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云亭

中国体育人的“原罪”身份
——基于文化学原理的中国武人后裔生存处境考察

路云亭

中国体育人源于中国古代的武人、流民和“闲人”，这些人自古以来就有自然的合群性，同时也有其自成群落的闭锁性，且以其相对特别的信仰和禁忌体系为心理支点。中国体育人有一种游离于儒家文明的潜在动能，一度群体性地出现过逃离体育圈的现象。体育时常成为体育人的一种身份转换的工具，它沟通了远古非儒学群体的巫者的惯常社会职能。脱离了儒学教化的意义体系后，中国体育人和西方人在行为学上体现出更多的共性，而当代中国体育人所承受的社会偏见却是西方人无法感受到的。体育人的原罪感来自儒教的教化性歧视，而绝非因为缺乏所谓的文史类知识。随着普泛价值观在全球的风行，中国体育人逃离体育圈的现象理应减少，体育人已然承担起改进中国人价值观的任务。

中国体育人；武士部落；逃离现象；武人歧视；科学崇拜；身体自救

中国的文化学和人类学起步较晚，且受西方学术惯性的影响很大。受到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国情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文化学、人类学和西方学术界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它减弱了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交流的畅通度。中国的体育界也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建立了体育文化学和人类学专业，然而，正如中国的文化学界和西方的文化学界不完全贯通的格局一样，中国体育界所设立的体育文化学也在很早的阶段就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构成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闭锁性和孤立性。质言之，中国的体育文化学从一开始就滑出了世界文化学的轨道，而中国的体育人类学也很难做融入中国大文化圈内的文化学学科，更难以做到和国际接轨。笔者对现代中国武术主体的研究的着力点在村落武术的存在形态，但很快就发现那些所谓的武士后裔更近似农民，而中国的体育人却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武士。这种现象，促使笔者对体育人群体产生了体验式、追踪式、感受式研究的热情。

一、国家体育总局成为中国体育人终极利益的保护机构

中华民族是个庞大的民族共同体，原有的各民族大多有自己的固有居住地、图腾和禁忌体系，受气候、社群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各民族的社会进化程度差异很大，这原本可以为今人提供更多可资研究人类原始生活形态的资源。1949年以后，中国的各少数民族逐渐摆脱了原有的社会和文化框架，统一性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运动中，各少数民族的固有文化发生了很大改变，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真空状态。这或许是一种历史性憾事，因为它过早地让一些我们误以为落后的或不好的文化消亡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的出现显然弥补了这样的文化判断性缺陷，它使得一些人们看不清其价值的文化得以保留。如中国偏远地区少数民族部落文化的消失导致中国的歌舞水准急速下移，而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娱乐业。然而，就在人们感叹中国人的原始部落文明消失殆尽的时候，却仍可发现，许多看似消失掉了文化遗产却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其生命体，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体育人群体。笔者曾经连续5年以他者的身份考量体育人群体，意外地发现了一些看似平淡却未必平常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即便在太原、北京、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体育人也只能构建出一种新型的城市部落，体育人的存在一直有不为外人所知的固化形态。他们有隐性的独立性、闭锁性和相对封闭的信仰条则。在此意义上考量，对中国体育人的研究也理应属于对秉持固有信仰体系人群研究之范畴，它和当今人类学和文化学家研究佤族的祭祀仪式、摩梭族的走婚制以及侗族大歌的表演形态具有类似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体育人和一度信仰儒学的士绅集团高度对立，其群体有相对的独立性。由于具备了更多的原始主义生活情态，现代中国的体育人和非儒教文化圈的外国人的集体性格更为接近，其自然主义的生命观更容易使其成为世界上常见的自然人。在分工日益细密的现代社会，身处相对孤立地位的中国体育人的生活技能仍然显得相对单一，他们有时会成为扮演原始英雄的技能偶像和性感明星，但也时常会成为脱离常态社会秩序的人群，成为主动或被动逃离体育领域的改行者、准失业者，极端时期还会流落街头，参与卖艺事宜，其独特的行事风范和媒介形象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学习，并对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建设都有反观与反思价值。质而言之，中国体育人一度游离于传统中国的世俗生活之外，且一直有一种摆脱儒家文明体系制约的潜在动能，因此在此意味上观察并解读中国体育人的复合性生存状况，具有人类学和文化学的双重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7年以及1978年以来的新时期都堪称中国体育人的黄金时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体育界一度爆发性地缔造出若干足以震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大事件，这些事件有些已经超越了体育的界限，上升为一种历史事件或国家经典，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

