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 承 纬

(本文作者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讲师 福州 350001)

中共概念史研究学术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凌 承 纬

概念史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被引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后，在理论探索与研究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的不同研究路径，但也存在着对中共概念史理论认知不到位、研究方法不规范、研究对象分散等问题。因此，梳理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历史脉络，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合理化建议，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研究的学术进步。

中共概念史；学术历程；理论反思

中共概念史研究是中共历史学领域近来颇受关注的一种学术现象，相关的专业学术期刊陆续刊载了一定数量的相关文章，显示这个领域的研究逐步从自然状态走向自觉状态*近五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专题研究”“史实考证”等栏目中相继刊载了郭若平《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2013年第5期)、杨东《中共党史文献中的“老爷”概念及其运用》(2015年第12期)、曹龙虎《“民主革命”界说：一项基于近代中国情境的概念史考察》(2016年第6期)等十余篇中共概念史研究的文章；《党的文献》在“党史国史专题研究”栏目中相继刊载了李磊《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和使用“执政党”概念论析》(2012年第2期)、张旭东《“改革”内涵的演进：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2016年第1期)、胡国胜《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符号话语的建构与历史演变》(2017年第1期)等七篇相关文章；《党史研究与教学》从2012年第1期起开设“概念考索”栏目，截至2017年第3期，共刊载18篇专门的中共概念史研究文章。。就已有的学术成果来看，针对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讨，都处在起步探索阶段。尽管如此，中共概念史研究已为中共党史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空间，在理论探讨和学术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是，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领域，中共概念史研究无论在理论认知层面还是在研究方法层面，都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与缺陷。为推动和完善这个领域的研究，有必要对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学术史历程进行适时的检视与反思，以利于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学术进步。

一、中共概念史研究兴起的学术背景

中共概念史研究是整个历史学领域概念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必然源自于历史学领域的概念史，但又必须体现符合中共党史研究自身要求的特征与规范。考察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发展状况，首先应当厘清概念史研究是如何进入中共党史的学科领域的。

从国际历史学发展角度看，概念史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类型或分支，具有相应的理论与方法的支撑，它伴随着史学领域对于历史“语言”认知的深化而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概念史研究有别于传统思想史研究偏重考察文本的取向，而将研究视野聚焦到文本之外的语言形态和社会语境的关系。无论是强调概念变迁与修辞之间关系的研究视角，还是侧重分析概念变化与社会转型的研究视角，抑或是以话语分析作为研究视角，其基本研究路数均是通过考察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核心语词在语言符号形式和语义作用层面上的变化，来勾勒和描述一个概念的生成、应用和变化。由此可见，概念史研究是以历史的视角来观照社会语境中的语词尤其是概念的运用，因为由语词所构成的概念不仅是不同时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交流手段，而且是构建历史“现实”的关键工具。晚近以来的概念史研究学者在研究实践中，既关注概念的延续、变化和革新之间的关系，也强调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着重考察历史概念与社会政治生活变化之间的关系。

概念史的出现对历史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德国概念史学派的核心人物科塞雷克强调，概念是“连通各种经验和期待，从而成为相关时代最迫切的焦点问题”，“没有一个政治行动、没有一种社会惯习的生发和存在能够缺少最起码的历时长久的基本概念”*转引自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中华书局，2009年，第11、12页。，“任何史学研究都不可能在其研究过程中规避提及过去时代和现时代的语言表述及自我描述”*转引自〔德〕冯凯著，计秋枫译：《概念史：德国的传统》，张凤阳、孙江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250页。。作为史学研究的新范式，概念史研究的出发点在于预设社会存在是促使概念出现的前提，通过厘清一个概念在何时、为何被创造出来及其表述意义的变化，来考察社会的历史变迁。社会过程和政治运行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对于特定概念的运用，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结构变化。概念一方面被视为这种变化的语言表述形式，另一方面又被视为这种变化的历史推动因素，正是这两方面的意义构成了概念史研究的场域。

