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盈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710062）

莺燕声中常是情
——中国早期电影公共视野中女明星形象转变探究

张惠盈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710062）

中国电影女演员群体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崛起于中国影坛，自此后一直在电影世界艰难前行。女明星们一直是色情奇观的象征，直至三十年代时代洪流多方势力交错构建，女明星们以对自身价值感的追求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中挣扎求生，迎社会动荡之难而上，凭借自身的精湛演技和不懈努力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时代的偶像。

中国早期电影；女明星；奇观；形象建构

中国电影女演员群体在20世纪20年代崛起于上海，到30年代以“电影皇后”胡蝶和“无冕之后”阮玲玉为代表的女明星们被大众所熟知并喜爱，在中国早期电影史中电影女明星们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们以婀娜的身姿、靓丽的外形成为影史上璀璨的明星，也以优雅的行止、精湛的演技和坚韧的性情完成了从早期公众视野中的奇观色情化凝视到健康向上的形象转变。

一、红妆初上

从黎民伟之妻严珊珊扮演《庄子试妻》中的庄子之妻开始，女性演员开始走上电影银幕。然而在中国电影人为早期电影事业做出努力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对作为新生事物的电影暂且没有较为广博的包容接纳之心，更遑论闺阁之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子。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包括“文明戏”在内的各种女性角色其实都是由男性易妆出演，虽然电影渐为人们所接受和熟悉，但直到王汉伦出演郑正秋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女明星才算正式在公众面前粉墨登场。

这一时期女演员得以登屏献艺可以说受多方推动。20年代中国电影的发展初具规模，技术上的进步使“反串女角的男演员们的胡渣与喉结，在特写镜头下变得无可遁形”1，大众对矫揉造作的男扮女装感到不满，影评人呼吁女性勇敢地登台。早在清末年间，维新派就提出男女平等，兴办学堂鼓励女子接受教育。到新文化运动期间，女性要求独立自主和平等自由的意识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一些“新女性”选择进入新生的电影业中以谋求独立。如王汉伦所言：“我们中国就是风俗习惯，女子是倚靠男子过活，并且往往受家庭中之痛苦，无法自解。究竟是何缘故？就因为女子不能自立。此种情形，是我极端反对的。所以做女子要自立，必须谋正当职业……我想另寻一条路，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为我们女界在名誉方面争点光荣……后来便想投身电影界”2。

投身影坛的女明星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20年代明星意识以杨耐梅为最，她是中国第一位有意识的进行自我宣传和包装的真正意义上的“明星”，她常常浓妆艳抹衣着华丽的现身于商场宴席，引得追逐时髦的上海贵妇竞相追逐模仿。到了巨星涌现的30年代，以“电影皇后”胡蝶为代表的女星们更是受到民众和商家的广泛追捧。最具有商业价值的“电影皇后”胡蝶：化妆品公司以胡蝶肖像和名字来制作花露水、雪花霜等商品；中华广告社开幕后因胡蝶之力促成了多宗生意，“胡蝶是一位社会上有许多人认识和愿意认识的人。如果她亲自出马去拉广告，有谁能够硬着心肠拒绝她。”3商业活动以及各种舆论炒作使影迷们对电影明星的追逐更加狂热，当时的每个明星都拥戴者甚众，尤其是在上海这种大都会可谓一呼百应。但是，无论是社会舆论和商业炒作的焦点都是集中在女明星身上。当时的著名娱记陈嘉震曾撰文谈及女明星，道女明星一红即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便被请去表演、揭幕、做商标种种，但这种待遇男明星却并没有。4

二、“倡优并行”

从初登银幕无人识到巨星云集天下知，从青涩忐忑惶惶不安到言笑晏晏落落大方，电影女明星们这一群体看似光鲜亮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实则暗藏玄机险象环生。八卦小报们肆意渲染着女明星们的花边新闻和私生活以博人眼球，女明星们的桃色绯闻成为市井之间的流行谈资。由周世勋、朱瘦竹主编的极受欢迎的小报《罗宾汉》创刊于1926年，此报上曾连篇累牍的刊登诸如《胡蝶之新花头》《韩云珍的一件衣服》《杨耐梅秋季起居表》等文，遣词用句十分色情露骨。女明星们身体被色情地窥视和消费了，在这种视野中女明星们不再遥不可及，而是公众欲望的折射中心，满足着市民阶层的各种想象，是大众情人和公众性幻想的对象。这种带有色情意味的观赏给女明星打上了“性感”“风流”“放荡”的标签。民国之初，随着女性解放的一波热潮进入电影圈的女演员们，始终是在社会公众舆论中处于弱势。“要知道（女明星）行头漂亮举止浪漫，不过供给男子的一个更有趣玩物罢了。”5女明星之广受欢迎，享受着男明星们未有之优待，加之种种将女明星们的性吸引力进行消费的招数，使公众视域里和男权舆论里被色情化的想象和凝视的女明星们，以“倡优并行”之说被摹写。时人所言“昔之妖服，厥在倡门，今则电影女明星取而代之，且又变本加厉焉。”6虽然说得是女演员之奇装艳服，但是无疑是将女明星与娼妓一流相提并论了。

