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东

(本文作者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天津 300134)

概念史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实例分析*

杨 东

治学之道历来讲究门径方法。学术之精进，藉以科学之法，方可实现突破创新。中共党史作为一门重要学科，基本的理论方法虽已奠定，但如何推动和深化中共党史的学术发展，依然是学界同仁的目标和追求。近年来，学界倡行的新社会史、新革命史、新文化史等方法，都体现了学者们追求精要、拓展深化的学术关怀。但是，中共党史内容之丰富，绝非几种方法即可涵括全部。进一步挖掘新的理论视野，自当是党史研究者的学术目标。其中方兴未艾的概念史方法，应是中共党史研究不容忽视的新视角*通过概念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已有学者进行过讨论，其中郭若平《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一文，就专门讨论了如何将概念史的方法运用到中共党史研究中。。鉴于学界已有讨论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理专文，下文不再赘述，仅就概念史的相关问题，辅以笔者近年来的研究实例，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体会。

一、研究中共党史重点关注哪些概念

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留下的印辙或深或浅。较深者既有清晰可辨的事件原委，也有耳熟能详的特定概念。所谓“历史沉淀于概念”，对于中共历史而言更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日起，便以革故鼎新的强大力量，在除旧布新的革命征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表述概念。概念史研究方法就是我们解读中共独特概念的重要工具。质而言之，研究中共党史应重点关注解读以下一些概念范畴。

第一，重大理论的概念演绎与解读。中共是高度重视理论的一个政党。在共产党人看来，理论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98页。。故而，一个从事革命的政党必须要有革命的理论。否则，不仅这个革命政党无法存在，而且这个革命政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也是无法取得胜利的。正因如此，中共自成立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为数不少的独特理论，这些理论应当是概念史关注的重要内容。比如“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革命理论，目前就很少有人从概念史的角度展开研究。只要稍具党史知识的人应该知道，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大理论创新，它初步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最终得以实现。这一理论是中共党人在长期革命道路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是中共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从概念史的角度探究这一理论，无疑会进一步增强我们对这一理论的认知。在中共理论发展史上，“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另一极为重要的核心概念，这一核心概念同样有其发展嬗变的历史轨迹。解读这一理论除了一般方法之外，概念史的方法视角不能缺位。通过概念史的解读，不仅能明确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如何产生的，更能进一步认识这一理论是如何运用的。概念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特定的概念不仅是简单的语词表达，更具有话语表述的建构功能。这种建构往往是在概念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显然，这种新的视角对我们进一步理解“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二，重要制度的概念史解读。制度往往是社会演进方式的决定因素，而制度变迁又是理解历史嬗递演变和国家兴衰的一把钥匙。以概念史的视角解读中共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制度，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众所周知，中共从成立之日起，便以革故鼎新的强大力量摧毁旧的制度并建立了新的制度，由此产生的一些独特制度，同样是概念史研究的重要范畴。如“苏维埃”即是中共在“以俄为师”的推动下建构的一项重要制度。“苏维埃”作为从苏俄移植而来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的概念演绎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无疑值得认真研究。又如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是中共在战时特殊背景下实施的一个独具特色的重要制度安排。如果从概念史的视野加以考察，特别是关于这一制度名称的概念表述及其具体使用，同样可以得到不一样的认知。当然，通过概念史的视角研究中共的一些独特制度，也可从基层的视角加以考察。笔者曾对民国时期的“县官称谓”以概念史的视角作过考察*参见杨东：《民国时期县官称谓的历史迁变与基层映像》，《人文杂志》2015年第8期。，其中中共县域制度中的县官称谓经过了“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县长”等不同的概念称谓。通过研究发现，民国以来“县官”的称谓在不同制度结构体系下体现着不同的概念指称，这些概念指称反映在基层社会中并最终成为某种特定的政治文化符号象征。很显然，通过概念史的视角研究中共的一些重要制度结构，往往会得到不一样的学术认知。

第三，重大历史事件的概念史解读。一部中共党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事件史。特别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影响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走向，而且已然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集体记忆。特定的历史事件往往是凝集特定历史时期重大信息的独特概念，这恰恰是概念史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根据概念史的基本理论，举凡一个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往往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载体凝聚形成反映某个时期的独特历史面貌，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一个涵括重要信息的独特概念。而概念史则是语言史与事件史的纽带和桥梁，“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德〕斯特凡·约尔丹著，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由是言之，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载体形成的独特概念，当是概念史研究应该关注的重要范畴。以“西安事变”为例。作为举世震惊的一个重大事件，此次事件对于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西安事变虽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但也是各方都在言说的一个重要概念。爬梳历史文献资料，事变所关涉的各方对于这次事件的言说却有不同的概念指称。初起之时，有“西安叛乱”“西安兵谏”“西安兵变”之称，随后即有“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之称。不同的立场，对于此次事件有着不同的概念指称，由此反映了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观念。很显然，通过概念史的视角解读“西安事变”，的确可为进一步认识此次事件打开另一扇学术之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列并未涵括中共党史的全部，仅是在一般层面上的罗列举要。实际详情仍需研究者仔细爬梳、探迹索隐，结合社会变动的宏观背景，找寻独特概念的话语烙印和历史关联。