体育与阅读之类的文化活动相距遥远，却与表演艺术的距离十分近，而后者更接近远古神学之体系。古特曼曾说：“人们一直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将人类定义为游戏的人(Homo Ludens)。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是游戏的神(Deus Ludens)，这种观点认为神是最初从事游戏的玩家，他所创造的人是通过模仿游戏的神来敬拜神的。”*[美]阿伦·古特曼：《从仪式到纪录：现代体育的本质》，花勇民、钟小鑫、蔡芳乐编译，袁旦审译，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按照古特曼的观点，体育人或游戏人同时也是“神”的化身。中国是无神论国家，人的“神”化问题无法成立。但是，体育人在中国的偶像化镜像却不应忽略。新时期的体育重大事件就直接缔造出一大群战神式的偶像明星。1981年10月18日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中国足球队在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预选赛第二轮比赛中以3：0战胜科威特队，一度引发全国大学生的集体大游行。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击败日本队获得世界杯冠军，再度引起全国大学生游行活动，人们奔走相告，原因只是为了向中国女排致以崇高的敬意。古特曼在分析美国橄榄球观众的阶级性时曾说：“没有理由认为世纪之交的常春藤联盟拥有一种特别暴力的亚文化，或者是美国社会中的‘些许法西斯成分’最有可能出现在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当中。”*[美]阿伦·古特曼：《从仪式到纪录：现代体育的本质》，花勇民、钟小鑫、蔡芳乐编译，袁旦审译，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6-147页。中国的高学历阶层在观看体育比赛时的率先觉醒现象，更类似美国的常青藤联盟所激发的暴力亚文化。在奥运会的竞赛史上，无人可以忽视冠军的绝对作用。顾拜旦为此曾作出阐释：“就象我们刚刚说过的，奥运会只能是争夺冠军的比赛。”*[法]顾拜旦：《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文选》，詹汝琮、邢奇志等译，奥林匹克出版社，1993年，第43页。现代奥运会在举办初期就恢复了尊崇强者的习惯，举办者曾经竭力倡导向冠军致敬的重要性。顾拜旦在讲到奥运会的观众时曾说：“成千上万观众聚集在雅典、圣路易斯和伦敦，向第1届奥运会的冠军欢呼祝贺，使这一机构具有国际和世界性质。”*[法]顾拜旦：《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文选》，詹汝琮、邢奇志等译，奥林匹克出版社，1993年，第45页。在1984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3枚金牌的体操王子李宁，不仅当场扬威于美国，日后还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服装企业，成为新一代的商界巨头。2002年，来自上海的姚明以选秀状元的身份进入美职篮的休斯顿火箭队。2008年以后，姚明衣锦还乡，其上亿元的身价更是缔造了一种靠打篮球而致富的传奇故事。2015年8月，宁泽涛获得俄罗斯喀山世锦赛100米自由泳冠军后，立即就有论者列举了新中国十大体育事件，所涉人物除女排队员、姚明外，还有1957年的郑凤荣、1959年的容国团、1984年的许海峰、2001年的中国男足、2004年的刘翔、2011-2014年的李娜以及2015年的宁泽涛。

中国体育人还集体性地创造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效应。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获得的金牌数为世界第一，北京奥运会也就此演绎为一种体育、社会和媒介事件，它甚至成为一种体现国家意志的社会表演。上述的体育事件构成了一种体育人和媒体人缔造出来的事件链，而其原始的组织者、策划者、发起者则是国家体育总局以及其前身国家体委。从体育媒介事件制造者的角度上看，国家体委一直担当着体育事件的领导者、组织者、策划者和主创者的角色。在组织架构的层面考量，国家体育总局堪称一种中国体育人的命运共同体，其社会功能非同寻常，并随时为拯救中国体育人的终极命运而努力。换言之，中国的国家体总和文化部的行政血缘关系更近。如果说国家体总容留的是受到儒家文化打击的武士群体的话，那么，文化部则容留了大量的原先在儒家文化里被人称作“戏子”“巫者”之类的人。武士、戏子、巫者都是扮演战神和救星式神灵的人，必然要在儒家文化体系内遭到贬抑，尽管新中国对上述三类人施行了翻天覆地的精神改造，但其基本的文化学功能尚无法变易，他们在精神学领域的地位无法获得根本性的改变。仅以体育为例，国家在改造中国体育人的同时，也兼顾了其扮演战神的固有文化功能。国家体总对体育人的高端性任用呈现出国家至高利益的合理性，但在日常生活中，体育人的精神学地位反倒给他们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因此，国家体总依然是一种中国体育人的文化保留地、精神避难所和温情呵护站。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看，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更近似一种中国传统武士集团的部落式文化生态保护机构，同时也是其展示生存技艺的场域。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家体总的存在价值一度遭受到质疑。这种思想来自三方面，其一，传统中国的尚文势力。中国尚文的文化人集团始终为中国体育人过多的话语权感到担忧，文化人群体为了争夺更大的话语权而不惜否定中国体育人的存在价值。2015年9月6日，中国女排获得世界杯冠军后，9月10日的《大公体育网》刊发了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福重的微博，王福重公然讽刺女排夺冠：“从几亿人里挑几十个人，花钱养起来，天天训练，跟人家业余自费临时凑起来的比赛，拿个冠军算个毛啊。”王福重的言论引起了社会关注，在体育偶像制度的保护下，王福重所代表的文人集团并未彻底说服大众。王福重对高水平体育人免试进入中国名校的做法极为愤慨，认为它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高度不公平现象，是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一种公然戕害。这种观点促使现代中国民众不得不对部分体育人的高度特权化现象进行再度思考。其二，体育圈内部激进改革派人士的呼声。赵瑜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撰写报告文学否定中国的现行体育体制，其见解带有强烈的感性化和私人化的印记。赵瑜曾经担任晋东南地区的专业自行车运动员，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跻身一流竞技者行列，且对体育产生出巨大的遗憾感，并最终产生逆反性心理，其所作所为可能仅仅是一种个体性的情绪转移行为，但这显示出其排斥或抵触中国现行体育体制的内在诉求，其所捍卫的为新闻而新闻的做法同样受到中国主流体育人的抵触。赵瑜对中国体育体制的反叛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武士化的文士对武士化的武士的一种攻讦行为，也是一种儒教化的武士对非儒教化的武士的诋毁之举。其三，西方要求体育业余化的势力。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人一直对中国的体育体制及其体制下的体育人抱有怀疑的态度。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后，西方人不仅明确地质疑中国的体育体制，还认为中国的体育制度诋毁了纯正的体育精神，在整体上违背了奥运会的业余性理想，从而背离了奥林匹克精神中的利用闲暇时光培植运动技能的基本原则。