三、时代夹缝中的艰难转型

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早期电影业逐步完善起来了，明星、联华等电影公司相继成立，关于电影的专业刊物如《电声周刊》也日渐增多，成熟的媒体舆论环境、日益繁荣的电影市场、颇具规模的造星系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第一批巨星应运而生了，女明星中以胡蝶和阮玲玉最具代表性，这些女明星们形象姣好，演技精湛，有独特的艺术追求。陈嘉震赞誉阮玲玉为“东方影坛上的永久奇迹……她的影艺已经超过了中国任何的女演员”，又称赞胡蝶“替凄惨的银坛上发射出万丈的光芒，她自己却成了中国影城中女星之星”。7这些光芒万丈的女星之星，不愿再作为“倡优并行”的“艳星”和“风骚派明星”一流，她们开始积极的转型为健康向上之形象。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风起云涌的大年代，电影界投身救亡图存的洪流，明星整体风貌也为之焕然一新。其实20年代就有文人呼吁“盖演员牺牲色相，其重要目的在劝导社会，脱离恶俗而趋于正轨……肩头己负有指导社会、教育社会之重担，必正己而后正人，然后乃得真正之荣誉”8。这种文人精英式道德艺术忧虑在30年代成为现实。同时左翼文化工作者重视电影的教化功能，反对电影是“眼睛吃的冰淇淋”，因而对电影女演员自身的的要求格外严苛。舆论界的风向也为之一变，多有称赞女明星之美德，“玉梅以天一老板娘之资格……然能守其天真大璞，曾不改其勤俭之性……诚影界中不可多得不愧优良女性也”，“（阮玲玉）所演之片，多惊世之作为沉醉者之当头棒喝，际兹纸醉金迷之世，诫有服此清凉散之必要”。9而对当时种种女明星堕为舞女并多角恋爱之绯闻予以抨击，“自暴自弃，放着一种有艺术价值的艺术不研究，放着一种有艺术价值的艺术家不当，而偏去从事那种供人玩弄的生活……即如一向许多女明星们闹的什么多角恋爱的惨杀案等等，又何尝不是你们自己轻视了自己，甘心将自己供给许多人玩弄呢？”舆论界的态度显而易见，赞颂具有美德和救国热情的女星们，抨击自甘堕落的艳荡一流。受到时代感召和舆论称颂的电影女明星们，向健康向上形象的集体转型开始了。

一些女明星们一改往日浪漫风骚的银幕形象，投身到左翼电影的拍摄中去。以饰演反派艳星闻名的阮玲玉，先后出演了《三个摩登女性》（1933）、《神女》（1934）、《新女性》（1935）等影片，塑造出不同以往的“新女性”形象，广受欢迎。三十年代，由于政府鼓励运动以增强国民体质，体育成为一种时尚流行的爱好和职业。一些女明星们以健美活泼的形象示人，获得极大的成功。健美型明星中最为出众的是出身于歌舞界的黎莉莉和王人美。王人美以《都会的早晨》（1933）、《渔光曲》（1934）中生机勃勃、质朴野性的形象广受好评。黎莉莉因《大路》（1934）、《体育皇后》（1934）等影片塑造的清新明朗的形象被影迷爱称为“甜姐儿”。以这两人为代表的青春健美的女星形象在30年代极受赞誉，也使女明星们的整体形象为之一肃。银幕之外，女明星们也积极地塑造勤俭爱国、热心公益的形象，她们参加各种宣传国货的活动、代言国货商品，还现身于赈灾募捐的慈善活动现场。女星们为着亲民真诚的形象多着阴丹士林布旗袍拍摄画报，从而使其在三十年代盛行一时。1930年10月，上海最大的国产丝绸公司美亚建厂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女明星胡蝶、梁赛珍等进行表演；1933年5月，在大陆商场国货公司举行的时装展览会上，女明星胡蝶、徐来等进行了时装表演；1934年，明星公司在出品以提倡国产绸锻为宗旨的影片《展览会》，也以女明星为号召进行国货宣传。在种种支持国货的行为外，女明星还同女学生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获得了很大的支持。以至阮玲玉去世时，“女学生中有欠课往万国殡仪馆泣吊者，有密出私蓄购花圈为赠者，有聚而挥泪于讲堂者，有到处买集关于阮事之报纸以作纪念者，有因阮死而失眠而侦询何处得购安眠药者……上海之女学生，向欢迎女影星中之陈燕燕胡蝶及阮玲玉三人……某某诸校女生下课后，常三五成群至阮寓谈天，阮必殷勤招待，乞其照片及书字者，无不如其愿焉，唏嘘悲叹，此殆其原因欤?”女明星为集体转型而努力，固然是受有家国动荡之时代感召，同时也是对进步之向往，是对“倡优并行”之说的积极反抗。

女性角色一直是银幕中被凝视和被消费的对象，对女明星的窥视满足了公众色情化的想象。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早期电影女明星们处于时代洪流势力交错的夹缝之中，她们在公众话语中的形象是多方力量共建的结果，并且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不断地被构建、被物化、被消解再被重新构建。但三十年代的女明星们以对自身价值感的追求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中挣扎求生，迎政治风潮社会动荡之难而上，凭借自身的精湛演技和不懈努力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时代的偶像。

注释：

1.郑正秋.《新剧家不能演影戏吗?》.《明星特刊·冯大少爷号》，1925年3月第4期.

2王汉伦.《我入影戏界之始末》.《电影杂志》第13期，1925年3月.

3.《电声》第3卷第15期，1934年8月，转引自闫凯蕾，《明星和他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6.

4.陈嘉震.《电影画报》第14期，1934年9月20日.

5.《国产影片之弊病》，《罗宾汉》，1927年11月15日，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卷，转引同上.

6.小侦.《船江落霞记》.《晶报》，1925年9月30日第三版.

7.陈嘉震.《电影画报》.《记胡蝶》，1934年第十四期，《记阮玲玉》1934年第十六期，转引自闫凯蕾，《明星和他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5.

8.大嗤.《电影漫谈》，《申报》，1925年5月16日，第2张第7版.

9.《从银幕上得来的女明星印象》，《电声》第3卷第30期，1934年8月10日。转引自闫凯蕾，《明星和他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