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贾登红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图像研究、出版研究、记忆研究各有侧重，但将三者放在一起的综合性论述，尤其是围绕重大出版物的专题性、个案性研究，尚属少见。专题与个案性的分析、探讨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目前，我国出版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读图化时代”亦早已到来，在图书出版领域，“图”与“书”已然做到了完美融合，但对出版如何承担整个中华民族图像文化记忆工程的建设，依旧值得或尚待我们去探讨。

一、图像是出版的重要内容与资源

当下，图像凭借其传播的优势地位，正在对出版领域进行着一场“视觉化”的尝试与努力，有书必有图，乃至纯粹的摄影、广告、绘画、漫画、动漫、游戏等图像类书籍更是不胜枚举，图像已然成为人们认知社会、传播知识与表达诉求的重要载体。面对“读图时代”的来临，出版行业要有计划、突出自主性、设计自我的图像图书出版理念，才能不断维持与增长自身的重要性。具体而言，也即应夯实图像出版领域，要对图像及中华民族图像“资源库”有充分及清醒的认知，努力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1.图像自古以来就是出版的重要内容

左图右史，是中国出版文化的重要渊源。中国古代“出版人”或“编者”对图像的重视较之于文字亦丝毫不逊色，只是限于出版技术，显性程度较低而已。宋人郑樵在《通志略》中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难求。古之学者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词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1]在中国出版史上，我们的先辈很早就认识到了图像与文字应是和谐共生的，且已认识到了图像相较于文字，对知识的传播更为直观、易懂与广泛。

近代以来，尤其是石印、铜版印刷、摄影等技术得到广泛普及之后，图像出版、印刷、发行等流程开始呈现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在报刊出版领域，出现了《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时报·图画周刊》《晨报·星期画报》等，继则以各类图像书籍、连环画与摄影复制品等大量问世，成为时人阅读与获取新知、启蒙思想的重要途径。借助于此，近代出版人利用图像简易、客观与富有情感的“无音之语言”，实践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视觉现代化”与图像“革命化”运动，在风潮激荡的近代革命斗争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至今日，受益于科技的发展与市场图像消费需求旺盛的影响，我国的图像书籍得以持续发展，呈现出了一种“大井喷”的现象。由以上论述可知，图像自古以来便一直居于我国出版物中的重要地位，是图书出版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古代出版对图像传播的重视较之文字传播有过之而无不及。

2.图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图像不仅仅是我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图像的历史中刻画着中国，也见证着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与复兴。翻检历史上的图像，一部图像的历史，就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描绘自我，不断为民族发展与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文化桂冠上当之无愧的耀眼明珠，也是我国出版内容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在千余年的发展中，我国图像已累积到了一个无法想象的数量。它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图像经历了从岩画到器物附着物，到石刻砖雕，再到独立的绘画、照片、影视、数字文件等发展历程，不断地冲击着我们的视野，扩张着记录我们历史与生活的图景。人们对于图像的认知亦在不断地加深，图像与大众生活的关系也一步步走向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而，事实上“研究中华图像文化史，就如同拼贴一张中国历史的文化脸谱，可以还原中国社会上万年的生活形态，还原中华民族上万年的精神历程、思维观念、生活形态，揭示中华文化深厚的人文思想、感情与精神”。[2]

二、图像出版应聚焦于民族文化

出版创作的导向问题就是出版作品的价值观问题，是出版作品的“魂”。对于图像出版事业而言，中华民族的图像与记忆无疑是我们应该深深扎根的土地。在这片土壤上有着丰富的图像资源与砥砺我们前行和认知我们自我的“图腾根源”，更有着最可爱的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图景。

1.图像出版要助力于民族文化的复兴

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族图像又是民族文化的关键性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每一次跃进，每一次文明的进步，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巨大进步；我们的生存与发展，无不流淌着民族文化的基因与血脉。我国历史上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她们已在中华文明史、世界文化史上发出璀璨的光芒，唯有同样耀眼的‘中华图像’仍被遮蔽在浑浊的时空中，蒙上了不应有的历史浮尘”，[3]面对此情，出版理应承担起时代的重任与托付，去小心地擦拭浮尘，深入而系统地开展“中华图像文化”的出版工程，使它不至于默默无闻，使我们的文化不至于缺失重要的一环，我们的脑海中记忆不至于没有清晰的民族图像。

“图像已成为现代传播中一种最有效的传播方式和途径，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生产力，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一种有效的工具和文化力量。”[4]正因为图像具有这样的力量以及上文所述的对于文化的重要意义，我们才要更加重视与发掘民族的图像文化。出版应直面民族文化复兴的中国梦，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效益，更加关注中华文化中的民族图像，为其保护、利用、发展与复兴提供强劲的动力。

2.图像出版要讲好、绘好中国故事

虽然我国已经是出版大国，但我们距离出版强国还有着很大的差距。针对于此，面对图像出版如何讲好、绘好中国故事的问题，我国的出版界一方面要谋求转型跨越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提升自身的国际视野，从国家站位、全球视野来谋划，要在国际市场上把中国图像推销出去，在国内市场上把中国图像深植普及化，从内涵上凝练自己的文化，逐步树立起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民族图像文化品牌。