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霍顿曾经嘲笑孙杨为嗑药人，事后并未道歉。此举引发国际舆论界的关注，但霍顿之举仍然得到了澳洲、美国和英国等诸多西方国家的体育人、媒体人乃至一些民众的支持，由此可见，西方世界整体上依旧对中国体育人乃至中国人缺乏信任感。无独有偶，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不信任感在体育世界里屡有发生。美职篮勇士队的主教练斯蒂夫·科尔曾两次称姚明为“支那人”，虽然事后道了歉，但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英国地铁报》曾经质疑中国女子体操队参赛年龄不够，以色列帆板运动员祖巴里曾用“shits”一词来描述中国人，前曼联主教练阿特金森曾经称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丑的，加拿大体育评论员在里约奥运会上公然骂中国14岁的中国游泳运动员艾衍含是猪。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这种不信任感带有阻隔的因素。

不可否认，中国的国家体总具有中国式行政学的独立性。出于弘扬爱国主义、维护核心价值观以及倡导国家主义精神之目的，国家体总曾经为所有的奥运会冠军设立过冠军榜，此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在文化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的意义上看，这种冠军榜可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封神榜相提并论，它表明了一种新型的偶像制度的确立，它是中国在缺失统一宗教前提下的一种偶像预设制度。国家体总已然在宗教学的层面上开始干预国家意识形态，这种干预带有建设性、兼容性和辅助性动机，抑或也有自己集团性的特殊构建性诉求。在宗教学的意味上考量，中国体育人显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顾拜旦并不否认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现代体育与宗教的血缘关系，他于1894年11月16日在雅典帕纳萨斯俱乐部演说时曾说：“现代体育运动比古代体育运动多了一些东西也少了一些东西。多了的是由于高度完善的器械，而少了的则是由于缺少哲学基础、崇高的目标以及一度围绕青年节日的整个爱国的、宗教的机构。”*[法]顾拜旦：《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文选》，詹汝琮、邢奇志等译，奥林匹克出版社，1993年，第11页。在以后的岁月里，顾拜旦反复提到奥运会的宗教特性。顾拜旦于1929年3月6日在巴黎演说时曾说：“现在让我们来找一下根据。如果确实有过一种体育运动的宗教，它的祭坛以后会多次重建过，式样多多少少笨拙而耐用，我们要弄清楚，它为什么在希腊出现，希腊人这种理想是否还适用于其他民族。按照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奥林匹亚要么只不过是历史上一个辉煌的事件，要么是人类进步的一块强大的奠基石。”*[法]顾拜旦：《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文选》，詹汝琮、邢奇志等译，奥林匹克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由此可见，奥运会的宗教性始终存在，而中国体育人显然无法脱离体育宗教性的统摄。中国体育人认为作为“工具”的体育人介入国家文化建设不仅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还是其实现内在价值的主体途径。在此意义上理解国家体总，更可以看到其中的超体育功能。

