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学研究的使命困境

2017-01-28高大伟

山西档案 2017年6期

文 / 高大伟

档案学的研究任务由社会需求决定，最核心、最重要的任务可被强调为“使命”。档案学的使命表现为：其一是外在使命，要求研究者总结实践经验，将经验上升为理论，以深刻和普遍的理论来指导直接、具体的实践，为实践服务，突出表现为应用理论研究，亦即“档案科学”的主要内容；其二是内在使命，要求研究者关心档案学自身的问题，尤其以应用理论为分析对象，检验其出发的起点、理论的功能与界限，揭示评价档案现象的价值准则，即在哲学反思中形成以规范理论为核心的“档案哲学”，进而完善档案学理论体系，促进完整意义上学科形态的形成，最终确立档案学学科地位。档案学的内在使命与外在使命相互依赖、缺一不可，要求研究者应科学地处理理论与实践、应用理论与规范理论的关系。

回顾学科史，中国档案学自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走出蒙昧，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跋涉攀登，体察并满足着实践的需求，思考并构建着自身的学科体系；发端于十九世纪初的外国档案学，从古典走向现代、从现代步入当代，也无不延续着它的创立者的传统——“尊重全宗”的实践原则和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术自觉。虽然在学科史中这两项使命的履行都有一定的体现，但档案学的发展仍受“使命困境”的羁绊。

一、理论与实践

自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档案学研究中常被议论的重要问题便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1]。在这个问题上，被批评最多的学术研究是理论脱离实践，“人们对档案学理论脱离实际（引者注：这里的实际主要是档案工作的实践）的批评连续不断，甚至可以说几乎难得有不批评档案学理论脱离实际的时候”[2]。笔者认为，在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确实存在一些故弄玄虚、故意拔高的研究情况，有的研究成果疏远了社会现实，成为了某种私人的无意义的“理论游戏”，表现为被人诟病的应用理论研究苍白和不实[3]。对此，研究者们常开出“实事求是”[4]的药方以求根治。然而，档案学的外在使命，即应用理论研究陷入的最严重的困境，乃是实践对理论的倾轧。之所以笔者持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在一门应用学科中，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虽然可能有广发性，但也不具备根本性，揣摩一下“实事求是”这个“广谱性”药方就能明白这一点，虚空的理论不会获得什么应用的“市场”，自然难成气候。而对于一门科学而言，实践对理论的倾轧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常表现为研究群体的方向性失误，并且这种倾轧也是导致理论脱离实践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具体研究中，虽然档案学的应用性较强，但并不能对理论持轻视与排斥的态度[5]。可惜，很多研究对此并没有重视，档案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本要求常被“敷衍”。一些研究或过于注重实践，片面强调经验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意义；或认为，如果档案学不能直接解决实践的操作性问题、技术性问题，便是理论脱离实践；或追捧学科理论实用和功利，并以此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比如盲目追逐某一时期的政治话语、国家政策和实践项目。这三种态度和做法，以饱受争议的符合论真理观来要求理论符合实践，殊不知理论与实践虽有联系，但本为两物。这些态度和做法，虽然有些已经被学界纠正，有些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注意，但它们并没有彻底消失，它们时常将自己隐藏起来，在理论研究背景发生变化时，以及在档案学研究者梯队更新和学术分工模糊时，便侵扰学术研究。

有研究者指出，在某些新事物出现时，以实践工作的思路来对待档案学理论研究的做法是相当危险的，它暴露出研究者“在思维模式与社会角色之间的错误”[6]，“如果档案学的理论工作者在潜意识中始终认为，他们的价值只有在‘参与政务’中才能实现的话，那么结果只有两种，其一是造成两种不同主体冲突不断……其二，造成理论主体对实践主题的从思想到人身的依附，具体变现为前者的理论永远是后者附庸，是对政策的忠实解释和补充”[7]。