中国概念史研究的学术进程起步于本世纪初，一些历史学者开始借助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近现代知识的形成及其社会化过程。近现代中国的许多概念大都直接从西方或间接从日本传入，是经历西方或日本而在中国近现代的时空语境中被重新定义和解读所产生的，因此最初的学术实践便从中西比较的视野出发，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基本概念在不同社会政治语境下的变化进行“知识考古”。如冯天瑜以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为线索，分析了特定概念在英语、日语、汉语之间的语义关联，剖析概念的变化与互动，以实例佐证并具体阐释了东西方语言的交流和会通*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有学者通过将域外话语构成的概念还原于历史语境之中，以文本和制度等为切入口，对中国近现代概念的生成展开分析，并将这种分析上升为“知识空间形成之问题”的讨论*参见孙江：《近代知识亟需“考古”——我为何提倡概念史研究？》，《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3日；孙江：《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有学者则从晚清民初的新名词入手，通过分析新名词对于现代性思想体系构建的作用，来透视近现代中国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黄兴涛：《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等等。与此同时，对西方概念史理论的译介工作陆续展开*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李宏图主编的《剑桥学派概念史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该丛书收录四本论著，其中《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详细梳理了西方概念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并对研究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方维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关于定义和方法以及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冯天瑜等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9页)、《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第3—20页)等论文介绍了西方概念史研究的基础知识，尤其是德国概念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新近出版的张凤阳、孙江主编的《亚洲概念史研究》第3辑收录了《概念史：德国传统》和《莱因哈特·科塞雷克：〈概念史〉与理解史》两篇德国学者回顾、反思和评价德国概念史研究学术史的最新成果。，不同的概念史研究理念逐步进入国内学术界，被运用至与近现代中国历史相契合的研究实践中。由于对概念史方法论认识的差异，相关的概念史研究形成了从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等不同角度、多源交汇的研究路数*李里峰在《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福建论坛》2012年第5期)一文中详细梳理了中国近代史领域采用知识考古、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历史文化语义学、数据库研究、新名词研究等方法进行概念史研究学术实践的基本状况，并提出了加大译介西方概念史研究成果的力度、组建概念史研究合作团队、出版概念史研究集刊和丛书等推动概念史研究的思路。。

同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一样，概念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也渗透到中共历史学领域，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种独特视角和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共党史研究开始谋求学术化以来，对宏观党史研究承载的学术意识进行反思，尤其是“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观念的提出，使得党史学界逐渐开始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中汲取可参照的学术资源和手段，党史研究的历史主题也逐步趋向多样化，以社会史、文化史、地域史、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等视角为“问题意识”的取向蔚然成风，研究者对于中共历史的理解方式和叙事方式呈现前所未有的革新态势，中共概念史研究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兴起的。从党史研究的学术史进程来看，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兴起是对中共党史研究学科框架中历史概念研究缺失的回应，如郭若平在2013年发表的《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一文，正是党史学界首次从理论和方法层面展开学术回应的成果。该文强调，中共概念史研究之所以必要，正是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的需要，“概念史研究对于中共党史研究而言，既是一种理论规则，也构成一种研究方法。在概念史视野的观照下，合理地运用相关理论与方法，将使中共党史研究受益于其中的认知方式，并由此拓展相应的研究空间”。该文依据国际概念史研究的惯例，初步提出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几项原则：第一，作为历史研究形式，概念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之间存在着历史相关性，学理分析可以证实，中共历史进程可以通过概念的历史变迁而得到体现；第二，党史领域存在着众多关键性概念，这些概念隐藏着大量与中共党史相关的社会性信息，概念史研究能够为中共党史研究开拓宽广的研究新路径；第三，党史领域的概念史研究，不能满足于从概念到概念的简单的循环解释，社会历史分析才是构成概念解释的出发点；第四，中共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相应的概念史研究主要针对的是中共政治概念变迁的分析，并且是一种政治概念使用史的分析；第五，对中共政治概念的分析，必须将政治概念视为历史行为主体，将其置于概念语境、概念语义、概念话语等文化性的语言实践中进行分析。*郭若平：《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总之，该文是党史学界自觉意识到概念史研究之于党史研究的重大价值的史学理论文章，对推动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学术进步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在党史学界，中共概念史研究已逐渐受到关注，许多研究者尝试将概念史研究作为党史学术突围的一种手段，其间也存在对某些语词含义变化进行史实考证的研究，带有朴素的概念史研究的色彩，但显然未必有着明确运用概念史理论与方法的学术自觉。概念史既是语言本身的历史，更是语言运用和思维活动的历史。因此，概念史研究当然需要研究概念在语言意义上的变化，但概念史的语言分析并不是语义学意义上的研究，而是通过概念语言的内涵嬗变，来研究概念所承载的社会历史的变迁。当然，概念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如历史学家科塞雷克就曾强调：“社会史如一根橡皮筋，其弹性足以使之涵盖几个不同的领域。”*转引自孙江：《重审中国“近代”》，张凤阳、孙江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3辑，第3页。概念史就是其中的领域之一，概念史与社会史二者的结合，使概念史研究不仅要考察概念文本本身记录了什么内容、表述了怎样的意义，还要进一步分析出概念文本背后所表达的社会史意图。所以，中共概念史研究就是要借助对概念语言含义的考察，找寻现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在中共政治历史主导概念中沉淀的历史意义。只有这样，中共概念史研究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运用，才能使党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到延伸，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学术实践才有意义。

