其著作为官方推重，并在战时被用来煽动国民情绪。中国各大图书馆收藏的《日本外史》与《日本政记》，多系近代由日本人带入。尽管日本在二战后的教科书中抹杀了赖山阳，《日本政记》仍不失为一部前近代的史学名著，在东亚汉字圈拥有广泛的声誉。

《日本政记》作为赖山阳史学的代表，以中国史学思想与文学技巧演绎日本历史，是江户时代尊崇汉学的结果，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作为中国文化的毕生崇拜者，赖山阳的经世之学，也不外乎将中国政治军事思想中的精华部分，与日本人过去的历史经验嫁接起来，仍未跳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范围。尽管如此，《日本外史》、《日本政记》等书还是引导后人走上了“王政复古”、破旧维新的自强道路。相形之下，同样讲求“经世致用”的清朝，在面对西洋文化冲击时却未能力挽狂澜，而是任由大树凋零，其中原委，犹值得国人深思。研究赖山阳的学术，不独对国内的日本史研究领域，而且对于中国的史学、文学与思想界，对于中国人反思自己、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都有不小的意义。

（责任编辑：孙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