二、概念史既要关注“概念”更要关注“历史”

通过概念史的视野方法研究中共党史，固然是拓展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取径，但是也要注意概念史内在的一些学术理路，其中最基本的理路就是要厘清词语、概念与概念史之间的相互关系。

就一般意义而言，词语和概念可看作是一种表里关系。词语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概念则是思维的意识内容。概念由词语衍化而来，概念史研究自当从词语入手，但是词语并不等同于概念，概念比词语有更广泛的意义。兹以“抗日战争”为例。从“词语”的角度来看，所谓“抗日战争”在辞典中最为经常的解释是：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在中共倡导下，并在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引领下进行的一次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解释可称为词语解释。这种解释多半聚焦的是这个词语而不是概念。“词语”和“概念”尽管在很多时候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但在有些时候，特定的词语未必能完全表征一个特定的概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特定的“词语”可以表征和阐释这个词语自身的明确意义，但是“概念”在某些时候未必能简单赋予特定“词语”以明确的意涵。我们日常书写言说的“抗日战争”，明显是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话语表述，但是同样的战争在日本则是另一种表达。所谓“支那事变”“日中战争”“十五年战争”“大东亚战争”等，即是体现日本某种价值判断的指称。即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战争，由于对这次战争的看法不同，由此体现的立场同样有着明显区别。由此可见，特定的词语在某些时候并不能够完全表征特定的概念。换言之，特定的“概念”在很多时候要比“词语”体现更广泛的意义。

那么“词语”在何种意义上可成为一个“概念”？“一个词语的意义总是指向其所意指的，无论其所意指的是一种思想，还是一个客体……如果意义的这种语境——词语是在这种语境中被使用的，并且是为了这种语境而被使用的——完全融合进词语自身，那么这个词语就成为一种概念”*〔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7—78页。。质而言之，概念虽非等同于词语，但是特定的思想意识以词语为载体并被表象出来后，这个特定的词语就演变成为一个“概念”。“词语”具备了“概念”的表征，但是历史发展中的“概念”又不是僵化封闭的，而是动态演变的。一如黑格尔所说：“概念的发展在哲学里面是必然的，同样概念发展的历史也是必然的。这种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各种多样性的形态之内在的辩证法则。”*〔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3页。也正是由于如此，才有了所谓“概念史”的视野方法。

简单言之，概念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特定概念发展衍化的历史，主要聚焦的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在特定概念话语意涵中的延续、转变和革新。实际上，概念史既关注概念自身的历史，同时也是特定历史时空背景下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具体反映。换言之，概念史聚焦的是特定概念的话语意涵，反映的却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历史”。概念史尽管以特定概念在特定历史时空和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话语表述为研究基点，但是概念史最终要反映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和政治的结构变化。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概念史研究方案依托于两个理论前提：一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二是这些概念本身有着自己的历史，走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概念史研究的旨趣在于，借助被考察的概念，重构社会史的色彩缤纷的截面并以此呈现整个社会历史，从而为史学研究提供一种范式。*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黄兴涛主编：《新史学：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中华书局，2009年，第8页。

兹以“长征”为例。中共率领工农红军进行的万里长征，既是一个重大军事战略行动，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概念。就一般意义而言，红军长征体现的是艰苦行军和长途跋涉的传奇经历，但是概念史视野下的长征反映的却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长征史”。长征既表征着国民党的长途围追堵截与红军战略突围之间的“追”与“跑”，也体现着红军在长征过程中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乐观主义的精神面貌。在这个意义上，长征体现的是“苦”与“乐”的叙事话语；长征是被迫转移的一次长途行军，所谓被迫转移是缘于“左”的路线错误，因此路线话语又是构成长征概念的重要意涵；长征被迫转移是因为红军原有的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中国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但是红军绝境逢生长途跋涉落脚陕北，又使得中国革命起死回生，“长征”的概念必然会反映中国革命的辩证演进历程；曾经的红军遭受围追堵截危机四伏，到最终胜利入陕开启新的征程，转危为安的革命历程无疑构成了长征概念的一个重要表述话语。归根结底，表征“长征”的多重话语最终都可归集于一种独特的精神积淀——长征精神。*参见杨东：《概念史视野下的红军长征——兼论中共在革命道路中的实践表达》，《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

由此可知，概念史尽管围绕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特定概念展开，但最终反映的是特定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概念史与其说是将特定概念作为研究对象的史学门类，毋宁说是一种认识和探究历史的一种独特视角和方法。正所谓“历史沉淀于特定的概念”。作为党史研究者，尽管需要对一些特定概念的内涵演变进行专门的学术探究，但更要关注这些概念所反映的历史，特别是要关注这些概念与社会发展变迁之间的互动关联。一言以蔽之，概念史着眼的是“概念”，关注的应当是“历史”。