二、中国体育人群体所遭受的非世俗性歧视

体育偶像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战神或武神文化得以在另一种场域呈现。然而，就在中国体育明星以神话人物的形象展示出其媒体英雄的魅力之时，为数众多的体育人却在世俗社会里走向了一条反抗体育的道路。部分中国体育人出于种种目的，正在逃离以体能、体力和身体技艺主导的体育界，改行做起了干部、文化人、职员或其他工作。官方出版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体育人逃离体育界的现象在新时期初始阶段就有人关注到。中国体育学会早在1990年编撰的文件中就对此有所表述：“据统计目前一些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流失现象相当严重。如北京某远郊区县，‘六五’期间中学体育教师调离或改行的占全区同期分配任体育教师的43%，有的改作学校行政工作，有的调离教育部门到体委、体校、新闻、出版、公安等各行各业，目前还有不少体育教师要求调动工作。其中女体育教师就更为突出。如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培养的女体育教师，约占毕业生的30%，经统计目前在教学岗位的只剩14%，一半以上转到其它部门或其它行业。”*中国体育学会体育研究会：《学校体育改革与研究——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县体育研习班讲稿汇编》(内部交流)，1990年，第71页。即便那些暂时未曾逃离体育行业者，也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下无法获得中国社会的高位化认可。21世纪以来，一些中国体育人依旧徘徊在社会性、文化性和信仰性歧视的巷道。

竞技体育的淘汰率较高，一些得不到终极理想成绩的体育人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他们仅仅是中国的体育人中处于社会低位的人。林林总总的中国体育人不仅生活境况迥异，还在普遍的意义上形成了一种十分隐秘的生活圈子。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仍将体育人看作是一种具有特殊气质的人，中国的体育人往往有自己的独特禁忌习俗，也有自成体系的信奉对象，而且这种禁忌和信仰相对神秘、固化、沿袭稳定。中国体育人的独特身份已然构成一种社会活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十分罕见，却在中国极为普遍地存在。

中国体育人的群体依然残留有旧时代的社会性、文化性和风俗性的印记，他们无法向人们诉说其内在的苦衷，更无力抗拒这个时代的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各种流言蜚语。1986年，笔者曾于山西见到一位女子与一位学体育的男性谈恋爱，恋爱失败后，那年轻的女性用不愿和“搞体育的”结婚为由，借以指责那位体育从业者，借以摆脱负面行心理。2013年，在中国某体育院校的岁末娱乐节目中，笔者还曾听到一位文科教师出身的女演员在一出喜剧节目中使用“贱民”一词，其中有戏谑性、隐晦性、玩笑性调侃体育人的潜在意味，但这种用语在当代大学校园中仍属罕见。2016年笔者在上海某大学的历史系开会上，听到一位40多岁的文化人背后用“体育棒子”一词来指代一位术科出身的体育学教授。据笔者初步统计，这些人以调侃之法歧视体育人的人并无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各占半数，而其攻击、调侃乃至谩骂式言语显然带给中国体育人很大的精神压力。从理性主义的高度来看，这些蔑词、秽词、污词皆属不实之词，并无任何理性的意味，却不失历史的传统与文化的依据。处于高度隐形化孤立状态的中国体育人无法深度见融于中国主流社会，于是，那些流浪了数千年的武士的后裔们只能重新凝聚在一种保护网中，借以构建出一种独特的生存天地，中国人所熟悉的江湖文化即以他们为主体。质言之，中国体育人构建出一种神秘莫测、奇幻无边、充满魅力的中国式江湖文化，中国的体育界也就此成为这种文化的策源地、保护站和生态滋养场域，而探讨其中的原委一直充满了挑战性、魅惑力和艰难感。

中国的体育人一直在倾诉，尽管这种声音极其微弱，但可以映照出其内心的真实情感。先看一则来自体育人对自己前途无望的抱怨：“体育教师在过去往往缺乏应有的地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刘凤婷：《和谐社会理念与学校体育改革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3页。人们还可以在大量的研究体育现象的各类文献中找到关于中国体育人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内容：“我国历来重视文化领域的发展。即使是在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偏见体育的现象依然存在，学校体育资金投入少，教学训练条件差，工作十分辛苦，鄙薄甚至歧视体育教师的现象仍然存在。”*黎当贤主编：《杏坛的沉思：海南中学教育教学文集》，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992页。客观而言，中国社会歧视体育人的现象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依然广泛存在。“实行定期晋级制度，根据不同级别领取不同报酬。改变过某些领导和其他学科歧视体育教师的不良现象。”*李洪林：《改革学校体育初步设想》，《曲阜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年第4期。部分学者还为体育人遭受歧视现象寻找到了文化根源，“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以及‘重文轻武’的传统价值观念，学校体育工作常常被放在学校工作后发展的位置”*东芬：《我国体育贫困成因的分析研究》，《体育文化导刊》2007年第10期。。一些专门性的体育指导文献也对体育人的行为作出了批评：“根本不是合格的体育教师，又不负责任，学校领导不重视或歧视体育，体育课可有可无，所谓‘一个口哨两个球，教师学生都自由’，体育课形同虚设，他对师生心理关系只能起腐蚀的作用。”*鲜昭永、杨国智主编：《学校体育心理学》，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48页。质而言之，中国体育人的明星化现象仅仅是社会高度开放的结果，它延续了传统中国武士通过表演获得神圣地位的原始性文化惯性，而失去了构建神话学意义的武士及其精神后裔则只能披着一种武士的外壳，艰难地生活在世俗世界里。中国体育人的底层化现象仍是一种常态，它寄托着诸多无法获得神学定义的人士的另类生活方式。换言之，精神学意义的体育人和世俗学意义的体育人构成了一种极端对立的图景，两者合力展示出现阶段中国体育人的特殊境遇。

