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云亭

从古典游戏到维多利亚时代风俗：英式足球在中国的复合式传播

路云亭

现代足球在中国传播得并不顺畅，足球以游戏的方式深刻地干预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间接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足球在传入香港和上海时，一度有过体教不分离的情况，并融合有书卷气和尚武精神，这种传统在日后却遭遇到解体。足球流入中国有传教士、水手和学校3种动能和途径。3种足球的传输方式都带有一种柔化的文化风范，并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体育乃至社会的进步，强化了中国人对英式法系的理解。现代足球产生于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缔造出了继古典奥运会之后人类体育发展的第二座高峰。快速实现了工业化的英国带动了橡胶业的发展，而橡胶工业对足球内胆的品质改进作用十分明显，足球在中国的传播自然带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风俗意味。现代足球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规则意识方面。足球在中国的传播显然超越了体育规程，具有综合性的社会与文化价值。

足球传播；古典游戏；维多利亚时代；材料进步；中国文化

广义而言，足球泛指一切以脚触球的游戏。由此视野观览，堪与英国古典足球相比较的足球类型很多，其中包括中国的蹴鞠以及希腊、罗马、印度、日本、埃及、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古典足球。包括中国蹴鞠在内的古典足球都未能成为世界性体育项目，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现代足球在中国的传播并不顺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阻击下，足球在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极限性考验，足球因此而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强力关注。换言之，中国文化对足球的阻击和足球对中国文化的改造都已然成为事实。在体育启蒙的意义上看，足球以游戏的方式深刻地干预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间接地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宏大进程。

1 足球对中国文化的全面浸润

现代足球在中国兴起的时间大约与南美相同。英国的莫瑞曾经详细地描述过足球传入中国的时间和地点：“入侵中国的欧洲人早在1843年就在上海成立了他们的精英球队，1879年在那里举办了首场足球赛。格拉斯哥的约翰·普兰蒂斯成为工程师球队的主席。1887年11月，成立了作为上海运动员俱乐部一部分的上海足球俱乐部。4年后，普兰蒂斯捐赠了一个奖杯，于是在工程师队和足球俱乐部之间便展开了争夺赛。其后这个地方又建立了其它的一些奖杯，包括在香港和上海的港标杯赛和国际杯赛（1907年），后一种比赛的参与球队中有苏格兰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法国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以及葡萄牙人。另有一个上海的足球协会在1910年成立。”[1]中国学者认为英式足球最早的落脚点在香港。“据记载，中国人踢现代足球最早是从香港开始的，1890-1900年间，香港的‘育才’、‘王宁中’两所官立小学，由于靠近球场，学生们经常看到英国人踢球，于是对此产生了兴趣，便自发地集合起来，随便找块空地作球场，拿衣服或砖石堆成球门，临时分成两队踢小橡皮球。后来逐渐有了成人踢球，并日见勃兴。”[2]翟丽苹编撰的文化常识类图书也记载：“现代足球传入中国，在南方始于香港，在北方则始于北京。”[3]翟丽苹同样强调了香港在足球传输方面的重要地位。足球传入中国北方时同样以沿海城市为着陆点。“1934年，由刘公岛英国海军俱乐部中西老板组织上述学生，与英国小舰的水兵进行了一次比赛，结果学生队以3：l获胜。这些球艺高超的足球运动员，毕业后分散到市内各行各业，又成为各行业足球队的骨干。”[4]足球在中国内陆地区的传播和学校的关系较大，其中不乏日本元素。“陕西倡导现代足球运动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西安优级师范（今西安师范）聘请之日本人，曾提倡过足球运动。同年，优级师范、高等学堂和三原宏道工业学校等3所学校各选8人共24人去日本学习。景育徵、茹卓亭等回国后，也提倡足球运动。宣统元年（1909年），华县高等学校教师刘澍真擅长足球，在校大力提倡，为省城以外开展足球之最者。尔后，足球运动逐步传到全省各地。”[5]不少中国学者在追溯足球历史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联想到帝国主义的侵华史，这种思想已然积淀为中国足球文化关注者的潜意识。曹祥发、侯磊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而言，英国人在对外侵略的过程中，同时也把足球这种现代西方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的英殖民地，无意间也为现代足球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6]足球的确带有特定时代的文化印记，其中既有铁与火的反人道的内容，也裹挟有细雨清风的文化传输内涵。“19世纪末一些新式学堂已经尝试进行足球比赛，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兵营就驻扎在城区，外国兵闲暇时以踢足球为乐，这大大提升了老北京人对现代足球的接受度。”[3]从客观史实看，足球传入中国更多是一种柔性元素，它体现了人类对于游戏的天然的依恋精神。中国人无法拒绝其内在的价值。“虽然现代足球运动主要是经帝国主义入侵传入我国的，但现代足球运动由于自身所具有的提倡公平竞争、注重强壮身体、易于组织等特点，很快便被思想进步的国人所接受。”[7]从中国近年来体育发展的情况看，足球传输背景中的负面化内蕴已然消隐，其文化中的积极价值已然尽显无遗。

