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德凯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82

抗日战争对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影响

白德凯*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82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明确声明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力图恢复中央对藏原有的政治关系。本文以抗日战争为线索，对比抗战前后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政策措施的变化，探究抗战对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影响。

抗日战争；国民政府；西藏；政策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国以来，由于国力虚弱，中央政府权威下降，帝国主义唆使西藏少数上层分子分裂祖国固有领土，使得中央政府一直对藏无法行使完全的主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宣布西藏为中华“五族共和”的一部分，坚持维护对藏的主权。国民政府对藏采取的政策可以以抗日战争为分界，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战前、战争前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及抗战胜利后。

一、战前努力尝试解决西藏问题

国民政府成立后就努力使几乎中断的中央与藏联系加以恢复，并趁机解决西藏问题。在国民政府努力恢复与藏关系的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看清了英国侵略西藏的阴谋，在其晚年开始实行内向政策。国民政府力与西藏地方都有恢复关系的愿望，在双方互派人员来往的基础上，在内地成立了“西藏办事处”加强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和内向派的热振活佛出任摄政，为国民政府解决西藏问题提供了机会。国民政府计划派遣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计划，与西藏上层商谈解决西藏问题。但是黄慕松的入藏，并没有达到让西藏当局无条件的允许中央在藏行使主权的计划。

国民政府企图利用护送九世班禅返藏，来恢复中央对藏行使主权。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九世班禅已成西藏地方的宗教领袖，在藏影响巨大，其希望借助于国民政府的力量重返西藏。1934年7月21日，九世班禅致函国民政府，决定由陆路返回西藏。表示这次返藏“一方关系国家威信，一方关系人民切望”，要求中央政府“务必简派得力文武大员一同护送回藏”；还要求“中央派相当军队护送”，“请挑选武装整齐、军纪严肃之队伍，多则一团，少则一营，由妥实官长统帅入藏”，并把卫队对宣布为“蒙藏卫队”，以此来防止英帝国的干涉。[1]

但是护送班禅返藏的计划在英国的压力以及西藏少数上层分子的反对下受阻。西藏上层分子也担心班禅入藏后影响其在藏的权利，同时忧虑国民政府在藏的势力扩张，对班禅返藏一再阻挠。西藏地方政府通过西藏驻京办事处在1934年7月致函蒙藏委员会，称班禅方面“如由青入藏，则随带卫队，恐启人民惊疑，致生误会，所请取道青海，绝对不能赞成。”[2]英国担心国民政府利用护送班禅返藏，彻底恢复国民政府对藏行使主权，影响英国在藏利益，坚决反对班禅返藏，对国民政府施加外交压力。虽然留守拉萨的蒋致余指出“中藏问题既无和平解决之望，班禅又能和平回藏？”并进一步表达“中央之助班禅返藏者，非仅为班禅而已，亦欲藉班禅以解决中藏问题耳。”[3]但是国民政府在对藏政策上摇摆不定，没有勇气采取果断的措施，以至错过了大好机会。

客观来讲，当时的国内外条也不利于国民政府无视英国与西藏地方上层的反对态度，坚决护送班禅返藏。当时日本加紧对华侵略，中日民族矛盾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一触即发，而国内国民政府又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加紧对工农红军进行围剿。在外交上国民政府特别需要英国的支持，这也是国民政府最终屈服于英国压力的主要原因。随着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也暂停了护送班禅返藏的计划。但从根本上说护送班禅返藏受阻，是因为自身国力的虚弱，以致中央权力无法对边疆地区进行全面覆盖。

二、战争前期保持现状的对藏政策

战争前期也就是在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政府忙于对日作战，加上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使得国民政府无暇顾及西藏问题。从而制定了在维护“固有之权”的基础上，维持现状，将强与藏联系的政策。在此政策的指导下，吴忠信入藏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以及坐床典礼，宣示了中央对藏的主权。并且还成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加强了中央与藏的联系与沟通。

国民政府改变了抗战前利用各种时机积极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制定了以维护现状，积极加强对藏联系与沟通，以确保中央对藏主权以及在藏地位。国民政府利用热振摄政的内向态度，通过帮助西藏地方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派中央大员(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以及坐床典礼，来宣示中央对藏主权。并把驻藏机构正式化，成立了中央驻藏办事处，进一步方便了双方交流与磋商，也扩展了国民政府在藏权利。

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计划武力解决西藏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执行的亲美政策得到了回报，美国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国民政府获得战争胜利的信心提升，加上抗战处于相持阶段，得以有机会关注西藏事务。国民政府意图修筑中印公路(日玛线)以及印藏驿运线来扩大在藏影响，并运送物资服务抗战大局。蒋介石曾说：“此路不通，西藏将永为化外。”[4]对于驿运线，国民政府表示“我国开辟印藏驿运，旨在强化西藏政治，收回国家主权，故年运军品两千吨、耗费三百万盾，如能按预定原则办理，亦在所不惜。”[5]国民政府要求在沿途设立中央的“技术人员”来维护驿运线的畅通，并要求在藏设立机构来交涉处理驿运问题。