尚须还原到世俗世界。笔者对中国体育人作过多年的观察，也看到了很多所谓圈内人所共知的现象。中国体育界内在的等级制度比非体育圈更为鲜明，大多数体育人无法获得世界杯、世界赛和奥运会三大赛事的前三名，而拿不到这些成绩就意味着无法以非常态的资格进入中国的大学并保证获得学位。换言之，那些进入了三大赛事前三名的体育人大体可以归属为明星群体，一些未曾获得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体育人则处在常态化的体育人群体中，并不享有太多的特权。仅从当今体育界中诸多个案中就可以看出，中国的体育制度中仍旧保留了类似春秋战国时期养士式的军功奖励制度，体育主管部门对在体育界建立功业者往往给予重奖，它体现出一种行政关怀，也展示出国家高层对尚武精神的一种鼓励。这种关怀，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体育人劳力者身份有一种认可。无论如何，一部分享有特权的体育人大体上属于精英体育人，而不享有特权的体育人则属于普通体育人。普通体育人不仅不享有高等教育的特权，也无任何媒体明星的光环，从而也失去了递进为偶像的社会基础。偶像类体育人往往具有神话学、精神学以及虚拟神学之意义，其所充任的是世俗社会中的民族英雄之角色，而这种角色的非世俗性身份则是人人皆知的国家或种族保护神。

质言之，中国传统的武士集团一度遭到儒学教义的歧视，还被迫接受了其制度性功能的迫害，理由是其身份中的“原罪”。仅以竞技体育为例。中国体育人身上的原罪符号是儒教文明强加上去的一种文化附加物。大而言之，原罪是基督教文化中的术语。“《圣经·旧约全书》一开头就讲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其中也有一段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不顾神的告诫，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圣经》通过这个故事宣称：人类由于他们的始祖犯了‘原罪’，这种罪孽要世世代代留传下去，后代人们即使刚出生的婴儿也是有罪的。”*黄勇、张景丽、金昌海主编：《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A卷·哲学宗教》(图文版)，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1页。在国家废除了对武士的鼓励机制后，武士不惜性命为国出战的境况就不可能出现了，孔子治国思想中文治武卫的均衡性也由此被打破。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意味着所有的思想都以儒家为标杆，其他的思想则为异端，必将遭致歧视、禁毁和废黜。在此视野上考量，非儒学的或极端反抗儒学教义的人士遭受迫害之现象，也就合乎帝王时代的特殊逻辑了。

中国体育人的原罪和西方基督教文明体系中的原罪略有差异，它是一种外在的附加物，而不仅仅是一种强烈而深刻的带有宗教性的自卑情结。现时代的中国体育人作为古典武士精神衣钵的继承者，其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一度造成一种危情，他们始终都停留在一种从偶像人到“原罪”人的演化或流动模式中。现时代的中国体育人已然跃进为中国人的自然公民，但无法完全脱离风俗的影响力，一部分隐藏在风俗中的歧视武士的惯力还在起作用，因此，在貌似严酷的社会与文化境遇中，近代以来为数众多的中国普通体育人几乎集体遁入一种隐秘社会，且一度滑向一种边缘化、弱者化和非主流化的角落。现实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体育人在非体育圈的环境中始终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他们或许依旧愿意停留在体育圈的内部，因为那里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话语权以及人人感到平等的温暖感。中国体育人同时也是中国人，但他们在中国人设立的文化语境中却始终无法摆脱边缘性地位。在大众化的语境中，中国体育人并不情愿公开宣扬、夸耀甚至承认自己的体育人身份。