二、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学术实践特征

近年来见诸学术期刊的中共概念史研究，不断尝试在研究过程中运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考察中共历史上各种主导性政治概念的变迁。综观这些具体研究实践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种学理路径。

第一，从关键词入手，分析中共党史领域关键性概念的历史变迁。目前这一类论著的数量在中共概念史研究中占据着主导性比重。关键词并不等同于概念，但概念在通常情况下就是关键词。概念史研究关注的是一些重要的、特殊的、在历史上曾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关键词。但是，关键词“单个语词都有明确意义，而概念未必有明确的意义”，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在特定的词语里并被表述出来后，该词语就成为概念”*孙江：《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因此，对关键词在中共历史进程中如何嬗变为政治、社会的中心概念，进而渗透于社会历史意识之中的考察，便成为中共概念史最早开辟的研究路径。这一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德国词典式概念史研究的传统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对于“东亚近代知识的考古”的路数。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研究者往往选取单个概念为研究对象，“单独性”是他们秉持的信念，“单个的概念是自我限定的意义单位”*〔德〕冯凯著，计秋枫译：《概念史：德国的传统》，张凤阳、孙江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3辑，第248页。。对单个概念生产演变过程的分析，被认为是认知中共过往历史意识的有效途径。这种选取单个概念进行分析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别*此分类标准参照的是张凤阳在2011年“概念史与东亚研究”圆桌会议上所作的《当代中国情境下的政治哲学基本概念研究》专题发言，其中提出将相关政治哲学关键词或基本概念分为“价值理念”“制度安排”“政治角色”和“行为”四个类别的说法。参见王楠：《“概念史与东亚研究”圆桌会议纪要》，孙江、刘建辉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44页。：第一类是“价值理念”，如“阶级”“大同”“中华民族”“宗派主义”等概念*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栗荣、郭若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阶级”概念的演变》，《党的文献》2012年第6期；林芳：《“大同”概念的近世转化与中共早期社会思想之形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1期；陈韵：《民国时期中共“中华民族”观念的嬗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4期；赵威：《毛泽东“宗派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3期。；第二类是“制度安排”，如“民主集中制”“执政党”“群众路线”“现代化”等概念*相关研究成果参见何益忠：《中共创建时期“民主集中制”考》，《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李磊：《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和使用“执政党”概念论析》，《党的文献》2012年第2期；李华：《“群众路线”：概念、内涵及其历史演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方涛、罗平汉：《“现代化”：历史演进、概念体系与语义用法——以党的文献为中心的文本分析》，《党的文献》2016年第1期。；第三类是“政治角色”，如“人民”“群众”“小资产阶级”“军阀”等概念*相关研究成果参见袁光锋：《“人民”概念与政治现代性》，《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2期；庄蕾、王建华：《革命语境中“群众”内涵的演变——基于新中国成立前中共文献的文本分析》，《党的文献》2016年第2期；郭若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小资产阶级”观念的起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侯竹青：《中共早期理论中的“军阀”概念之嬗变》，《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1期。；第四类是“具体行为”，如“革命”“民主革命”“参加政府”“抓革命、促生产”等概念*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杨少华：《中国共产党“革命”概念辨析——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观为视角》，《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3期；曹龙虎：《“民主革命”界说：一项基于近代中国情境的概念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6期；郭呈才：《重庆谈判期间中共改提“参加政府”概念辨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7期；王向清、胡丹：《“抓革命、促生产”命题的来龙去脉考——以〈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为依据》，《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3期。。在分析手段上，着重强调史料文本的优先性，认为对于某个概念使用和变化演进历史过程的梳理，必须建立在对范围尽可能广泛、来源尽可能不同、所包含的社会构成尽可能多样的史料文本的考证分析上。因此，中共历史上的重要文件、报告、报纸、杂志、小册子、相关历史人物的回忆录、日记等均成为这类研究必不可少的史料来源。