从足球传输的地域角度考量，上海仍是英式足球传入的重镇。“因为上海在19世纪下半叶即快速发展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工商业中心，又是西学传播的最重要基地。足球与跑马厅一样，随着英国人的足迹在上海迅速传播。上海华人现代足球运动从上个世纪末便开始了，从1912年起，上海华人足球运动如雨后春笋。20年代初，上海便有第一个由华人独资组建的业余球会及全市性足球管理机构。”[8]不仅如此，上海足球和香港足球从一开始就有互动性。沪港传奇并非当代人所阐释的一种抽象的城市寓言，两座城市的传奇性在足球领域一直存在：“上海多少年来为中国培养了众多明星，20年代，亚洲球王李惠堂去沪定居，为他的事业开创了全新的天地。另一位铁腿孙锦顺也是由香港到上海后成为一代名将。50年代，张宏根、方纫秋、陈成达、徐福生及60年代王后军、胡之刚、徐根宝、刘庆泉到80年代柳海光、张惠康，都给中国足球留下了印记。”[8]上海足球在现时代相对衰落，主要原因还在于体教分离的大环境所致，在中产阶级退出历史舞台后，上海的足球传统开始断裂，这是一件令人遗憾又无可奈何之事。

足球传入中国是中国近代化社会变革的需求。“作为文化事物的足球运动，是典型的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西方文化对我国的侵蚀也是全方位的。在这段时期内，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为了救亡图存与强国强种，在中国产生了种种爱国人士倡导学习西方文化的社会思潮，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洋务思潮和维新思潮以及‘五四’运动文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五四’运动等观念领域的一系列思想运动，对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7]在这种大形势的逼迫下，足球在中国的传播就变成了一种中国人心目中的文化自觉，同时也是一项迫不及待的文化开拓工作。民国时期的足球和当时的学校风尚十分贴合，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优雅性和书卷气。“民国八年（1919年），西安洒金桥小学校长马良臣在学校修建足球场，供学生练习；成德中学与第三中学举行足球友谊赛。翌年，长安县子午镇组织各校踢球大会；青年会在西安成立足球会，会员200余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修建北大街公共体育场，内设足球场。民国十二年（1923年），省立各学校第三次联合运动会，比赛项目设有足球。在此期间，足球技术有所提高，特别是小橡皮球与足球交错练习传球、接球、停球，既准且稳，出现了不少足球能手。考入北京、上海各大学的陕籍学生，不少被选入校代表队。”[5]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中国也曾经有过优雅的莘莘学子参与足球运动的情况。书卷气和暴力色彩的融合，构成了当年中国式足球的特有风范，这种风范尽管在时下的中国大陆已经消失，但在韩国、日本、港台的球队还隐约可见。