其实，全世界的体育人都有其充满相似性的一面，他们都体现出人类部落武士的生活习性和理想，也都遭受到主流社会一定程度的隔绝乃至压制。即便是人所共知的奥运会也一度充满了自闭的特点，“运动队常常控制在职业行政人员或对体育活动一窍不通的政治家手中。人们一再指出这种状况的危险性”*[法]顾拜旦：《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文选》，詹汝琮、邢奇志等译，奥林匹克出版社，1993年，第81-82页。。顾拜旦不允许非体育人掌握体育人的命脉，从另一种角度也说明了世界上所有体育人皆有行业自保、感情自足和心理自闭之特质。但是，中国体育人的自闭性要更为普遍一些，且具有高度的特殊性。中国体育人的身份或隐或显，或尊或卑，并时而显示出一种迥异于其他社会人的特性。2014年夏天，笔者问询到一位学习网球体教专业研究生的就业情况。她向我诉说了一位中学体育教研室主任对她的面试题目，即《你对中国体育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说法有什么看法？》。以笔者的观察可知，这位体育教研室主任的题目是一道可深可浅、可进可退、可伸可缩的题目。笔者问询了这位考生的回答情况，她不仅语焉不详，还显得多少有些尴尬，因为此题目触及很多体育人的精神禁区。一些体育学者对此有所倾诉：“从事体育工作的人也被扣上‘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帽子加以轻视。”*林家春：《竞技体育强国与“亚健康国民”矛盾的思考》，《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坦言之，这个题目是摆在许多中国体育人面前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甚至是一把悬剑，现代中国的体育人很难超越它，从而进入生活与社会的自由王国。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高水平体育人的智力要略高于正常人的平均智力。因此，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中国体育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伪命题。这种论调只能出现在心理学欠发达的国家和一些人权观念尚不完整的国度，其背后浸透着王制甚至部落时代的特殊禁忌习俗。现代体育人拿起进化论的武器对此类观点作出了回应：“事实上，这种对体育运动停留在表面肤浅的认识，缺乏深入的了解，根本无法领略体育功能的强大和对于人体健康的重要贡献。社会发展至今，人类‘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问题严重性已经大大超过‘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状况。根据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理论，人类其实已经逐渐把自己引向‘物种灭绝’的深渊，目前中国人同样面临肢体功能退化、再生能力下降的局面，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头脑过于发达，歧视体力劳动而导致的亚健康体质大比例存在。”*林家春：《竞技体育强国与“亚健康国民”矛盾的思考》，《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当人类回到原始性的本体之时，身体的极端重要性便显示出来，精神大于身体论调的片面性就一览无余。

我们在此不得不对风俗及其隐性的社会作用作出新的评定。风俗分为良俗与恶俗。“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论及其所构成的社会观念显然是一种恶俗，它高度地彰显出一种儒学集团对非儒学集团的巨大心理和文化偏见，带有旧时代根深蒂固的愚昧与野蛮的痕迹。然而，陋习以及恶俗都属于风俗的一种，而风俗具有时断时续、反复呈现、绝处再生的惯性，人们在短时间内很难找到根除这一陋习的时间表。因此，在许多中国体育人的眼中，类似“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类的问言宛如一种人类价值的审判表，充满了极端的强直性、蛮横性和虚伪性，于是，体育人对其最通行的处置之道便是将其看成一种忌讳，并为其设置出一种小文化圈内的禁忌类话语。中国体育人大多对此类话题三缄其口，保持着高度的静默与无语的态度。正因如此，类似的情状无法公开表述，而只能出现在虚构的小说中。STEIN在其小说《我的大学生活绝对“低调”》中就写到一位男生为女生疯跑的故事，女生对男生的问候却带有挑战性：“‘你头脑简单，果然能减轻运动负担！’我不满地质问：‘歧视体育运动员吗？’‘我只是说像你这样头脑简单的人通常体育都挺好，可我并没说体育好的人一定头脑像你这般简单！这不是逆反定理。’我撅了下嘴，心想，人家为你才跑了第一，而且还挂彩了，你就不会说两句好听的吗？”*STEIN：《我的大学生活绝对“低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

大而言之，世界范围内的体育人绝非人人都可以进入大众话语空间，体育人在失去了崇高化、精神化、偶像化的待遇后，其神话学的功能也随即丧失，因此其在世俗社会中遭受歧视也就显得十分正常。理由很简单，因为在世俗生活中的体育人已经可以获得和自然人相同的待遇，而参与到偶像学领域后，则会获得额外的利益，儒学集团对体育人的歧视则蕴含有限定其获得超额利益的意味。