在中共概念史研究中，史料文本中的关键性词汇往往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但实际上，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人们并非总是随着习俗的改变而改变其词汇的”*〔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页。，而直接将概念化的词汇纳入考证范围。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词汇的词义都受到原意的影响，但其被赋予的政治、社会内涵可能早已发生变迁。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对概念自身变迁史的考证研究，只是中共概念史研究的起步，是对上述史料文本最浅表的研究和分析。然而，概念史研究要求，只有对史料文本记录了什么、是如何书写的、蕴含的史实有何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有了基本了解之后，才能够进一步探讨这种考证分析的目的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考证分析背后的社会历史意图和政治、社会意义，才是概念史研究所要解决的关键。因此，中共概念史研究所关注的不应仅仅是词语本身的演变，而是要通过对重要概念的研究，考究概念与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从而达到对于中共历史特定时期的整体认知。

第二，通过话语分析进行中共概念史研究。话语分析为中共概念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这种视角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即概念史研究如果“不关注说话的群体和个体的兴趣所在，政治和社会概念的历史语义是无法解读的”*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第9页。。依照这一判断，概念史研究的分析对象，应当从对核心概念的词义考证转向依托于概念的话语行为的历史分析。学界对“话语”一词的定义并不统一，其中有研究者认为话语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页。，也有研究者将话语理解为“关系到某一话题、并按照某种规则进行前后排序的陈述”，而话语分析就是尝试“为特殊的历史环境找到其陈述产生之规则”*〔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页。。在话语分析的问题上，有研究者关注的是长时段内话语的变化，在分析文本表象的同时揭示“词汇运用、句子类型、论证环节、诠释、言说顺序、制度与情境语境等之间的关联”*〔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第40页。，从而获得隐藏在语言表述背后的动机和目的，而另一些学者则是在“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的范畴内开展话语分析*〔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著，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第3页。。尽管在界定上存在些许差别，但借助于话语分析方式的最终目的都落脚在揭示被意识形态等因素所遮蔽的话语的真实意义之上。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话语及话语分析理论开始被大量运用到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具体问题研究中，研究者越来越重视思想与社会融合过程中的话语分析，“将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和现象与后人的历史书写、阐释结合起来予以双重透视”*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从而增加了对于研究对象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也开始尝试在研究实践中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一些以往在书写或口头表达中习以为常的表述，在话语分析的视野中被赋予了新的“问题意识”。诸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设计师”“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等一系列与改革开放相关联的政治概念，在传统的研究中往往无须加以诠释，甚至是许多研究的表述基础，而若以话语分析的方法加以观照，则不仅要对这些概念展开语言分析，更需要对这些概念所构成的话语实践的建构性效果加以考察。因此，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了对于相关概念提出的源流进行钩稽爬梳外，更需要将作为“言说者”的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将“改革开放”概念群的意蕴传导给作为“被言说者”的社会群体的过程、背景和社会作用等作为分析的焦点。这些话语分析可以显示社会群体是如何通过话语形式参与到“改革开放”的话语实践之中的，而中共借助政治话语的建构，又是如何形成执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显然，对许多中共政治概念中蕴含的意义解释，其中的内在关联、言说规则、背景动机等在传统研究中无法获知的因素，借助话语分析的方法可以得到相应的揭示。*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杨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话语表达的深层意蕴释论》，《理论导刊》2008年第8期；陈亚杰：《“总设计师”称谓的来龙去脉》，《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张旭东：《“改革开放”概念源流考》，《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第1期；张旭东：《“改革”内涵的演进：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党的文献》2016年第1期。

