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戴萍

大理州地处我国云南省中部，是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与民族文化。众多的人文景观凭借其文化内涵而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古桥建筑作为历史遗留的重要人文景观，造型独特、工艺精湛、艺术水平高超。很多古桥建筑上都留有诗词碑刻，其中不乏名人雅士作品，成为研究当地历史文化甚至少数民族文字的重要依据。然而这些碑刻文献历史悠久，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历史上有不少碑刻惨遭损毁，难以复原。结合地域文化探寻数字化时代大理州碑刻文献的整理策略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碑刻文献数字化保护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碑刻文献数字化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技术应用、图文处理等方面都趋于成熟，对于碑刻文献的整理与保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关于碑刻文献蕴含的文化属性众所周知，通过碑刻文献信息的整理来强化保护力度实为推动其所承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之重要路径。如今，数字化时代已经到来，在碑刻文献整理保护过程中应用数字化技术成为大势所趋。该项工作主要依托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对人员素质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要求较高，专业化特性明显。随着数字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碑刻文献数字化保护力度也在不断加强。

首先，是复制碑刻内容的需要。碑刻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其它文献资源相比，碑刻所处条件相对复杂，更容易受时间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问题。大理州拥有大量古桥建筑资源，部分古桥建筑距今已有千余年历史，碑刻风化、破损等现象在所难免。因此，在保存原始碑刻的同时更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做好信息复制工作，避免碑刻文献永久损毁。

其次，是还原碑刻内容的需要。目前大理州绝大多数碑刻文献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损毁，已无法恢复原有风貌，传统的文献整理保存方式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损失难以估量。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则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包括三维重建、虚拟现实等在内的一些创新技术已经具备了修复甚至还原损毁碑刻文献的功能，大理州古桥建筑碑刻内容的最大化还原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技术支持。

再次，是减少人为破坏行为的需要。当前大理州碑刻文献的损毁除了自然因素外，人为因素亦占重要位置。很多碑刻文献都因为多次拓片、过度抚摸、人为破坏等原因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于该地区碑刻文献价值的认识程度有限。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够通过对碑刻文献信息的真实还原深化人们的认识，有利于更好地提升人们保护碑刻文献的自觉性。

第四，降低碑刻文献整理保护成本的需要。数字化技术出现之前，碑刻文献整理保存的重要性即受到高度的重视，以拓片、拍照等方式实施的碑刻文献信息存档模式便已广泛应用。但由于纸质存储模式等很容易受到时间和环境的影响，因此难以保证信息的长期性，同时传统碑刻文献整理工作还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致使管理质量和效率均存在一定制约。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则可以有效规避这些问题。它不仅成本更低，且存储操作简单、备份方便，更有利于碑刻文献资料的长期保存。

二、大理州碑刻文献整理保护的现状及困境

大理州碑刻文献整理保护工作相比于上个世纪已有明显进展，但当前该地区的碑刻文献仅有小部分保存完整，大部分都因缺乏系统化管理而显露出不同程度的问题。很多碑刻文献都因长期被游客抚摸、划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字体模糊、碑体损坏等现象，能够找到的完整拓片、照片等信息较少，很多碑刻信息并没有及时建档留存，以至于损毁之后无法再次还原。

首先，碑刻文献整理及保护方式过于传统。大理州古桥建筑众多，碑刻覆盖面广、内容丰富，在对区域内古建筑的修复与保护过程中，碑刻很容易成为被忽略的部分。此问题直接体现在碑刻文献整理保护方式的落后上。一些文物级别较低的碑刻文献分布偏僻，很难被重点保护。由于工作量大、人手紧张等因素，当地很多损毁的碑刻文献都没有得到及时的修缮。即便对于重点碑刻文献的整理保护，也过多地采用简单的粘合修正，后续维护不力，致使越来越多的碑刻文献出现碎裂、开合等问题。加之大理州地区自然气候的影响，很多碑刻都因环境湿度偏高而滋生大量青苔，字迹模糊、碑体受损等问题比比皆是。

其次，碑刻文献保护整理技术受到专业限制。从大理州在此领域的实践来看，利用数字化技术对碑刻文献加以整理保护依然没有被全面推广和应用。当地在碑刻文献整理保护过程中依然沿用传统时期的拓片或拍照等落后方式，因工作量巨大而浪费精力，抑制了工作的实效性。整体表现为硬件设施陈旧、数字化技术更新速度较慢。文物部门工作人员的数字化应用能力普遍存在专业性不足的问题，计算机操作水平整体偏低，缺乏对数字技术的认识和基本操作技能，难以在碑刻文献的复制、修复与传播过程中融入数字化技术实践[1]。