这也就是说，档案工作实践所需求的法律、经济、政策和技术等要素，档案工作实践在新形势下的某种可能“出场”状态，不能没有节制地不考虑具体情况而统统放到档案学理论的架阁之上并树立为档案学研究的最高理想。很多问题本属于一种组织工作范畴，只有实际的组织才具备角色优势和相关资源，很多价值的诉求或许只是研究者个人的追求而非学科本身所需。虽然档案事业常被视为档案学发展前进的强大动力，档案事业也在谋求与时代的进步合拍，档案学也被认为应该与档案事业水乳交融[8]，但两者并不是没有边界的。档案学者应该与档案事业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不能使应用理论研究成为档案工作的注解[9]。反之，如果档案学者过分焦虑于某一时期档案工作实践的方方面面，必然会在实践中择选出一些热门领域，圈划出一些热门词语并投入大量精力研究，极易产生出一些空洞概念甚至是伪命题，也往往会因自己知识结构、社会角色的问题而使承接的某种实践任务不可能完成；反过来，这些空洞概念、伪命题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会在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上火上浇油，影响引导学术研究的各种“规划”、“指南”的方向性，也会产生广为学界诟病的脱离社会现实的“某某档案学”、“档案某某学”或者“某某学”，使得档案学的理论体系看似包罗万象又“与时俱进”，实际正在以庞大架构下的自我陶醉去伤害学科价值。

实践对理论的倾轧，直接影响了档案学外在使命的完成，使档案学的重要功能输出时而表现为方向性错误，时而价值大打折扣。不仅如此，这种倾轧也影响到了内在使命的履行。

二、应用理论与规范理论

档案学面临着的第二个“使命困境”，是由外在使命而来的应用理论染指于鼎，干扰了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思维，造成言说着的决定学科前途与命运的语言虚弱无力，即外在使命严重挤压了内在使命的存在空间。

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档案学自应在满足应用的问题上下大功夫。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有近五分之四是应用理论领域的具体问题[10]，笔者在CNKI数据中进行了粗略搜索，属于“档案事业”类目的论文也占了所有档案学论文数量的五分之四左右。但应该注意，正如软件产品既需要满足用户业务需求，也应具备良好的可靠性、可操控性、可扩充性和人机界面等一样，倘若档案学的研究成果仅仅停留于外在使命，在内在使命的完成情况捉襟见肘，那么很有可能淹没外在使命给“用户”所带来的价值——不协调的理论近于没有理论，甚至其危害也大于没有理论。

内在使命的捉襟见肘是显而易见的。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的重点是解决档案管理的具体问题，忽视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与理论层次的提升[11]。回到档案学史中，研究者对档案学自身问题的探索欠缺是档案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问题[12]。也有观点鲜明地指出，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档案学界大多放弃了对基础理论的研究，转而去追逐那些功利性、应用性强的对象，严重削弱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力量，而基础理论之中却仍然有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亟待解决[13]。还原这种现象，相比应用理论的庞大，规范理论表现为严重贫乏，相当多的研究者重“术”而轻“学”，习惯于“低头赶路”，而不知道“抬头看路”。

在一些研究文本的意识或潜意识里，既然档案学是一门应用科学，那么只有应用研究才是档案学研究真正有价值的内容。也就是说，虽然这些研究信守档案学是一门应用科学的承诺，却忘记了即便在应用学科内部也有规范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与技术研究的结构需求。这种完整的学科理论结构的需求，常在“它的理论内容不可能像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那样抽象和丰富，它不是理论的学科，档案学终究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研究和学习档案学及其理论只有与档案工作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有坚实的基础”[14]的习惯参照体系的对比中被消解，使得思想的冲力“总是自在自为地向着精神所形成的思想本身的至高处而迈进”[15]。这对档案学研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洪水猛兽。在这些研究看来，档案学的所有内容似乎都能在应用的沃土中丰收，档案学者的任务无非是这里插一片水稻，那里播一顷小麦，根本不用考虑培种育苗和市场行情；档案学的所有内容又似乎都能在应用的管道中流出，档案学者只需拟定取水、管水、用水的原则，休论好水、坏水、什么是水。这并不是过于偏激的指责，正如以往研究者所指出的“稍有深度的理论研究，往往被指责为‘脱离实际’，……在这种学术氛围中，进行深刻的基础理论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搞理论研究的人，不是力求理论的深刻，而是怕理论的高深，结果只能流于浮泛”[16]，“长期以来，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档案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环境比较恶劣。一方面是由于有一部分人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缺乏了解和认识甚至抱有某种偏见，从而导致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无辜地背上了‘玄’、‘虚’、‘空’的恶名，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也得不到学界的尊重与承认，所做的工作也被认为是一种‘务虚’和‘无用’的浪费行为”[17]。