按照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观点，语言是事物的符号，符号本身没有绝对的意义，而是在使用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指示的功能和意义。因此，将概念表达的话语内涵加以延伸并抽象出概念的符号意义，也成为当前中共概念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例如对作为中共基本政治概念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这类外来词在中国语境中传播和发展历史过程的考察即是*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张兴亮：《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的“苏维埃”：话语演变及其反思》，《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年第2期；胡国胜：《革命的符号：“苏维埃”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王磊：《21世纪以来国内“社会主义”概念研究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这类外来词被引进之后，经历了不同社会主体对于其意义的再诠释，而再诠释使这些概念具有了符合中国社会特征的政治意义，其中所具备的政治文化功能在革命情境中得到了凸显。这些政治概念被抽象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为统治提供合法化游说”，“为统治提供意识形态的水泥、粘合剂”*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5页。，使其与原生概念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偏离。因此，分析这些概念在中国语境中所经历的话语形态、内涵演变等发展轨迹，可以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在解释这些核心政治概念的过程中，研究者也可以探寻中共对于自身话语体系建构的规律和机制。

第三，以社会史为基础的中共概念史研究。在史学界，过往的主流研究方向主要聚焦于政治史和经济史，社会史研究是后来逐渐崛起的一个研究领域。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使“人们的问题意识指向政治的社会史意义上的条件和结果”*〔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第235页。，有关社会结构、社会进程、社会行动等问题开始得到深入研究，并且逐步扩散到其他学科。概念史研究在方法上显然受到了历史科学社会史转向的影响，从单纯的概念语言分析转向概念的社会史分析，以由社会历史构成的概念内涵为对象，挖掘概念历史形成的社会实践推动因素。这样一来，社会史与概念史就构成了互为论证、互为依赖的关系。社会现实的存在是概念生成的基础和前提，概念史研究要考虑是什么样的社会实践促使某些概念的产生，社会现实如何形塑了概念的演变等问题。显然，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虽然“并不能完全从我们所拥有的书面文献中推演出来”，但在文献基础上对社会史记录的事实进行“概念史”的解释，无疑有助于“查验以‘语言’的形式储存下来的经验”；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无法亲历，“语言”便成为储存历史记忆的首要因素，然而“一去不返的现实与其语言性证据之间永远难以弥合的罅隙”*〔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9、41页。，这就不得不通过对概念进行合理的和逻辑的追根溯源，来解释概念生成的社会历史语境，以此揭示概念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历史关联。就此而言，概念史研究需要依赖社会史研究来完成自身的学术建构。