但是此时亲英的反对喇嘛达扎出任摄政，其改变了热振的对汉政策，不仅不服从中央还进一步采取分裂西藏的政策。英国担心国民政府对藏的影响加强从而损害其在藏利益，出尔反尔唆使西藏地方上层反对分子反对打通贯通西藏的国际交通线。与此同时以达扎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擅自成立了具有独立性质的外交局，还采取一系列手段逼迫国民政府予以承认。1942年7月6日，西藏噶厦通知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自本日起一切事件请处长向该局接洽，勿直接与噶厦提说。”[6]而此时正值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因为修筑中印公路和驿运被阻等关系紧张的时期。西藏“自反抗中印公路自认为成功以来，日益轻视中央”，更设立外交局对外表示其“独立自主”。[7]这使得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更加恶化。

西藏地方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触碰了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底线，中央与藏关系彻底恶化。国民政府也试图利用中国加入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机会对藏宣示主权，这也是在藏行使主权的又一次机遇，因此国民政府计划对藏采取切实措施，解决西藏问题。1942年蒋介石从印度访问归来，发现英国现在已经因为印度不断发生的独立运动陷入困境，加上英国对日作战的惨败，其认为英国此时根本无暇顾及西藏，更加坚定了国民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信心。国民政府制定了军事计划，试图对藏用兵，对藏完全行使主权，彻底解决西藏问题。1942年冬蒋介石命令刘文辉、马步芳等派军前往西藏边境，拟对西藏用兵，预计在次年行动，次年10月前派兵进驻昌都，再用政治方法解决西藏问题。[8]1943年4月，蒋介石再令青、康、滇等派军对藏施加压力。

这就造成了1943年的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紧张，此次危机在各方妥协的基础上，危机得以解除。西藏地方当局除了没有提及“阻修中印公路”的问题外，在“开通驿运线”、“设立外交局”以及“在印华侨入藏”等问题都做了切实的让步。国民政府维护了对藏的主权，挫败了以达扎为首的少数西藏分裂分子企图在英国的支持下，利用国家遭受日本侵略的时机，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

四、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史称“雅尔塔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对日作战，从而减轻美英的损失。为了达到目的，美英不惜出卖中国的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在雅尔塔协定中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且要求国民政府也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经过中苏两国的谈判，8月，在苏联答应国民政府其他方面的要求后，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由于历史以及宗教方面的原因，蒙藏向来联系紧密，外蒙古的独立对西藏难免会起到示范作用。西藏当局也可能要求国民政府按外蒙例对待西藏问题。当时藏族参议员就曾指出“中国边疆蒙、藏、回各民族均有连带关系，政府应自动自主地求其全盘解决……若政府迁就外交，被动地将边疆某一部分地方单独解决，其结果将影响于全边疆蒙、藏、回各族地方之紊乱。”[9]

由于受到外蒙独立的影响，面对各界对西藏的前途的担忧，对于西藏问题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上宣称：“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本已决定予以高度的自治，扶助其政治之进步与民生之康乐。我可以负责声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时提出自治的愿望，我们政府亦必本我一贯之真诚，赋予高度的自治。如果他们将来在经济条件上能够达到独立自主的时候，我们政府亦将与对外蒙古一样，扶持其独立，但必须西藏能巩固其本身永久独立的地位，不致蹈袭高丽过去的覆辙。”[10]蒋介石的声明在西藏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应。但从此后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看，国民政府战后的西藏政策并有突破“高度自治”这一原则。所谓“扶持其独立”不过是在外蒙独立的影响下，采取的策略而已。总之，国民政府战后的西藏政策依然是维护对藏主权的原则下实施的。

在沈宗濂离藏前说服了西藏当局派代表团参加国民政府的“制宪国大”，虽然西藏地方当局参加大会有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手段的原因，但是这无疑再一次表明了国民政府对藏拥有主权。这时印度行将独立，英国退出印度后，也将放弃其在藏利益，加上抗战的胜利，民族自信正盛，本是趁机解决西藏问题的好机会，但是国民政府却正在准备发动内战，内战的爆发，使得国民政府再次丧失了机遇。特别是国民政府在支持热振复位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使得西藏的亲中央势力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国民政府在西藏各界的影响力荡然无存，国民政府对藏几十年的努力化为乌有，这事件也标志着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破产。其后西藏“商务代表团”出访各国，寻求各国的支持，而国民政府的反对与采取的措施显得苍白无力。随着国民政府退往台湾，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彻底破产。

[1]《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84-85.

[2]《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86.

[3]《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117.

[4]公安部档案馆编.《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250.

[5]《军委会运输统制局抄送何应钦等关于开辟印藏驿运交涉经过签呈致行政院秘书处代电》，1942年10月20日，《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M].第146页.

[6]《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第2841页.

[7]《孔庆宗电》(1942年7月7日)，蒙藏委员会档案，一四一/2605.

[8]唐纵.《在蒋介石身边的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M].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281，314.

[9]“参议员格桑泽仁对于边疆自治问题建议书”(1945年9月5日)，“蒙藏政治设施方案”，国史馆外交部西藏档.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M].北京：三联书店，2003：328.

[10]《中央日报》，1945年8月25日.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M].北京：三联书店，2003：329.

白德凯，西藏民族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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