足球在中国的传播中虽然说不乏传教士的先导作用，但是，传教士所传输的洋教和中国的本土宗教的冲突也从未停止过，1887至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就是汉教和基督教冲突的结果。在基督教徒看来，不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是异教徒，而英式足球无不展示着来自西方的宗教性身份。莫瑞认为：“不过‘异教徒’们更容易接受一个小小足球的教化，而非欧洲的神灵。事实上，足球和革命在这个国家的传播过程中，民族仇视一直没有中断过。1900年前，大多数中国人对欧洲的运动（更不用说欧洲人了）是十分蔑视的。但是随着一些学生从欧洲和美国留学归来，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抵御西方入侵者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向西方人学一些他们的东西。日本在1904—1905年战胜俄国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学习了西方的东西。在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一大步便是政治上推翻了满清王朝。从那时起，便开始了通过体育运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1]从后来的社会变革情况看，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深远，中国近代体育乃至社会变革的元素里依稀浮现着英式足球的影子。“从足球在我国近代的传播来看，首先是在教会学校中，然后扩大到非教会学校，再随着学生毕业而流传到社会上。”[2]足球传播离不开学校体育的途径。“随着本世纪初足球运动在校园内的蓬勃开展，逐渐产生了走出各自校门建立校际足球组织的趋势。1904年，香港各校学生首先发起合组了华南足球队，开始走向社会。并从该年开始到1921年，香港举行了15次各校足球联会赛。”[2]莫瑞对中国足球的解读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莫瑞还将1904年视作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04年成立了华南体育协会，其中便包括足球运动；该运动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会担当中国民族自豪的旗手。1910年10月，首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足球与田径、网球、篮球和棒球一道，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运动员基本上都来自精英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商界人士以及受基督教青年会影响的人。1911年5月，成立了新加坡华人足球协会，而在1913年的2月，华南体协代表中国参加了首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次中国足球队败于菲律宾队，后者的球员当中有英国人、西班牙人和美国人。不过自那以后直到1934年，中国（以华南体协为代表）一直是最有实力的。这一赛事至1934年已发展到有9万人参加。”[1]由此可见，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中国的足球和世界基本接轨，并未遇到更强大的文化阻力，其传输过程的复杂性远不及新时期明显，中国的足球在那一阶段展示出一种相对单纯的游戏性、自然性和风尚性。

中国是个大国，足球输入中国的途径未必呈现出一种单一形态，其中无法忽略西方传教士活动的因素。足球在中国的传播基本呈现出由沿海到内地的路线图。“香港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886年。1896年9月开始了首届在军队和民间团体间的锦标赛。新加坡的足球比赛始于1889年，1892年成立足球协会。在华北，一个天津的足球俱乐部建于1884年，并曾繁荣了一段时间。足球在20世纪初的北京较为流行，尽管参与者中英国人占多数，但还有法国人、奥地利人，甚至美国人。此时，铁路已延伸到内陆，欧洲的商船战舰在河流和海域上游弋，而基督教的传教士，特别是通过基督教青年会，利用体育运动将‘异教徒’归化为‘上帝的子民’。”[1]且以内陆口岸重庆为例。“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重庆被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欧洲人在重庆除建贸易机构外，也兴建了一些教会学校。当时的教会学校是最主要的开展包括足球在内的近代西方洋务运动的场所。据现有的资料可知，在四川近代足球的开展是1898年前后，在诸如‘广益’和‘求精’等教会学校中流行。当年民间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足球数广益’，可见广益教会学校是当年足球运动的佼佼者。”[9]传教士宗教式传教时而和办学式传教混合在一起，两者皆对足球在中国的传播起过作用。

2 足球是一种柔性的文化理念

英式足球在中国的传播很类似其在本国的传输推进程序。英国足球在本土的发展也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到了1750年左右，英国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原来在乡村田野中进行的游戏也逐渐转入了城镇、工厂。原来由阳光、四季和封建义务所决定的闲暇时光，变成了由工厂的人工灯光和老板们所规定的工余时间来决定，交通的改善使比赛得以在本地以外进行，而随着蒸汽火车的出现，中产阶级喜欢的运动可以更为容易地推广和普及。”[12]由此可见，足球在英国本土的传输过程中也和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足球在英国的传播同样无法离开学校的渠道。换言之，英国足球无法脱离教育而单独发展。“中产阶级为足球注入了大量的休闲元素。至于足球，19世纪初在英国的公立学校中非常流行，但规则极为不同，例如拉格比（英文橄榄球的意思）公学拥有宽敞的草地球场，因而球员们可以抱着球跑，也可以拖住或绊倒对方的球员，而在曼彻斯特，球场则十分狭窄，因此要求球员们在场内带球。另外，其球场上没有球门，得分是把球带过一道横线即可。相比之下，哈罗公学的比赛更接近现代足球，他们的足球规则规定每队出11名球员，球赛常常在泥泞的场地上举行，球员间也较少用手控球。只要这些学校的球赛在本校内进行，就不存在对规则的异议，但一旦同外校比赛，问题就会产生。因此一些学校，尤其是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的人均要求统一规则。”[12]教育和宗教的结合往往会给足球的传播注入活力。莫瑞曾描述过19世纪英国僧侣的足球活动。“在西敏寺和卡尔特修道院，球赛只在僧侣间进行，球员较少长传和用手控球。”[1]足球自身的教育作用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初步确立。“教育的目的是要使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得到培训，然后在适当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便可以戎马出征，带领士兵冲锋陷阵，经受得起战场血与火的考验，或者在被委以管理国家的重任之时，能够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因而操场上的教育，以及从同学和朋友那里学来的本领，除增强体魄外，要有更高的实用价值。”[1]莫瑞引述的是来自1864年4月号《赛场》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英式足球尽管规避了许多诸如踢人、抱摔等相对野蛮的动作，但仍然将尚武精神完整地保留下来，体现出英国在其日不落帝国时期极端崇尚武力的一面，但其在中国的传播却有弥补中国人国民性中的文化短板的意味。