在方法论上，社会史研究强调使用“说明、类型化、系统化比较、量化与社会科学术语的使用、模型与理论”*〔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第236页。的方法，其中的“社会科学术语”研究就涉及表达社会史的术语、词汇、概念等方面的分析，也显示社会史与概念史之间的内在联系。晚近以来，学术界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开展的概念史研究，也已意识到可以将概念史与社会史加以结合，以之观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参见孙江：《切入民国史的两个视角：概念史与社会史》，《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以社会史的研究理念介入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被付诸实践，研究者对于中共党史的理解方式和叙事形式逐渐走出宏大叙事的简单化和抽象化，中共历史内在的多样性得到展示。在此基础上，以概念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理论方法来观照中共党史，无疑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分析、认知历史问题的新视野。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危机加速、对抗冲突和革命激荡的历史时期，往往构成概念史研究的学术关注点，因为这种历史时期的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革，各种价值观被分裂重组，脱胎于旧有含义同时又被注入现代意义的诸多概念，不能不发生不同层面的意义转移，以至于这些变迁中的概念成为概念史研究所聚焦的重点。但是，如何在这种历史时段生成的众多概念中，甄选出作为考察对象的社会政治概念，就成为检验概念史研究是否合理的一项标准。例如，在中共概念史范畴里，“五四”作为一个概念以其内涵的多面性，高度契合了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变革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五四”作为一种历史表象和历史符号早已被格式化和固定化，但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所蕴含的意义在历史变迁中形成了多重解释，甚至构成解释政治、文化、文学、历史等诸多理论问题的“前知识”；另一方面，“五四”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符号，高度抽象背后的社会政治事实若不加解析和阐释，其意蕴将难以被真切领悟。“五四”本身既是一种以历史运动形式存在的客观史事，又是一种以符号形式存在的被历史叙述的概念。党史学界对“五四”概念的研究，已有了新的分析视角。“五四”概念的复杂意涵，并不仅仅被看成是概念本身的自我定义，而是被看成概念变迁不断赋予其政治与文化蕴含的过程，其中最为核心的历史本质是“五四”的革命意识形态化过程。这种概念史考察方式，目的在于考究“五四”概念在经过高度抽象后，如何被运用于政治争论和意识形态论战*对“五四”这一概念如何、为何出现在革命意识形态的理论文献中及其在革命意识形态建构中所起作用的评析，可参见郭若平：《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该书被视为新文化史研究理念与范式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积极实践，在运用符号、仪式、文本、叙事等多元理论和方法来介入研究实践外，很大程度上借重概念史的理路梳理了“五四”作为一种历史概念在革命意识形态建构场域中的变迁史，揭示了“五四”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结构性社会关系。。这种研究正是中共概念史研究应当努力的取向。

在中共党史领域存在的众多历史概念中，以“五四”概念为例的概念史研究，尽管只是一个特例，但这项研究对于中共历史领域主导性概念的分析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以意识形态生成视角观照中共革命理论基本概念的表述和意义谱系的演变，更具有很好的参照价值。对“五四”概念史的“语义性(词源意涵、原始含义)和历史性(引申意涵、衍生含义)”的追溯与划分，并将其置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语境中加以考察，“为党史学界进一步开展概念史研究提供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思想理论”*吴志军：《试论新文化史层级下的中共党史研究——评〈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期。。例如对被现实形塑了的“长征”概念研究就是一个表现形式。“长征”概念既能动地反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事实，同时又以其“语义承载力”不断拓展它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指涉范围。因此，研究者将历史文献中的“长征”记录，纳入了社会语境中作具体分析，从社会政治功能角度对其加以诠释，指出“长征”在中共及社会舆论的话语陈述中，通过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联系逐渐意识形态化，成为一个重要表征性概念，继而进入中共的政治理论解释领域，并“最终成为中共诠释历史、开拓进取的精神资源”的历史符号。*杨东：《概念史视野下的红军长征——兼论中共在革命道路中的实践表达》，《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

概而言之，中共概念史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无论是延续传统的概念史研究理路，还是与其他如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互相借鉴，研究者在学术功底和理论准备上较以往都有了显著进步。在概念史理念的观照下，以往党史研究中被忽视的内容和细节成为研究对象，有效拓展了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彰显了概念史研究的优势和特性。中共概念史研究在揭示中共历史丰富面相方面大有可为，存在的学术性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的反思与分析。