图像出版的研究和书写，毫无疑问是艰难的，它不仅需要研究者、编辑有通晓图像语言的能力，而且亦要具备考古学、历史文献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的能力以便对图像进行编辑处理，内化图像为出版物。以《中华图像文化史》为例，它的“研究分为断代图像文化研究和类型图像文化研究，分时段、分类型、分专题、分层次进行，研究中华民族自远古以来至1949年之前大中华地区的图像（艺术的、非艺术的，平面的、立体的，静态的、动态的，再现的、表现的）及图像的形成机制、文明形态与文化意义，以清晰勾画中华民族的文化脸谱，阐释中华民族视觉文明主线”。[5]在具体的研究中，主撰者韩丛耀教授在书中提出了研究图像的三个场域阐释与三种形态分析的图像解释理论，即图像制作的场域、图像自身的场域、图像传播的场域和图像的技术性形态、构成性形态、社会性形态。图像的三种形态是图像文化研究的基础，我们在研究时，必须要在图像生产的社会形态下，关注到生产图像的技术，了解图像创造者们的自身背景、工作状态与建构图像的手段等相关因素，结合于图像的三个场域，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图像及其意义。围绕这三种形态和场域所设置的系列相关问题是能够充分帮助我们研究并阐释图像意义的合理且科学的途径。可以说，这一研究方法和编写体例（分时段、分类型、分专题、分层次），不失为出版讲好、绘好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一个较佳模板。

三、要用图像出版建构好民族记忆

“社会记忆是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互动、文字记载、图片和空间是社会记忆的四大媒介，它们传承历史，在社会应用中构成过去。”[6]在图像这一社会记忆媒介中，人们形成并反映了他们与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对于图像的出版，既是时代的必然选择，也是出版人应有的担负，无论其兴与废，我们都在用图像出版这一载体制造着我们的历史与记忆。所以，要尤其重视图像的社会功效与记忆功能，加大对民族图像关注力度，在出版中既要抓图像的质与量，更要图文并茂。

首先，提倡出版重视图像，不代表忽视文字。图文并茂，才是图像出版表达中华文化，传承民族记忆的最佳方式。“人类表征世界和记录历史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语文（语言、文字等）为主要载体的线性、历时、逻辑的记述方式；另一种是以图像（图形、影像、结构性符码等）为主要载体的面性、共时、感性的描绘方式。”[7]而以书画同源的视觉认知模式所建构的中华符号文明体系，对视觉书写的“图像”有着特别的青睐倚重，这也就形塑了我们民族文化独特的图像情结。W.J.T.米歇尔在《图像理论》一书中写道：“‘文字与图像’是一种关于各种再现、表现和象征之经验做基本分类的简要命名。我们把这种区分作可见与可言、显示与论述、呈现与讲述之间的关系。”[8]也即我们不能简单的对文字和图像进行区分，还要注意区分两者在可见与可言、显示与论述、呈现与讲述三种关系下的黏合问题。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字的记载往往与图像是相互辅证或多是同时出现的，故而，好的出版物往往是书画同体的。文字与图像并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如何和谐，如何共处的问题，出版空间便是两者相互交织、碰撞的所在，研究者、编辑的一部分重要工作就是对两者的和谐化的追求。只有这样，出版才能建构出可具解读、通俗易懂的民族图像文化记忆。

其次，出版要坚持正确的文化导向，输出正面图像的“强符号”，坚守图像求真的原则。古斯塔夫·亚霍达在论述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时这样写道：“今天，有许多人都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考察，就是人类群体是如何回忆往事的，这类往事要么是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发生的，要么则体现在人类的地方性或民族性的传统之中，而且往往都经过了充分的处理和杜撰。”[9]即任何历史、任何书籍的撰写与编辑，编者与著者都不可能，也无法做到完全的客观中立，我们总会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有意或无意地填充到能接触到的客观之中。图像，相较于文字，更具可变性与多重解读性，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图像的“造假”问题也更加普遍了，研究者与编辑们在面对这一复杂情景时，要时刻注意辨伪与正确地择取，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图像，正如上文所言，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传播范围最广和大众最易于接受的阅读物品，它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建构着我们的生活与记忆。出版活动的实践，总是在生产着一种超越个人的、文化的当今；而图像出版的行为，则给现实的当今装备了一种民族的、时代的、图像化的中华视野。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在当下，文艺或许首推图像，因为它是人们消遣阅读的最重要的途径。面对于此，图像出版理应承担起时代的重任，积极谋求转型，坚守正确的出版导向，在发展和突破中建构民族与国家的图像记忆。

注释：

[1]（宋）郑樵.通志略·图谱略·索象.通志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饶宗颐.《中华图像文化史》序.中华图像文化史[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

[3][5]韩丛耀.中华图像文化史研究.饶学与华学[C]，2011

[4]韩丛耀.图像传播与文化转向[J].当代传播，2009（4）

[6][7][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李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韩丛耀.视觉解读的方法选择[J].新闻界，2015（17）

[9][美]W.J.T.米歇尔著.图像理论[M].陈永过、胡文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