英式足球传入中国离不开华侨的作用。“梅县是一个著名的‘侨乡’，在外华侨有六十余万人，分布在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以前这些地方又都是英、法、荷等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那些地方的大商埠和重要港口都有他们的军队驻扎。因此，欧洲的足球也就由英、法、荷等军队带到东南亚各重要商埠和港口。在这些商埠和港口，如新加坡、仰光、加尔各答、西贡、雅加达等地，梅县的华侨特别多。华侨都很爱好踢足球。回国后，便把足球带回家乡，而梅县的华侨几乎每村每屋都有，所以梅县足球能普及于广大农村的每个角落，这是主要原因之一。梅县早期在各中学任教的体育教师、足球爱好者，有不少是归国华侨。”[10]足球传入中国已是大航海时代的余音，但在中国却有适逢其时的含义。

这里已然涉及足球资本主义的概念。之所以提及此观念，是因为足球传入中国的方式是资本主义式的，它伴随着西方强势国家的资本、宗教、文化的入侵而进入中国，其输出方式展示了大航海时代的特殊文化风貌。足球输入中国是一种历史潮流，更是促进中国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因素。“西方体育运动项目一般都有着较为科学与完整的活动规则体系，这无论是在运动竞赛工作的组织方面，还是在具体的运动活动中，都表现出它一定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性。足球运动刚刚传入我国的时候，还曾经遭到国人的抵制，为什么呢？因为文化背景不同，现代足球属于西方文化，是国人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陌生的东西。可是随着国人对舶来的现代足球的了解，逐渐被我们所接受。西方体育具有较强的竞技性、趣味性、娱乐性，这特别表现在球类和游戏项目中。所有这些，既表现了西方体育的先进性，也说明了它富有生命力的主要原因，因而使它成为世界上许多民族或国家所承认和吸收的重要条件。”[7]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输入到中国的足球文化包含3层意思，其一，足球游戏的规则、赛制、俱乐部体系等足球元素。其二，足球的电视赛事。其三，现代足球的基本教义。它融合了与现代社会极为匹配的新宗教观念，具有动感的宗教性内涵。阿瑟·伯格在分析美式足球时曾论及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橄榄球比赛在巨型体育场举行，有乐队、拉拉队、中场休息表演等等，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可以说，这些壮观场面的功能是使人们的注意力从现实社会状况转移，来压榨人们的情感精力（这些能量本可以用在政治与社会问题上），最终让人们确信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一个热心推动橄榄球比赛的政治体系是值得维持的。而且，由于橄榄球训练，我们了解到如何立足于现代的、公司的与资本主义的世界，所以毫无疑问其具有价值。”[13]这样的解析同样适用于世界各国的足球文化。贝肯鲍尔率领的德国足球队获得了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冠军。莫瑞对此分析道：“还在一两年之前，没有一个推销和广告方面的专家敢于相信，梅塞德斯汽车公司将一次以数百万马克的巨款投入足球运动这一事业。但是，当尼弗尔先生认识了贝肯鲍尔不久之后，这位超级球星就被雇用为公司广告推销员，紧紧地和公司联系在一起。这时人们才看清了足球这种群众性体育运动和球星‘偶像’的价值。特别是意大利的世界杯赛之后，贝肯鲍尔在销售学方面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在足球与经济两者之间有他飞黄腾达的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这一点至今仍没有一位体育界和广告界的人士能做得到。当然，公司并不想简单地把钱交给德国足协，让运动员为梅塞德斯公司奔跑。他们还想以一种公司所能接受的活动为自己树立好的形象。”[1]在公司资本和运营方式的促动下，现代足球已然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综合体，并对世界现代文化的发展奉献出崭新的变革性能量。