再次，碑刻文献保护整理缺乏社会支持。大理州负责碑刻文献整理保护的工作人员都认为文物保护工作仅限于文物的修缮、维护以及文物资料的存档。这极大限制了碑刻文献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文物部门文物保护观念过于陈旧，没能结合社会发展实际重新认识文物保护工作要义，也没有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他们缺乏传播意识，在文物保护过程中未能与社会民众建立起有效的互动渠道，忽视了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导致碑刻文献整理保护的文化意义不为大众所知，社会对此也就难以积极配合，大大提高了相关部门的工作难度。各地文物部门之间缺乏联动，资源流动性限制明显，实践工作的开展多局限于部门内部，不重视社会影响力的打造，社会普遍缺乏对此项工作的认同[2]。

三、数字化时代大理州碑刻文献的整理策略

首先，结合地方文化实现信息的数字化采集。信息采集是大理州碑刻文献整理的基础。当前大理州古桥建筑众多，分布范围广，除了河流沿线之外还包括偏远郊区。为了对这些碑刻文献进行高效采集，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该地区的古桥建筑状况。同时，古桥建筑作为少数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信息的采集亦需要充分尊重民族习惯，积极与当地少数民族居民深入沟通，以取得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配合，深化对古桥建筑的全方位了解，提升碑刻文献信息采集的效率。相比于传统采集工作，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优势尤为明显，直接突破了传统样本采集模式的限制，实现了在拍照、录制视频、测量、录音等过程中的数字化应用，全面提高了样本采集的质量。需要注意的是，在采集的过程中除了要利用现代仪器摄制碑刻基本影像外，还要对碑刻材质、规格、地理位置、破损状况等详细记录，最大程度确保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其次，应用信息技术确保样本的数字化还原。对于采集之后的原始碑刻文献样本，我们应当基于信息技术软件如Photoshop、3DMAX等对样本进行数字化还原修复。其主要步骤包括：选取需要被处理的目标样本；优化着色；自动中心线描摹。同时，为了便于样本信息的存放，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压缩处理。在碑刻文献采集样本的处理过程中，压缩和清晰度的处理相对简单，我们可依据数字化处理技术对样本相关指标量化，提高工作效率。然而就碑刻文献损毁部分的修复和还原则具有较高的专业性要求，需要专业人员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协调多部门之后在专业软件支持下共同执行对样本的技术还原，最大程度保证复原碑刻无限接近原始碑刻[3]。除此之外，现代化数字技术发展至今亦突破了平面限制而开创了三维模型的建构，也就是对事物的立体化还原。为此，大理碑刻文献的整理保护还可以依赖于三维重建技术为碑刻文献展示模式提供更多思路，更真实地还原碑刻文献的原有状态。这不仅有利于达到保存碑刻资料的目的，而且能更直观地还原碑刻全貌，彰显数字化碑刻文献的艺术性。此外，这对于推广大理州古桥建筑碑刻文化、宣传民族特色等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再次，基于碑刻文献的内容实施数字化归档。大理州碑刻文献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不仅涉及诗词、游记、楹联、匾额等多种形式，同时还有各民族语言出现在其中，由此成就了其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与历史价值。基于民族文化保护视角考量，在大理州碑刻文献内容实施数字化归档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内蕴，确保文献信息归档的真实性与全面性。首先，少数民族语言博大精深，碑刻文献中的少数民族语言是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和历史的重要依据，我们有必要在归档的过程中做好语言识别工作，同时兼顾到语言类别的划分；其次，做好翻译工作，在数字化建档过程中要对照碑文民族语言增加中文翻译，以为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播拓宽路径；最后，建立碑刻文献信息数据库，深度归总碑刻信息，具体到内容、年代、规格等各个方面，以为碑刻文献价值的放大奠定坚实基础。

第四，深化新媒体合作推动文献数字化传播。拓宽大理州古桥建筑文化传播范围实为数字化时代碑刻文献保护整理的重要方式之一。也就是说，深化与新媒体的合作力度，推动碑刻文献保护理念的大范围传播，有利于使文献资源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以此为碑刻文献整理保护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为此，当地相关部门应积极转变思想，重视利用数字化时代的新媒体渠道对碑刻文献大力传播分享，利用新媒体和自媒体平台建设等方式实施有效推广。首先，可应用官方网站的创新建设平台对碑刻知识、碑刻图片、模型等相关信息进行充分展示，以便于民众对大理州古桥建筑碑刻的认识与学习；其次，可通过微信、微博等媒体平台深化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向大众推送碑刻文献信息以及相关历史文化知识；最后，可将碑刻文献传播与当地旅游业充分融合，打造文化旅游亮点，以此拓展大理州古桥建筑碑刻数字文献的传播范围，为地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提供更多的支持。

[1]杜娟.场景化:移动互联时代传播模式创新的新图景——兼论“场景+媒体”的基本运作形态[J].出版广角,2017(18):62-64.

[2]毛远明.碑刻文献整理研究回顾与前瞻[J].吉首大学学报,2017(3):1-8.

[3]王宁.数字化时代的碑刻与碑刻学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2):119-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