三、中国体育人群体性逃离原位现象

中国现代体育人所遭受到的社会性歧视甚至可以追溯至体育人的学生时代。“通过调查四川省部分高中分析得知，被调查的考生中有55%是因为成绩不理想和升学压力而选择体育加试以求顺利进入高考，其中70%的人对体育院校开设的体育教育专业和社会体育专业不了解或者不是特别清楚二者之问的区别；在被调查者中，90%的学生文化成绩处于班级的中下水平，75%的学生反映其周围存在教师歧视体育特长生的情况。”*管格、邱晋军：《高中体育特长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科教文汇》2008年第9期。正是在如此的文化境遇中，绝大多数无法在各种赛场争金夺银的体育人都有一种逃离体育界的强烈冲动，或者一度产生过逃离此境的愿望。笔者认识两位从国外留学归国的体育人，其中一位男士执意调到综合性大学的非体育专业当教授，对外也轻易不言自己的体育人身份，挂在他嘴边的口头禅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行为已然显露出隐秘而充满矛盾的心理特征。另一位男士则将全部精力投放到担任院系领导的工作中，从此不再担任任何术科课程的教学工作，尤其反感担任室外体育课的教学工作。从表面上看，这两位男士改行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其实还是为了洗白自己的体育人身份。在许多中国体育人的眼中，体育人和“教授”“院长”之间有质的差异。在儒家文化的体系内，非体育类的“教授”象征着士人身份，“院长”则象征着官员身份，而士人阶层的人和官员体系内的人在儒家文化体系内具有天然的优越感。还有一位学体育出身的大学教师，在评完教授职称后立即改行到图书馆做了普通干事，平时也很少与人谈及任何和体育相关的话题，其逃离体育圈的动机是不愿意上室外体育课，觉得上那样的课不仅劳累、辛苦，还显得“低级”“没面子”。大学尚且如此，在中小学中此类现象更显得严重，“由于种种原因，体育教师的流失十分严重。体育院校系科的毕业生，很多都不愿当中小学体育教师”*刘凤婷：《和谐社会理念与学校体育改革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3页。。笔者于2012年到上海体院工作，一位男性同门得知此消息后发出了叹惋之声：“你教体育了呀！”这位同门认为笔者弃文从武、从事体育教学与研究是一种地位下移现象，言语中充满了关怀、惋惜和调侃的多重意味。不少体育院校的教师一旦获得了非体育专业的博士学历或博后经历，大多选择在出版物的显著位置、名片或论文中刻意注明自己的非体育专业名称。至今仍然有不少体育人为了证明某种心仪的理念，不惜代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组织，并以此为符号阐明自己的非体育人身份。

中国的一些体育人还偏爱将一些一度为体育人，后成功蜕变为文化人的人士当成一种令人欣喜的故事来传诵。在众多中国体育人的眼中，体育人变成文化人的质的指标便是成为文化界的在编人员，这些人俨然与体育脱离了关系。换言之，他们不再依赖体育吃饭，而已然成为一位依靠文化成家立业之人。体育人改行做文化类职业者，几乎成为一种令体育圈内人士羡慕的事情。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杨再春曾是三级跳运动健将，中央电视台曾对其做专题报道。杨再春明确告诉观众，它仅仅是为了让临近的北大、清华的同学看到搞体育的也可以成为有文化的人才投身书法领域的。无论中国的文化人集团认可与否，杨再春本人认为自己已经跃进到了文化人群体中。其实，体育人成为文化人或许未必都是为了逃避社会歧视，而体育人逃离体育圈的现象基本上是一种超职业性的集体选择。作家队伍中的冯骥才、赵瑜等都曾是专业运动员出身，其择业过程同样充满了多义的内涵，这样的人士经常成为体育人谈起的对象。再以武术学科为例，各级体育院校的武术教师一旦升任教授，便立即萌生出一种摆脱体育人身份的巨大满足感，其论文的选题往往会排斥传统武术，转而以带有明确“科学”内涵的竞技武术为研究对象。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体育人逃离体育圈改行做文化人的现象是古代“武转文”现象的当代性再现。如此这般，中国体育人的生存环境更令人担忧。再以体育教师为例，部分行内人士依然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尴尬处境，逃离体育于是成为许多体育人的首位选项。“近几年来，学校教师队伍的流失严重，而体育教师的流失情况尤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黑龙江省七七届至九0届体育院校本科毕业生，从事教学的约30%以上改了行，佳木斯市自1977年以来先后分配体育院校本科毕业生130余人，现在仍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只剩下50余人，其余都先后改了行。笔者还了解到佳木斯市有一所中学同届考上体育院校的5名学生，参加工作后竟无一人从事教学工作，全部改了行业，这不但给国家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也给体育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担忧和深思。”*徐铁民、张帆：《谈体育教师队伍建设》，《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体育人逃离体育圈的原因尽管多种多样，但总归和当事人急欲摆脱所处的社会境遇有关。“作为体育教学的主导者，体育教师应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宽厚的理论基础，良好的专项技能技术，高超教学能力，一定的科研、创新能力等。但是体育教师多数不够全面，理论或技能失之偏颇，难以满足课程的要求，难以被社会承认。形成如此窘状的成因一是体育教师自身缺乏危机意识，安于现状，囿于固有的知识、经验，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工作方式简单、粗暴，自身修养不够，而又不完善自我，”*毛占洋：《学校体育的困惑与反思》，《教学与管理》2010年第18期。质言之，体育在中国并非一种文化黑洞，却总是以一种多色彩的格调呈现在世人面前。体育在体育人的面前几乎变成了递进为文化人的一种精神敲门砖或身份转换器，中国体育人不稳定的身份在造就出无数悲情故事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中的陋习再度推到一种高光地带，并在中国的现代性、世界性、全球性的话语解读序列中增添上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元素。