三、如何推进中共概念史研究

不可否认，近年来概念史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共党史学界的青睐，学术理念的转变总是伴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任何一种合理的研究方法都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持。因此，中共党史学界对于概念史研究方法的介入，应该首先明晰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为何要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引入概念史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概念史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这是我们需要明确的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动机和目的。中共党史研究在宏大历史观念主导下，聚焦于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就。但是，中共历史并不仅仅以宏大过程为单向度的存在，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历史存在着大量支撑宏大历史的具体环节。因此，没有具体环节的叙述，也就没有宏大历史的书写。在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中，对党史领域历史细节和多样性忽视的弊端随着学术旨趣的更迭而日渐凸显，以往研究中不加甄别而简单罗列史料加以排列组合的朴素实证主义的历史叙事方式，因其缺乏知识生产能力也受到诟病。中共党史研究亟须引入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来实现自身学术化、科学化的突围，中共概念史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而进入党史研究者视野的众多方法之一。概念史研究是斡旋于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的研究方法，其目的在于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变迁与历史实际之间的互动关系，它所秉持的历史视角和分析方式与实证主义的模式不尽相同，强调的是将“概念”作为历史主体，并在史料支撑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解释性的分析。同时，中共党史研究是建立在史料文本考察基础上的历史研究，传统的实证研究大多停留在解读史料文本所记录的内容层面，而概念史研究所要询问的则是史料文本如何构成概念的生成与变迁，这种生成与变迁又是如何反映历史事实的发展过程。正是方法论上的差异，使得面对一份同样的史料可能呈现迥异的历史结果。因此，中共概念史研究为党史研究的学术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第二，如何进行中共概念史研究？中共概念史研究首先应该建立在对概念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充分理解之上。由于在这些方面的学识准备不足，相关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把握便比较模糊*有学者在论述中国概念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时就曾指出，中国学界对观念或概念的历史语义研究的定义不清晰，将观念史研究、概念史(历史语义学)研究和关键词研究混为一谈。参见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第3页。。中共党史作为中国现代社会历史中的政党历史，离不开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变迁的制约。因此，开展中共概念史研究至少有两个切入口：一个是关注社会语境层面的社会史与概念史关系研究，另一个是着眼于文本语言意义层面的概念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其发展过程中用以指导政党自身和社会行动的思想、理念和纲领，在中国现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变迁中逐渐被概念化，这些概念被用来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义，并且逐渐形成社会化的普遍意义，从而建立起在这些概念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最终建构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因此，借助于概念史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可以对中共基本概念的历史意义加以甄别和解释，并对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使用进行语境化分析，从而勾勒出概念历史演变的线索，探寻社会结构与概念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此同时，在研究中共历史概念嬗变的过程中，研究者可以综合语义学理论和话语分析范式，既厘清相关概念内涵历时发展的变化情况，也分析概念在共时状态下各种历史要素之间的关系纠葛。总之，中共概念史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单纯接受和机械使用来自域外理论的层面，而是应当在吸收已有的概念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根据中共党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特性，探索出符合中共概念史研究特质的概念史研究理路*检索近年来相关文献，对中共概念史理论与方法展开专门讨论的文章，仅见郭若平在《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发表的《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一文。该文就概念史基本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相结合的基本理念、研究规则和学术实践意义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为中共概念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思想理论的启发。。

就已有的研究现状来看，在中共概念史研究学术实践的进展与理论方法的建构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具体而言，在中共概念史的学术范畴中，对于“概念史”“观念史”“历史语义学”甚至“语词史”的区分，在相关的理论分析中并不明确。这一问题在概念史研究最初被引入到中国学界时业已存在，“有人称之为观念史研究，有人称之为历史语义学(概念史)，也有人称之为关键词研究”*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第3页。。这其中既与概念史研究自身的学术传统以及与众多学科交叉发展的因素影响有关，也与学界在运用概念史研究方法时对其基础知识未予深究有关。尽管观念史作为概念史的前史，与概念史之间有着莫大关系，但二者的侧重毕竟有所不同，观念史关注的是“单元观念”的存在方式，而概念史关注的是概念变迁与客观实际之间的关系，“‘概念史的’兴起至少部分地是作为对旧式‘观念史’的一种反动”*〔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引论”第8页。。对此，中共概念史研究在学理上是有必要作出区分的，以利于这种研究的发展。