3 维多利亚时期体育精神的东方化延伸

现代足球的存在和传播无法离开技术革新。和乒乓球、羽毛球以及现代拳击一样，现代英式足球诞生于维多利亚时期。维多利亚时期指的是1837年至1901年间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时期，它前续乔治时期，后启爱德华时期，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巅峰时代。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真正达到了日不落帝国的规模，其实际控制的疆域达到了3 600 km2，而其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70%，贸易出口更是比全世界所有国家总和还要多出数倍。现代足球就诞生于这样的时代、环境和氛围中。

足球的现代化无法脱离材料革新成果的支持，其中橡胶业的发展对足球内胆的品质改进作用十分明显。“如果把目光投向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出现的冰箱和吸尘器，我们就会明白橡胶是如何使得家用电器的巨大进步成为可能的。各种各样的服装，不管是内穿的还是外穿的，都比以前使用了更多的橡胶。体育运动也越来越离不开橡胶，不仅仅在于制造运动鞋和运动衣，还在于制造所用的球类、球棒、球拍，甚至是高尔夫球座。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体育项目就发源于硫化橡胶已经出现的时期，比如草地网球和足球，甚至还有台球。”[14]改用橡皮内胆的现代足球的冲击力完全不同于以往，强劲的弹力，均匀的运行轨迹，坚实的耐受性，都使得足球的品质实现了革命性飞跃，足球的观赏价值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升。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并非英国体育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动能，英国体育的现代化变革之路甚至可以追溯至更远的时代。莫瑞曾说：“工业革命在英国发展得最早也最快，因而在这里最早形成了有组织的体育运动，18世纪中叶就已制订了赛马的全国统一规则，而高尔夫球和板球的规则也在其后不久（分别为1754年和1788年）形成。不过直到19世纪中叶，新的和更现代的运动项目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承认：1857年的登山，1866年的田径运动，以及1869年的游泳。在1888年期间，划船、自行车、滑冰、航海、拳击、曲棍球和网球都已有了全国性的组织。这些新近规范化的运动中就有足球，而且当时足球就已分为现代足球和橄榄球这两种不同的运动形式了。”[1]英国良好的法制体系以及现代性社会组织的崛起为诸多体育项目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学理与制度的基础。

足球在中国的传播首先得力于中国对于异域文化的强烈需求，同时还和异域文化的先进性、强势性和浸入性有关系。英式足球体现出了更为单纯而强烈的普及性、渗透性乃至宗教派与信仰性。莫瑞认为：“在今天我们这个星球，足球几乎渗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其广泛性在体育界是绝无仅有的。”[2]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过资本主义文化对于每个个体的异化功能：“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促使他进行新花样的享乐，从而使他陷于经济上的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其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自己本身的利己需要的满足。”[15]可以认为，现代足球以游戏的形态传入中国仅仅体现出一种事物的表象，足球在传入中国的同时，其内在的功能也随即得以分化，其中包含了游戏性、教育性和商业性，三者构成了以西方游戏观为底色的足球文化，这样的文化在输入中国的同时也呈现出3种风貌，其一，体现教育本位的学校足球模式。其二，展示游戏本位的身体足球模式。其三，专门提供观赏对象的镜像足球模式。3种足球模式对中国的足球接受者都形成了心理上的冲击，并显示出其异化中国人既有思想的功用。足球及其附属的文化体系开始借助其内在扩张力完成了对中国人的心理改造和精神控制的程序。