三、概念史要关注概念言说者的话语“意图”

概念史研究尤需注意概念的使用主体是在何种“意图”上使用和表述这一概念的。没有表述意图的概念史研究是不完整的，只有明确了概念使用者在何种“意图”上使用这一概念，才能准确把握特定概念的核心意指。

任何一个概念的提出，都有其特定的目的和意图，每一个特定的概念都承载着概念使用者的思想意义。故而，研究概念史不仅要关注特定概念的形成和演变，而且要关注概念的运用以及提出特定概念的目的和意图。这既是概念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概念史作为研究视野的重要特色。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概念史仅仅研究其中的话语言论尚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意涵，我们“同时要把握这一言说的意欲效应(intended force)”，不仅“要了解人们的言说(saying)，而且要知道他们在言说时的行为(doing)”，“要掌握言说的意涵，而且同时要理解言说者的意图”*〔英〕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也就是说，概念史研究既要关注概念本身，更要关注概念使用者的言说意图。仍以“长征”概念为例。我们一般所说的“长征”多半是以中共为中心，但是爬梳相关历史文献，我们发现国民党话语中也有“长征”这一概念的表述。寻踪相关史料，在国民党的陈述话语中，也将国民党军的长途追击称之为“长征”。国民党追剿红军到四川后，蒋介石在为中央军的训话中即指出，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徒步二万余里的长征追剿，诸将士“诚不愧为三民主义之军队”。随后也有人这样说：中共把红军的“长途流窜”称之为“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迫使他们行程二万五千里长征者，正是国军的“二万五千里长追”，这是国军战争史上“艰苦卓绝的一页”。很显然，虽然国民党也在谈论“长征”，但是与共产党话语中的“长征”相比，其言说意图无疑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概念史研究的前提在于不同时期概念使用者所指涉的概念意涵不尽相同。因而，理解和探究一个概念，不仅仅是把握这一概念的词语意涵，“还要把握借助这个概念能够做的事情的范围”。换句话说，研究概念史的一个条件，是这一“概念”不能仅仅归结为其意义，“相反，一个概念的意义维度始终与语言行动相关”。*〔芬兰〕凯瑞·帕罗内著，李宏图等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页。比如一般意义上的长征，仅是指红军的突围行动和战略转移。但是在随后的历史发展演进中，中共依然通过特定的话语言说来指涉长征。很显然，中共此时所言说的“长征”概念，显然不是指向了突围和转移，而是有着另外的表述“意图”。从红军长征入陕之后言说的“长征”，其意图已然在于如何化解和摆脱中共当时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危机。与此同时，日军侵华的步伐开始逐渐加快。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共话语中表述的“长征”概念又和抗日战争联结起来，也就是说通过“长征”来促进抗战，就成为抗战语境下的另一个特定的“行动”概念。进一步考察，中共在后来所言说的“长征”，又和中共自身的象征联系起来，以期构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史诗般的长征”这一意识形态话语。将“长征”概念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不仅突破了长征原本是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这一原初意涵，而且大大拓展了“长征”概念的思想意涵和话语张力。这样一来，“长征”实际已成为一个“建构性”的概念话语表达。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长征”更是以其独特的“话语意图”，成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资源。

特定时空背景下形成的特定概念，在概念使用者的实际表述中有着明显的话语“意图”和特定意指。从这个意义上讲，特定时空背景下形成的特定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概念，而是一个“行动”的概念。概念的使用者往往会根据时代的要求赋予其特定的意涵，使其超越原初的一般意义从而进入到他所陈述的意义领域。这样曾经较为单一的概念因言说者的表述意图，便成为一个建构性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概念史承载的绝不仅仅是过往的历史，而是持续的记忆。人们正是通过这种记忆的持续，才使得某一概念获得了经久不息的生命力。概念史研究的意义，恰恰就从这一层面上体现出来。

当然，作为方法论的概念史研究，它所包含的内容绝非以上几端，而是一种高度的综合体。它既关涉历史语义学的内容，也包括语言学的内容，又同政治、社会和思想等诸要素休戚相关。概念史研究同其他理论方法一样是舶来品。生搬硬套外来理论向来为学界所诟病，概念史研究也应避免落入这样的窠臼。且不说概念史在国内学界刚刚开始尚感生疏，任何理论方法都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因而通过概念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自然要注意避免囫囵吞枣、生搬硬套。但是就总体而言，作为一种研究工具或研究方法，将此方法运用到具体研究中应当值得探索。特别是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的中共历史时空中，思想纷争异常活跃，相关概念层出不穷。这无疑为概念史研究提供了用武之地。当“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的)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的状态下，作为一种工具方法加以运用无疑值得研究者认真对待。学科之发展，端赖借助科学之方法，方可实现中共党史研究的突破与创新。

* 本文是“天津市高校思想政治课领航学者项目”(SZK2017010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天津 30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