综观已有的中共概念史研究成果，大都体现了从社会历史角度切入进行研究的学术旨趣，这种研究往往具备两个鲜明取向：一是认为“单个地分析这些概念足以适当地重新构建以往时代的世界观”；二是强调概念史与社会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史的基本概念“将提供以往社会中不成文的规范性结构”*〔德〕冯凯著，计秋枫译：《概念史：德国的传统》，张凤阳、孙江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3辑，第248页。。中共党史学界在展开概念史研究的学术实践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两种学术取向上的，这无疑符合概念史研究的基本理论规范。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在被注入党史研究领域之初，势必会拉动学术增长，但随着时间推移，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和弊端也会逐渐凸显，例如将语词史研究等同于概念史研究就是其中之一。不少的中共概念史研究文章，采取的模式基本是选取一个关键词，通过揆诸文献史料，爬梳出该关键词生成、运用、嬗变的历史过程。但如果通篇文章与关键词背后所积淀的社会、政治、历史意义都毫无关涉，仅仅就“词”的本身而论其本身，那么这样的研究严格来讲并不归属于概念史研究的范畴。概念需要通过语词来表达，但与语词相比，概念具备更广泛的意义。因此，概念史研究所探讨的应该是事物与语词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就某个关键词进行理论深耕，因为这种学术实践理路与概念史的原旨之间的确存在错位。单个关键词都有着明确的意义，本身是独立的语言形式，词与词之间缺乏逻辑和意义的关联。如果无法从对关键词的个案研究中抽象出普遍性的理论，从而总结中国近现代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独特历史经验，那么中共概念史研究将停留在形式化的词语分析技巧层面，就不能显示概念史研究的理论解释功能在中共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实际适应性，最终丧失中共概念史研究应有的学术目的。

实际上，指出关键词研究存在的问题，并不是要否认语词史研究对于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必要性，其用意只是在强调应当寻求改进目前中共概念史学术实践之“零敲碎打”的现状。概念史研究要求从整个概念体系的高度来把握单个概念的发展脉络，“一个概念总是概念群中的概念，不涉及其他与之有关的概念，我们是无法把握一个概念的”*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第13页。，而一个概念往往有可能由一个以上的词语来表示。因此，十分有必要对中共的相关历史概念进行系统性梳理，筛选出中共的核心概念，分门别类，回溯它们的历史形态，为中共概念史研究搭建基本的知识平台。

总体而言，概念史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兴起，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对于认知中共党史具有特殊价值，这种价值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概念史研究理念的介入使得原先一些未被重视的主题和对象纳入了中共党史的研究视野，有效扩大了党史研究的领域；第二，通过对中共基本概念、核心概念的个案研究和系统梳理，实现对中共的政治价值理念、理论思维方式乃至意识形态建构的认知；第三，在对中共历史概念的生成、传播、演化的梳理研究基础上，深入探讨它们与社会政治语境彼此形塑和互动的途径和机制，进而揭示中共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互相交织的立体图景。尽管目前中共概念史研究的学术推进对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语言能力和思维水平等都提出了挑战，但只要在清晰的“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将可操作性的研究路径、方法和工具有效地统一起来，构建起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必将改善目前中共概念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和科学化水平。

AReviewandReflectionontheAcademicEvolutionintheStudyoftheConceptualHistoryoftheCPC

Ling Chengwei

After conceptual history, as a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field of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reaped certain achievement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practice, forming variou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directions. However, certain problems still existed, such as inaccuraci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ies involved in CPC conceptual history, a lack of standards in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a dispersion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refore, teasing out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in research 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ceptual histor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ing rational suggestions to promote research on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the CPC will contribute to a further deepening of academic progress in this field of research.

K01；K061

A

1003-3815(2017)-11-0054-10

(本文作者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讲师 福州 350001)

(责任编辑 吴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