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受到不断革命论精神的鼓舞，并在此类集团意识的支配下开展了数次大型化的社会运动。非凡的社会运动在毁灭掉诸多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荡涤掉了许多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正因如此，经历了数次革命运动的洗礼或冲击后，原先处于社会底层的中国体育人反而成为新社会中不折不扣的受益者。“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体育运动作为增强人民体质的大事，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培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给予高度重视。昔日被人歧视的体育工作者、运动员，提高了社会地位，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吴礼文、刘菊昌：《法律基础》，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219-220页。但仍有一些体育人士认为：“新体育从旧制度体育受歧视与体育仅仅是一种消遣而来，旧制度下运动员的命运是自息自灭，随时应战，不求备战，不求全面发展则是旧制度下赛事参加者的总体特征，新体育倡导全面发展，它的盛行并非出于偶然或盲目仿效苏联的缘故，它作为体育政令的补充口号引起普遍性的影响，这是人们所共知的事实，这一评论虽然远离了全面发展定定义的本身，但在此不能不给予陈述。”*李金海：《“全面发展”哲学上的困惑》，《体育与科学》1993年第3期。以广东体育为例，“中共各级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把体育作为增强人民体质、丰富人民文化生活和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的重要手段，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昔日被歧视的体育工作者、运动员提高了社会地位，受到了人民的尊重”*《现代中国的广东》编辑委员会编：《现代中国的广东》(下)，现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第432页。。体育人歧视往往和体育课的歧视现象联系在一起，“岳阳中学的领导者从自身实际出发，一改一般学校‘歧视’体育这门‘副科’的做法，重视‘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开展，在学校积极开展体育教研活动”*李春华主编：《名校校本研究创新力》，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2页。。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现象是中国现代体育人集体焦虑感产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也是他们集体性逃离体育圈的原始动因，同时还是中国体育人一味崇拜高端文化并借以变更、提升自己社会和文化身份的反制式心理动能。

人们仍旧可以看到现代中国体育人的两极分化现象。少部分体育人获得了偶像的地位，而大多数体育人则必须从事和身体相关却又无以实现偶像化的世俗性工作。超稳定的社会环境已经无法给体育人提供更大的颠覆性生长空间，如常化的社会环境只能为中国体育人提供一种相对单一的发展巷道。质言之，中国人仍旧生活在儒家教义的隐性规则体系下，儒家文化对体育人的歧视体现在教义的非理性层面，而非文史类知识的多寡方面。在无法寻觅到更大的身体文化复活动能的前提下，中国现代体育人仍然处在一种身份虚白、地位待定、社会功用相对缺失的困境中。质而言之，中国体育人逃离体育圈的现象是一种时代的隐喻，它是在社会不再发生巨大变革的前提下产生的。在全社会士、农、工、商旧秩序的破裂与重组的大时代，原先属于武士阶层的体育人几乎没有选择崭新生存空间的际遇，他们只能再度向身体从业者的行当转移，并最终迷失了既有的阶层属性，从而失去了生存安全感。

四、结 语

我们不妨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体育人问题。在摆脱了儒家教化的框限后，中国体育人反倒获得了解放，其身体之展示出来的自由感、原始感和现代性反而更为典型。中国的体育人虽然和西方人的行为、信仰十分接近，但由于人种以及宗教信仰之类元素的影响，中国体育人仍然无法成为纯正的西方体育文化的继承者，他们所承受的东方式歧视性压力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彻底的缓解。中国现代体育人的集体逃亡现象，再度揭示出一种颇具人类学意味的话题，中国体育人所承受的社会偏见是西方社会无法遇见的。好在中国正在急速书写带有现代性意味的社会进化里程表，中国的体育人在摆脱了儒家伦理的牵制后反倒在精神气质上高度呈现出与自然人接轨的趋势，其行为的简捷性、易受性和可行性更接近无信仰的人，而非受到儒家伦理熏陶的人。由于儒学价值观的日渐消隐、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如期而至，以及普泛价值观的通行全球，中国体育人逃离体育圈的现象正日渐减少，他们或许可以在其间担负起融通、变革、改进现代中国人价值观的职责。

[责任编辑 王加华]

路云亭，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新闻传播与外语学院教授(上海 200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