对学科内在使命的这种轻视和偏见态度，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学术自觉，只能尊其为“应用自觉”。或许会有人质疑道，“我们解决了实践问题，奠定了工作原则！”、“实践问题那么多，岂能坐而空谈？”“我们在满足实践需求中缔造了档案学！”“理论为什么要那么复杂呢？”诚然，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有满足实践需求的外在使命。但若仅仅将从实践得来的知识填放在那看似条理清晰实则存在着概念模糊、矛盾，理论不全面、不深刻的应用理论系统；若只满足于沉浸在这系统之中，对支配应用理论研究的规范理论缺乏必要的反思，从不曾认识到自己所出发的思想的前提假设及其局限性，难道我们不应对其反思吗？难道学者们不应在思想上经历一番逻辑的洗练或自我批评，检验已建立理论的可证伪性吗？这正是我们的内在使命。倘若我们能扭转对档案学自身问题研究的偏见，真正将其视为学科之所需，将有助于我们摆脱内在使命的困境。

三、结语

在档案学学科体系中，由于各种原因，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主流分类思路应被审慎对待。在这种分类思路下，基础理论已经成为应用理论的藏身之所。档案学的主体内容只能是属于应用理论的档案事业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纂学，尤以档案管理学最为强势。其表现为，目前通行的各种“档案学概论”（也就是目前的基础理论）类教材的很多重要内容（比如“档案事业”的部分）应属于档案管理学的范畴；档案学的宗旨也被视为“解决档案尤其是档案管理实践中的原理、原则、方法、技术等方面的理论问题，为人们认识档案与档案管理现象、做好档案管理工作提供理论武器”[18]。虽有研究者指出，档案学形成了以应用档案学和理论档案学为两大类的档案学学科体系，涉及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19]，但这里的理论档案学也不过是基础理论的别名，非为本文所谈的规范理论。笔者认为，既然我们认识到了目前对学科自身问题研究的不足，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行动：如果仍要继续使用基础理论这一名称，就必须对目前的基础理论做出梳理，本该属于应用理论的就还给档案管理学等分支学科，而基础理论应以规范理论为主，在档案学理论体系中十分有必要为应用理论与规范理论划清界限，消弭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隐患；如果将“档案学概论”视作一种面向刚跨入档案学领域的初学者教材，那么它可以有应用理论的内容介绍，但如果将“档案学概论”视作一种档案学的“终极”，那么它应以规范理论为主，“档案学概论”也就类似于“档案哲学（引论）”、“档案认识论（知识论）”、“档案学观”等。

还应注意，以前曾有过关于档案定义、档案学研究方法（比如“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档案学的价值等基础性问题的大量讨论。除了这些问题，在今天也出现了对一些新的理论问题的发掘和探索，可以说有关档案学内在使命的研究没有发生完全的历史断裂或消失。然而，经得起时间考验和理论证伪的成果数量并不乐观，很多研究成果的内容与价值常被学者们所质疑。就连认为一味追求理论完善是没有出路的一些研究文本，也常带些矛盾的心理：档案学仍处于前科学，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在理论研究中也出现了一批追赶时髦、热门理论和术语的学术泡沫。对于这些现象，有学者总结认为，目前档案学术研究存在开创性成果不多、理论深度不够、学术活动偏少、团队性研究不足、研究方法有待拓展和学术规范亟待建立的问题[20]。当然，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使命困境”了，而是更多地涉及档案学的价值、研究环境等内容了。

[1][4]王景高.改革开放与档案学理论建设[J].档案学通讯,1998(6):22.

[2]陈永生.档案学论衡[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105.

[3][17]蒋冠.对当前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思考[J].档案学研究,2006(4):13-17.

[5]张辑哲.当代中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J].档案学通讯,1996(4):26.

[6][7]胡鸿杰.化腐朽为神奇中国档案学评析[M].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74.

[8]张辑哲.当代中国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J].档案学通讯,1996(4):23.

[9]管先海.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若干思考[J].北京档案,2006(4):26.

[10]王景高.关于十年来我国档案学发展的评价问题:回顾与展望[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23.

[11]王应解.档案学的嬗变[J].档案学通讯,2006(4):8.

[12]陈永生.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档案学关于自身问题研究的回顾与评价[J].档案学通讯,1999(4):16-20.

[13]管先海.档案学理论研究价值取向的理性思考[J].浙江档案,2006(2):5.

[14]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