文化的交融总是以互动的方式完成的，足球在改造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同时，中国人也在改造足球的原始旨意。具体而言，足球改造了中国人的集体性格，而中国人也给予了足球一种中国式的解读元素。“足球运动的全球化正说明‘地球村’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这是由于足球运动是一种极易传播与流行的语言，是一种真正的‘世界语’。想当年波兰人柴门霍夫为了消除国家、种族之间的差异和隔阂，费尽心机创建了‘世界语’。遗憾的是世界语由于是人造语并没能够广为流传，而足球则跨越了柴门霍夫所憎恨的那些差异，成为人类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共同语言。”[16]进入21世纪以来，足球在全世界的传播反倒出现了极端性的普世化的倾向。在许多时候，足球自身所缔造的文化已经率先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足球2014年巴西世界杯产生4强后，《东方体育日报》评论道：“如果说八分之一决赛只是一场肃反或是整风运动的话，那么四分之一决赛则是足球旧势力对新兴力量一场残暴的镇压。”[17]德国获得巴西世界杯冠军后，中国的文字媒体曾用中国武术的术语来评述德国足球。中国媒体经常使用中国式文化语汇，借以表达自己的民族趣味和地域文化特征。出于维护体育基本价值的目的，国际足联并不认可足球的政治化现象。“早在30年代初期，国际足联的刊物上就曾发表过文章，鼓吹足球运动同政治无关的观点。”[1]足球是大众运动，无法脱离媒体的介入，足球一旦进入大众的视野，则必然会成为强势的政治家、商业家以及媒体集团眼中的猎物，并随时都能转化为一种含有特殊思想倾向的文化符号。足球的存在方式和传播形态无法完全摆脱具有独特价值诉求的媒体和实业集团的干预。这种现象多少可以反映出世界上所有足球人的固有价值观。

4 结语

足球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堪称巨大，它犹如现代体育对中国现代化改造过程的渗透一样，足球适时地将一种时尚生活的方式浸透在中国人的观念体系里，并成为中国人的日常性思维的组成部分。足球流入中国的途径有传教士说、水手说和学校说三大类。3种足球的传输主体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的体育乃至社会的进步，强化了中国人对英式法系的理解程度。现代足球对中国的影响首先体现在规则意识，现代足球带给中国人一种崭新的法系理念，它让中国人懂得了在游戏中遵守规则的重要性。现代足球还带有一种野蛮游戏中特有的审美纯度，足球的野性色调保证了其纯正的荷尔蒙主义的内在品格，它使得足球成为一种不放弃人性中自然性的美好运动。现代足球还带给中国人一种普世性的狂欢方法，它为中国人额外地提供了一种高品质的娱乐和休闲方式。足球在中国的传播显然超越了既有的体育规程，成为一种融节日性、规则性、娱乐性为一体的社会价值观。

3.3 福山大樱桃的物流信息化水平不高 在物流信息化技术方面，福山农产品物流主体基础薄弱，一些刚开始使用的技术应用不够熟练，一些新型物流技术在其他领域应用已经较为成熟，而在农产品物流层面仍然处于初级水准。在信息平台方面，没有一个相对权威的物流信息平台作为信息共享的桥梁，种植户和小型企业无法快速得到准确的物流信息[6]。不仅如此，产销链中各个环节缺乏有效的交流，极大地降低了物流水平。在物流信息标准方面，因为农产品具有很多类别，而且物流途中又要经历很多繁杂的程序，导致福山的农产品物流信息标准体系尚未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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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建萍）

From a Classical Game to the Custom in Victorian Times:the Composite Transmission of Football in China

LU Yunting
(The School of Sports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The way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modern football in China was not smooth.Football,as a game,has deeply intervened in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indirectly affecte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a.While being introduced to Hong Kong and Shanghai,football was once closely linked to both sports and education,together with scholarliness and martial spirit.But later this tradition was gradually disintegrated.Football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rough the efforts of the missionaries,seamen and schools.A ll the three ways of transmission carried with them a gentle cultural style,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sports and even society in China and strengthened the Chines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British legal system.Modern football appeared in the Victorian Era in England.During that time,England created the second peak of the sports development of mankind after the ancient Olympic Games.It quickly realized industrialization,which helped the boost of rubber industry.And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the football bladder obviously depended on rubber industry.Naturally,the transmission of football in China carried a flavor of the Victorian Times.The influence of modern football on China lies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sport regulations.The football transmission in China has clearly surpassed the regulations and possesses a comprehensive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

football transmission;classical game;Victorian Times;material progress;Chinese culture

G80-05

A

1006-1207（2016）03-0001-06

2016-04-23

路云亭，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体育传播。E-mail：luyunting666@sina.com。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传播与外语学院，上海200438。